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强

[关键词]中韩：巫文化：研究史：学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1313.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 （2021） 01-009-06

巫文化是与巫觋、巫术相关的民间信仰和习俗，是几乎与人类童年开智、人类文化史同样古老的社會文化现象，也是从远古传承至今的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巫史传统”，古代巫文化曾经对民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今天在东北和西南等农村地区仍有传承。朝鲜半岛巫文化是佛教等外来宗教传入之前就存在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宗教信仰，也是至今仍然存续的民间信仰和习俗。

中国和韩国关于巫文化的研究均始于20世纪初期，至今已经有百年的学术历程。中韩两国的巫文化研究在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方面，既有共同点又各有特色。本文拟对两国巫文化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系统考察和比较，探索中韩巫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和主要特点，并讨论可能走向。

一、中韩巫文化研究的学术历程

（一）中国巫文化研究

中国巫文化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支流：一是对萨满教的研究;二是对巫文化史的研究;三是对现存巫傩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萨满教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欧洲和日本学者的民族学研究，最早是1915年至1917年俄国学者史禄国（俄语名字：S.M.希罗科戈罗夫，1889—1939年）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民俗学调查，在此基础上他先后用英文发表了《通古斯萨满教的基本理论》（1923年）、《满族的社会组织》（1924年）、《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1929年）等对中国东北地区萨满教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赤松智城、石桥丑雄、村山智顺等人在民族学田野调查和史料整理的基础上，对中国萨满教进行了较系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白鸟库吉对满族和朝鲜的竿木崇拜现象进行过比较研究，其中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教进行了深入阐释。赤松智城在《满蒙的民族与宗教》一书中对蒙古萨满“神堂”做了详细的分析。秋叶隆的《满州萨满教的家祭》《满州萨满考察记录》等调查报告，记录了当时东北地区萨满教的第一手资料。石桥丑雄在《北平的萨满教》-书中，对当时北京地区萨满教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整理介绍。中国学者对萨满教的最初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周作人在《萨满教的礼教思想》、凌纯声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著述中对萨满教的学术性探讨以及初步的调查。当时国内学术关于萨满教的研究还未形成独立专门的学术课题，因此最初的研究仅仅是一些零散、不系统的成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对中国北方萨满教流布地区的田野调查，搜集整理了丰富的萨满教相关资料，包括内蒙古和东北地区蒙古、鄂伦春、赫哲、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传承的萨满教，保存了较为典型、完整的萨满教资料。从70年代后期开始，国外萨满教研究的情况被介绍到中国，国外萨满学著作被译成中文，中国的萨满教研究开始与国际接轨，积极推动了国内萨满教研究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学术界国际性的“寻根热”的兴起，中国的萨满教研究空前活跃，成果卓著。根据郭淑云、色音等学者的梳理和统计，截止到2014年年底，国内公开出版的萨满教研究专著共有160部，署名成果160部，署名作者共239人次;以1914年至2012年公开发表的有关萨满教研究中文期刊论文为数据源，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603篇。这些成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萨满教进行研究，涉及萨满教的诸多方面。

关于巫文化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瞿兑之和陈梦家的文字学和考据学研究。瞿兑之在《释巫> 一文中，对“巫觋”的文字起源、历史演变进行了阐释。陈梦家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一文中，对殷商时期的巫术和巫文化作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此后，林惠祥、李安宅等人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巫觋的历史变迁。新中国成立后，巫文化被视为迷信和落后文化，其研究一度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寻根热”，关于巫文化史的研究开始引起关注，并取得了众多成果。比如张紫晨的《中国巫术》、高国藩的《中国巫术通史》，是系统勾勒中国巫文化史的代表性通史作品。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以及李泽厚的《说巫史传统》、余英时的《论天人之际》，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对巫文化史，特别是上古至先秦时期的巫文化进行了阐述。宋兆麟的《巫觋：人与鬼神之间》从民族学、民俗学角度对各民族的巫觋祭祀仪式和巫文化的兴衰进行了叙述。

对现存巫傩文化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舞蹈家盛捷带队对江西南丰、婺源五县的傩舞、傩戏，刘恩伯、赵景琛对桂北6个县的傩舞进行的田野调查。20世纪80年代，曲六乙、王兆乾等学者深入南方乡间，对原始礼仪歌舞进行田野调查，涉及了与原始礼仪歌舞关联的巫傩文化。20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王秋桂团队与大陆学者联合，运用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以各种宗教仪式活动为中心，对现存巫傩文化进行了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等视角的考察和研究。此后，以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为中心，掀起了巫傩文化的研究热潮，召开了10多次大型国际傩文化学术研讨会。王兆乾与奥地利学者布兰德尔合著的德文版《傩戏》在德国发行，巫傩文化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

进入21世纪后，关于中国巫文化的研究进入了硕士和博士的论文选题，笔者从中国知网搜索到2010年以来关于巫文化的硕博论文共有93篇。这些论文从不同学科开拓了研究视角和范围：一是对巫文化进行的历史学研究，对某一历史时期的巫文化进行的断代史角度探究。例如《汉末三国时期的巫觋研究》（王子禹）、《北朝巫觋论—一汉化和鲜卑化的颉颃与消长》（曾舒丹）、《宋代的尚巫与禁巫研究》（孔利君）、《唐代巫觋研究》（张鑫）等。二是从文学的视角对巫文化的探究。这种角度主要是对小说、笔记、杂录中巫觋形象、方术文化的研究。例如：《明代通俗小说中的巫文化研究——以“三言”“二拍”为例》（何艳华）、《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易瑛）、《巫文化与贾平凹小说创作研究》（王龙龙）等。三是对巫文化的民俗学、民族志分析，以及从宗教学视角探究道教和巫文化的关联，例如：《湘西苗族巫医治疗行为的民族志研究》（张得才）、《角落里的信仰——广西宜州壮族巫教的调查与研究》（韦杨波）、《楚巫文化与早期道教关系研究》（朱昌江）等。四是对巫文化中舞蹈、戏剧、美术等艺术的研究。例如：《中国古代早期戏剧巫傩形态研究》（刘振华）、《（九歌）巫舞形态特征研究》（周梦茹）、《论楚巫文化在梅山傩面具艺术中的表现与传承》（陈练）、《巫傩文化影响下的湘西纸扎艺术研究》（吴茜）等。

（二）韩国巫文化研究

韩国对于朝鲜半岛萨满教通常称为“巫俗”。关于巫俗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调查以及朝鲜半岛学者的史料研究，主要有赫伯特、安德鲁、李能和、崔南善、孙晋泰、村山智顺、秋叶隆等。这些学者的研究保存了韩国巫俗的早期资料，奠定了韩国巫俗研究的理论基础。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作为传教的依据，对朝鲜半岛的文化和宗教进行了调查研究。首先是英国宣教士、史学家胡默·赫伯特（Homer B.Hulbert，1863—1949），他于1901年1月开始创办并出版了月刊《韩国评论（The Korea Review》>，全面介绍韩国的历史及文化。1903年4月号至9月号上，连续分六期刊载了他撰写的《韩国的巫堂和博数（The Korean Mudang and Pansu》>，用民俗志的研究方法对韩国巫俗进行了考察。此后，韩国名字为“元杜尤”的美国传教士安德鲁（Horace Grant Underwood）在1910年出版的著述《东亚宗教（The Religions of Eastern Asia）》中，介绍了韩国巫俗，并从比较宗教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对韩国巫俗进行了研究。传教士查尔斯（Chailes Allen Clark）和克拉克（C.A.Clark）也在20世纪初对韩国巫俗进行过论述。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韩国学者李能和、崔南善、孙晋泰等用历史文献等方法对韩国巫俗进行了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李能和（1869—1946）是韩国近代最初的文化史学家，他在192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朝鲜巫俗考》，用文献学的方法对朝鲜古代巫俗进行了整理;同时，对当时朝鲜半岛各地的巫俗见闻进行了记录，并在附录“支那巫史大略”中对亚洲巫俗史进行了简述。崔南善（1890—1957）是韩国近代的民族史学家，他在1927年编译了Czaplica和鸟居龙藏氏的著述，撰写了《萨满教劄记》一书，书中对韩国巫俗和西伯利亚萨满教进行了民族学比较。崔南善在1928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咸文化论》中，研究了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萨满文化圈的特点。孙晋泰（1900—1950）1930年对巫歌进行了采集记录，撰写了《朝鲜神歌遗篇》一书，堪称韩国巫俗重要民族学研究成果。日本学者村山智顺和秋叶隆等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韩国巫俗进行了深入的民俗学调查和社会学研究。村山智顺的研究成果《朝鲜的鬼神》《朝鲜的巫觋》《朝鲜的占卜和预言》《朝鲜的部落祭》《释奠·祈雨·安宅》等，对朝鲜半岛的巫俗进行了记录及分类整理。秋叶隆和赤松智城共著的《朝鲜巫俗的研究（上、下）》和秋叶隆的《朝鲜巫觋的现地研究》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朝鲜半岛巫俗进行了系统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后，韩国民俗学者、文化人类学者和文学研究者对韩国境内的巫俗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张筹根的《韩国的民间信仰》（对济州岛的巫歌进行了整理并以巫歌为中心对韩国巫俗进行了研究）、任皙宰和张筹根的《关西地方巫歌》和《关北地方巫歌》、金泰坤的《韩国神堂研究》等。

其后，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学者从民俗学、宗教学、文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戏剧学、音乐学等多个学科角度对韩国巫俗展开了系统的研究。这一时期韩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是通过巫俗研究探究韩国人独特的民族心性和民族文化的深层构造。宗教学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柳东植的《韩国巫教的构造和历史》把巫俗作为韩国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支流——“韩国的萨满教”进行研究;郑镇弘的《韩国宗教文化的展开》深入阐释了韩国巫俗的宗教性和作为韩国人传统信仰的原型特征。文学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金烈圭的《韩国神话和巫俗研究》，认为韩国神话的核心原理应从巫俗信仰中寻找，即韩国神话中的“巫俗素”;徐大锡在《韩国的神话》《韩国神话的研究》《口碑文学概说》等著述中对把巫俗神话和巫歌作为一个文学体裁进行了分析。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任皙宰、金泰坤、徐庭范、崔吉城、玄容骏、赵兴胤、朴容淑等学者的研究在学术界影响深远，如韩国文化人类学会第一任会长任皙宰从1970年开始在《韩国巫俗研究序说（Ⅰ）（Ⅱ）》等著作和论文中对巫俗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论提出了先导性阐述;金泰坤的《韩国巫俗研究>等著述，通过对巫俗神话和巫俗仪式的分析，提出了巫俗的“原本思考（arche-pattern）”的概念;赵兴胤在《巫和民族文化》《韩国巫的世界>等著述中，分析了韩国巫俗的历史和构造，提出巫俗是韩国传统文化的根源等观点。另外，金仁会等学者从韩国思想史角度研究巫俗，寻找韩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金光日等学者用精神分析学、文化精神分析医学方法对巫俗现象进行了研究。

进入21世纪后，韩国巫俗研究持续升温，笔者统计2010年以来韩国巫文化研究成果，共有300名学者发表了500余篇巫文化研究学术和学位论文，其中硕士论文56篇、博士论文24篇。硕博士论文，涉及宗教学、民俗学、文学、艺术学、人类学、教育学及比较文化学等领域。一是对巫文化进行历史人类学的探究，主要是从小社区的研究入手，通过田野调查搜集到了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和口碑资料，进而研究巫文化与社区历史发展，例如《京畿道南部地域帝释祭研究》（卞南燮）、《全北地域世袭巫民族志考略》（金盛轼）、《泰安地域巫俗文化研究》（辛相龟）;二是对巫文化的宗教学分析，学者们开始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巫文化与道教、佛教以及儒教上，而是探索巫文化与基督教之间的关联，例如《从基督教透视韩国巫文化观（1884-1930》>（尹恩锡）、以及与他国进行比较研究，如《韩日多宗教类型比较研究——以巫文化为例》（韩明）;三是从文学的视角出发对巫文化进行探究，主要是对文學作品中出现的巫文化及其象征性意义进行分析，例如《金东里和沈从文作品中的巫文化比较》（全成光）、《巫俗神话中的女神特征研究》（郑雅容）、《韩国巫俗神话中的文化符号学研究》（李香爱）;四是出现了对巫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实践，对巫文化的研究不只局限于单一学科，而是转向交叉学科，是一种跨学科间的互动与交流。例如，从教育学的视角对巫俗和教育的关系进行研究，《以凤山假面戏为例看韩国的文化教育》（李秀妍），《以巫俗神话巴里公主为例谈韩语教学》（左晓雨）等都是此方面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不同视角对巫文化进行全新阐释的，如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比较文化学视角和将传统文化与网漫、影视相结合的，这些方向都值得我们关注。

二、中韩巫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

（一）广义萨满式文明视野下的中韩巫文化

中韩学者在论文和著作中，普遍使用英文Shaman Shamannism来注称巫和巫文化。“萨满”一词出自中国的女真语，世界上最早关于这个词的明确记载出自12世纪中叶的《三朝北盟汇编》，作者是宋代学者徐梦莘，他在书中记录了“珊蛮”（Saman）一词。到了清朝时期，“萨满”一词被广泛使用，也有许多学者把“萨满”记作“萨玛”“萨麻”等词，这些其实都是女真语和满语中由“Saman”一词音译而来。18世纪左右“萨满”一词被介绍到欧洲，“萨满教”也成为国际通用的专业术语。根据国际地域形态学，萨满教有狭义和广义之争。狭义萨满教主要是指以西伯利亚为中心的东北亚各民族，特别是通古斯民族中所流传的民间信仰;广义萨满教指全世界的原始巫术文化信仰，包括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白令海峡、澳大利亚、北美、爱斯基摩人在内的所有原始巫术。

“萨满教”一词虽然源于中国，但是近代以来关于萨满教的研究则源于西方民族学理论的影响。纵观近代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了两种主要划分：一是对本土狭义萨满教的研究，包括目前中国的东北、内蒙古、西北地区的满、鄂伦春、朝鲜、达翰尔、维吾尔、柯尔克孜、鄂温克、哈萨克、蒙古、锡伯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萨满文化遗存;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在中国大陆的中原和南方等地区存在的巫傩文化。陶立璠等学者认为中国的巫文化包括北方的萨满文化和南方的傩文化两大类。

关于韩国巫文化，目前韩国学界普遍使用的用语是“巫俗”。但是亦有巫俗与萨满教的划分之争。主要有以下三个观点：一是认为韩国巫俗与朝鲜半岛以北，即中国东北地区、蒙古地区、西伯利亚地区的萨满教没有任何关系，韩国的巫觋在举行巫俗仪式时虽然也表现出疯狂的状态，但是这种现象并非是萨满的通神状态。另外，韩国巫俗的神灵系统、巫服、巫具、巫乐等与萨满教也不同。第二种观点认为，韩国巫俗在地域上分为朝鲜半岛中部以北和中部以南两个类型，中部以北的巫俗属于萨满教，中部以南的巫俗和北方巫俗是完全不同的巫俗信仰。理由是中部以北的巫俗中有通神的现象，而中部以南的巫俗中没有通神现象。这种观点还认为中部以南的巫俗是朝鲜半岛固有的原始信仰，中部以北的巫俗是萨满教传播到朝鲜半岛后形成的。第三种观点是韩国巫俗本来就属于萨满教信仰，只是南部地区的巫俗在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通神现象消失或者是变质了。

在中韩学者关于两国巫文化的文献梳理中，出现最多的用语是巫、巫觋、巫术、巫风等。正如全世界萨满文化分化共存，中韩巫文化经过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地域学上的分化和共存，中国东北地区为典型的狭义萨满文化，中原和南方地区为巫傩文化;韩国已出现南北地域特征的巫文化。在广义萨满文明视野下，中韩古代和现代存在不同的巫文化均为萨满文化，可用巫文化这一用语来统称。张紫晨认为：“巫术文化，有时被简称为巫文化，并将它与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并列。”高国藩认为：“所谓巫文化，是以巫与巫师特有的巫术思维来看待世界的一种独特的非物质文化。”

（二）相似学术历程与不同问题意识的研究

纵观中韩巫文化的研究历程，初期均是欧洲和日本学者以民族学、民俗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进行了以文艺学和民族学理论为基础的资料调查和自发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传统文化“寻根热”推动巫文化研究走向了学科基础理论奠基，20世纪90年代以后形成了学科理论多元并举的发展演变过程。但是，相似的学术历程中，中韩巫文化研究也表现出了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

中国巫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走向多元化学科理论的变迁。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巫文化研究体现了“政学一体”的特点。代表性的成果是由国家民委和文化部等部门组织学者于五六十年代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民间文艺集成”两大工程，这两项工程是关于民族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资料整理和调查。在这两次大规模的调查中，一些民间文艺工作者和民族学学者认识到了巫文化的学术研究价值，开始进行研究。部分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宗教理论运用到研究实践当中，开展了中国特色的巫文化研究。莫东寅在《清初满族的萨满教》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将满族萨满教的考察与宗教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相结合，揭示了萨满教的性质。秋浦在《萨满教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宗教理论，系统探索了萨满教的基本理论问题。他运用了进化论和来自马恩经典著作的“原始宗教”的概念和研究模式，以萨满教为切入点，在研究萨满教的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巫文化作为原始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西方在巫文化的研究中普遍存在过度重视上层建筑、忽视经济基础、“唯生物论”等特点，而中国学者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宗教理论为理论武器，避免了这些倾向，奠定了巫文化研究鲜明的理论特色。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科理论多元化的趋势已日渐明晰，巫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宗教学、民族学、文学、文艺学和相关学科学者的热切关注和倾力投入，法学、社会学、医学、考古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陆续被引入到巫文化研究中。

中国巫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思想史和文化艺术两个方面。在中国巫文化研究成果中，最多的当属对古代，特别是先秦、魏晋时期和宋代巫觋和巫术的研究。李泽厚先生提出的关于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大小传统论，即：巫史传统和民间巫文化信仰，是巫文化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引发了关于巫文化的哲学、思想史的研究热潮。对现存巫文化遗存的关注，则侧重于艺术学角度。目前有多项巫文化被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以“傩戏”“傩舞”等名称作为“传统戏剧”和“民间舞蹈”门类被指定。关于巫傩文化的研究，也多从祭祀与戏剧、巫术与艺术等角度进行戏剧、舞蹈艺术起源和变迁的研究。

韩国巫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从民族宗教理论到民俗学和民众文化理论的变迁。韩国学者为主导的韩国巫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寻根”，探寻民族文化的根源，探寻韩国人的心性、价值观、人生观的根源。

民族宗教理论始于20世纪初日本占领朝鲜半岛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李能和的《朝鲜巫俗考>和崔南善的《不成文化论》《萨满教劄记》通过历史实证主义和神话学的方法，均将韩国巫俗溯源至古朝鲜时期建国神话“檀君神话”，强调其文化的正统性。特别是崔南善认为檀君是上古祭政一致时期的巫觋，巫堂是朝鲜文化的象征，巫俗是朝鲜的固有宗教，是朝鲜文化的根基。

民俗学理论的典型运用者是孙晋泰，20世纪30年代，他受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日本土俗学的影响，提出巫俗的研究应关注民众，民族的传统应该从底层民众的生活文化中探寻。同时代，日本学者赤松智城和秋叶隆等运用民俗学理论，以田野调查采录的巫歌和经传为主要文本，将文献和史料作为参考文本，对韩国巫文化进行了研究。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差别主要是，韩国学者以檀君神话为中心探究巫文化起源，日本学者以民间传承的巫祖传说为中心来探寻韩国巫文化传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韩国国学的复兴，在民俗学理论的支撑下，韩国巫俗的研究更加关注“今天”，通过田野调查采录了大量的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開始，民俗学与宗教学相结合，通过对巫俗的民俗宗教学研究关注祭祀仪式和巫觋的宗教体验，从文化群体的心理特性、宗教特性、社会特性来探究巫俗文化的传统特征。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民俗学和宗教学关注的焦点是信仰形态的原型、神话的巫俗原型、心理和思维结构的原型、宗教道德的原型等。比如，柳东植、李恩奉、郑镇弘等认为巫俗是韩国固有的宗教信仰，通过其历史的追溯寻找其原型，通过与通古斯萨满教、中国、日本巫俗的比较发现巫俗的韩国固有特征。金烈圭等从韩国的建国神话和巫俗神话中抽取其巫俗原理，并通过神话比较认为韩国神话和北方萨满教、日本神话中的“巫俗素”具有较大的相似性。金泰坤从巫俗的思维体系中寻找韩国人的民族心理原型，金仁惠从巫俗文化中探寻韩国人的价值观原型。赵兴胤从巫俗中探寻韩国固有宗教的道德原型。

20世纪80年代，民众文化论在韩国反对军政府独裁、追求民主的政治氛围中兴起。民众文化论认为民众是巫文化的创造群体和文化享有群体，巫文化研究应该关注巫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研究者不是从他者的角度进行观察，应该是将自己作为参与者来进行研究和实践。80年代初期，一度通过巫俗剧的演出来作为反对独裁和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工具。至90年代，民众文化论开始关注韩国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迷失，认为民族文化的根基应从今天仍然存活的巫俗民众文化中再发现。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念的普及，巫文化相关的祭祀仪式大多被指定为国家和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特别是在江陵端午祭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民俗学和人类学者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如金善丰、金京南的《江陵端午祭研究》、张正龙的《江陵端午民俗旅行》等书籍全面整理了江陵端午祭的历史、传承情况、巫歌等资料。上述知名学者均担任了韩国文化观光部的文化财专门委员或鉴定委员，为挖掘巫文化遗产价值，推进巫俗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结论

通过对中国和韩国巫文化研究的回顾不难看出，两国关于巫文化研究的学术历程有相似之处，在广义萨满式文明视野下的巫文化多样性和价值认同等方面有诸多相通点。同时，两国巫文化研究彰显出了不同的学术特色。如中国学者集中于文献的梳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宗教理论研究巫文化取得较多研究成果。韩国学者更加关注当地的现当代巫文化遗存研究，在民众文化论框架下采取多元的研究方法等。作为东北亚地区巫文化传承的两个主要区域，中韩巫文化的研究可以互相借鉴，开拓研究视野。中国学者可以借鉴韩国巫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未来中国巫文化研究应该更加关注现状，加强多学科、多方法的综合。一是纵向巫文化社会史视野，在继续推进巫文化史料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的同时，从新史学的角度加强对巫文化社会史的研究，比如巫觋变迁史、巫仪式变迁史、巫医文化史等。二是横向巫文化实践视野，目前多项巫文化已经被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继续推进戏剧、舞蹈、造型艺术等角度的巫文化价值挖掘的同时，更要关注其作为民间信仰的日常生活层面，要加强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理论运用，注重宏观综论与微观个案的结合，注重形而上的概念和理论宏观研究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层面个案研究的结合，关注当代巫文化与民众生活的联系。三是继续加强对巫文化的跨学科研究的实践，例如已经出现的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宗教学、比较文化学、语言学等视角下对巫文化的探索等，这些方向值得关注。

[责任编辑 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