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动态与引领路径研究

2021-01-19郭晓东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年6期

摘要：在当下“两个大局”相互叠加关键期，全面准确掌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动态及发展趋势，可以对社会思想观念整体变迁形成全景式认知，既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巩固共同思想基础，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预判和防范错误思想观念滋生，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自我认知、阶层意识、社会心态以及政治态度等思想方面的变化，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和优势，做到导之有向、导之有力、导之有方、导之有效。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动态;引领路径

中图分类号：D6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6-00025-08

一、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叠加的关键期，社会结构发生广泛而又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进而影响并推动社会思想观念整体性转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统一战线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变化、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变化，使统战工作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1]，而且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国家政权稳定以及意识形态安全等根本问题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风险，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中国未来政治走向和政策选择。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产生成长于社会转型期，其思想动态直接观照并影响当下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现实。同时，作为新兴利益群体，他们普遍具有崇尚个性自由、富有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善于接受新事物新理念新潮流等思想特质，是推动社会思想观念转变的重要显性力量。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剖析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掌握其思想动态、演变规律及发展趋势，可以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整体变迁形成全景式认知，既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巩固和扩大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民族复兴凝聚共识和力量，也能够增强对社会思想观念变化可能导致潜在风险的预判性和可控性，最大限度地防范或避免各种错误思想滋生，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二、现状分析

“全媒体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动向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课题组从自我认知、阶层意识、社会心态以及政治态度等四个维度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动态进行实证分析。运用PPS分层多阶段抽样法，在江苏全省范围内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20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844份，回收率为70.3%），相关数据主要运用李克特量表，按照由正向到负向的选择顺序进行记分。同时，有选择性地组织四类群体中的重点对象进行深度半结构式访谈，并进入其现实生活工作场景进行定期跟踪调查，以提高调查研究的精准性和科学性。

（一）自我认知比较合理中肯，注重个人价值追求和高层次发展

自我认知是社会个体对自身的评估与觉察[2]。它不仅内在影响着公众自我生活目标确立和价值追求，也外在影响着自我与他人社会交往方式的选择。作为体制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既有知识分子的特质，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自我反思能力，能够客观理性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同时又是“经济人”，受到市场思维和竞争意识的影响，存在一定逐利倾向，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1.个人需求多元，需求层次相对较高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都成长于“Z时代”[3]，受到市场机制逐渐成熟、经济快速增长、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社会日益开放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个人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多层次性。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该群体的需求层次相对较高（均值3.24）。其中，首选“社交需求”（均值3.66）和更高层次的“尊重需求”（均值3.41），其次，是层次较低的“安全需求”（均值3.23）和“生理需求”（均值3.14），而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均值2.76）还不是多数人的普遍选择。甚至少部分人直接把获取财富、资源和权力作为个人目标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实用主义倾向的个人需求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如果过度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则会蜕变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进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

2.职业心态健康向上，工作承压能力比较强

随着社会分工趋于精细化、专业化，职业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属于典型的知识-技能型人才，有自己独特的职业选择标准和职业发展目标，职业满意度比较高（均值3.91）。总体来看，多数调查对象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比较满意”（均值4.12），职业兴趣“比较高”（均值3.92）。同时，他们具有比较强的职业能力素养（均值3.84）和明确的职业规划（均值3.78）。特别是自由职业人员群体，更愿意把自己的职业当成事业来对待，实现志趣爱好与谋生手段的完美结合。这种健康向上的职业心态使他们面对工作压力时，大都能够主动进行心理调适，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处理。

3.注重个人自我发展，富有进取精神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属于典型的“后浪”群体，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具有明显的自我、个性、不安于现状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多数人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最关键取决于自己的“个人努力”（均值4.22）、“能力素养”（均值3.58）以及“学历水平”（均值3.26）等内在因素，而“人脉关系”（均值2.75）、“家庭出身”（均值2.33）以及“权力地位”（均值1.96）等外部因素只是为个人成功提供相对优越的条件，而非决定性因素。通过访谈发现，他们富有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普遍认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不满足于现有的舒适区，也不愿意当“佛系青年”，而是追求实现更高层次发展、创造更大社会价值。这种精神追求既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体现，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阶层意识开始生成，具有自发分散的初始特征

阶层意识是指某个社会阶层的全体成员对本阶层所處共同处境和共同利益的集体感知，是一个阶层产生和维系的共同心理基础[4]。随着群体规模壮大和实力地位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阶层意识开始产生，但其阶层意识多为自发的、本能的，还处于朦胧状态，未形成共同意识。

1.阶层身份认同不一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身份认同是指社会成员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有关隶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身份认同不仅直接影响到阶层成员对本阶层的组织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会影响到他们对待阶层共同意志的态度和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体制外知识分子”“中等收入群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三种身份来看，他们对“体制外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度最高（均值4.15），对“中等收入群体”身份认同度次之（均值3.62），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身份认同度一般（均值3.16）。究其原因，身份认同并不完全取决于阶级阶层位置，它同时也受到其他身份归属因素（如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及社会政治团体等）和行为实践（如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的影响[5]。另外，该群体固有的复杂性、流动性、离散性等特征，使他们的身份认同仍处于一种没有完全成形的多变状态。

2.阶层地位认同存在落差，具有情绪化倾向

现实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将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作为区分各个阶层的主要依据。作为新兴利益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变化较快，使之有感于自己的得失，更有可能导致阶层意识的产生[6]。总体来看，他们对自己的阶层地位认同存在明显落差。其中，经济地位处于“中上层”（均值3.51）、社会地位属于“中间层”（均值3.16）、政治地位处于“中下层”（均值2.43），甚至还有11.8%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处于“下层”。一些受访者表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名义上属于“中等收入群体”或者“中间阶层”范畴，实际上在社会中属于“夹心层”。较大的地位落差容易导致他们产生“相对被剥夺感”[7]，继而可能引发对社会、对政府甚至对党的不满或抵触情绪。

3.阶层利益认同差异性明显，呈现不规则的碎片化特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长期比较短，群体成员结构复杂松散，关于阶层利益的认识存在公与私、奉献与索取、长期与短期等差别，还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阶层利益共识。一方面，阶层成员内部存在不同利益认知。多数人对阶层利益的认识来源于自我利益保护的应激性反应，甚至存在一些不健康的、非理性的个人主义倾向，还没有真正将普遍的阶层利益作为共同追求。另一方面，对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认知存在冲突。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社会夹心层”[8]，既没有非公经济人士的高收入，也享受不到体制内知识分子的高福利，属于被遗忘的群体。这种不规则的、碎片化的阶层利益认知，导致该群体难以形成整体意义上的阶层利益和制度化表达渠道。

（三）社会心态整体理性平和，具有明显的亲社会行为倾向

社会心态是指在一段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9]。作为一种相对稳定持久的社会心理现象，它不仅反映着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状态和理想追求，而且直接左右人们的行为取向和行动方式选择，进而影响社会发展。

1.社会满意度比较高，但存在一定焦虑心态和不安全感

社会满意度是指人们在对社会满足其生活需要的程度加以认知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心理体验[10]。它是衡量一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也是测量社会需求满足程度的重要指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满意度比较高，总体处于“比较满意”水平（均值3.49），这与其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其中，对公共安全的满意度最高（均值3.75），其次，是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比较高（均值3.45），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一般”（均值3.26）。也有部分调查对象的社会满意度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比较低”或者“非常低”。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基于对工作不稳定、经济收入不高或者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外部因素不确定性的担忧，认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事，对未来发展存在不安全感或焦虑感。

2.社会公平感总体一般，存在群体分化现象

社会公平感是指个体对社会公平状况的主观认识与感受，它既受到客观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受到主观公平观念的影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公平感总体处于“一般”偏下水平（均值2.84）。具体来讲，对发展机会公平的感知相对较高（均值3.14），对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的公平感“一般”（均值2.91），对收入分配机制的公平感普遍“比较低”（均值2.55），甚至11.5%的调查对象认为“非常低”。有的受访者揶揄自己的工资收入：看着“美丽的数字”，过着“艰苦的日子”。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因其主观阶层地位认知不同而存在差异。那些认为自己居于“上层”地位群体的社会公平感明显高于“下层”群体，也更能容忍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另外，他们的社会公平感还与其社会期望值相关。对自己收入、地位和声望等期望值过高的人，因其目标难以实现而产生挫折感，进而归因为社会不公平。

3.社会行为倾向具有亲社会性，参与社会公益服务的意愿比较高

社会行为倾向是指社会成员在处理自己与他人或者社会的关系时，所持有的主观意图和动机取向。它“既包括了自愿帮助他人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的利他行为，也包括为了某种目的、有所企图的助人行为”[1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行为倾向具有明显的亲社会性和利他性特征[12]。一方面，他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集体活动的意愿比较强烈，亲社会倾向突出。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明确表示非常愿意参与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活动，如助人、分享、合作、同情等。另一方面，他们更愿意参与以利他为价值指向的公益慈善类（均值3.87）、志愿服务类（均值3.84）活动，而以参与以利己为价值指向的兴趣爱好类（均值3.65）和权益维护类活动（均值3.11）的意愿相对较低。究其原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是“體制外的中产阶层”[13]，具有知识分子的特质与较高经济收入水平，使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同时，由于缺少体制保障，客观上也促使他们“抱团取暖”，希望通过互帮互助以应对可能的不确定风险。

（四）政治态度比较明确，政治参与行为具有不确定性

政治态度是指公众对政治目标与政治情境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14]。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综合型政治心理现象，政治态度不仅直接反映公众的政治动机和政治取向，而且对具体政治行为具有一定正向预判作用。

1.政治效能感总体一般，呈现内外不均衡态势

调查数据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效能感总体水平“一般”（均值3.14），而且呈现内在政治效能感比较低（均值2.84）、外在政治效能感相对较高（均值3.43）的不均衡态势。从内在政治效能感，即公众自我政治能力的认知程度来看[15]，他们“参与国家或社会事务管理的意愿”比较高（均值3.45），但对自己“政治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均值2.64）和“个人对政府的影响能力”（均值2.42）的感知比较低，甚至有12.1%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参政议政能力“非常低”，有16.3%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非常低”。从外在政治效能感，即公众对于外在政治体系回应度的认知程度来看[16]，他们在“向党政部门寻求帮助的意愿”（均值3.43）、“党政部门对反映问题的重视程度”（均值3.39）以及“对党政部门处理结果的满意度”（均值3.46）等方面的感受基本一致，介于“比较高”与“一般”之间。在内、外政治效能感发生错位的情况之下，当他们认为采取理性的意见表达方式无法获得满意的结果时，转而可能采取非理性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这成为导致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诱因。

2.政治信任度相对较高，存在“央强地弱”差序格局

政治信任既是政府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来源，也是维护政治稳定、提升治理绩效的关键因素[17]。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政府部门信任度相对较高，整体“比较信任”（均值3.23）。但是，在我国“高权力距离的社会”[18]中，他们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度存在明显“央强地弱”的反向差序信任格局，即信任度由中央政府向基層政府递减[19]。其中，最高层的中央政府信任度（均值4.07）与最基层的社区组织信任度（均值2.41）之间相差将近两个级差。这种信任断层导致中央政府的政策决议难以真正在基层落实落地，反过来加剧政治信任流失，最终可能导致基层治理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险[20]。

3.政治参与动机复杂，具有一定功利主义色彩

政治动机与政治参与具有正相关关系，政治参与动机越强，就越可能参与政治行动[21]。从“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动机比较复杂。大多数调查对象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承担社会责任”（均值3.82），“积极建言献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均值3.56）和“监督政府施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均值3.27），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利他性、公益性导向。同时也要看到，有的人选择通过政治参与达到“集聚人脉和资源，争取更多资本”（均值2.87），“提高政治地位，获取更高声誉”（均值2.84）或者“表达利益诉求，维护个人权益”（均值2.76）的目的，带有一定的利己性和功利性色彩。这些不良或者消极政治动机可能导致两种错误倾向：要么“无所事事”——政治参与不足，要么“无所顾忌”——政治参与过度，成为影响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稳定因素。

4.政治参与方式多样化，制度化参与同非制度化参与并存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参与方式不仅是公民各自表达政治态度，影响政府决策的需要，而且也是政治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撑条件[22]。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方式比较复杂多样。一方面，大多数调查对象选择通过合法有序的制度化方式参与。其中，“通过法律渠道，合法维权”是首选之策（均值3.58），其次，选择“通过正式渠道，向相关部门反映”（均值3.19），第三，选择“向所在单位、社区等基层组织反映”（均值3.0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群体的政治观念整体比较理性，愿意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通过正常渠道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然而，选择“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代表人士反映”的人却比较少（均值2.81）。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开始选择“突破现有制度规范，在社会正常参与渠道之外”[23]的非制度化方式参与。比如，“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向政府施压”（均值3.02），“找人、托关系”（均值2.46）或者公开表示“上访、游行”（均值2.01）等，以非理性的或者非法的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甚至有的调查对象选择“没有用，自己忍受”（均值1.89），主动放弃政治权利。

三、引领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4]。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巩固扩大政治共识，既是统一战线的独特政治优势，也是统战工作的重大政治任务。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复杂多变的客观事实，统战工作必须创新思路，由消极被动地适应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应对，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力和时效性。

（一）导之有向：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

1.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增强政治认同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开展思想教育活动，把思想引导贯穿于组织活动之中，增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两个维护”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定力，使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同心同向同行，自觉把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把个人梦和中国梦紧密结合起来。

2.以教育培训为抓手，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

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教育培训纳入党外人士培训总体规划，按照《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要求，开展以政治共识教育为核心、以文化认同教育为基础、以能力素质培养为重点的教育培训工作。结合群体特点，既要对传统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进行优化升级，开展浸濡式教育;又要打造网络“微课堂”，实现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教学。

3.强化服务意识，回应利益诉求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都处于体制外，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需要增强共情意识和服务意识，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把思想引导与推动个人发展结合起来，合理疏导他们的利益诉求，为他们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4.以联谊交友为纽带，扩大“朋友圈”

一方面要主动“请进来”“请上位”，激发他们建言资政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针对部分人存在的陌生感、疏离感，要有“墙推倒了就是桥”的自觉意识，主动“走出去”与他们交朋友，在交流中获得理解与信任，激发政治参与意识，使他们由“被统战”转变为“要统战”。

（二）导之有力：构建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量巨大，遍布多个领域和行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单纯依靠统战部门去做思想政治工作显然行不通。这就需要树立大统战思维，构建全党、全社会协同参与、共同来做的全域统战格局[25]。

1.打破“统战工作就是统战部门工作”的狭隘观念，树立统战共同体意识

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工作首先需要党政干部，特别是部门负责人坚持统战工作一盘棋思维，把统战工作视为所有党政部门的“分内事”和“责任田”，自觉把统战工作融入部门工作之中。

2.构建工作联动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通过完善落实组织领导、沟通协调、目标考核等机制，强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平台枢纽功能，打造上下级部门相互协同、不同单位部门之间相互联动、多种资源相互共享的工作机制，实现统战力量最强化、统战资源最优化、统战效能最大化。

3.注重协同调查研究，准确掌握规律趋势

针对当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仍然“底数不清、状况不明、问题不准、对策不行”等情况，探索创新多部门、跨地域、多种力量强强联合的协同调研模式。既要“沉下去”，由党政部门统筹安排，抽调专门力量，综合运用线上与线下等多种渠道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又要“浮上来”，对一些杂乱的、偶然的、不稳定的表象进行去伪存真，尽可能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状况形成规律性认知，真实掌握其所思所愿所盼所需。

（三）导之有方：創新工作方式方法

面对新的利益群体，传统科层制统战模式难以有效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思想观念变化，统战工作面临“传统联系渠道不好用、一般工作方式不管用”[26]的问题。这就需要根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长规律和思想特征，在对原有统战方式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同时，探索新的工作方式。

1.坚持社会化统战，释放社会活力

社会化方式是指通过对话协商、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等方式将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整合起来，实现统战工作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有效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服务和支持[27]。坚持统战领域开放性，突破传统统战工作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的限制，使统战工作由政治领域向社会多领域延伸，从政治层面向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层面扩散，提高社会开放度。坚持统战主体多元性，统战主体不再局限于党政机关和体制内单位，所有具有统战功能、承担统战任务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成为新的统战力量。坚持统战功能社会性，统战部门需要改变传统大包大揽的工作做法，通过授权、委托或共建等方式，适度向社会组织放权，由它们承担社会性事务，实现统战工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2.坚持网络化统战，打造智慧统战体系

利用网络海量的信息储存功能，打造代表人物数据库，对于重点对象的思想动态进行长期跟踪、分析和研判，实现代表人物培养的网络化动态化可视化。利用网络灵活的社会交往属性，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主动融入统战对象的“朋友圈”。利用网络便捷的信息交换功能，走网络群众路线，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为他们提供全方位宽领域零距离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利用网络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打造PC网站、客户端、微网站、官方微博和微信“五位一体”的融媒体矩阵，实现政策宣传、信息交流、议政建言、服务帮助等网上互动，巩固壮大意识形态主阵地。

3.坚持柔性化统战，增进情感认同

柔性化统战与多元扁平化社会结构相适应，也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人”属性相适应，是做好思想政治引领的优选之策。这就需要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以博大的胸怀和容人的雅量，通过对话、倾听和耐心沟通，消除认识上的差异。同时，将内在的、情感的、心理的管理融入交往交流交心之中，引导他们把对中国梦的认知由“激动一时”升华为“追求一生”。

（四）导之有效：搭建组织化制度化参与渠道

事实证明，一个人所处的组织或团体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价值观念、政治认知以及行为方式选择等。缺乏组织归属感的个人，其社会存在感、满意度往往都比较低，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经常面临无序、低效的问题。

1.构建多元平台共生体系，畅通政治参与渠道

按照用好现有组织、创建工作载体的思路，构建以实践创新基地为依托，由党派组织、统战社团、“新联会”、社会组织以及自组织等共同组成的“1+N”组织平台体系。一方面，注重盘活存量，对现有组织平台优化升级，扩大覆盖面。主动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优秀人才加入中共或民主党派，积极回应他们的组织归属需求。适度扩大规模，发挥各级“新联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另一方面，善于扩大增量，延伸工作手臂。通过政策引导、孵化培育、项目扶持等方式，对社会组织、自组织等进行赋权赋能，通过组织平台进行规范引导，保证其政治参与有序、可控。

2.打造活动品牌，增强吸引力

活动品牌既是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吸引过来、积聚起来的磁力场，也是统战工作持续有效开展的推进器。可以按照“一地一品牌、一点一特色”的思路，打造形式多、内容新、效果强的活动品牌。

3.发挥作用，推动民主协商

公众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尺度[28]。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制度化渠道参与民主政治建设，把他们在民主协商、科学决策、权力监督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仅能够提升其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认同度，而且能够将党的意志和蓝图转化为社会成员的普遍共识和集体行动，真正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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