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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

2021-01-27张裕东姚海棠周家宇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2021年1期
关键词:留学生一带贸易

张裕东,姚海棠,周家宇

(1.青岛大学a.国际教育学院;b.商学院,山东青岛266061;2.伦敦国王学院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学院,伦敦WC2R2LS)

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 年共有来自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9.21 万名来华留学生①在华学习。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比2000 年增长了8.4 倍,比2010 年增长了85.7%,中国逐渐由国际留学生的传统流出国成为国际留学生的主要接收国[1-3]。与此同时,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持续增长,2018 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 万人,其中,自费留学人数近60 万,仅这些自费留学生每年向世界各国贡献的留学费用就有1 800 亿人民币[4]。相比较而言,我国留学费用远低于发达国家,仅为美国的1/5,澳大利亚的1/3[5]。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在人数规模和费用方面差别巨大,中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存在巨大的逆差。

教育服务贸易是各国间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关于教育的输入与输出,在形式上表现为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目前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境外消费方面,即留学教育。当前世界范围内国际学生流动格局正逐步发生变化,一些新兴国家正在成为国际学生教育中心,国际学生市场正处于由一极向多极转化的趋势。为抢占留学教育市场,各国纷纷采取相应措施扩大教育服务贸易。商务部等部门印发的《服务贸易“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以优质资源请进来和教育走出去为重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指出“优化出国留学服务,实施留学中国计划,建立并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全面提升来华留学质量”,今后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的竞争必将更加激烈。因此,研究中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厘清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并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提出相应的扩大教育出口的对策与制度安排,对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间高等教育合作和交流,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1 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特点

自加入WTO 以来,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与海外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长迅速。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进口市场集中在美、英、澳等发达国家,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等发展中国家,呈现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进出口贸易额失衡、贸易逆差较大等特点。

1.1 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

1.1.1 出口规模国际市场占有率低,进口规模逐年攀升

中国教育服务出口规模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根据OECD 数据显示,2017 年度来华留学生总数达48.91 万人,占当年全世界留学生总数的9.2%,相比而言,美国2017 年留学生总数超过109 万人,占全世界留学生总数的20.66%[6]。另外我国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高等教育国内留学生占全部在校学生比例也最低(如下表1所示)[7]。

从进口规模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 之后,高等教育开放程度提高,加上我国社会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及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增加,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多。无论留学人数还是增长速度都远超过来华留学,并且这一差距在持续扩大(见图1)。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 年度,我国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的学生有153.39 万人,约占世界国际留学生总数的29%,接近1/3。中国的国际留学生总体状况影响着全球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态势。

表1 2017 年我国与部分OECD 国家高等教育出国留学生占比及国内留学生占比%

图1 2001—2018 年我国教育服务进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

1.1.2 进出口地域结构差别明显

由于地缘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主要出口地为亚洲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来华留学简明统计》数据显示,在2008—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规模以年均增长率12.5%的速度逐年递增,其中,中亚5 国、南亚8 国、西亚非19国和中东欧22 国均高于沿线国家总体增速水平,而在我国前10 大生源国中,泰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老挝、哈萨克斯坦、越南8 个国家均来自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5 国和南亚8国两地区,2014 年及其后来华留学生人数即呈现陡增趋势[8]。根据表2 我们可以看到,相比发达国家来华留学比例逐年下降趋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的陆续推进,沿线国家学生数量增长成为来华留学发力点和亮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的比较优势将会进一步凸显。

不同于来华留学生受地缘优势及政策驱动的鲜明特征,我国出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这5 个国家的留学人员约占在外留学人员总数的74%,并且中国留学生成为众多发达国家的最大留学生生源(如表3 所示)。这表明,我国留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国更多的是考虑留学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不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非通用语言人才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而人才供给却跟不上日益增长的需求[9]。外语能力强、专业知识扎实的留学人才成为“一带一路”人才储备的重要来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国留学生向相关国家分散。表3 数据显示,中国赴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开始增加,成为蒙古、泰国等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主要生源国。

表2 2008—2018 年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出口结构及占比 人,%

1.1.3 出口学历结构层次偏低,学历生比例不同导致进出口结构差异较大

高校接收的留学生的类型可以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两大类,其中学历教育的类别为: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非学历教育的类别为:高级进修生、普通进修生、语言生和其他短期生。留学生的学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根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01 年我国学历生为16 650 人,占全部来华留学生的26.91%。2018 年,学历生总计258 122 人,占全部来华留学生的比例增加到52.44%,学历生占比首次超过非学历生,与2001 年相比,学历生人数增加了15.5 倍,年均增长率为17.5%,增长速度高于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速度,这说明我国高等学历教育正在逐步得到全球各国学生的认同。但是来华留学生学历层次仍然偏低,学历来华留学生中以本科生为主,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留学生较少,非学历生主要是在华6~12 个月的以语言学习为主的普通进修生[10]。2018 年,来华留学生普通专科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分别占当年来华留学生总数的35.17%、12.08%、5.2%。

表3 2018 年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进口结构及占比 人,%

具体到沿线国家而言,学历生和非学历生都呈现增长态势,且学历生逐渐超过非学历生,占比在50%~55%之间,其中本科生占比最高在60%~85%之间,但呈逐年小幅下降趋势;研究生占比偏低在12.3%~30%之间,但呈逐年上升趋势,专科生占比最小。就非学历层次而言,沿线国家各区域非学历留学生占总数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且非学历留学生以普通进修为主,其在非学历留学生总数中的比重虽呈逐渐减小态势,但也占据绝对优势,短期进修次之,高级进修最小。不难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层次不断提升,学历教育超过非学历教育成为主要留学形式,但是表征高层次留学教育的研究生和高级进修生所占比例仍然较低,学历来华教育质量亟待提高。

1.2 教育服务进出口贸易额失衡,逆差较大

1.2.1 对发达国家长期处于贸易逆差

根据“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9”显示,OECD成员国中,约22%的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人数来自中国,伴随着日益增加的留学人数“逆差”,近十年来中国教育服务贸易额也一直呈逆差状态,且逆差额度不断增加。统计显示,仅2012 年留学费用“逆差”额度就达到2 833.62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1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55%[11]。

相比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高额逆差,我国留学生为英、美、澳等发达国家教育业贡献了巨大的收入。2018 年,国际留学生为美国的经济贡献高达447 亿美元,其中,有至少150 亿美元的相关经济收益来自中国。澳洲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18年,在澳海外留学生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开支高达376 亿澳元,其中中国留学生的贡献占比达到38%以上。

《中国服务贸易统计》中没有对教育服务贸易额进行单独统计,但是我国出国留学生的留学目的国主要集中在英、美、澳等消费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规模较小,加上我国的留学学费标准较低,仅为发达国家的1/5,因此,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对发达国家长期表现为逆差[12]。

可以间接估算出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根据银联国际发布的《2017 中国出境留学生消费报告》显示,中国每年的留学生消费规模至少在3 800 亿元人民币以上,其中学费和日常生活费占比超过80%。为了统计数据方便,本文仅估计2018 年中国留学生在留学目的国的学费和基本生活费作为当年教育服务贸易的进口额。通过计算,2019 年中国对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9 个国家的教育服务贸易逆差为2 081.2 亿元人民币。

1.2.2 对沿线国家贸易顺差,奖学金驱动因素强

中国对外国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与外国对中国留学生收费标准存在明显差异。一直以来,我国将留学生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发展,相关政策表明留学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坚持公益性原则”。目前,我国留学生教育费用仍参考1998 年制定《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标准》。根据该标准,不同学历层次来华留学生学费标准不同,其中本科、硕士、博士收费标准分别为1.4 万元/年~1.6 万元/年、1.8 万元/年~3.0 万元/年、2.2 万元/年~3.4 万元/年,理科、工科、农科类比照文科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10%~30%,医学、艺术、体育科类比照文科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50%~100%。加上留学期间的住宿费、保险费、生活费,年均留学费用基本在6 万元~10 万元之间。《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标准》对高等院校招收留学生收费标准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但是近20 年来,随着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断提高,较低的收费标准难以弥补教育成本的上涨,也很难发挥教育服务贸易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13]。

《来华简明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5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增长22 398 人,其中获中国政府奖学金人数增加了6 282 人,占当年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比例从11.2%增长到13.2%。到2016—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增长50 565 人,其中获中国政府奖学金人数增加了14 019 人,比2013—2015 年期间增长了一倍多。可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中国政府对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奖学金资助力度明显增强,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奖学金政策对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具有一定的助推功能[14]。随着沿线国家来华留学人数的增加,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2012 年以来,我国共有35 万多人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其中国家公派人员1.19 万人。但总体而言,无论是留学生规模还是留学教育收入,我国对沿线国家处于顺差地位。如表5 所示,2018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收入为137.8 亿元~158.6 亿元之间。

表4 2018 年中国对部分发达国家教育服务贸易逆差 万元/年,万人/年

2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

近10 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提升、经济实力增强、国家政策支持等有利因素推动下,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较快,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为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多年来存在的历史障碍还没有完全清除,教育服务贸易逆差问题严峻,教育发展存在诸多问题。

2.1 高等教育质量亟待提升,结构有待改善

一国的教育质量是影响留学生选择的最主要因素。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显示,中国、印度、欧洲等国家是留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更多地考虑的是学校的声望与教育质量,占受调查者的40%~61%。其他因素如留学成本、移民政策、奖学金等占比均不到20%。近年来,尽管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很多大学跻身世界前列,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15]。以ARWU 公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为例,前10 名中美国有8 所大学入围,前100 名中,有45所大学入围,英国有8 所,澳大利亚有7 所,而中国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4所高校入围。缺少世界级名校成为阻碍我国境外消费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外,“一带一路”建设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资本、货币、贸易、文化、民族、宗教等多个领域,无一不需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支撑。而我国当前留学教育专业设置低水平重复等问题直接影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目的地的选择。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了大批的工程项目,技术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供给侧需求,还需要熟悉沿线国家区域性语言和小语种的专门人才。仅就“一带一路”建设目前涉及的54 种官方语言而言,截至2016 年初,我国高校尚有11 种语言尚未开设[16]。而项目、工程、技术等专业,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差距更为明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世界范围内留学生生源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如果我国的教育质量、教育结构没有极大改善,届时将会有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选择教育质量更高的发达国家或者“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

2.2 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偏低

英语授课比例和外籍教师的占比是反映一国高校国际化水平的代表性指标。英语是国际通用语,目前主流的留学国家都是以英语作为授课语言,一些“一带一路”沿线非英语国家为扩大高等教育出口,也开设了大量以全英语为授课语言的学位课程,比如印度、马来西亚。

表5 2018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额 人,万元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4 年度来华留学调查报告》显示,接近90%攻读学位课程的学生会选择英文授课的专业,中国目前只有15%的招生高校开设了英文授课课程,其他仍以中文授课为主。中国高校英文授课的课程比例尚不足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的出口;专门针对来华留学生开设的其他外语课程、学科专业数量及其占比更加缺乏。另外,我国对英文授课的留学生也没有统一的英语水平要求,完全由高校自行确定标准。很多来华留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英语也不是他们的通用语言,留学生也同样面临着语言能力和水平问题。因此,留学生来华留学,必然先要学习语言,这对部分留学生来说,中国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就大大降低。

中国高校外籍教师的比例低于发达国家,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校英文授课的数量和质量。在外籍教师的比例中,中国重点高校中外籍专任教师平均每校不到40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2.3%;而日本在2008 年的这项数据为3.4%[17]。

2.3 留学生教育产业化水平低

从功能上看,留学生教育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属性,这四种属性共同构成留学生教育属性的完整内涵。一直以来,我国对于将留学生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将留学生教育服务贸易产业化存在着争议,相关政策直接表明“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坚持公益性原则”。因此,我国的来华留学生更多地建立在“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经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基础上。商务部服务贸易司每年公布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中甚至没有列支教育服务贸易这一项。教育部每年也只是公布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人数,对因境外接受教育缴纳的学费等没有详细统计数据,进而影响留学生教育政策制定,例如,我国关于来华留学收费标准自1998 年以来一直没有进行大的调整,仍以1998 年颁布的《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为主要确定的依据,学费维持在1.4 万元/年~2.6 万元/年的水平。不仅无法适应教育成本、消费水平的上涨,也严重限制了高校留学生教育收益,打击了国内高校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吸引留学生来华的积极性。

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主要的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国则把教育产业作为主要的出口产业。例如,留学生教育产业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出口产业,每年为澳大利亚创收200 亿澳元。而随着联盟党政府针对海外留学生签证政策的进一步放松以及移民政策的吸引,预计教育出口产业的发展潜力还将进一步增强。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而且具有最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最顶尖的科研水平。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国际学生在2016 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394 亿美元经济价值,比2014 年增长了40 亿美元。其中2/3 的资金来自留学生本国政府、大学及家庭资助。

2.4 留学教育服务体系滞后

发达国家教育服务贸易的日益增加,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高校主动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有关。对于留学生来说,完善的权益、便利的入学手续、文化交流、宽松的就业环境都会成为吸引他们购买留学服务的重要因素。例如,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将保护留学生权益纳入法律框架里的国家[18],并且根据留学生教育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不断对相关法律进行调整及完善。美国大学有非常便利的网络申请系统,所有申请过程都可以在网上完成,各大学的招生官每年都会到世界各地做宣传活动,选拔优秀人才。

来华留学生来自于不同国家和文化群体,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宗教,当他们来中国参加学习和生活时,最容易面临申请、语言、文化、就业等各种融入问题。因此,高校应该提供完善的服务体系加快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融合。

我国的高等教育服务体系相对滞后,重管理轻服务意识强,管理存在封闭性,满足留学生多方面需求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没有形成,留学生生活、交往受到一定限制,文化娱乐、情感交流等需求得不到满足。具体表现为:一是配套程序繁琐。包括留学生来华申请、学校英文网站设置以及留学生兼职问题都增加了留学生选择的难度。二是住宿问题。目前,大多数留学生都是住在专门的留学生公寓,与中国学生住在不同的区域。学校如此安排,主要是为了管理方便,避免中外学生混住带来的麻烦。三是多数高校留学生单独上课,留学生上课地点、使用的教材和培养方案都和国内学生有较大差别,这也增加了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交流融合的难度。另外,国内的高校有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组织,参与各类志愿者服务和实践活动,但是,在这些社团里却很少能够看到留学生的面孔。主要还是因为留学生活动主要有国际交流中心或者留学生活动办公室负责,中国学生的社团很少有特别针对留学生的项目,很难吸引留学生的融入。

3 “一带一路”背景下促进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策略

作为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另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沿线国家势必成为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对象。当前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仍存在教育质量偏低、国际化水平不高、结构有待优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逆差逐步扩大。为进一步扭转境处消费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现状,吸引留学生来华留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中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质量。

3.1 优化高等教育资源,提升高等教育服务质量

教育质量是制约一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关键因素。欧美国家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是吸引全世界留学生的前提条件,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我国国际范围内吸引优质人才提供了政策环境,也倒逼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全面审视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首先,为吸引来华留学,必须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促进教育服务贸易的增长。“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彰显了党中央对我国高等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相关高校应坚持以一流为目标,用国际视野、国际标准审视人才培养质量,转变教育培养模式、调整专业结构、扎实推进教学改革。只有在师资、学科、专业、课程、管理、服务等核心要素方面,达到国际认同的标准且具备一流水平,培养高素质的留学人才时,我们才能在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吸引沿线更多的优质人才。其次,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发挥特色学科专业优势,提高经济管理、工科等具有比较优势学科的培养质量,增设互联网经济、项目工程、服务外包等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专业学科。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数据显示,来华留学生攻读专业主要分为两类:发达国家留学生倾向选择中医、汉语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发展中国家留学生则更多地选择经济管理、工科、历史、法学等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高校今后一方面应进一步打造中医药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和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经济管理、工科等具有比较优势学科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应增设互联网经济、项目工程、服务外包等专业,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化专业人才的需求。第三,逐步与国际接轨,完善教育评价标准。目前我国很多高校积极借鉴国外知名高校的做法,在教学管理模式、课程设置、科研成果、教学资源等方面向国际标准靠拢,取得了较好成效。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显示,近5 年来,在基于论文及其被引次数的国际学科评估中,进入世界前1%的学科从473 个增加到745 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的高校从133 所增加到187 所。但是,在借鉴国际学科评估标准的同时,很多高校出现盲目跟风、全盘推行量化考核体系的现象,既不利于高校教师、学科的个性化发展,也大大降低了部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对于众多的普通高校而言,不可能每一方面都达到国际标准,只能在资源允许的范围内,突出重点专业、特色专业的建设,完善自身的教育评价标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3.2 提升高校教学国际化水平

推动高校国际化水平,首先要提升高校的国际化师资比例,不应仅局限于外语教学工作,还应扩展到专业课教学。除了继续加大力度吸引留学回国人员、增加外籍教师的引进外,还可以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秀人才纳入引进范围。例如,可以通过外聘的形式从在华投资企业中选拔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外籍工作人员作为专业课教师,还可以鼓励优秀来华博士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提高师资国际化水平的同时也加强与相应国家的联系,提升中国高校对相应国家来华留学的吸引力,扩大教育服务出口。其次,应进一步增加国际语言授课课程,增设更多的英文课程、甚至其他语言课程以降低留学生的语言负担。培养一批能熟练运用“双语”或“多语”授课的教师队伍,显得尤为紧迫。除全球招聘外,高校应将“教师国际化培养”纳入学校发展的重要规划中,通过外语培训、海外研修、学术交流、基地实训等措施,培养能熟练使用外语、较好承担培养国际生的师资力量,从而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的核心竞争力。

3.3 有序下放学费定价权,规范来华留学市场

为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我国相关部门应弱化政府在市场中的职能,有序地将来华留学生的学费定价权下放至高校,增加高等院校的自主性,激发高校接收来华留学生的积极性。相关管理部门应参照国外大学招收留学生的收费方法,及时修订《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标准》,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将留学生的高等教育服务放入市场机制中,有序放开各高校对华留学生的学费制定权,提高获取经济收益的目标比重,激发高校招收留学生的积极性。在下放学费制定权的同时,政府还应积极引导高校加强留学生教育的市场运作意识,鼓励高校以多种方式开展海外宣传和营销工作,扩大来华留学教育的总体规模和层次。此外,还应设立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和完善留学中介服务体系,建立高校间平等独立的竞争环境,引导高等学校发展高等教育贸易,维护建构良好的服务贸易市场,保障教育服务高校的合法权益。

3.4 优化高等教育服务体系,加快与国际教育服务接轨

除了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健全的高等教育服务体系也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保持教育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起步较晚,在贸易过程中的规章制度、配套服务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这些有可能会降低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吸引力,因此,优化我国教育服务体系,加快与国际教育服务接轨是保障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首先,地方留学服务部门及各高校应充分挖掘互联网、微信等新媒体对留学发展的宣传作用,为来华留学生提供更多高效、透明更具性价比的获取信息及申请留学通道;其次,简化留学生审核程序,完善服务体系,可以对资料详细的留学生提供绿色签证审核通道或是延长留学生毕业后的签证期限;再次,出台相应法规制度,为来华留学生拓宽就业渠道,允许来华留学生在我国留学期间进行实习或勤工俭学,甚至可以择优选择优秀毕业留学生留学任教或者创业,为留学生提供宽松的就业环境;最后,完善后勤管理制度,根据留学生国家、民族、宗教等不同的风俗习惯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鼓励各高校成立专门的留学生服务组织,为留学生提供各种帮助,如新生入学、换汇、办理保险制度、就医等,让他们尽快融入不同的生活、学习环境,提高留学生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满意度,推动我国境外消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

注 释:

① 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所指“留学生人数”“来华留学人数”“国际留学生”的统计对象均为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

② 由于各国高等院校公立、私立院校学费差别较大,无法全部统计,本文仅统计公立高等院校的本科学费。

③ 中国政府全额奖学金包括资助期间留学生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和医疗保险费,表中的留学费用参照中国政府全额奖学金的费用标准。数据来源:教育部.我国提高来华留学生政府奖学金资助标准[EB/OL].(2015-01-22).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501/t20150122_183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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