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宁宁

（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亚历山大二世受命于危难之时，不但需要尽快结束克里米亚战争，还需要面对尼古拉一世遗留下来的所有难题。为此，亚历山大二世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以休养生息、韬光养晦为立国之道，尽量降低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保持外交自由，避免外交冒险，积极推行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提出的“养精蓄锐”的政策，在欧洲大国矛盾中寻求机会突破外交困境。自1856 年开始，俄法合作成了俄国外交政策中的主要内容。

一、俄法合作的原因

亚历山大二世执政初期，俄国采取同法国合作的政策是耐人寻味的。维也纳会议以来，俄国一直坚持主张正统原则，并以神圣同盟维持欧洲正统秩序的有效运行。法国则积极策划按照民族界线重新划分欧洲版图，伺机破坏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显然，俄国与法国是对立的，一个是维也纳体系的忠诚护卫者，一个却自始至终在颠覆维也纳体系。所以，俄国要想推进俄法合作的政策就必须支持法国的外交举措，俄国的外交身份就必须由维也纳体系的护卫者转变为破坏者，因而俄国顺理成章地进入了 “一个同意或积极帮助用革命的方法来破坏国际协定的时期了”[1](P117)。当然，这其中也有俄国自己的考虑。

（一）俄国需要借助法国力量降低战争影响

克里米亚战争对战争双方都是巨大的消耗，拿破仑三世在战争中实现了参战目的，并希望在战后和谈中进一步提高法国的国际威望。他试图利用法国资本的优势开发俄国，用法俄同盟代替英法联盟，以换取俄国默许法国在欧洲的自由行动。为此，法国外交人员开始同俄国秘密接触，试图说服俄国接受黑海中立化的建议。为了拉拢俄国，彻底破坏维也纳体系对法国的牵制，法国不惜渲染英法嫌隙。攻克塞瓦斯托波尔后，英国企图将战争继续打下去，以实现其宰割俄国的计划。拿破仑三世一方面不想把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另一方面也不想过分削弱俄国而让英国坐收渔人之利，从而破坏欧洲势力的均衡，因此，俄法和谈的消息频繁传出。巴黎和会召开后，俄国代表奥尔洛夫和布隆诺夫到达巴黎后，拿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亲笔信拜会拿破仑三世。信中，亚历山大二世称拿破仑三世为“我的兄弟”[2](P554)。显然，俄法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心照不宣。奥尔洛夫认为没有法国的支持，英国在欧洲是无法与俄国抗衡的。因此，和会上只要是英法意见一致，俄国就选择让步；只要是英法意见不合，俄国就强硬拒绝英国。最终，《巴黎和约》是在有利于俄国的形势下签订的。法国代表对此评论道：“读了3 月30 日所订的条约，看不出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3](P185)恩格斯把克里米亚战争称之为一出“大型误会喜剧”[4](P42)。尽管《巴黎和约》没有要求俄国赔款，但在西方国家的联合入侵中，俄国还是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尼古拉25 年来夜以继日地苦心经营的事业，被埋葬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堡的废墟中”[5](P696)。俄国从欧洲霸权顶峰跌落下来，因此需要与法国合作来尽量降低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这也是俄法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

（二）俄国需要与法国合作改变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外交困境

在哥尔查科夫眼中，奥地利背信弃义的外交行为已经将其排除在俄国寻求外交突破的选择之外了，这也是大多数俄国政治家的一致看法。克里米亚战争和巴黎和会上奥地利的反俄举措彻底恶化了俄奥关系，以往同奥地利的盟友关系已经被证明失去价值了。普鲁士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举措，证明普鲁士是俄国潜在的朋友。在欧洲重大问题争夺中，普鲁士未曾有悖于俄国的意志，历史上的俄普王朝友谊一直存在着，但1856 年的普鲁士还不够强大，单独与普鲁士的结盟是无法帮助俄国解除敌对同盟威胁的，更无力改善俄国的外交困境。至于英国，在攻克塞瓦斯托波尔之后，英国曾表露出参战目的是 “摧毁俄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建立欧洲的新均势；在俄国周围建立一些新屏障，阻止俄国西出波罗的海、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从而确保英国对外贸易的需要；拉拢法、奥、普、瑞典和撒丁，建立新的欧洲同盟，以巩固英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6](P832-833)。显然，英国不会是俄国的合作对象。克里米亚战争消除了俄国控制土耳其、南进地中海，侵犯英国利益的可能，确立了英国在近东问题中的地位。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积极维持《巴黎和约》规定的现状，并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实力向土耳其、印度和中国扩张。因此，在未来的争夺中，英国都是俄国的劲敌。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重新问鼎欧洲霸权，俄国与之建立政治联系无疑会对俄国改善外交环境起到巨大的作用。因此，亚历山大二世将寻求支持者的目标锁定在了法国。

（三）俄国与法国合作可以起到打压奥地利的作用

奥地利在巴黎和会上扮演了强硬的反俄派角色，实现了黑海中立化和多瑙河两公国由列强共管的目的，摆脱了俄国的直接威胁。然而，奥地利在俄国和英法之间玩弄外交权术，既激怒了俄国，又招致英法不满。加之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对俄国的背信弃义，俄奥矛盾已不可调节。哥尔查科夫曾在克里米亚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出任驻维也纳大使，这段经历使得他回到圣彼得堡后立志要对奥地利加以报复。克里米亚战争后，拿破仑三世问鼎欧洲霸权后积极倡导按民族界线重新划分欧洲版图，这种民族统一的政策对奥地利有巨大的杀伤力。奥地利内部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关系是其无法回避的顽疾，而拿破仑三世的政策正好击中奥地利的要害，这恰恰满足了俄国1856 年后削弱奥地利的愿望。

（四）俄法两国冲破国际条约束缚的共同需要

1856 年《巴黎和约》黑海中立化条款对俄国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俄国之前在土耳其两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所取得的优势几乎丧失殆尽，所以俄国必须寻找机会突破这一国际条约的限制。法国一心想要冲破维也纳会议决议对法国的限制，拿破仑三世更是不遗余力地想要修改1815 年的国际条约。对俄国而言，废除《巴黎和约》黑海中立化条款是1856 年以后俄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因此，自然可以接受法国修改维也纳会议决议的要求，在修改或废除国际条约的需求上俄法达成一致。

（五）俄国对法国接受程度的变化

法国的革命精神一直是俄国非常抗拒的，此前历任沙皇都认定法国的革命精神会冲击俄国内政，甚至是起到颠覆俄国沙皇统治的作用，因此对法国的共和主义和革命精神一直抱有敌视的态度。1856 年后，俄国对内奉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亚历山大二世开始着手内政改革，哥尔查科夫更是以自由主义倾向自居。所有的迹象表明俄国开始求变，俄国外交开始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而作为政治思潮中心的法国就不那么让人生畏了。

（六）俄国外交思维的转变

维也纳会议后，俄国攀爬至欧洲权力顶峰。然而，俄国外交却在胜利的光辉下逐渐迷失，背离了彼得大帝时代形成的“现实和实用的原则”[7]。意识形态过度影响外交，成了俄国外交致命的问题。

亚历山大一世“除了认为欧洲应在基本上保持团结，并需要根据道德标准来解决和平问题以外，还怀有一种越来越浓厚的宗教虔诚感”[1](P30)。1815 年9 月26 日，在俄国的倡议下，俄普奥三国签署《神圣同盟条约》，创建神圣同盟。这个条约充满基督教教义的词汇，只是简单呼吁信奉基督教的各国统治者像兄弟一样相处并维护欧洲和平，并没有明确说明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件。条约宣称“本文件的唯一目的是向世界表明他们不可动摇的决心，即无论在各自本国的统治中以及他们同其他政府的政治关系中，只是把这个神圣宗教的格言——正义、慈悲和和平的格言，作为他们行为的唯一准则”[8](P331)。亚历山大一世强调：“根据圣经的训示，一切人要彼此以兄弟之情相待，缔约三国将一致以一种真诚地与不可分的手足之情互相联系，并彼此视为一国同胞，无论何时、何地，均将互相救援；他们把自己看作臣民与士兵之父，又将以本身所赋有的同样的手足精神来引导他们，去保卫宗教、和平与正义。”“因此，力量的唯一真义，无论在上述各政府之间，或在其臣民之间，都应当是：为彼此服务，以永不变更的善良愿望来考验他们应有的相爱；人人都把自己视为同一基督教国度里的国民。”[8](P331)可见，神圣同盟弥漫着强烈的圣经精神，亚历山大一世将政治问题看作道德问题，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宽大为怀和普遍和解融进保守主义同盟中，为其外交披上了浓重的宗教神秘色彩。神圣同盟虽然基于基督教和国际法这两大西方传统，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运行机制，同盟成员如何维护和平、以何种方式维护和平、同盟成员君主之间的关系原则是什么都不得而知，因而神圣同盟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充斥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在19 世纪上半叶俄国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尼古拉一世时期，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表现得更加直接和明显。尼古拉一世被称作“是中欧各国政府的灾星，是加害欧洲社会一切进步阶层的妖魔。但到后来却因为把握不住外交方向，走上意外的裂了口的深渊，以致跌下去摔死了”[9](P536)。在尼古拉一世的近东政策中，俄国一直排斥法国，选择联合英国孤立法国的战略，这一选择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沙皇对法国革命的厌恶和反感。尼古拉一世对法国革命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对合法君主权力的颠覆，有悖正统。因此，沙皇不但禁止法国船只进入俄国港口，甚至阻止俄国青年去法国留学。这种本能的敌视，使得俄国完全排斥了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处理俄法关系。在尼古拉一世的西方政策中，俄普奥三国的联合是沙皇十分看重的，这既符合尼古拉一世对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要求，又能维护俄国国内的政治体系，但这种联合更多的是俄国的一厢情愿，俄普奥三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用意识形态掩盖的。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俄国支持奥地利反对普鲁士，以维持中欧的分裂局势，使得俄普关系逐渐恶化。在近东争夺中，俄奥明争暗斗，奥地利对俄国占领多瑙河两公国耿耿于怀。因此，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神圣同盟早已经名存实亡，尼古拉一世指望的普奥支持早就不切实际了。即便尼古拉一世帮助奥地利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支持奥地利反对普鲁士以保全帝国的合法存在，但这些都未能换来奥地利的支持。俄国使节奥尔洛夫在普奥碰了钉子后，无奈地向尼古拉一世建议，“把那些由于心存恐惧而不能保持善意的朋友们搁在一边，转而接受法国的调停建议，是不是更好些？”[6](P834-835)尼古拉一世虽然不愿相信事实，但不得不接受了奥地利的 “忘恩负义”。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俄普奥合作，就这样将俄国引向了万劫不复的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的落败使俄国在40 年的时间里就从欧洲霸权顶峰滑落至谷底，这是近代俄国历史上不得不接受的“最苦的果子”。

不难看出，19 世纪上半叶，意识形态对俄国外交的影响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和尼古拉一世时期表现是不同的。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意识形态开始影响俄国外交。凭借俄国在对法战争中的表现，亚历山大一世以意识形态为媒介缔造了有利于俄国的神圣同盟，加强了俄国在中欧和近东的影响。尼古拉一世时期，意识形态开始过度地影响俄国外交。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尼古拉一世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镇压了1830 年和1848 年的欧洲革命，俄国还获得了欧洲宪兵的称号。这既是维护维也纳体系正统秩序的要求，也是维护俄国国内保守的政治体系的需求。也正是意识形态的过度影响，使得俄国在处理俄法关系、俄普奥关系时出现了判断上的重大失误，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尼古拉一世“受到欧洲专制主义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神圣同盟思想的影响，其政策的最终结果是俄国在1855 年遭受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7]。这既是俄国在军事上的失败，又是俄国自维也纳会议后40 年内对外政策的失败。哥尔查科夫出任俄国外交大臣后，要求朝野上下详细分析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外交成功的原因，提出外交应为俄国成为强国服务的基本指导思想，但鉴于当前俄国力量衰落的现实，外交最重要的任务不应再是开疆拓土、夺取出海口和谋求势力范围，而要为俄国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创造尽可能好的外部条件。在此基础上，哥尔查科夫在给亚历山大二世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论在哪个方面——譬如欧洲或东方——进行推测，都得出一个结论：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大，以及为了和平和普遍均势，俄罗斯第一位的责任是进行国内的改革，这关系到俄国和所有斯拉夫民族的未来。”[7]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哥尔查科夫明确提出俄国外交的两个原则，“排除一切可能破坏改革的东西”和“避免这个时期政治均势遭到破坏而给我们造成损失”[10]。在这种外交新思维的指导下，哥尔查科夫提出，“一个基本结论是：国家对外政策不应建立在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7]。显然，俄国外交应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自由选择盟友。由于俄国领土广阔、连接欧亚的独特地理位置，国家综合实力支撑不起任何形式的对外冒险，俄国要想冲破种种束缚重振国威就非常需要同盟体系的力量。正是从选择法国作为盟友开始，俄国一反19 世纪上半叶外交与意识形态挂钩的做法，开启了俄国外交的新时期。

二、俄法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合作

从1856 年开始至1863 年结束，俄法两国虽然没有签订正式的结盟条约，但在巴尔干地区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候，俄国的政策基本保持一致，即附和法国，支持破坏国际协定的行为，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了坚决支持正统君主的举措。

（一）罗马尼亚问题的合作

1829 年9 月俄土战争后，俄土双方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俄国取得对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权，俄国的保护引发了多瑙河两公国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团体的仇恨。1856 年，《巴黎和约》取消了俄国对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代之以欧洲大国共管，消除了俄国对两公国的长期控制。《巴黎和约》允许两公国各自选举本国议会，通过选民大会选举君主，这一决议得到法国的支持。俄国受制于国力，一改之前的政策，退而求其次选择与法国合作支持罗马尼亚的民族愿望。1859 年春，库扎当选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大公，实现两公国的统一。罗马尼亚的诞生是在法国的支持下完成的，俄国虽然赞同法国的立场，但罗马尼亚自由主义的倾向和民族统一的现实对波兰是有巨大影响的，这就注定俄罗关系不会一直如此发展下去。事实证明，俄国仍旧认为比萨拉比亚是俄国辖地的一部分，只要机会适当俄国必将将其收回，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了俄法合作不会长久。

（二）塞尔维亚问题的合作

克里米亚战争的落败使得俄国国内持续已久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有了结果，斯拉夫派最终胜出。斯拉夫派精英主张推行现代化改革，扩充军备，以宗教与种族认同扩大俄国的政治影响力，支持土耳其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人、希腊人与塞尔维亚人的独立运动。1858 年，塞尔维亚米洛什大公开始推行亲俄政策，反对土耳其的统治，努力扩张塞尔维亚的领土。显然，米洛什大公的举措是有利于俄国的。法国鉴于俄法之间的隐性合作，支持塞尔维亚的民族政策。1858 年，门的内哥罗人反对土耳其时，俄法联合施以援助，支持了门的内哥罗的领土扩张。至1863 年俄法关系破裂，俄法在巴尔干地区斯拉夫民族问题上一直是合作的。

（三）希腊问题的嫌隙

19 世纪初，由于共同信奉东正教，希腊人在俄国南下巴尔干时充当了俄国军队和商人的翻译和侍从，与俄国的关系较为密切，希腊人把俄国当作其反对土耳其暴政的保护者。1832 至1862 年，俄国在处理同希腊关系时一直看重宗教问题，但由于奥托国王膝下无子，又无法指定信奉东正教的继承人，希腊逐渐失去了俄国的支持。1862 年希腊爆发政变，奥托被迫退位。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俄法英最终同意选择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次子威廉亲王为新的希腊国王，是为乔治一世。虽然俄国同法国支持了乔治一世，但新任国王没有解决宗教问题，因而没有满足俄国的愿望。此时，俄法合作已接近破裂，法国在希腊问题中更多的是附和英国的建议。

克里米亚战争后，巴尔干地区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但并没有在欧洲乃至俄国政治中引起强烈反响，俄国一直附和法国，支持同合法统治者相对立的武装叛乱。在附和法国的过程中，俄法合作逐渐出现嫌隙，最终在意大利和波兰革命运动的冲击下破裂了。

三、俄法合作的终结

1856 年以来，俄国一直设法利用俄法合作离间英法关系。然而，随着意大利和波兰问题的出现，欧洲民族主义不断崛起，俄国再也无法同法国保持一致。如果按照法国的意图在欧洲实现民族改组，势必会引发俄国势力范围内的叛乱。最终，俄法合作终结。

（一）意大利统一运动给俄法合作蒙上了阴影

意大利的分裂是1815 年维也纳会议设定的，其目的是遏制法国的扩张以维持中欧的均势格局。拿破仑三世千方百计地想要修改条约，意大利问题就成了法国冲破维也纳条约束缚的一次机会。拿破仑三世计划利用意大利问题发动战争，挫败奥地利，使撒丁王国及意大利其他邦国成为法国的卫星国，乘机攫取领土以满足扩张欲望。1858年7 月，拿破仑三世在普隆比埃会见了加富尔，表示法国支持意大利的统一事业，以换取尼斯和萨伏伊两省。1859 年3 月，俄国与法国签订密约，俄国答应在法奥战争中保持中立。

4 月，法国、撒丁与奥地利的战争爆发。俄国不但保持了善意中立，还把军队集结到奥地利边境阻止德意志地区其他邦国对奥地利的援助。然而，意大利半岛革命运动的迅猛之势却超出了俄法两国的预判。1860 年3 月，中意大利四邦帕尔马、摩德纳、托斯卡纳和罗曼纳并入撒丁王国。5 月，加里波第率领的远征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并击垮了两西西里王国。意大利地区事态的进展让俄国感到极大不安，两西西里王国一直受到俄国的特殊照顾。意大利各邦王朝被推翻的现实惊动了俄国朝野，虽然俄法曾支持革命，但亲法仇奥的政策如果放在波兰则会引起极大的危险，会严重危及俄国西部领土的安全。法国支持意大利革命是想借机扩张领土，而俄国支持意大利革命则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因此，意大利的统一运动给俄法合作投下了阴影，法国是革命和自由波兰保护者的舆论又逐渐占据了上风。1862 年，主张俄法合作的俄国驻巴黎大使季谢略夫离职，取而代之的是主张保守同盟路线的布德贝格男爵，这间接预示着俄国联法政策要走向尾声了。

（二）1863 年的波兰问题终结了俄法合作

1863 年1 月波兰爆发的反对俄国的武装起义，割裂了俄法合作的纽带，终结了自1856 年以来的俄法合作。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对波兰进行了行政机构的整顿，强化了波兰的俄罗斯化。克里米亚战争后，波兰的革命运动趁俄国休养生息之机再次发展起来。19 世纪60 年代的波兰已经被沙皇看作是俄国王室领地的一部分，更关乎到俄国西部领土的安全问题。俄国虽然给予波兰一定程度上的自治，但绝对不允许这个自治无限膨胀至重建波兰的程度。所以，对俄国而言，波兰问题和此前的巴尔干半岛的形势改变、意大利统一运动是截然不同的，俄国不会奉行此前执行的“支持变革者”的政策，俄国会极度关切波兰革命及引发的欧洲国家的干涉问题。对法国而言，法国一直以“自由波兰保护者”自居，支持波兰的统一运动是其一直奉行的对波政策。波兰领土的现状得到了维也纳会议的认定，这恰恰是法国想击破的既定事实。因此，波兰问题注定会引发俄法关系陷入僵局。

1863 年1 月22 日，波兰起义者宣布波兰独立，成立临时政府，号召波兰民众反对沙皇俄国的统治。起义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不久就席卷全国。至1864 年秋，30 万俄国军队镇压了波兰起义。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在波兰推行了更为严苛的俄罗斯化政策，除宗教和波兰语两门课之外，学校其他课程只能用俄语讲授，强化了对波兰的控制。

波兰起义虽然没有得到欧洲国家的具体援助，但却引发了欧洲大国的高度关注。英法奥三国曾试图联合向俄国施压，迫使俄国同意波兰人获得自由权。欧洲大国中，只有普鲁士明确表态反对波兰起义，并采取支援俄国镇压波兰起义的政策。之所以这样做，普鲁士判定波兰起义有可能波及并影响到普鲁士控制下的波兰土地，一旦波兰起义成功，普鲁士控制下的波兰土地就会成为起义者的下一个目标。此外，普鲁士援助俄国镇压波兰起义还有深层的考量，俾斯麦企图用援助俄国来换取俄国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行动中保持中立。为此，普鲁士一方面派军队封锁波兰边境，另一方面派使臣前往圣彼得堡与俄国商议联合对付波兰起义问题。1863 年2 月8 日，俄普签订《阿尔文斯勒本协定》。协定规定：“俄普双方军队长官有互相给予协助和在必要的情况下越过国境以追捕由一国逃往另一国之暴动者的权力；俄普两国宫廷保证相互通知……一切关于涉及波兰王国或波兹南大公国政治阴谋的情报。”[11](P254)协定对俄国和普鲁士而言，其外交意义远高于军事意义。首先，俄国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镇压波兰起义，并不需要普鲁士的军事援助。其次，波兰起义使得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结成同盟的大国又联合起来，而唯有普鲁士一直支持俄国，俄普友好逐渐代替了俄法合作，改变了俄国的联法仇奥的外交路线。最后，虽然协定并未付诸实施，但它向俄国传递出一个信号：普鲁士对于保持波兰被瓜分现状的关切程度甚至超出了俄国，一个自由波兰的存在会严重束缚普鲁士与法国的对抗。因此，波兰问题可以让俄普团结一致，这坚定了之后俄国转向普鲁士的外交路线。

《阿尔文斯勒本协定》引发了欧洲大国的强烈反响。1863 年4 月，英法奥三国先后向俄国提出抗议照会，要求俄国停止镇压波兰起义。6 月17 日，三国又向俄国递交照会，要求在波兰停火并建立波兰自治邦，同时要求俄国同意召开欧洲大国会议来讨论波兰问题。面对英法奥的联合照会，克里米亚联盟的情景再次出现，着实考验哥尔查科夫的外交能力。如果英法奥三国合力发动对俄战争，俄国在军事和财政上是无法应对的。如果俄国答应英法奥的要求，那俄国就会失去对波兰问题的控制力，这不但会危及到俄国西部领土的安全，更会引发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的出现。这时，“俄国比以前更加重视同普鲁士的友谊。即使普鲁士有做好战争准备，但它的善意中立在地理上形成西方同沙皇帝国之间的一道屏障。俄国在欧洲需要俾斯麦”[12](P105)。于是，俄国对于英法奥三国联合照会不予理睬，声称波兰问题是俄国的内政，强烈反对英法奥干涉波兰问题。

法国在波兰问题中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俄国的强烈反感。拿破仑三世的本意并不想破坏法俄关系，更没发动对俄战争的意图，法国向俄国发出照会只是为了应付社会舆论的压力。1863 年11月，拿破仑三世曾倡议召开欧洲会议讨论争议性问题，以重构欧洲版图。拿破仑三世还以修改黑海中立化条款为诱饵劝说亚历山大二世参加会议，但遭到沙皇的反对，欧洲会议也未能成行。无论法国的本意和实际外交结果如何，波兰问题确实产生了双重的作用：俄国否定了之前的联法政策；间接地使俄普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1856 年至1863年俄法合作，法国达成了在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目的，但俄国除了实现羞辱奥地利的愿望之外，并未得到其他实际好处。东方问题止步不前，修改黑海中立化条款束缚的目的未能实现，波兰问题又危及了俄国的切身利益，所有这些问题形成了一股合力使得亚历山大二世否定了俄法合作的战略价值，终结了彼得堡同巴黎的合作。

就俄普两国联系在一起而言，对俄国来说，19世纪60 年代以后的30 年中，普鲁士的作用和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普鲁士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将俄国与革命的西方隔绝开，对沙皇专制统治起到了保护作用，只要普鲁士处于保守主义力量的影响下，它就是俄国最理想的盟友。其次，普鲁士在土耳其遗产的争夺中没有利害关系，不但不会与俄国发生冲突，还会在东方问题上适当给予俄国有力的支持，这对俄国冲破黑海中立化条款是有深刻意义的。再次，俄普传统的王朝友谊和王朝联姻对此时的俄普关系的友好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这种俄普友好的历史继承性得到延续。最后，维也纳会议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普鲁士在重大问题上从没有与俄国对抗，良好的对俄外交形象也使得俄国更愿意选择普鲁士为其主要的盟友。总之，1856 年到1863 年的俄法合作就这样终止了，而两国的再次合作要等到30 年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