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琳琰 张彩云 胡怀国

摘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是“十四五”时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实现中国向发达国家邁进的重要举措。基于高消费率及消费升级异质性下各经济体发展的差异化事实，利用全球59个不同收入组别国家（地区）1995—2018年的面板数据，在统计描述消费升级及消费率演变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验证了消费升级、消费率提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变化，并对消费升级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及其内在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得到如下结果：第一，1995年以来，消费率对各经济体的发展显现出一定的负向作用，继续提升消费率反而抑制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二，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表现出较强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随发展水平的提升在逐步增强；第三，消费升级主导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是造成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分化的主要原因；第四，机制分析表明，消费升级不仅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影响，还通过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间接促进经济发展。整体而言，高收入经济体后期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消费率下降及消费升级的双重促进作用；消费升级对中低收入经济体发展的促进作用超过了消费率对其发展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消费率；消费升级；经济发展分化；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1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21）09-0074-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20ZDA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16ZDA002）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攻关期，如何使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再上新台阶，成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任务。大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内需，国内消费需求则主导了内需的变化。消费在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维持经济平稳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3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消费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往往同步发生。然而，与这一规律相反的是，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但经济发展却出现了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变化态势，始终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根据联合国数据库（United Nations data，UNdata）相关数据统计，1995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家庭内部的教育、健康、医疗及杂项支出占比保持在25%以上，2018年趋向30%，尤其是韩国、中国香港等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其科教文卫等消费支出逐步提升至35%以上的水平。反观拉美国家，其教育、健康、医疗及杂项支出在家庭消费中占比长期处于20%上下的水平，消费升级的滞后性制约了消费总量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019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仅为55.40%，处于通过促进消费来实现经济发展跨越的重要阶段。通过消费视角对各国经济发展分化的原因给予学理上的解读，为中国依托消费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提供参考与借鉴。

门格尔（Carl Menger）[ 4 ]提出，“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非经济财货都有获得经济性质的倾向。而这个倾向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由于影响此事的一个要素即人类的需求，是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增大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将成为新的消费拉动力与产业增长点[ 5 ]。基于已有研究，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与消费升级息息相关，从消费视角对20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分化的原因进行论证，探究消费升级在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中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是本文的创新点。在此基础上，这一创新点又可细分为三部分：第一，对消费理论的研究有所扩展。深入到消费升级的层面，从理论角度阐释消费升级如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作用。第二，量化分析方法的使用。充分运用Undata、佩恩表（Penn World Ta？ ble，PWT）及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rold Develop？ ment Index，WDI）进行数据指标匹配，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消费升级及消费率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影响。第三，对消费升级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验证。理论分析发现，消费升级能够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文章进一步对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

（一）消费总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无论是美国经济、中国经济，还是全球经济，均依赖于稳步发展的消费主义[ 6 ]。奥斯黑文（Os？ terhaven）等[ 1 ]通过对1975—1985年欧盟国家间投入产出分解的实证研究得出，消费需求是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例如，马来西亚在197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2 ]。菲利普（Felipe）等[ 3 ]在对亚洲五个国家（中国、韩国、印度、菲律宾、泰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发现，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中都发挥了较大作用，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也主要由于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而保持了年均5%的高增长率[ 7 ]。消费需求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8-9 ]，欧美老牌工业化国家和再工业化之后的日本迅速完成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的增长动力主要源于消费主导的过程[ 10 ]。方福前[ 11 ]通过研究也肯定了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在稳定及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

（二）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消费升级之所以重要，在于高端消费通过自身特殊的生产性或效率补偿性，具有推动人力资本升级的潜力[ 12-13 ]。人力资本作为消费升级的结果，与消费需求的扩张密切相关[ 14 ]，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15-16 ]，通过消费升级实现物质资本积累向人力资本的转变亦是发达国家实现持续发展的核心[ 17 ]。消费与人力资本的一体化，也是理解城市化进程中资本作用的关键[ 18 ]。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本质上是驱动要素由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的转变[ 19 ]。以知识部门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供给有望成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动力[ 20 ]。

（三）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

大部分研究更注重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这一論点也符合现实。国外众多学者通过研究也证实，消费升级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而带动经济发展[ 21-24 ]，从而形成消费升级—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增长路径。未来，中国将迎来人力资本快速增长的时期，人力资本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5 ]。因此，确立以广义人力资本（科教文卫）积累为基础，以消费升级为主导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成为中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取向[ 26 ]，人力资本亦成为消费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中介变量。

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学者逐步认识到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仅关注提升消费率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忽视了消费升级异质性下盲目提升消费率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第二，对消费升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了充分全面的认识，但对消费升级度量的方法过于简单，缺乏从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全方位概括分析。第三，对消费升级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引导技术进步及提升创新力，带动经济发展的认识逐步深化，但对消费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层面的探讨。为从消费视角全面分析不同经济体发展分化的原因，弥补现有结论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利用UNdata数据库，根据不同国家消费支出结构项目的细分，从教育、健康、文娱、杂项支出四个方面更详细全面地对消费升级进行度量。二是使用59个不同收入组别国家（地区）的数据，分别构建以消费升级及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实证模型，深入研究消费升级、消费率提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平衡消费的“质”与“量”实现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三是基于消费升级—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的作用路径，以人力资本为中介变量，就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展开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识别消费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

（一）典型事实描述

为着重分析20世纪以来各国消费变化与经济发展分化的事实，考虑到消费细目的完整性，时间上的连续性以及与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PWT数据库中相关指标的匹配度，本文从UNdata数据库中收集了1995年以来36个高收入经济体及23个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细目数据①。消费升级一般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结构升级和层次提高，它直接反映了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本文借鉴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对消费升级的统计标准[ 27 ]，通过计算消费升级及消费率得出表1，其中消费升级由教育、健康、文娱及杂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计算得出，消费率根据最终消费支出占GDP（2010年不变价美元）的比例得到。从表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消费率与各经济体的发展整体呈现负向变动趋势，消费升级与经济发展则始终是同向变动。此外，无论是高收入经济体还是中低收入经济体，其消费率都处于70%以上的较高水平，其中，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整体上稳中有升，高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则稳中有降，中低收入经济体与高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差距逐步拉大，并在2018年超出高收入经济体8.39个百分点。从各收入组别经济体的消费升级趋势来看，中低收入及高收入经济体均处于稳步提升的过程。2008年及以前，高收入经济体始终超出中低收入经济体近10个百分点，2008年以后，由于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消费升级速度快于高收入经济体，其与高收入经济体的消费升级差距缩小到2018年的7.46个百分点。

根据表1数据可知，1995年以来不同国家（地区）消费率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各经济体的消费升级趋势十分明显，但消费升级水平差异较大，且消费率、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消费率下降及消费升级的双重促进作用，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及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分别呈现出一定的抑制及促进作用，可能由于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超过了消费率的抑制作用，消费对中低收入经济体整体表现为正向拉动。据此可推断，1995年以来的消费升级主导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也是造成不同收入组别经济体经济发展分化的重要原因。

（二）模型构建

（三）变量选取及说明

为了更精确地反映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合对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本文从投资、储蓄和外贸、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结构性变化、收入差距、人口因素及自然资源7个方面，对控制变量进行选取。基于变量筛选标准的一致性及数据的可得性，并通过对相关变量加以匹配，最终确定各个变量，如表2所示。

（一）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变量不平稳引起的参数估计偏差，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考察各变量的平稳性。由于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HT检验、PP检验等都要求样本为平衡面板，本文所选取的59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较为齐全，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为避免插值法的误差对数据平稳性检验的影响，采用费雪式（Fisher type）检验对非平衡面板进行单位根检验，基本思路类似于IPS检验，即对每个个体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再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具体来说，对面板数据中的每个个体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n个检验统计量和相应的p值，然后，采用四种方法将这些p值综合成“费雪式”统计量。经检验发现，平衡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在10%的显著水平上，除了人力资本指数（hc）、总人口对数（lpop）及人口密度（lpopden）在HT检验时存在单位根，其他变量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非平衡面板数据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在 5%的显著水平上，所有变量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这说明所有变量基本上是平稳的②。

（二）面板门槛回归假设检验及结果分析：消费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变化

在直接进行面板门槛模型估计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判断的是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几个门槛区间。因而，在此需要对门槛变量存在不同门槛区间的假设进行检验。表3为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假设的检验结果。由表3可知，模型（2）中以消费率为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拒绝了模型存在三个及三以个上门槛值的假设。由p值可以判断，接受不存在三重门槛的假设，同时在10%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假设。为更全面地分析消费率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阶段性变化，本文采用双门槛模型估计。再次改为两个门槛值进行估计时，门槛值的大小与表3的双重和单一门槛检验结果相同，且双重门槛的显著性更强，结果在此略去。此外，对门槛值的真实性做进一步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LR=7.35时，通过观测所对应的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大小来判断门槛值的可靠性。当似然比统计量LR=0时，γ的取值就是我们要求的门槛参数估计值。经消费升级门槛值真实性检验发现③，当检验的门槛值处于[10.385 8，10.662 8]区间时，所有的LR值都小于7.35，无法拒绝原假设，可认为门槛估计值等于实际值。从具体的门槛数值来看，当消费升级处于不同的区间值时，也即当一个国家的消费支出（科教文卫）占比提升时，消费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小可能存在异质性。

表4给出了消费率与经济发展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④。根据表4可知，1995年以来，消费率对人均GDP整体表现为抑制作用，在消费升级两个门槛值的区间出现了不显著影响；消费升级对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正，且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大于消费率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具体来看，当消费升级小于7.2%时，消费率每提升一个单位，人均GDP对数降低0.002 6个单位；当消费升级处于7.2%～10.52%的水平时，消费率对人均GDP无显著影响；当消费升级超过10.52%的水平后，消费率每提升一个单位，人均GDP对数则会降低0.001 7个单位，这种负向抑制效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从各经济体消费数据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低收入经济体的消费升级水平一般在10%以下，中等及高收入經济体的消费升级均超过了10.52%的门槛，各收入组别的经济体降低消费率均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拉动作用，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则会带来更强劲的促进作用。从上文中的典型事实描述中可以发现，中低收入组别的消费率整体处于上升趋势，高收入组别则处于平缓的下降过程。1995年以来，高收入经济体的消费升级水平高出中低收入经济体约10个百分点。综合典型事实描述与实证结果可知，无论是中低收入经济体还是高收入经济体，消费率均处于较高水平，继续提升消费率反而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向抑制作用。从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两方面来看，适当降低消费率，注重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对一国（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强劲的双重促进作用。该结果验证了1995年以来消费在中低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彰显了消费升级对后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从消费视角对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分化的原因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三）面板门槛回归假设检验及结果分析：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影响

当前发展阶段，各国（地区）通过调整消费率实现经济增长的效应较小，而消费升级趋势的增强则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验证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构建以人均GDP对数为门槛变量，以消费升级为随区制变化的核心解释变量的门槛回归模型，再次检验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如下：

由表5可知，模型（6）中以消费升级为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拒绝了模型存在一个、三个及以上门槛值的假设。由p值可以判断，接受不存在单一门槛及三重门槛的假设，同时在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双重门槛的假设。根据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本文选取了双重门槛模型的估计，再次改为两个门槛值进行估计时，门槛值与表5的双重和单一门槛检验结果同样相同，结果在此略去。同样，在5%的显著水平下，当观测LR=7.35时，根据对应门槛值的置信区间的大小对门槛值的真实性进行检验。经检验发现⑤，当门槛值处于[6.483 6，6.629 9]区间时，所有的LR值都小于7.35，无法拒绝原假设，确认门槛估计值等于真实值。从具体的门槛数值看，当人均GDP处于不同水平时，也即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大小同样存在异质性。

表6给出了消费升级与人均GDP对数的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消费升级对人均GDP作用的大小及方向均发生了变化，消费率对人均GDP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且影响程度明显小于消费升级，这也再次验证了上文消费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通过对人均GDP（2010年不变价美元）对数的门槛值分别取以e为底的指数可知，当人均GDP小于712美元时，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为负；人均GDP在712～2 264美元时，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为正；当人均GDP跨过2 264美元的门槛后，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消费升级每提升一个单位人均GDP增长1.99%。根据实证分析可知，当一国经济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减少消费增加积累是促进该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盲目提升消费率以及进行超越当前发展阶段的消费，对经济发展反而产生不利影响；当经济发展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则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整体而言，消费升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随发展阶段的推进而逐步增强，该实证结果对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何利用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发展，进而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具有理论及实践上的借鉴意义。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设定存在的估计偏误，本文通过改变自助抽样次数，并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及分组回归对以上结果进行消费率提升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检验，如表7所示⑥，其结果与表6类似。表7第（1）～（3）列数据分别是消费升级小于7.219，消费升级在7.219到10.519 8之间以及消费升级大于10.519 8的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第（4）、（5）列数据分别是高收入及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分组回归结果。同样，对于消费升级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检验，通过改变自助抽样次数，使用个人支出消费升级变量替换家庭内部支出消费升级变量，并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及样本分组再次进行回归验证，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第（1）列数据是替换消费升级变量的结果，第（2）列数据是自助抽样为300次及1 000次的面板门槛回归结果，第（3）～（5）列数据分别是人均GDP对数小于6.568、人均GDP对数在6.568到7.725 1之间以及人均GDP对数大于7.725 1的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分组回归与表7中的第（5）、（6）列数据相同，不再重复列出。从各回归结果可看出，无论是改变自助抽样次数，还是进行面板固定效应分阶段及分组回归，消费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结果均与上文实证保持一致：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整体表现出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消费率提升对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抑制作用较强。该结果也再次表明，消费升级对各国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持续增长极为重要，消费升级及消费率变化的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经济发展分化的原因，对于中国如何在“十四五”新发展阶段通过消费助力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跨越，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为探究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原因，在现有研究及上文计量回归的基础上，就消费升级通过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做进一步检验。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消费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内在机理展开分析。通过基准回归（表7、表8）可以发现，表示人力资本变量的大学生入学率、预期寿命及人力资本指数对经济发展均表现出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消费升级具有推动人力资本升级的潜力[ 12 ]，使人力资本成为消费升级与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中介变量。借鉴温忠麟等[ 32 ]的方法，通过三个基本步骤构建人力资本中介效应模型：首先，将因变量对基本自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将中介变量对基本自变量进行回归；最后，将因变量同时对基本自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系数α1表示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总影响，系数b1是消费升级对中介变量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c1是在控制了中介变量的影响后消费升级变量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系数c2是在控制了消费升级的影响后中介变量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xit代表人力资本变量。主要系数的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对于人力资本指数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首先在模型（7）中引入消费升级，同时控制大学生入学率及预期寿命；然后，在模型（8）中进行消费升级对人力资本指数的回归，即基本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最后，在模型（9）中分别引入消费升级及人力资本指数，即因变量对基本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回归，如表9第（1）、（2）及（7）列数据所示。从第（1）列数据可知，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0.017 1且显著为正，与加入人力资本指数变量的第（7）列数据相比，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降为0.016 6，这说明人力资本指数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此外，从第（2）列数据也可看出，消费升级对人力资本指数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消费升级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指数提升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具体而言，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为0.016 6，通过人力资本指数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000 5。

对于大学生入学率的中介效应检验，首先在模型（7）中引入消费升级，同时控制人力资本指数及预期寿命；然后，在模型（8）中进行消费升级对大学生入学率对数的回归；最后，在模型（9）中分别引入消费升级及大学生入学率对数，如表9第（3）、（4）及（7）列数据所示。从第（3）列数据可知，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0.017 2且显著为正，与加入大学生入学率对数的第（7）列数据相比，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降为0.016 6，这说明大学生入学率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此外，从第（4）列数据也可看出，消费升级对大学生入学率的影响显著且为正，说明消费升级通过促进大学生入学率提升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具体而言，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为0.016 6，通过大学生入学率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000 6。

对于预期寿命的中介效应检验，首先在模型（7）中引入消费升级，同时控制人力资本指数及大学生入学率；然后，在模型（8）中进行消费升级对预期寿命对数回归；最后，在模型（9）中分别引入消费升级及预期寿命对数，如表9第（5）、（6）及（7）列数据所示。从第（5）列数据可知，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0.016 8且显著为正，与加入预期寿命对数的第（7）列数据相比，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降为0.016 6，这说明预期寿命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此外，从第（6）列数据也可看出，消费升级对预期寿命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消费升级通过提升预期寿命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具体而言，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为0.016 6，通过预期寿命提高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000 14。

根据分析可知，表9第（1）、（3）、（5）列数据是对公式（7）的回归结果，从中可见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第（2）、（4）、（6）列数据是对公式（8）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消费升级对人力资本指数、大学生入学率及预期寿命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消费升级促进了人力资本的提升；第（7）列数据是对公式（9）的回归结果，与第（1）、（3）、（5）列数据相比，加入人力资本中介变量后，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变小，且人力资本各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这说明消费升级通过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整体而言，消费升级不仅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且能够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间接促进经济发展。

为进一步验证人力资本变量中介效应的存在性，借鉴索贝尔（Sobel）[ 33 ]的检验方法，通过检验统计量Z=c2×b1/Sc2b1，对回归系数的乘积项c2×b1是否显著不为零再次进行检验，其中Sc2b1为c2×b1的标准误。经计算得到人力资本指数、大學生入学率和预期寿命的中介效应检验统计量Zhc=14.19，Zlncollege=16.82，Zlnage=4.20。经核查标准正态分布临界值表可发现，这3个值在1%水平上均显著不为0，再次说明中介效应存在。

（一）主要研究结论

借鉴已有学者就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在理论与实证方面的研究分析，为从消费视角对20世纪末以来各国（地区）经济发展分化的原因做出实证上的解释，本文利用59个不同收入组别经济体1995年以来的数据，通过对消费率、消费升级的时间趋势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统计性描述，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消费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并对消费升级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给予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

1.一国（地区）是沿着高收入经济体的路径迈进，还是停留在中低收入经济体行列，这种经济发展分化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或抑制作用有极大关系。从现象层面看，1995年后各国的消费率平均处于70%以上的较高水平，各经济体的消费升级趋势十分明显。进一步分析数据的变化特征发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其消费率和消费升级趋势均有所不同。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整体上稳中有升，高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则稳中有降，二者的消费率差距由1995年的5.03个百分点增加至8.39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程度在国家（地区）间的差异也较大，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消费升级程度低于高收入经济体，但其消费升级速度快于高收入经济体，二者的的消费升级差距由1995年的9.74个百分点下降至7.46个百分点。消费率、消费升级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区别将引致国家（地区）间出现经济发展的分化。

2.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无论是以消费升级还是以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消费率对人均GDP整体表现为负向作用，且其影响效应明显小于消费升级。由表4结果可以看出，在消费升级的不同区间，消费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仅为-0.002 6、和-0.001 7，而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022 4，由此可知，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消费率对经济发展影响的10倍左右。由表6分阶段的回归结果也可看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由-0.030 5提升到了0.019 9，消费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仅为-0.001 5，这种影响差距在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尤为明显，消费升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随着发展阶段的推进在逐步增强。回归结果说明，1995年以来的消费升级主导了消费对各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中低收入经济体过高的消费率以及消费升级的滞后，是造成其与高收入经济体经济发展分化的重要因素，而高收入经济体的持续平稳发展得益于合理的消费率及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该结果验证了1995年以来消费在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彰显了消费升级对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重要性，也从消费视角对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分化的原因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3.内在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消费升级不仅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也表现出了较强的促进作用，再次凸显了人力资本对一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成为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分化产生影响的核心。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人力资本指数、大学生入学率及预期寿命方面均低于高收入经济体，增加中低收入经济体的人力资本积累成为推动该阶段发展的有力举措。

（二）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正处在通过扩大内需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期，基于对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如何更好地发挥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规避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分化，对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功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至关重要。

1.我国的消费率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增加消费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空间还较大。应继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及壮大中高收入群体，促使需求结构由数量型向品质型的转变，着力通过促进高层次消费需求增加带动消费率的提升。此外，提升消费率要有一定的限度，防止过度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努力确保我国在挖掘内需潜力促进消费的过程中，避免陷入巴西、墨西哥等国家高消费、低增长的恶性循环。

2.顺应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更加注重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伴随着我国新中产及年轻消费者的崛起，加之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攀升，国内市场蕴藏着巨大的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升级潜力，这种潜力是“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扩展升级。因此，应通过政府在需求侧对教育及医疗等公共消费支出的增加，同时辅之以市场在供给侧对供给结构的改善调整，逐步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向发展型消费过渡升级，充分发挥消费升级在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的积极作用。

3.重点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及人均受教育年限，并逐步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努力夯实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我国近年来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及人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较快，但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一定差距。我国的人力资本指数仅为2.37，不仅低于阿根廷的2.86、巴西的2.56及墨西哥的2.62水平，与美国的3.71、德国的3.65、日本的3.51及韩国的3.50水平差距更大。对老牌发达国家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区）而言，其公共部门和家庭内部在教育方面的消费支出水平较高，远超墨西哥、马来西亚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因而，应进一步增加高等教育的可利用资源，通过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提升激发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形成新发展阶段的生产—消费一体化模式，不断夯实人力资本积累及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助力我国经济稳健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文章基于数据指标的完整性和可比性进行了国家和地区的选取。36个高收入经济体分别为：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塞浦路斯、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中国香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立陶宛、卢森堡、中国澳门、马耳他、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羅马尼亚、新加坡、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23个中低收入经济体为：阿塞拜疆、巴西、保加利亚、喀麦隆、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印度、伊朗、吉尔吉斯斯坦、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尼加拉瓜、尼日尔、菲律宾、塞尔维亚、南非、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乌克兰、也门。UNdata数据库中涵盖了不同国家家庭消费支出中的12类消费细目，包括：1.食物和非酒精饮料；2.酒精饮料烟草和麻醉品；3.服装和鞋类；4.住房、水、电、气和其他燃料；5.家具，家用设备和房子的日常维护；6.健康；7.交通；8.通讯；9.文化和娱乐；10.教育；11.餐饮和住宿；12.杂项。具体消费支出数据可参见UNdata数据库。

②根检验的结果，此处略去面板数据单位。

③此处略去消费升级门槛值真实性检验的LR统计量。

④表4～7的自助抽样次数为500次。

⑤此处略去人均GDP对数门槛值真实性检验的LR统计量。

⑥自助抽样300次、1 000次的回归结果与自助抽样500次的结果一致，不再单独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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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嘉斌

Consumption Upgrading，Consumption Rate Chang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iverge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reshold Model and Mechanism

SHI Lin-yan1，ZHANG Cai-yun2and HU Huai-guo2

（1.School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China；2.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move forward to the rank of developed countries，strengthening the basic role of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in the period of the“14th Five-Year Plan”. Based on the f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ivergence among countries with high consumption rate and heterogeneity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the authors make use of the panel data of 59 countries from 1995 to 2018 to describe changes of consumption rat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over the year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shold panel model，the authors verify 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consumption rat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the authors further study the role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first，consumption rate has shown certain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95，and continuing to promote consumption may inhibit its further development；second，consumption upgrading plays a strong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its economic growth effect gradually increas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ird，consumption upgrading dominates 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ountries，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iverg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high consumption rate；fourth，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consumption upgrading not onl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also indirectly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ll in all，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in the late period benefit from the dual promoting effects of the declining consumption rate and consumption upgrading；and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exceed the inhibiting effect of rising consumption rate.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try to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China on how to use the power of consumption to move forward to a high-income country in the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consumption rate；consumption upgrade；economic development divergence；human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