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毓新 王劲坤

（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源泉，康德与黑格尔分别作为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与完成者，给予了马克思极大的思想养分，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当中，黑格尔的光芒显而易见，但是相比较而言，康德对于马克思的影响始终处于某种晦暗不明的状况中，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在有生之年曾公开承认黑格尔是其导师，同时也是因为康德自身思想的晦涩所致。近年来，关于马克思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亲缘性关系讨论逐渐被学界所关注，这不仅昭示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开始向思想源头的纵深发展，更加说明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开始逐步摆脱学徒阶段，逐渐走向独立研究的探索道路。在康德与马克思之间，实则意指马克思理论中两个不可忽视的向度，即革命向度与科学向度，抑或早期马克思之维与后期马克思之维，正如王南湜先生所提“行动者”与“旁观者”视角。实际上，在革命与科学、早期与后期之间，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关键衔接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不仅承载着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同时在马克思对其批判的批判过程中，又彰显出马克思“近康德”哲学的思维印记，通过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我们可以指认出马克思在黑格尔与康德之间不同的思想路径，并以此进一步作出马克思的“近康德”阐释。

一、关于马克思的“近康德”阐释与“近黑格尔”阐释

2014 年王南湜先生发表文章《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其意谓与必要性》阐明了自己的马克思“近康德”思想路径，由于对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尽管在克服旧唯物主义阐释路向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众所周知：曾经有部分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当中存在前后“两个马克思”。早期马克思更加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而在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部分研究者们便认为在整个《资本论》的写作逻辑当中，科学规律取代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在其中主体是资本，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世界从一个简单的商品成为资本并不断积累积聚，最后形成了资本垄断与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自我毁灭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消亡，所谓的“人”更多地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革命的“行动者”与资本逻辑下的“旁观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早期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分野。正如王南湜先生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对解决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时并没有成功给出答案。由此王南湜先生提出了三个需要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近康德阐释的重要性：第一，需要厘清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面性关系，不应执着于对某一位哲学家进行关联，而应对德国近代以来的哲学进程，结合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轨迹进行深入考察；第二，黑格尔主义在克服法国唯物主义阐释路向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也造成了新的障碍，应打破庞大深邃的黑格尔体系而加入对近康德的阐释，以平衡对马克思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天平；第三，结合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之状态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即近康德阐释。这三个方面恰好指出了当代马克思研究的不足之处，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因其时间性而更加受到重视，加之在马克思的诸多文本中黑格尔的思想印记较为明显，甚至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受到了黑格尔的启发。因此，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关联自然而然受到人们关注。但是王南湜先生指出，不能仅仅因为黑格尔哲学在时间线上靠后而使之成为在逻辑上的最高阶段，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不是一者包含一者的关系而是“各有所长”的关系，在这种概念下对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的康德哲学作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具有较为深远的理论意义。

2015 年吴晓明先生发表文章《论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意在指明关于马克思的黑格尔阐释进路，声称马克思的学说与康德的哲学渊源无法自圆其说，只要与黑格尔哲学在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上产生的一切哲学形式上的脱离、遗忘以及回避，都意味着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的单纯倒退。吴晓明基于黑格尔哲学的宏大体系，认为以康德为源头的批判哲学被封闭在主观思维当中。黑格尔哲学精髓中对主观思想的超越以及绝对精神的形成在黑格尔整个法哲学中都被无限地强调，黑格尔哲学的客观精神提到主观思想绝不是本身自足的东西，而是被植根于客观精神的社会现实当中。吴晓明教授认为，正是黑格尔的这一伟大的超脱于主观思想的客观实体的存在的这一伟大变革，使马克思对其批判地吸收，才使马克思成为真正伟大的哲学家。正如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所论述到的，其通过商品自身的演进最终得出货币成为资本，并且在由积累到积聚的逻辑过程当中发现了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的历史规律；正如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所发现的自我意识从感性确定性最终达至绝对精神的规律一样，两者在决定论层面具有某种一致性。因此，与黑格尔相比康德所阐述的实体是严重的哲学上的倒退、思辨形而上学的倒退、辩证法上的倒退。由王南湜与吴晓明两位先生开启的关于马克思的“近康德”与“近黑格尔”讨论给予我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纵深发展的理论基石，这场讨论现被学界指称为关于马克思思想路径的 “康德—黑格尔”之争，由此引发了一场发酵至今的讨论。

在众多学者的讨论中，郑州大学的李彦如教授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所真正继承与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之间的本质联系———劳动实践的辩证法，这是关于现实的、人的，而不是抽象思辨的、绝对精神的，这是可以延伸劳动生成和发展的辩证法。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前提，社会生活本质的劳动实践的辩证，是现实世界历史的辩证法，这也指明了为什么当别人都将黑格尔抛弃的时候，马克思却公然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湖南大学的舒远招教授认为在康德和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中都存在着一个由直观向实践的过渡，这个过渡在他们之中既有相似之处，却也蕴含着明显的差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是由马克思在从感性直观到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并使用这种实践观来对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批判，这证明了马克思的实践观思想并不直接来源于康德实践理性概念的批判。厦门大学唐瑭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探索不同于之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地方在于，他们是在实践革命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反思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的，直接从主客统一的视角去理解行动者与旁观者的关系并不可取，而必须从历史的内在矛盾中去理解活动的意义，这使马克思能够超越费希特、施莱格尔与黑格尔的哲学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被德国古典哲学化。

然而，费尔巴哈实际上在这场 “康德—黑格尔”之争中，应该具有裁决作用。众所周知，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是具有两种不同向度的哲学体系，二者之间在总体性上存在差别。从王南湜先生提出对比黑格尔康德哲学之间基本特征的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康德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类或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而黑格尔哲学则是从作为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上的上帝出发，是从无限的理性出发的。由此，马克思和康德哲学在关于“近康德”阐释的可能性和人本思想中的重合性要远高于黑格尔。同时，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当中，人本主义旨归也是重要向度，其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指出只有现实的人才是哲学关怀的意义所在，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普遍意义上的自然）。费尔巴哈认为思辨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们抛弃了最本质的自然，只有回到自然，才是幸福的源泉。只是费尔巴哈强调的人是自然之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不仅意味着和黑格尔主义的决裂，同时也意味着和直观唯物主义的决裂，从而向“行动者”回归。

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及其哲学旨归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可以看出，由于费尔巴哈对理解对象的直观性的强调，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被看作是直观的唯物主义，而不是以实践为中心的唯物主义。通过批判直观唯物主义，马克思揭示了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本质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为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人只有通过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和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历史过程才能证明自己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因而，自然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存在。一方面，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人的自然的存在物，人必须从自然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来进行自己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对象，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只有作为人活动的对象，自然界才能成为现实的人的存在物。因此，说人是肉体、有生命力和自然力、感性、现实、对象性的存在物，其意义就在于承认必须有现实、感性的对象作为人的本质生命表现的对象。换言之，人只有凭借感性、现实的对象才能表达和完善自己的自然价值。因而，正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在现实地创造着人与自然二者的统一性。费尔巴哈强调人，但他只是从自然的角度去理解人，他的哲学出发点实际上不是以现实的人为基础。当然在谈到现实的人时，他又把理性看作人的本质。费尔巴哈曾多次在他的著作中表达过他贬斥实践的思想，因为他认为人的实践与客观的自然是矛盾的。即便费尔巴哈以自然为出发点，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能发挥的作用，但费尔巴哈强调的是自然之人而不是在社会实际生产生活当中的人。与费尔巴哈之前的许多德国古典哲学家一样，费尔巴哈也有自己的关于人如何达到自己的幸福的价值观的论述，基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费尔巴哈强调自然的人，提倡人们发挥自己作为人这种动物的天然的欲望。费尔巴哈认为，人的幸福不仅属于自身也属于他周边的人。费尔巴哈对人的权利义务善恶等道德问题都做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并且其核心观点认为，德行就是其自己追求幸福的同时去保障他人的幸福。正是由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幸福观是建立在其感性论的基础上，由于对人直观的感性理解，他更强调自然本质下的人，费尔巴哈成功地将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从天国拉回到现实，他的幸福观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幸福观和道德价值。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看出，费尔巴哈之所以创立了其人本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爱的宗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费尔巴哈对人的幸福观的理解，他更倾向于从自然的人的欲望出发，而不是从尘世间的物质生活出发，所以费尔巴哈更强调人的类本质的欲望。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下的幸福观与康德的思辨哲学上的对人的道德观的要求不同，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说:“如果并没有自由以及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法则的存在……那么政治就完全是实践的智慧。”[1](P131)费尔巴哈毫不客气地批判了康德的道德观，认为康德只沉醉于他的纯粹理性与人的德行，康德的道德观只存在于天国的众神当中，而不是为现实的人所打造的。费尔巴哈更将人自身的意志视为遵循自然必然性的自身愿望，人的意志应该是自然界的表现者。费尔巴哈认为，人的理想与意志是由客观对象决定的，理想与意志本身并不存在，没有对象就没有人对理想的追求本身。费尔巴哈把追求幸福视为一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自然权利，并且把幸福视为人生和生命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费尔巴哈之所以贬斥人的实践，是由于费尔巴哈对人的幸福观的理解，是基于人的动物本性的欲望而阐发的，这与费尔巴哈认为的那种犹太人的利己主义的实践是相矛盾的，所以形成了费尔巴哈对实践持贬斥态度这一现象。

由于费尔巴哈对实践的贬斥，他既不能实践地理解人类社会和社会历史，也不能唯物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费尔巴哈是一个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不在他的讨论范围内；而当他去解释历史的时候，他自然也无法从实践和社会历史的角度去解释。因而在费尔巴哈看来，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社会实践、历史是彼此单独存在的。这样的哲学思想让他很难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历史的进程，也就使他走向了以人自然的欲望为指引的“爱的宗教”下的唯心史观。由此，马克思虽然肯定了费尔巴哈在唯心主义批判上的功绩，他也看出了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不足之处，即对事物主体性的直观感性理解。而这个主体性正是我们理解马克思近康德阐释的关键所在，在康德笔下主体之基础便是自由，其在能动性的基础之上不仅具有革命性同时兼顾实践性，这正是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过程当中得出的哲学旨归所在。

首先，马克思对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再次将能动性与唯物主义相结合。能动性作为直观和能动的实践性界定的最重要的标尺，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中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虽然费尔巴哈第一个看出宗教与唯心主义哲学具有内在的联系，不彻底地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地驳倒宗教对当时社会的统治，但费尔巴哈在对唯心主义的彻底批判中忽略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关注。他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当作唯心主义的狡辩的工具，与唯心主义一同批判和抛弃了，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将能动性发挥到顶峰的哲学理论。而费尔巴哈却只关注于人的朴素的直观，由于费尔巴哈对宗教和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批判是基于自然的人的本性的欲望，他认为正是宗教导致了人的自身思想的异化，所以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他极力推崇自然的人，任何阻碍人的动物性的欲望的释放的形而上学，都被他看作是被宗教神学操作的思想武器，并不有利于人去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他的哲学观点是立足于现实的未经异化的人，并且他将感性直观作为他人本主义哲学的核心。因此很显然，费尔巴哈哲学在能动性上存在着巨大的局限，费尔巴哈的这种对感性的直观理解以及对辩证法的忽视，使他的人本主义没有真正发挥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空间。

其次，马克思对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使得唯物主义具有了现实的革命性。费尔巴哈的许多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在今天看上去是有些匪夷所思的，但在当时德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却也有着一定的“革命性”。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在当时虽然是资产阶级的哲学，但在黑格尔的哲学中间也有对于现实不满、希望改变现实的一面，并且基于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看到了事物发展的辩证过程，然而同时它又有同封建制度妥协的一面，有普鲁士的君主制度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善于发掘现实中潜在的智慧的人是不会起来反对现实而是安于现实等这样的提法，这些基于黑格尔哲学的逻辑结构即“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2](P15)。正是思辨哲学这些保守的方面受到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赏识，并使思辨唯心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的思想支柱。费尔巴哈作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代表，不满意封建阶级的统治，意图通过直观感性的唯物主义对思辨唯心主义以及宗教神学进行批判。马克思曾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关心政治。”[3](P250)在试图推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点上费尔巴哈的做法可以说与马克思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马克思的革命并不仅仅局限于思想理论上的革命，而真正立足于对现实社会的革命，在革命性这一点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可谓是继承与超越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恰恰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和人本学，使得费尔巴哈缺乏那种从实践和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出发的真正革命性的勇气，没有在革命理论中作出进一步的思考，仅仅停留在对封建社会思想上的批判还远远不够，人们更需要现实的革命的纲领。

最后，马克思对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使得实践性真正成为一种属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以能动的、实践的逻辑揭示了人在历史中的存在方式。黑格尔的哲学也强调过实践，由于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基于理念论的辩证哲学，其哲学的发展又依赖于理念发展的自身的矛盾性运动，而这就直接引出了辩证法，所以黑格尔的哲学也是一种能动的实践的哲学。黑格尔哲学中的理念作为能动的创造主体，创造着世界的历史活动，同时理念通过人的思想来创造人的自身对象，来达到对自我的认识。由于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是在其唯心主义的阴影下发展的，从而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拥有神秘的主观的外壳，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强调将辩证法融入现实社会中的实践。实践这一观点的提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区别于以往的旧唯物主义所做出的最大贡献。而费尔巴哈却在其著作中多次赋予实践污名，将实践的本质狭隘地理解为人自私自利地表现其利己主义的工具。在费尔巴哈眼里，一切的人的脱离自然的实践都是背离人的自然属性的，费尔巴哈没有在一个生产实践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实践的作用，而这又与其人本主义哲学上的感性直观脱不开干系。一方面，既然人是自己劳动的结果，就必须把人的对象世界还给人，恢复人的感性现实性，尽管这一切在费尔巴哈那里是以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达的; 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自我实现只能通过人的全部活动，以异化的形式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是可能的。因此，就必须将现实的人、现实的世界的存在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不过是基于对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异化的剥离，其实质是对人性本身自然的活动的表达。因此，对整个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就必须回到原点，回到那个唯物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现实的人类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

三、直观唯物主义的消解与行动的唯物主义诞生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具有较为相似的生活环境，并且基于相仿的生活状况，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他们的哲学思想起始的时候都曾经历过一个反抗当时资产阶级压迫的时期。两者由于共同的生存处境，都倾向于通过唯物主义的方式解释世界。费尔巴哈从1837 年就迁居到位于安斯巴哈和拜罗伊特之间的偏僻的布鲁克堡，后又迁至雷亨堡，在乡村中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作为德国资产阶级中激进的一翼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费尔巴哈在当时已经对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神学意识形态的统治表示深恶痛绝，他说到：“在那个时代，一切社会关系都如此沾染了毒素和疫菌，以致只有放弃一切官职、一切公务，甚至一个编制外的讲师的位置，才能保持精神的自由和健康。”[4](P505)马克思同样也认为，“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不应该把国家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3](P14,P127)。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他们的哲学生涯中都遇到了对社会现状不满的相同苦恼，而由于费尔巴哈的哲学对自然的人的过分强调和放大，并且有选择性地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康德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虽然在对宗教神学以及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上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但在革命理论思想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可谓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与超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费尔巴哈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发挥了康德所倡导的能动性，将“无动于衷的人”转化为“能动的人”，在现实部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行动者）对费尔巴哈（旁观者）实现批判与超越。

“行动者”具有革命性的维度，“革命”一词自18 世纪伊始就具有了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动地改造现实社会的含义。将革命放置于意念中，符合康德高扬主体性的哲学倾向[5]。在现实世界的人民发起的革命是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而迂腐朽败的统治阶级在革命面前又不具有合法地位，因此这就形成了一组矛盾，即人民发动革命不具备“正义”的理由，而通过革命颠覆暴君的统治又是无可厚非的。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康德便动用了他在解决其自己哲学研究中碰到类似问题时所惯用的方法，即从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于思维中的“根据”来解决问题，这样便回避了现实中的冲突。然而这种仅仅是思维的转变并不能真正地实现革命，真正的革命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历史事件，即马克思恩格斯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关切与同情，其哲学出发点就是由于意识到当时的社会制度而导致的对人民的压迫问题。所以，现实问题从来都是马克思的主要关注点，在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批判的过程中，同时又为其今后真正发现压迫的本质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做好了铺垫，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关心，为其后进一步转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打下了基础。在现实世界的革命无疑是十分困难的，思想上的革命给了人民以信仰和信心，然而人民同时也需要指导其自身实际行动的革命纲领，那么将宗教神学和当时的封建专制拉下神坛的革命任务，就是马克思革命理论纲领的实施目标。而这并非是个人转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就能够带来的转变，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P502)

马克思接受了康德关于自由之人以及由此生发的人的能动性思想，但是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转变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中间经历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过渡环节。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曾经历过批判当时社会不公平现象的阶段，马克思正是继承了费尔巴哈对德国传统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批判，而转变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这两部分的影响可谓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很多著作中都能看出，马克思确实存在着一段“费尔巴哈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批判，但同时马克思也很快就看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缺陷，展开了马克思自己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最终使马克思克服了以往的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派的感性直观和机械论，转而走向科学的具有革命性的实践唯物主义，并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弊端，从而历史性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历史观。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与感性的自然人，但能动性、革命性必须是要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才能体现其现实意义。这与康德的实践观有着根本的差异，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社会生产实践，而康德所理解的实践则是人的感性存在的道德实践。对马克思而言，从直观到实践的过渡，是从感性的直观过渡到感性的活动；对康德而言，从直观到实践的过渡则意味着从感性的直观向超感性的理性思辨领域过渡，即从可能的经验对象向超验的理念世界的过渡。康德思想中的实践的“道德法则”及其道德实践，则被马克思理解为德国资产阶级对自己阶级利益的道德意识形态。此外，对康德而言，人不应将感性的幸福置于道德之上，这是被康德所鄙夷的，因此康德在维护宗教时强调的是人的思想或者说心灵的革命。而对马克思而言，真正的革命是改变现实世界，是现实的社会制度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实现的是直观唯物主义下一个无动于衷的人的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行动者、一个自由的人，他能够随时随刻地改变社会进程，从而实现一种理想状态。在这一思想层面，马克思之“行动者”与康德之“行动者”在“主体性”上具有可通约性，马克思的近康德阐释在费尔巴哈批判当中得以彰显。

纵观关于马克思的“康德—黑格尔”之争，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不仅在理论和学术上十分必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阐释也会为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带来诸多裨益和思考。正如王南湜先生所说，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自主性的理想化生活与现实的人的有限性社会存在的矛盾是黑格尔主义哲学所不能解决的。这对矛盾指明了在现代社会的观念革命中，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产生了由市场经济的建立所导致的从传统共同体向市民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对于精神生活所带来的冲击也引发了对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的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基于康德的道德学说，我们可以理解，在传统共同体当中法律的制定时常强调一种道德上的正当性，或者说是一种以爱为基本原则的伦理规范，而市民社会的建立使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必须成为一种能够普遍行使的强制性规则，那么在立法的正当性上，由于其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与以爱与伦理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社会形成了一组矛盾。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康德对这一矛盾的揭示，让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去更好地思考和把握这一矛盾，而不以一种辩论的方式去将这对矛盾做一个简单的阐释。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还能在当今社会发挥出更大的效用，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一种“近康德”阐释，毫无疑问是能够把握现代社会的生活实际与时代精神的有效途径。“康德—黑格尔”之争不仅让我们在理论层面能更加深入到马克思哲学的源头去思考，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批判的历史意义，并为我们理解当下社会提供了更加深刻的视角。正如王南湜先生所说：“因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真正把握住现时代的实际，也才能够提出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有效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理论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