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丰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价值首先是一种关系范畴，表达的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对应关系，价值关系的确立是基于“主体—介体—客体”的逻辑框架，首先要明确以谁的价值为价值尺度，其次要明确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的客观环境及事物，最后要明确使主体与客体产生意义关系的因素。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建构基于价值关系确立的“主体—介体—客体”逻辑框架，“为谁革命”“为何革命”和“如何革命”正是这一逻辑框架在革命话语建构上的体现，因此，毛泽东革命话语具有价值性的建构逻辑。尽管历史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但毛泽东革命话语的价值性建构逻辑对回答中国话语“为谁”构建、“为何”构建、“如何”构建的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以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形成“为谁革命”的价值取向，明确革命话语的价值主体

革命既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为谁革命”是革命最为本质的价值规定。毛泽东革命话语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形成为中华民族和为人民群众这两大价值取向，从而明确革命话语的价值主体。

第一，在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语境中实现革命话语的建构。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在这条主旋律中有相当明确的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与之相对应的历史逻辑是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史发展脉络中，中国人对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探索历程先后萌生“变法维新”“三民主义”“苏维埃革命”等革命话语体系，共同构筑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话语谱系，成为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语境。其一，“变法维新”话语所强调的“变”与“新”，既为早期毛泽东早期提出“新民”和“民众大联合”话语提供前提，也为之后向“阶级”和“阶级斗争”话语的转变提供基础，体现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建构所具有的张力。其二，三民主义话语因对中国革命方略等问题的系统表达，成为中国早期革命的主流话语，毛泽东在三民主义话语的基础上，初步建构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主体框架，逐步取代三民主义话语成为实现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主流话语。其三，苏式革命话语是对苏俄十月革命经验的话语总结，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以针对苏式革命话语所具有的“教条化”和“经验化”，以新的革命道路来实现之前革命所未实现的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目标。中国革命话语的变迁，反映近代以来中国人为实现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而进行的艰辛探索，在主张“变”与“新”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革命话语呈现出“变”与“新”的创造与转化，其目的是夺取政权，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第二，在制度建构与政治运行的现实语境中实现革命话语的建构。新制度是毛泽东叙述革命价值的现实载体，在制度建构中能够把抽象性的革命话语通过现实的运行来实现具体化，政治运行机制的客观效果是判断革命价值理想是否实现的关键。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苏维埃革命”概念为核心，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建国方案。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毛泽东的建国方案由“工农共和国”转变为“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进而倡导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实现对三民主义话语的超越。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的社会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毛泽东革命话语的主题由“抗日救国”转变为“和平、民主、团结”，[1]（PP1152～1155）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决意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人民放弃对国民党和平建国的幻想。“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最初表述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统一战线的政权”“联合政府”，后又表述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最终以“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明确新中国国体的话语表达。毛泽东在制度建构与政治运行的现实语境中所进行的革命话语建构，是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相结合的结果。

第三，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价值尺度来实现革命话语的建构。毛泽东在群众史观的指引下，时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为尺度来建构革命话语。首先，以人民群众的价值为尺度彰显革命话语的历史正当性。毛泽东将“变法维新”“三民主义”“苏维埃革命”等代表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话语谱系嵌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中，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实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等革命话语的建构，彰显“为了谁”的历史使命。其次，以人民群众的价值为尺度体现革命话语的现实合理性。毛泽东在对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建构和政治运行的话语表达中以“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设计等制度建构落实“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等价值性话语，使广大人民群众真切地认识到，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制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人民群众能够亲身体验到的社会现实，也正是这种价值宣示与政治实践的统一展现出强大的说服力，充分体现了价值理想在政治实践中的落实与彰显，从而实现革命话语的现实合理性建构。

第四，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来实现革命话语的建构。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出发，以话语建构实现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和价值主体地位的维护和遵从，即以“人民”概念为核心提炼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人民”概念为核心提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观念，以“群众”概念为核心形成“群众路线”这一中国共产党工作方法的话语表达。毛泽东准确把握“人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以“历史进步原则”和“绝大多数原则”去衡量人民的范畴，在“双重原则”的基础上，“人民”经由不断阐释被上升至国家权力的高度，形成以“人民”为主导的一系列革命话语的命名——“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解放军”等概念，[2]（PP135-136）使国家政权及组织机构印上“人民”的烙印，形成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综上所述，毛泽东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形成为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这两大“为谁革命”的价值取向，体现的是“救亡—复兴”的历史逻辑与“历史—价值”的主体逻辑的结合。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建构近代以来在中国人对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探索历程中所萌生的“变法维新”“三民主义”“苏维埃革命”等革命话语体系，以新民主主义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3]（P647）实现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融合的合理性，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3]（PP651～652）建构关于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宏大叙事。在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宏大叙事中，人民群众作为价值尺度贯穿于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始终，以人民群众的价值尺度嵌入到更为宏观的“救亡—复兴”历史逻辑中，结合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和话语方式更为清晰地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进行话语表达：“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P1031）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但是否真正拥有革命话语权必然要看能否将服务于人民这一价值主体作为革命的目标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在“历史—主体”的主体逻辑中，“人民是历史主体”彰显“依靠谁”的历史必然，是革命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要义，“人民是价值主体”体现“为了谁”的实践路径，是革命的目标指向和价值旨归，人民历史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彰显了毛泽东革命话语在历史和价值高度上的统摄性。

二、毛泽东以现实境遇和未来命运形成“为何革命”的客观需求，明确革命话语的价值客体

“为谁革命”回答革命的价值主体是“谁”，而“为何革命”对于价值主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基于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的现实境遇和未来命运指明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阐释了革命的价值主体对革命的客观需求，从而明确了革命话语的价值客体。

第一，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为己任来实现革命话语的建构。近代中国笼罩在帝国主义侵略的阴影下，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毛泽东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为己任来实现革命话语的建构，实现革命话语与历史主题的高度契合。首先，围绕着“为何革命”的话语主题生成。在不同历史阶段，毛泽东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而形成不同的话语主题。土地革命时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话语主题，旨在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以达到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目的。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话语主题，并以此主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提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话语主题，并以此主题形成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成立新中国奠定基础。其次，围绕着“为何革命”的革命方式生成。毛泽东认为武装斗争的革命形式是由当时中国具体的社会结构以及斗争对象的特点所决定的，即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势力常常以武装力量对革命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因而“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3]（PP634～635）毛泽东最终围绕着“武装斗争”概念为核心完成对“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话语建构，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为己任来实现“为何革命”和“如何革命”的话语连接。

第二，以代表劳苦大众进行诉求来实现革命话语的建构。毛泽东的革命话语建构与他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进行反抗有必然联系，形成为实现人民解放的话语叙事。首先，毛泽东通过“解放”话语把阶级斗争话语嵌入“人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将工人和农民的日常生活“苦难”转化与提升为“阶级苦难”，并将以工人和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底层“人民”上升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人”，最终实现人民这一革命主体的建构，形成一系列“解放人民”的话语叙事，实现对革命主体的话语识别。其次，毛泽东以代表劳苦大众进行诉求为基础实现革命话语的建构。确切地说，当他宣布解放区和国统区完全是“两重天”的时候，不仅是对劳苦大众饱受欺凌压迫生活的揭示，更是在进行全新的利益表达，通过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比较，揭露国统区的黑暗和解放区的光明，进而形成“为何革命”的话语叙事。

第三，以对历史发展的论述来实现革命话语的建构。毛泽东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来表达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3]（P686）但由于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P633）从而决定现阶段的革命在于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毛泽东的话语逻辑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的在于创建一个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已经突破马克思主义既有的表述，是毛泽东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话语创新，准确回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因而，毛泽东建构以“新民主主义”概念为核心的革命话语，表达符合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由之路，正如毛泽东所言：“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3]（P559）

第四，以对革命前途的论述来实现革命话语的建构。“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是一直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转化问题，实际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性质，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革命的锋芒不是指向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个敌人，因此“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3]（P647）虽然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但是“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提出及实践，已经说明第一步所谓的民主主义革命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与“两步走”相结合，明确“新民主主义”历史定位，实现革命目标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启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阻碍，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毛泽东通过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定位，建构关于中国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宏大叙事，实现革命话语在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上的建构。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现实境遇和未来命运上建构“为何革命”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体现的是二元分析模式和线性发展维度的结合。毛泽东从时间和空间上以二元分析模式对“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红色政权”与“白色政权”等革命话语范畴进行具体化，不仅表述革命的必要性、进步性和正义性，还从地域的分布上使“新”的时间具体化。确切地说，当他把解放区和国统区分为“两重天”的时候，解放区和国统区这两个空间就“时间化”了，“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4]（P876）即国统区代表黑暗的现在，解放区代表光明的未来，进而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然。毛泽东把代表不同历史阶段的二元对立革命话语范畴嵌入到两种不同的时空中，以实现“为何革命”的话语叙事。毛泽东革命话语所具有的双重价值，不仅在于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更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话语建构。

三、毛泽东以主体条件和实践框架形成“如何革命”的基本框架，明确革命话语的价值介体

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中介性因素，即客体如何才能表现出对于主体而言具有积极意义。毛泽东建构以主体条件和实践框架为主的“如何革命”基本框架，明确依靠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实现革命价值的问题，揭示“为何革命”对于“为谁革命”的积极意义，从而明确了革命话语的价值介体。

第一，“如何革命”作为革命实践的范畴，“革谁的命”“谁去革命”和“谁来领导”构成“如何革命”的主体框架，是关系到革命中明确何种主体应处于何种位置的问题。

其一，革命对象关系到“革谁的命”的主体问题。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象的认识历经“两座大山”到“三座大山”的过程，“两座大山”是根据中国社会性质来确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这一革命对象界定的概念是相对单一的，但是“封建主义”则由“军阀”“官僚”等概念来具体化，标准在于是否勾结帝国主义。把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阶级和阶层定义为“我们的敌人”，[5]（P9）而作为在特殊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既有勾结帝国主义的部分，也有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部分，没有对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和区分，就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消灭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两个部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既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之一，又可能成为反革命助手。“官僚资产阶级”概念则由“官僚”“买办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等概念发展而来，以表示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具有剥削性、反动性和垄断性的阶级。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列为革命对象，把“两座大山”转变为“三座大山”，明确了“革谁的命”的主体问题。

其二，革命动力关系到“谁去革命”的主体问题。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动力的认识历经“民众”到“人民”的过程，“民众大联合”是毛泽东较早提出的关于革命动力的概念，但“民众大联合”强调的是全民性，而非阶级性，反映出他尚未从马克思主义维度去思考革命动力的问题，“民众”向“阶级”话语转变的起点在于毛泽东阶级意识的形成。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更倾向于使用“工农”等概念来表述中国革命的力量，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怎样团结最广泛的社会力量来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共产党面临最为紧迫的问题。将阶级话语嵌入到革命主体的建构之中以实现对革命主体的识别时，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工人阶级如何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同其他革命阶级结成联盟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广泛使用突破了苏式革命话语的规制，又形成既联合又斗争的阶级斗争策略，明确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人民大众”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了革命的动力来源，明确了“谁去革命”的主体问题。

其三，革命领导关系到“谁来领导”的主体问题。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建构实际上是围绕着争夺革命话语权而展开，革命话语权本质上是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即争夺革命话语权的目的是助力革命领导权的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最为鲜明的特征，虽然孙中山所说的民权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是相符合的，但中国资产阶级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而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小生产特点的局限，也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因此，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概念为核心，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以争夺革命话语权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明确了“谁来领导”的主体问题。

第二，革命实践是革命话语建构的基础，革命道路、革命策略和革命步骤构成“如何革命”的实践框架。“如何革命”的核心在于革命道路的选择，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建构起革命价值主体与革命价值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

首先，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革命道路问题关系革命实践的成败。在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辛探索。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毛泽东愈发认识到军事力量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即“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6]（P208）在这“枪杆子”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将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来进行战略调整和话语创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概念以表示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结合。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工农武装割据”概念的提出，毛泽东建构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话语的主体框架。“如何革命”的核心在于革命道路的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既回应“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又突破“城市中心论”这一教条主义思维的束缚，改变了以往对“工人暴动”的依赖，扭转了过去忽视军事工作的策略，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良性互动的革命模式，明确了“如何革命”中最核心的道路问题。

其次，广泛联合朋友，坚决打击敌人，革命策略问题关系到革命行动的统一。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思考革命策略的问题，提出“民众大联合”作为联合和统一其他革命力量的概念，“民众大联合”概念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党的革命理论的创新进一步发展成“工农联盟”“统一战线”“联合政府”等概念，实现从三民主义框架内的“唤起民众”话语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框架内的“统一战线”话语的转化。在“统一战线”的框架内，毛泽东提醒全党要时刻保持警惕，在民族与阶级之间寻求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平衡关系。[3]（PP762～770）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前面加入“人民民主”概念，以此建立起最具广泛意义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维度去理解“唤起民众”和“联合民众”的作用，两者的结合明确了“如何革命”的问题。

最后，哪些先革命，哪些再革命，革命步骤问题关系到革命进程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经历一个从模糊到明确的过程，先后提出“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不间断革命论”“两步走”等话语概念，正如毛泽东后来说：“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7]（P104）直到毛泽东提出对中国革命战略步骤进行话语表达的“两重任务”和“两步走”概念，即先完成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既以“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概念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进行划分，强调必须以“最低纲领”的实现来推进“最高纲领”的实现；又用文章的“上篇”与“下篇”的比喻来表述中国革命的步骤，他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5]（P276）革命步骤问题明确了“如何革命”进程中哪些先革命，哪些后革命的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四、毛泽东革命话语的价值性建构对构建中国话语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革命话语的鲜明特点在于历史延续性，其建构逻辑、思维框架、概念范畴成为中国话语构建的重要资源。尽管历史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但毛泽东革命话语的价值性建构逻辑对当代中国话语的构建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中国话语必须要明确“为谁”而构建的问题，必须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指向，这是构建话语最为本质的价值规定。近代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就生发了从民族独立到国家富强、人民解放到人民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尽管在这过程中每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性质的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途径和方式各不相同，但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是贯彻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历史逻辑的一条基本线索，毛泽东革命话语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形成两大“为谁革命”的价值指向依然延续着。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的传承、发展，恰恰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庄严使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明确了中国话语“为谁”而构建的问题。

其次，中国话语必须要明确“为何”要构建的问题。中国实践主导中国话语，中国话语必须源于中国实践基础，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根基，不能脱离实际。毛泽东正是在准确认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建构革命话语，基于中华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未来命运明确“为何革命”。中国实践造就了中国话语构建的具体语境和现实基础，回答中国话语“为何”要构建就是要明确话语构建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境遇和未来命运的问题。第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结束被动状态的战略举措，是提升中国话语权的现实需要。第二，复杂的社会存在导致复杂多元的话语格局，构建中国话语是掌握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要之举，是增强价值认同、引领社会思潮，凝聚民心、形成共识的现实需要。第三，中国话语的未来命运取决于中国的硬实力，在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也必然是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国家，构建中国话语是为了实现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地位。第四，中国话语的未来命运取决于中国道路的有效阐释。中国奇迹世界瞩目，全世界都力求破译中国发展之谜，构建中国话语是为了阐发中国道路成功的独特因素。

再次，中国话语必须要明确“如何”去构建的问题。话语的构建并不是单纯的“自言自语”，也不是一步到位或一成不变，而是要直面中国问题、植根中国实践、弘扬中国价值。毛泽东以主体条件和实践框架为主建构起“如何革命”的基本框架，明确了依靠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进行革命的问题。中国话语构建也要在明确的主体条件和实践框架中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第一，中国话语的构建主体是一个多元综合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话语最主要的构建主体，是中国话语构建的领导者，理论工作者是中国话语的阐释者、传播者和构建的参与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话语形成和使用的主体。第二，中国话语的构建要直面中国问题、植根中国实践、弘扬中国价值。“问题”是话语建构的起点，构建中国话语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着中国发展中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以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进行话语构建，逐渐形成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8]“实践”是话语建构的基础，构建中国话语要提供“实践支撑”，中国实践主导中国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中国话语形成与发展的土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去提炼和创造话语是构建中国话语的根本途径。“价值”是话语建构的灵魂，构建中国话语要注入“价值基因”，“中国威胁论”“告别革命论”“历史终结论”等西方话语无一不是蕴含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立场，为西方霸权地位服务，因此要进一步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就需要明确中国话语构建的社会主义取向，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中国价值”构建中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