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镛镇

[关键词]中国文化：日本;朝鲜朝通信使;《东渡笔谈》;诗歌

[中图分类号]131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21）01-045-06

1763年至1764年，为祝贺德川家治出任幕府将军，朝鲜王朝第十一次派出通信使（亦称癸未朝鲜朝通信使）赴日。据《通文馆志》记载，参与此次使行的人员共有521名。除三使外，还包括朝鲜朝官方派遣的特殊人员，即专为与日本文士笔谈唱酬而派遣的制述官与书记三人;专为交流书法而派遣的写字官;应日方要求特意选派的画员、良医;为展示武藝而派遣的军官、马上才，以及负责通译的译官若干名。

朝鲜朝使行团于1763年10月6日从釜山出发，次年1月20日抵达大阪河口，1月26日渡船离开大阪，次日，一行人在淀浦下船进入京都。1月29日，使团从京都出发留宿大津。1月30日，使团再次出发经近江州、美浓州、尾张州、三河州、远江州、骏河州、伊豆州、相模州，于2月16日抵达江户浅草本愿寺。3月11日，使团再从江户出发，4月3日又返回京都，4月5日抵达大阪。5月6日使团从大阪出发，6月23日返回釜山。

《东渡笔谈》产生于朝鲜朝使行团停留于江户期间（1764年2月16日—3月11日），记录着日方在江户浅草本愿寺接见朝鲜朝通信使时，双方笔谈的内容与酬唱的诗文，记录人是日僧因静（1725—1791）。参与笔谈的主要朝鲜朝使臣有南玉、成大中、元重举、金仁谦等。

《东渡笔谈》目前收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为1卷1册的刊本。刊本1面10行20字，总78面，收入诗90首、书信与序5篇、笔谈交流8次。笔谈酬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记录于2月19日、2月22日、2月29日和3月6日。序文由松崎惟时与刘维翰各写一篇，跋文《题因静上人诗文轴后》由朝鲜朝书记员元重举撰写。

目前，学界对《东渡笔谈》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只有部分韩国学者撰写的论文对其内容有所涉及，包括具智贤的《癸未（1763）通信使使行文学研究》，张真熀的《癸未通信使笔谈研究》，崔二浩译注的《奇事风闻·东渡笔谈·南宫先生讲余独揽》中对《东渡笔谈》的解题等。上述论文仅对《东渡笔谈》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尚无深入性研究成果。

本文将首先对《东渡笔谈>文本做一简单介绍，其次考察作者因静及朝日笔谈的主题，最后详尽分析朝日诗歌酬唱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元素。

一、《东渡笔谈》的作者因静

因静，字狮子吼，号东渡，是江户浅草人，宗派为净土宗，接见朝鲜朝通信使时正好在增上寺修行。当成大中问“师居何山何寺？”时，因静回答道：“未住寺，吾宗禁一入小寺，后不能移拥大刹。是故我辈久在三缘山中，修其业耳。山中鱼龙三千僧。”

（一）脱离凡俗，擅于诗文

松崎惟时在《东渡笔谈》的序文中对因静评价道：“上人修西方之学，以济度为业，其尘垢粃糠陶铸文字，自视犹一映也。……上人年与余相若，精进其业，不负所学，又以其余力，优息艺文，唱酬蕃客，吐言如屑，英气勃勃不已，一何壮也？”刘维翰亦评价其：“上人之道解脱尘缚，涤除习障，超然玄览乎是非利害之外，窅然忘其死生焉。……上人砣砣乎文字之业，窥契吾道，征诸异域之人，此所谓宿业不能驱除乎？盖上人之风流也。其道之贵，固有所修，游戏三味，亦唯可以见上人之风流耳。”在《东渡笔谈》所收入的90首诗中，因静原创的诗就有53首，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金仁谦称因静的诗才与东晋高僧、净土宗始祖慧远（334—416），以及传说中七步成诗的魏曹植比肩，“许掾风流本不高，远公才格一何豪。行人手里无花笔，韵释眉间有白毫。来自仙山飞锡杖，久淹莲幕愧荷袍。喜君透得诗家妙，才捷应同七步曹。”（《和静上人赠示韵》），赞其才思敏捷、诗艺出众。

不仅如此，金仁谦还将因静比作日本奈良时代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698—770），诗云：“海外名山富岳高，日东词客静师豪。墨磨鹏鸟天池水，笔以蟾宫玉兔毫。花鸟灵区挥月斧，风霜异碱弊霞袍。晁卿藏释重生世，不道偏邦得尔曹。”（《再和东渡上人韵》）阿倍仲麻吕是杰出的中日文化交流使者，与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均有密切交往，金仁谦借古喻今，认为今日与因静的交往同样意义重大。

南玉也极其欣赏因静的诗文风貌，并对因静的禅理、心性加以肯定。他把因静比作在文学、佛学、茶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唐代著名诗人、茶僧、吴兴杼山妙喜寺主持僧皎然（730—799），“弘法宗规流日东，上人诗有皎然风。间唫最害观禅理，归把楞伽讲大雄。”（《四和东渡》）

（二）入孝出悌，佛亦儒也

在第一次会面笔谈时，朝鲜朝使臣南玉曾赠因静胡桃，因静将胡桃怀于袖中回家献给了母亲，此举令朝鲜朝文人颇为感慨。元重举在跋文中称赞道：“苟能入孝出悌，慕仁义，志经籍，而名诗文，以翼治具，就佛亦儒也。”

第二次会面时，因静从家中取出花笺七幅，诚心想赠与朝鲜朝使臣四人，但因花笺“字不安，墨不受”，被朝鲜朝使臣当面“还呈”。“向赐怀橘，归献老亲，吃之示余曰：‘高意满腹，仁及岩穴。呜呼，君子哉！承此盛意欲口，至此卧病未起，奈之何？’因命贫道，以奉谢其万一，楮华虽非佳品，是大人之志也。愿公等受之，则父子饮河之愿足矣。”然而，因静的上述言论令朝鲜朝使臣十分感动，既然是“上人以亲命为言”，故“义不可辞”地选择了接受。最后又赠予因静一把用湘筠制作的扇子，“狮拂重来对鹖冠，怀中百寿侑清欢。湘筠妙制聊相赠，要助高堂扇枕寒。”（《东渡赠以花笺，辞之以其公命，恳要领留，义不可拂，遂以一筵为归献之资，因步其韵》）

3月6日，最后一次会面时，因静提到了之前元重举与南玉、成大中托山田图南寄过来的一篇文章及两篇诗文。

东渡：佳篇中较我以乐天，我敢望之乎？古人有言，使识者论其诗文而可以征焉。贫道得吾公，以为盛贶哉。

玄川：拟人耶，必尽言其平生耶，师之内儒外释，却胜于香山之内佛外儒，若力之行之，顾何必多让于香山？篇中首尾，因有致意处，幸更详之。

在上述引文中，元重举把因静比成白居易，称其“内儒外释”，如加以修行必能超越“内佛外儒”的白居易，对因静的诗才与品性大加赞赏。

二、《东渡笔谈》中的朝日笔谈主题

松崎惟时在序文中记述：“韩使入都朝谒，皆不能出观，闻其巧骑射，欲观演武于轮苑，又值儤直不果。及其发夕，才能一睹归装，何望往来鸿胪馆，以尽埙篪之雅乎？近年文思日减，欲作一诗，呻吟数日，藉令有宦暇，恶能与远人争捷于顷刻哉？”可见，朝鲜朝通信使进入江户时，曾引起日本人的热切关注。宴会之上，使行团呈现的马上才与射箭等表演在日本人看来是颇有看点的技艺展示。

然而，尋求亲自与朝鲜朝通信使进行笔谈酬唱的机会才是最为吸引人的环节。原因在于日本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锁国政策，这使得日本文人对朝鲜朝通信使及朝鲜朝国况产生了强烈好奇心。当时，日本涌现出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文人，他们无不摩拳擦掌，试图通过与朝鲜朝通信使的交流展现自身才华。朝鲜朝文人对此也持开放和积极的态度，一方面广交日方人才，一方面不断收集有关日本的各种信息。

（一）鱼龙万里皆兄弟，二国交欢周礼乐，和郢遥邀骚客求

因静在开篇诗中就表达了得以与朝鲜朝文人交往的喜悦，以及对笔谈的无限期待。“春天鸾凤下金堂，暂系仙槎东海傍。二国交欢周礼乐，三台冠盖汉贤良。花开江北思千里，诗学召南游四方。始见使星城上聚，今朝太史奏明光。”（《席上奉呈秋月南公》）因静以“三台”（出自李白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中“虽无三台位，不借四豪名”之句）称呼朝鲜朝使臣，足以看出他对朝鲜朝文士的仰慕之情，以及得以彼此畅谈礼乐和诗学的欢喜之心。

接下来，因静以“奉使新年赋远游，大东文物接风流。青云路傍群贤直，明月珠随同调投。万里结交齐鲁地，千秋为政弟兄州。请看芙岳春天雪，和郢遥邀骚客求”（《席上奉呈秋月南公》）之句，表达了“双邦佳会对儒冠，不减当年十日欢”（《自携百寿纸，呈秋月，系以诗》）的喜悦，抒发了与朝鲜朝贤士唱和“高雅”之诗的慷慨情怀。

于是，朝鲜朝使臣相继唱和，认同因静的表达。南玉借用韩愈与文畅和尚交游甚密，并以诗相赠的美谈，表达了与因静和尚的投缘之情：“西峰道侣今文畅，南国豪儒旧楚良。交谊未须论异调，净缘抑且托殊方。同程亦有空门伴，相对眉毫欲放光。”（《次东渡上人》）成大中则写道：“袈裟出定欣初见，针芥随缘喜西投。万里云霞浮海国，一春梅柳散江州。半帘斜日挥松麈，诗趣聊从尔后求。”（《和静上人》）此诗以被磁石吸引的针和被琥珀吸引的芥来比喻二人的关系，喻示彼此性情投合。

（二）两地文华见国风，万里共僯龙剑合，清谈不必问雌雄

因静认为“纵使论文交可许，双邦分手望漫漫”（《奉呈龙渊月》），既然“万里共僯龙剑合”，就不必计较诗艺的高低，笔聊的意旨在于清谈。“贫道会观昔时交聘之笔语，动闘二国诗文之光辉，不相下者，已多矣，殊不知其益如何。自古星槎东指，月卿西迎，此意无他，唯讲两邦之和耳。然好事之士共争其长，不亦左乎？古者国风之起也，其国之兴废，其人之贤否，形其言而不可掩，岂不言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诗之所以为劝惩者，可不慎耶？一代一见之佳会，分手望洋，何有攘臂相夸之余？犹恐请教之日忽薄西山也。”

对此，朝鲜朝使臣四人均表示赞同。元重举提笔道：“上人高论切中今时弊源，甚喜甚喜。”南玉也夸赞因静的礼让之风，“词盟从古莅西东，深媿宾筵礼让风。老子元无凭轼勇，守雌还欲不知雄。”（《三和东渡上人喜其语意颇不凡聊示鄙志》）他在此诗中化用老子《道德经》里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之句，赞颂因静“其语意颇不凡”，且处事谦虚、谨慎。

实际上，因静对自己的学识亦十分谦虚。他在第二次会面时写给南玉的文章中提到，“至若贫道，则丘壑自分连社之业，会无余力，愧惠休支遁之才久矣，可以恨耳”。并且诚恳地请求南玉，“伏惟足下谬蒙不弃，一二赐教，别后长捧，可以夸于东海矣”。因静认为，“文章不朽之交，不减握手之乐”。

在笔谈“诗会”的过程中，朝日双方都持较为谦恳的态度，尊重彼此的才艺，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交流机会和结下的友谊。譬如，在最后会面笔谈时，针对赵华山提出的“公辈闻远客风声，远来酬唱，其意良勤，而终日竟夜，至于百千篇，亦何益？”的质疑，因静则巧妙地给出了解答，“只弄风流之趣，不必患其无益，纵至于百千篇，总类吃茶之话，何劳之有？”

三、朝日文人诗歌酬唱所引中国典故

诗歌酬唱是古代朝日文人在开展官方外交活动时最为常见的文学交流方式，它不仅是双方传达情感的极好方式，更是彼此切磋诗艺的最佳手段。朝日文人在使用第三方语言即汉语进行笔谈的同时，始终借用中国文化元素充实诗歌主题。《东渡笔谈》所记录的朝日“诗会”中，《诗经》、老庄思想、唐诗等中国经典元素占据酬唱内容的很大比例，为两国文人的文学交流提升了活力，充实了内涵。这说明中国文化元素在东亚文化圈中具备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

（一）周代皇华传国风，诗学召南游四方——《诗经》

《诗经》作为先秦时代文学史上的佳作，在朝日两国也广为传颂。《诗经》一方面赋予朝日文人创作诗歌的灵感，另一方面，善于引用《诗经》，也会为文人开展文化交流时展示自身渊博学识及诗歌造诣增色不少。

第一次会面笔谈时，因静赠予朝鲜朝使臣南玉的第一首诗便引用了《诗经》典故，“花开江北思千里，诗学召南游四方。始见使星城上聚，今朝太史奏明光”（《席上奉呈秋月南公》），体现了《诗经》在朝日文人诗学交流领域中的极高地位。因静在开头就引此典故来比喻朝日文人相会遵循的是周礼，诗学的根本乃是《诗经》。

因静又引用“周南”之典故赋诗一首，“春来玉节聘居东，始见周南君子风。萍水共逢太平世，一时词客自英雄”（《重步前韵酬南公》）。因静在此引用国风的创作渊源对诗会的意义做出了全新解释，指出“古者国风之起也，其国之兴废，其人之贤否，形其言而不可掩，岂不言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诗之所以为劝惩者，可不慎耶？一代一见之佳会，分手望洋，何有攘臂相夸之余？犹恐请教之日忽薄西山也”，由此衬托出朝日文人间和谐的交流氛围，以及希望寄托真情实感的美好夙愿。

因静赋诗“周代皇华传国风，万邦佛日挂苍穹。梵经诵尽三千卷，空望西天老海东”，借用“皇华”之典感叹日本文人身处岛上无法亲自赴中国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反观朝鲜朝文人因地缘优势可以不断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因而能创造出美妙的诗歌。“是以宿昔私窃有意飞锡于西方，游中华及贵邦也。国禁不许，可恨可恨。曾闻贵邦接地于中华，且奉使入于天朝，面观朝野之美，贫道愿接芝眉者，在于此。”

因静在赠给南玉的《奉送朝鲜学士秋月南公》一诗中写道：“异域春风楩土切，他乡莺鸟求友繁。芙蓉白雪长属君，五色遥映楚人文。”“莺鸟求友”出自《诗经·小雅·伐木》中的“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之句。而《奉送朝鲜三书记成龙渊元玄川金退石》中的诗句，“鹿鸣西园会，飞盖东渚隈。公侯与文武，城南祖帐开。岂啻分双手，再会亦难哉。随意锦帆影，飞向釜山回。天地元心造，从心共徘徊。万邦非心外，犹向明镜台。各天如相忆，两地入心来”中的“鹿鸣”则出自《小雅·鹿鸣》，为《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以上两首诗均表达了因静与朝鲜朝使臣离别时的伤感之情，同时表明了两国文人结下的深厚友谊。

（二）墨磨鹏鸟天池水，笔以蟾宫玉兔毫——老庄思想

士大夫阶层是一个在文化上崇尚儒家思想的集体，但实际上所谓儒生并非指思想僵化守旧、不懂变通的人群。有些人死心塌地追随儒家哲学的根本原理，有些人的思维方式则越来越倾向于佛家或道家，但大多数的士大夫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实际表现为，在政治上追随儒家思想，而内心深处却崇尚佛家或道家的修养和达观精神。因此在朝日两国文人的笔谈过程中，也出现了有关老庄思想的诸多用典。尽管因静是僧人，但四名朝鲜朝使者均是儒家门生，因此诗歌酬唱难免涉及老庄典故的引用。

刘维翰在《东渡笔谈》序中评价因静的诗文，“既而读之，乃知上人嗒焉若丧其耦，固其所好，未能割爱，则其感所应，岂可使若欺魄邪？”此处的“若丧其耦”就是引用了《庄子·齐物论》中的句子，“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耦”。接下来，他对“名分”的解释“夫名者实之宾也，身将相忘，焉用名为？虽然固有情，其感所应，抑有不得已者耶？”再次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不仅如此，他还把僧人因静比喻成“道人”，“道人之为俗辈，何得测之？则以此视上人，则吾不知其可也;以此病上人，则吾复不知其可也”。乍看似乎有些不妥，但也说明在当时社会中，老庄思想并非一味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大部分士大夫仍将老庄思想看作是修身养性的智慧，是实现自我超脱的一种境界。

金仁谦在唱和因静的诗歌时写道，“海外名山富岳高，日东词客静师豪。墨磨鹏鸟天池水，笔以蟾宫玉兔毫。花鸟灵区挥月斧，风霜异碱弊霞袍。晁卿藏释重生世，不道偏邦得尔曹”（《再和东渡上人韵》），他以《庄子·逍遥游》中的代表性意象——“鹏鸟”喻因静的诗风，称赞了因静的诗艺豪迈且精湛。

因静本人也喜欢借老庄典故来扩充诗歌的意象，上文中提到的“一代一见之佳会，分手望洋，何有攘臂相夸之余？犹恐请教之日忽薄西山也”，就引用了《庄子》与《道德经>中的典故。“望洋”指“望洋兴叹”，出自《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予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而“攘臂”则出自老子《道德经>：“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第二次会面笔谈时，因静及其母对朝鲜朝使臣之前赠橘之事备受感动，特意带来花笺以表谢意，“向赐怀橘，归献老亲，吃之示余曰：‘高意满腹，仁及岩穴。呜呼，君子哉！承此盛意欲口，至此卧病未起，奈之何？’因命贫道，以奉谢其万一，楮华虽非佳品，是大人之志也。愿公等受之，则父子饮河之愿足矣”。此处的“岩穴”出自《庄子·山木>“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而“饮河”一词则出自《庄子·逍遥游》：“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

南玉在唱和因静的诗歌中，曾指责并批判了过于重视诗艺切磋，而缺乏情感沟通和理性的行为，同时决意要时刻谦虚处事。“词盟从古莅西东，深媿宾筵礼让风。老子元无凭轼勇，守雌还欲不知雄。”（《三和东渡上人喜其语意颇不凡聊示鄙志>））南玉引用的“守雌还欲不知雄”句就是借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典故，“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三）在于心发于言，宁有意修之哉——唐诗

因静向南玉阐发有关诗学的观点时，尤其推崇唐诗的创作风格，“是以盛德之士不以诗文自居者，惟恐害道德之实，故弃之如土，为非古之诗文也。顾夫古之诗文，与志为一。今之诗文，与志为二。所谓与志为一者，在于心，发于言，假名为诗为文耳。若无斯心，则不言，不言，则固无诗文之迹矣。故即其诗文，而其人之贤愚可知也”（《奉南秋月书》）。

《东渡笔谈》所载朝日文人借用的唐代诗词典故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李白的诗句。上文提到过朝鲜朝使臣向因静赠送胡桃，因静“愿袖之，辞归捧老亲”的事件，当南玉言“怀橘可感。更以数枚为归献之资，先赠者，师自契了”时，因静表示感激之余，言“实满望蜀之意”。其中“望蜀”一词指成语“得陇望蜀”，出自《后汉书·岑彭传>：“敕彭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通过重温此典故，因静对朝鲜朝使臣给予的恩惠表达了满足与感激之情。

另外，因静在写给朝鲜朝使臣成大中的诗《再用前韵奉答龙渊见和赠》中言：“诗成白发三千丈，名满青蜒六十州。末代斯文犹未堕，东西再会不难求。”“白发三千丈”句就是引用了李白《秋浦歌十七首>中的詩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因静在写给四名朝鲜朝使臣的诗句中也巧妙地运用了李白的诗句，“春帆无恙挂飞澜，大海休言行路难。纵使论文交可许，双邦分手望漫漫”。“行路难”句借用了李白的千古名篇《行路难三首》，即指出了使行路程的艰辛，同时也表达了交往的无限喜悦之情。

除李白外，朝日文人还引用了其他唐代诗人的诗词典故。例如，南玉在《再和东渡》中写道：“云林性业空诸妄，湖海诗篇愧大方。万里但赢华鬓得，凭师惟欲问金光”。“云林”指隐居之所，就是引用了王维《桃源行》中的典故，“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而因静在另一篇赠给南玉的诗《席上呈秋月》中写道：“本邦幸有求贤诏，俊贤全与古人侔。君亦文章裁五色，补衮愿映翠云裘。”“云裘”一词指以翠羽制作，上有云彩纹饰之裘，出自王维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因静在《席上呈龙渊玄川退石》中又言，“请看七里滩头壮，金鼓玉箫起楼船。锦缆同解风飒飒，云帆共挂涛翩翩。荒关谁能弃繻过，灞亭惊见才子贤。……下见花林吞梦泽，上有龙池出温泉。天地鬼神游紫岫，湖海鸿鹏抟碧巅”。“七里滩”引自孟浩然的《经七里滩》一诗。而“灞亭”指灞桥长亭，出自岑参的《送祁乐归河东》 -诗，“置酒灞亭别，高歌披心胸”。“梦泽”一词出自李商隐所作一首咏史诗《梦泽》，“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因静在《重步前韵酬退石》用“文光百丈射红尘，梅柳交游无主宾。君自风流似陶令，袈裟何拟虎溪人”句夸赞了金仁谦的诗文之美妙，称其可留传后世。“文光百丈”出自韩愈《调张籍>中的诗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元重举《和静上人》中的“长揖宾筵一笑开，新晴小雨出楼台。琳宫释并三花至，玉节人从四牡来”，引用了李白《赠嵩少山焦炼师>中的诗句“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又在《酬东渡上人》中言“摩尼存宿果，云衲寄文人。一树兰光在，归家寸草春”，“寸草春”即出自孟郊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句。

总体来说，《东渡笔谈》作为18世纪朝鲜朝通信使赴日交流留存的重要史料，无论是诗歌酬唱还是就双方感兴趣的领域各抒观点，处处体现了中国文化元素对朝日两国文人产生的深刻影响和印记。两国作为番邦，却能在交流中将中华文化元素信手拈来，这不仅体现了18世纪朝日文人深层次的文化底蕴，更体现了中华文化在东亚各国文化圈交流过程中扮演的纽带角色，增进了各国间历史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换句话说，中国文化元素在朝日文人開展笔谈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体现着自身的重要地位，这也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特有的共性。

[责任编辑 朴莲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