肖小华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教务部教学规划处 江西 井冈山 343600）

党性教育方式方法是为实现党性教育目标而采取的组织形式、策略和手段，是影响党性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在百年党性教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及时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党员队伍的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目标和内容，而且创新党性教育方式方法，不断提升党性教育实效性。回顾、总结党性教育方式方法创新的历史经验，对改进新时代党性教育方式方法、推动党性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夯实党性修养思想基础，又坚持把党性教育与党的中心工作、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统合在一起，贯穿于党员干部的生产生活学习实践之中，体现了党性教育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的价值取向，为党性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大革命时期，由于大部分党员对马列主义的了解还不系统、深入，党通过创办刊物、出版著作、编印材料等方式，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加大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从文武两条战线上，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积极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革命路径。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便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借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了实际调查，便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P808）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PP111～112）这一时期，围绕服务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不断壮大红军力量等目标，中共中央加强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政策、纪律和文化教育，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政权建设能力、军事斗争能力。

延安时期，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克服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党更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1941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3]（P147）随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再次强调：“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4]（P800）为了使党性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全民抗战这一中心任务，延安上下掀起了“吃小米饭、攻理论山”的学习高潮，对党员干部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形势任务、党内民主、宗旨作风、政策路线和战略战术教育，促进了理论教育和实践锻炼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和总任务的转变，党提出了“政治、理论教育与文化、业务教育”并重的原则以及“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干部教育教学方针。在1951年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严肃批评了思想政治工作和党所进行的各项实际工作相分离的观点。1955年中央颁布的《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示》强调，理论教育应当力求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实际，联系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孤立地进行，要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问题，去研究和总结工作经验，提高判断方向、明辨是非的能力。这一时期，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教育与提高党员干部的治国理政能力、经济管理水平、反经验主义、拒腐防变意识有机融合在一起，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在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等中心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启了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期间，邓小平反复强调，理论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要拿事实说话，不能只说空话，要解决问题、务求实效。每个党员要“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5]（P26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践创新为基础，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实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同时，坚持把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与增强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干事创业能力结合起来，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重中之重，坚持用这一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凝聚共识。

二、坚持外在“灌输”“渗透”与内在“自查”“自省”相结合

理论“灌输”是党性教育的重要方法。党自成立以来就把外部“灌输”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方式方法。党成立之初，通过出版著作、编印材料、举办讲习班等方式，对党员干部“灌输”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宗旨任务、党的性质主张等内容。

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鉴于党性教育对象的变化，即党性教育对象由以城市党员、知识分子为主转向以农村党员为主，党性教育方式方法也随之进行了新的探索：一方面继续通过发行刊物、编印著作、成立流动支部训练班及举办小组会、政治讨论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干部院校等传统方式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教育；另一方面，从教育对象文化水平低等特点出发，在加强外部灌输的同时，运用渗透法开展党性教育。如以歌谣、戏剧、标语、漫画等为载体，把党性教育内容融合于党员干部的文化知识教育、社会风俗教育之中，渗透于工作、学习、生活之中。如，红军行军时若要路过稻田，则派一人在前面开路，负责把倒在田埂上的谷子扶到田内，以免把谷子踢掉，把宗旨教育和纪律教育融合于行军打仗之中。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作风及“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不服从、不尊重党与组织、不遵守纪律”等错误倾向，党开启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结合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其中学习指定文件、撰写反省笔记是整风运动的重要环节。毛泽东曾在《关于整顿三风》中专门就撰写反省笔记强调：“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太爷那就不行。”[6]（P416）此次整风运动还强调：“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于党与革命的需要。”[3]（P147）在1941年9月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28人次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博古对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7]（P147）为了检测学习效果，延安整风还要进行考试，但这种考试并不是完全的知识考试，而是考察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其考试题目有：“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你在工作中经验主义偏向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已改正否？今后将如何改正？”[8]延安整风以后，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党内存在的问题，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集中教育活动。虽然不同时期集中教育活动的目标、主题、内容不同，但要求党员干部对照党章要求，查找自身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则始终是集中教育活动的“规定动作”。

自延安整风以后，党性教育在方式上由过去的以“灌输”“渗透”为主要特点的“教导”型模式开始转为“灌输”“渗透”与“自省”“自查”相结合的“教学”型模式，这一方式的转变，既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和党性教育者的主导性作用，又充分体现了党员干部的主体地位。

三、坚持日常教育与集中学习培训、专题教育相结合

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教育党员干部，以整风的方式教育党员干部，集中一段时间到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教育党员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的三条重要途径。

（一）日常教育是党性教育的根本方式

党始终强调党员干部要在工作中学习、战斗中学习，要在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由于工作需要和各种条件的限制，日常教育始终是党性教育的根本途径。中央苏区时期，党提出了“在工作中训练”“在斗争中训练”“用行政纪律来教育”“开办短期的训练班”等办法来训练党员干部。[9]（PP779～780）期间，党和苏区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苏维埃工作人员学习问题的决议案》《夜校办法大纲》等文件，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加紧学习政治和工作”，“凡是不积极学习的就是对革命怠工，对苏维埃政府工作不努力”。[10]（PP348～352）

延安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党员干部的日常学习，中央先后颁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关于党员干部在职教育、学习的制度。同时，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了党支部是教育管理党员的最基本单位，把教育党员、组织党员学习作为支部的一项基本职责，强化了党员干部日常学习教育的组织管理。

改革开放之后，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进一步建立健全了“三会一课”制度，强化了支部加强党员日常管理和教育的职能，将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基层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对支部生活中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评议党员、开展谈心谈话等党内日常教育进行了具体规定。

（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是党员干部脱产学习培训的主阵地

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始终是党性教育的熔炉和主阵地，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规定：一切产业部门都要成立工人学校，并逐渐使之成为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1924 年党的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要尽快“设立党校”。[11]（P40）随后党在安源、北京、上海、湖南、广东、武汉等地陆续办起了党校，着手对党员开展培训。

井冈山斗争时期，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人通过举办军官教导队、党团训练班、政治训练班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中央苏区时期，不仅成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而且明确要求“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10]（P213）“省县应该开办培养干部的训练班”，“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讨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12]（PP296～307）在这些精神指导下，不仅中央苏区初步建立了职责清晰、管理有序、特色鲜明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体系，而且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创办了许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如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皖西北党员干部学校、鄂北红色军政干部学校，等等。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不仅恢复了中央党校，而且创办了陕北公学、八路军军政学院、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等各种干部院校，打造了“抗大模式”“陕公模式”“党校模式”三大党性教育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建设进入了快速化、系统化和规范化发展阶段。1954年底中央颁布了《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之后通过调整、改组、新建完善了高级、中级、初级三级党校体系，提出了“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教学方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中央颁布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各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与重建。1983年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指出，党校的基本任务是“为党培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党性强、作风好，又有现代化建设知识的领导骨干”。[13]（P369）这一时期，各级党校逐步突破了原有的教学框架，把党性教育作为必修课，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局出发，创办了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三所国家级干部学院，强调要“把学院建设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的基地、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和本领的熔炉以及开展国际培训交流合作的窗口”。[14]在三所学院的引领示范下，各级党组织又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革命历史资源，建设了一大批党性教育基地。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之后，各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提高了党性教育的课程比重。

（三）集中教育活动是解决党性突出问题的重要形式

在做好党员日常教育和脱产学习培训的同时，党根据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党的建设需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明确范围，适时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通过理论学习、党性分析、民主评议以及查摆问题，来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一教育形式发端于延安整风运动，经过探索总结，逐渐成为党性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和重要方式，并经过了从“运动”到“活动”再到“主题教育”的演进过程。自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在党的历史上先后开展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查三整”运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次“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时期全面整党活动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三讲”教育活动和新世纪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又组织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主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这些教育实践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促进了党员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的学习掌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较好地满足了群众对党的期盼。

四、坚持典型示范与反面警醒相结合

党在长期的党性教育方式方法实践中，经常运用正反典型教育法开展党性教育。这种方法是党性教育的一种常规教育方法，具有较强的真实性、鲜活性，能把一些抽象的党性教育内容具体化、形象化，容易让受教者在思想上、情感上产生共鸣。

中央苏区时期，为激发党员干部投身革命、服务人民、建设根据地的工作热情，毛泽东题写“模范兴国”牌匾，赠送给兴国的同志们，并在《才溪乡调查》中说，“我们郑重地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15]（P340）随后又在1934年的二苏大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对长冈乡表彰：“我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2]（P141）在正面激励的同时，中央苏区又开启了肃贪风暴，向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中央总务厅主任左祥云、中共胜利县临时县委书记钟圣谅和县苏维埃主席钟铁青等腐败分子打响了共产党执政的第一枪，以活生生的反面例子教育和警醒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苏区干部，赢得了苏区人民的支持。

延安时期，党先后组织开展了向陕甘宁边区、359旅、“延安五老”、马锡五、吴满有、张思德、王克勤、白求恩等先进集体或个人的学习活动。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为徐特立六十周岁生日写的贺信》等著名讲话或文章，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先后播出了《刘胡兰慷慨就义》《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等文艺作品。同时，以张国焘、黄克功、刘力功、肖玉壁等为负面典型，教育警示党员干部。针对张国焘这个反面典型，毛泽东曾强调说：“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16]（P528）针对黄克功案件，毛泽东曾强调说：如为黄克功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7]（PP110～111）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称赞他们“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18]（P217）他还亲笔为雷锋、刘胡兰等英雄模范题词。这一时期，党开展了向王进喜、焦裕禄、雷锋、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等英雄模范人物的学习活动，大力宣传了华罗庚、钱学森、罗健夫、邓稼先等科学家勇攀科学高峰、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科学家精神，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赛”的学习高潮，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弘扬牺牲和奉献精神，把践行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同时以刘青山、张子善等为反面典型，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保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作风；以高岗、饶漱石等反面典型，加强党内团结教育和政治建设。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党又大力宣传了张海迪、蒋筑英、吴仁宝、孔繁森、李国安、郑培民、杨善洲等模范人物以及98抗洪、“两弹一星”、抗击非典等先进集体的事迹。同时，结合新时期出现的反面典型案件教育和警醒广大党员干部，如2000年下半年，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发出《关于利用胡长清等重大典型案件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集中一段时间，在党内开展以胡长清、成克杰等重大典型案件为反面教材的警示教育。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为焦裕禄、牛玉儒、杨善洲、谷文昌、廖俊波等模范人物“点赞”，并多次强调：要大力弘扬和宣传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了“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评选活动，举行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召开了全国道德模范表彰大会和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宣传了航空报国英模罗阳、新时代共产党人楷模兰辉、勇闯深海某潜艇基地官兵、“法治燃灯者”邹碧华、新愚公李保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科技报国榜样黄大年以及张富清、王继才、杜富国等时代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同时，严肃党规党纪、利剑高悬，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纪案件，用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孙政才等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规党纪，牢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

五、坚持守正继承与探索创新相结合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内容。在百年党性教育实践中，党性教育方式方法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日益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日益丰富，不断增强了党性教育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党在成立之初，党性教育的重点是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教育的方式方法主要是阅读研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后来，《古田会议决议案》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不仅规定了10项党员教育材料和18项教育方法，而且还明确要求政治课须按普通班、特别班、干部班进行分层教学，并提出了“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等十大教授法。[1]（P826）

延安时期，党的领袖和许多高级干部走上讲台，讲理论、讲实践、讲亲身经历、讲亲身体会。这一时期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弘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强化了分层分类学习，更加注重营造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学习氛围。同时，创新了集中教育活动，把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他人教育与自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一段较长时间，党性教育、文化教育和业务教育相融合，日常教育、学习培训、集中教育相统一的党性教育模式进一步成熟，在继承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丰富了集中教育的程序，并将学习竞赛、定期测验作为检验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党性教育方式方法创新进入了一个“井喷”时代。各级党组织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在继承党性教育的优良传统和经验的基础上，加大特色资源开发，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理性与情感”相结合、坚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形式和手段、坚持发挥教学形式的协同作用，现场体验式教学、社会实践教学、案例教学、网络教学等形式被广泛运用于党性教育之中，较好地解决了党性教育吸引力、感染力不够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仅扎实有序地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系列学习教育，强化了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建设，而且严格落实了党建主体责任制、党内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三会一课”等日常党性教育制度，注重家庭、家风、家教建设。在充分发挥党报、党刊、党的有关书籍以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作用的同时，各级党组织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积极创新党性教育方式方法，注重线上和线下结合，主动适应“互联网+”等现代科技的发展趋势，打造网络教育平台，如搭建“学习强国APP”“共产党员网”“中国干部教育网”以及省（区、市）干部“在线学习平台”“网络学院”，“慕课”、微党课纷纷用于党性教育，拓宽了党性教育渠道，促进了党性教育的经常化、普遍化、机制化。

结语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党性教育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百年党性教育实践探索出的党性教育方式方法，是党在不同时期对党性教育认识的理性思考和创新，对此我们既要总结好、继承好，又要结合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统一，深学笃用、知行合一，不断提高党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在实践锻炼中提高、检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坚持教师主导作用与党员干部主体地位相统一、外部“灌输”“渗透”与自我“反思”“反省”相统一、正面引导与反面警醒相统一，牢牢把握党性教育方向，从遵循党性教育内在规律出发，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性，引导他们反思、内省，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分析问题根源找准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坚持日常教育、学习培训、集中教育相统一，理性思考与情感体验相统一，线上与线下相统一，传统与现代相统一，不断创新党性教育方式方法，把党性教育渗透于党员干部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不断增强党性教育说服力、感染力和持久力，推动党性教育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