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勇，汤文慧

（集美大学财经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切实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要统筹农业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农村农业全面发展。十八大以来，虽然农业绿色发展实现了良好的开端，但总体上，农业的粗放经营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退化的形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文章旨在通过研究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环保投入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影响，探究环境保护是否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以及在这条农业绿色发展道路上，政府补助是否对农业经济和环保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以期能够揭示出现阶段这个领域的潜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企业环保投入与政府补助

随着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大。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还应该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的责任，要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企业在从事碳减排活动时，除了可以获取切实的经济利益，还能向外界传递出正面的信息[1]。自十八大以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农业绿色发展，2017 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文件指出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工作举措，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政府对农业发展除了政策支持，还表现在资金支援上。但是政府在做出扶持哪些企业的决策时，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当企业传递出积极信号时，政府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有绿色形象的企业。综上所述，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业企业环保投入越多，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

1.2 企业环保投入与农业企业经营绩效

随着我国绿色发展意识提升，政府不断出台环境保护政策激励企业主动承担环保责任。Khanna等（2002）研究发现，企业因为高额的政策遵守成本、市场压力和公众压力等，由被动对抗性对待环境保护问题转变为积极主动采用更为综合的环境管理行为，为环保投入更多的资金[2]。Porter 等（1995）认为传统理论高估了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本，忽略了因为环保费用带来的同行竞争力以及因为创新带来的抵消收益[3]。企业在环保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不仅仅是出于环境规制因素，更在于企业绿色生产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在《野人与刀叉：21 世纪商业发展的三重底线》一书中，Elkington 认为，社会公平、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是衡量企业业绩的关键要素[4]。关于环保投入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研究有很多，有学者认为企业环保投入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5]。然而，也有较多研究指出环保支出与企业财务绩效呈“U”型关系[6-8]。更进一步研究表明，以污染预防为导向的企业环境战略促使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更为正向，从而更有可能提高企业的可持续性[9]。然而，还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环保治理行为并不一定改善财务绩效，但环保预防行为可带来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共赢，使得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0]。

目前，学术界对于企业环保投入与绩效的研究结论各不相同。本文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农业绿色发展理念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农业企业环保投入能够促进经营绩效的提升。

1.3 政府补助与农业企业经营绩效

政府补助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直接手段，在维护社会目标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11]。为了完成指标，政府对上市企业进行了大面积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12]。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绩效不但无明显效应[13]，反而对农业企业绩效有消极作用。由于财税补贴直接构成了利润，表面上对农业企业绩效有提升作用，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财税补贴对盈利的影响后，反而对农业企业绩效有消极作用，并不能很好引导农业企业改善经营管理[14]。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绩效也不是没有积极作用。范黎波等（2012）、刘云芬等（2015）研究发现政府支持与农企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专业化经营的农企获得政府补贴后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绩效[15-16]。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政府补助与农业企业绩效的关系的研究结果没有达成一致。

基于农业基础性的重要性以及农业自身弱质性的特点，结合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农业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与经营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1.4 政府补助中介作用

学术界关于环保投入和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热点问题，关于环保投入的驱动因素，可以归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制度环境两大类[17]。企业内部对环保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有两种驱动因素：一种是企业绿色管理，通过技术相容性正向调节股东与企业绿色管理关系，可以使企业绿色管理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8]；另一种是环保创新，关于环保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有不同观点。李怡娜、叶飞（2013）发现环保创新实践对企业经济绩效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而是通过环境绩效间接地作用于企业的经济绩效[19]；温玲玉、陈明辉（2010）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台湾中小型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企业环保承诺、环保创新技术对环保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环保创新技术在企业环保承诺与环保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20]。除了企业内部驱动因素，外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也有不同影响。很多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正向影响[21-22]；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存在某些行业不完全符合“波特假说”的现象，环境规制虽然促进了研发创新，但是抑制了企业绩效[23]。更进一步，李怡娜等（2011）将环境规制分为强制性政策和同行竞争压力与激励性政策和客户环保压力，强制性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环保实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激励性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环保实践的影响不显著[24]。由此可见，来自于政府的环境规制与激励作用不能忽视。

基于政府治污投入外部效应的污染治理机制，渐进递增的环保税及政府补偿率的环境政策组合，可以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环境质量提升和收入分配格局改善[25]。除此之外，根据社会资本互惠交换理论[26]，政府与农业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政府需要农业企业达到农业绿色发展的目的，而农业企业需要通过政府掌握优势资源，政府补助作为政府达到政绩的常用手段，可以稳定政府与农业企业之间的利益交换。但是，农业企业环保投入行为能不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利益交换能不能顺利完成。企业绿色生产需要付出成本，而政府对于企业的回报则包括融资便利、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等。从企业角度看，利益交换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政府对于企业的回报能否大于环保支出。因此，政府与农业企业在环保方面的利益交换部分地取决于政府补助的多少，换言之，企业环保投入能否提高经营绩效部分地取决于政府补助的多少。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政府补助在企业环保投入与农业企业经营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

以2012 年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为依据，选取A 类以农、林、牧、渔为主业的上市公司49 家，剔除ST、PT 类和资料不全的公司，最终选取38 家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Excel软件进行前期数据整理，并采用Stata 16.0 软件进行后期数据处理，为提升研究准确性，同时对所有数据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以消除异常值影响。

2.2 研究变量与数据收集

2.2.1 被解释变量

国内外学者用来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种类繁多，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财务指标，包括资产报酬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等；第二类是市场指标，主要有Tobin’s Q 值、市净率等；第三类是全要素生产率。考虑到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市场价值估算的可信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问题，文章借鉴Soumendra（2011）、Kimitaka（2011）等前人的研究，同时参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用资产报酬率（ROA）来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资产报酬率是息税前利润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该指标可以反映出全部资产使用的综合效果与经营效率，能够体现企业的综合管理水平。

2.2.2 解释变量

通常，环保投资被定义为企业保护环境所做的努力[27]。关于环保投入，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说法：“投资说”和“费用说”。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15 次会议文件《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中关于环境成本的定义：“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28]。笔者在搜集环保数据过程中发现，由于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自主性，环境信息披露程度参差不齐，环保数据存在内容不完整、规范性差、定性的描述过多等情况，不具有准确性。因此，考虑数据的准确性和口径一致性，将上市公司年报“管理费用”中的绿化费、排污费等环境治理费用作为环保投入变量的衡量指标。为了尽可能消除异方差和变动因素的影响，文章将环保投入（EI）取自然对数。

2.2.3 中介变量

2017 年财政部发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文件要求：利润表新增“其他收益”行项目，要求将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仍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以往的研究中，政府补助有两种数据来源：一种是根据老准则直接将报表中“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作为研究数据；另外一种是将“其他收益”与“营业外收入”中政府补助金额相加，作为研究数据。这两者做法，对于2017 年以后政府补助数据，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为了数据的一致性，文章采用年报报表附注中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作为研究数据，并取自然对数。

2.2.4 控制变量

文章选择企业规模、资本结构、成长能力和营运能力等在企业层面可能影响绩效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数据及计算方法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企业规模（SIZE）：通常用来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有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员工人数。文章使用营业收入来衡量公司规模，并将其取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资产负债率，用来反映企业的负债水平以及风险程度。成长能力（GROW）：即营业收入增长率，用来衡量企业成长状况和发展能力。营运能力（CAT）：评价指标为流动资产周转率，用来反映企业流动资产的利用率。

2.3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性检验

2.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1 来看，农业上市公司的整体财务绩效水平不高，平均资产回报率在26%；其次，虽然农业上市公司之间规模（SIZE）差异大，但是盈利水平相差不大。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2 来看，农业上市公司政府补贴金额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对农业产业的扶持力度在不断加强，但每年也存在没有拿到政府补助的企业，个体之间有较大差异。从表3来看，整体上农业上市公司对环境治理费用投入的金额在增加，不过，存在分布不均的状况，说明近年来农业生态环境治理虽有良好的局面，但是还是需要继续加强。

表3 环保投入描述性统计

2.3.2 相关性检验

从表4 中可以看到农业企业经营绩效与政府补助、政府补助与环保投入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然而，农业企业经营绩效与环保投入之间相关性不显著，所以考虑到环保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滞后性[29]，文章在三个模型中将环保投入指标（EI）滞后一期再进行研究。

表4 相关性检验

2.4 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假设，并考虑到环保投入的影响滞后性[30]，文章构建了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模型1、模型2、模型3 分别验证假设1、假设2 和假设3。为验证中介效应，文章参考温忠麟等（2004）的方法，采用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方法，首先检验α1是否显著，然后检验β1、λ1是否显著，最后把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放在一起检验其对因变量的影响（即模型4），如果此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显著性消失或显著性存在但数值降低，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或部分中介效应[31]。

3 实证分析

笔者在做回归分析之前，将4 个模型都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VIF 值均小于5，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并对模型使用了稳健标准误进行修正。从表5 中可以看到，模型1 中滞后一期的企业环保投入在1%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滞后一期企业环保投入对当期政府补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接受假设1，究其原因在于政府与农业企业之间的利益交换，企业通过更多环保投入达成政府治理环境的目的，政府更愿意对这种有着绿色形象的农业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援。另外，模型1 中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营运能力（CAT）都在1%水平下显著，这反映政府在选择扶持的目标企业时，更倾向于那些规模大、偿债能力强、资本营运能力更好的农业企业。对于模型2，滞后一期的企业环保投入在5%水平下显著，反映滞后一期企业环保投入对当期经营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接受假设2，这一结果支持了范宝学、王文姣（2019）的观点，只是不同于前人的研究，笔者的结果显示出农业企业环保投入对经营绩效影响的滞后性，验证了颉茂华等（2014）的研究结果[29]。模型3 中政府补助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当期政府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提升作用，接受假设3，与前人范黎波等（2012）、刘云芬等（2015）结果相同。对于模型4，我们看到在模型2 中，滞后一期的企业环保投入在5%水平下显著，加入政府补助后，滞后一期的企业环保投入在10%水平下显著，并且系数也显著减少了，这说明政府补助在企业环保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从而验证了假设4。

表5 回归结果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基于农业绿色发展理论，在梳理政府补助、企业环保投入与农业企业经营绩效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收集了2012—2019 年农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府的激励对农业企业环保投入有积极促进作用，企业通过不断增多的环保投入获得对外的绿色形象，促使政府对其有更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第二，企业环保投入正向影响农业企业经营绩效，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其原因在于：当农业企业绿化治污带来的效益大于投入的成本时，农业企业环保投入对经营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提升作用，但环保投入所带来的益处需要时间慢慢显现，所以其影响表现出一定滞后性；第三，政府补助短期对农业企业经营绩效有提升作用，笔者认为这种效果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性，且目前大部分农业企业得到政府补助，这可能会助长企业“寻租行为”，导致财务绩效虚增；第四，政府补助在企业环保投入与农业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十八大以来，政府不断扶持农业发展，积极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绿色发展颇见成效。

根据实证结果以及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文章提出以下建议：（1）建立农业绿色发展激励机制，促进农业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政府可以给发展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的企业提供补贴、财政贴息等政策或税收优惠，建立以环保为导向的政府补助专项基金，引导农业企业采取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企业应该主动承担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绩效双赢。（2）设立持续性政府补助发放的资质审查机制。政府应严格把关资质审核，建立环保补助企业档案，从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进行有效持续性约束，对未达标企业进行一定程度处罚。（3）规范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为政府补助审批及环保学术研究提供有效数据。笔者基于财务会计目标的“权益均衡论”[32]和会计信息可比性原则，建议修改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在编制财务报告时单独列报环保投入项目及金额，规范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来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