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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统战对象代际变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2021-01-19陈学哲侯印国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年6期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新生代

陈学哲 侯印国

摘 要:新发展阶段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有了新的变化。“90后”“Z世代”青年逐渐成为统一战线的“新生力量”,并引领着统战对象的代际变化。新生代统战对象政治效能感总体偏低、政治态度较为鲜明、国内和国外统战对象文化认同差异巨大、价值观念较为多元,这导致思想引领的任务更加复杂,凝聚共识难度增加,工作方式方法面临挑战,海外统战工作更加需要智慧。为此,要结合代际差异理论和社会交往理论,提出应对思路。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新生代;代际变化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6-000020-05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统一战线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对象各有侧重,需要准确把握统一战线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从其性质而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组成的联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统一战线发展为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联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统一战线提出了拥护祖国统一爱国者的概念,其范围拓展到大陆范围外,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成为统一战线联系和团结的重要对象。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颁布,第一次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写进来。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统战工作会议对统战工作的对象有过多次调整:1979年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的统战工作对象是8类,先后经历1981年(10类)、2000年(12类)、2006年(15类)、2015(12类)的变化[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论及了“三个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在统一战线五大关系中,这为统一战线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变化,统战对象也在经历着代际变化:“90后”“Z世代”青年逐渐成长为社会主力,开始引领统战对象的代际变化。

一、统战对象中的“90后”“Z世代”

中国学术界对“90后”有长期的讨论,事实上这也是全民热议的话题之一。而从代际研究的角度看,“Z世代”则是一个全球性的代际现象。社会学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10年分成一个阶段加以研究,中国“90后”就是指1990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出生的一代中国公民。“Z世代”指新时代人群。这一概念在中国学术界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1999年《中国青年研究》的一篇文章,其将1980年—1984年出生的一批青年人命名为“Z世代”。但目前媒体与学术界所讨论的“Z世代”概念,则是从“X一代”衍生而来。美国《时代》杂志1990年7月封面文章把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一代人称作“X一代”。以此为发端,人们将1980年至1994年间出生的人称为“Y世代”,将1995年至2010年间出生的人称为“Z世代”。“Z世代”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又被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著”等。

“90后”“Z世代”正在逐步成长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在大部分人还认为他们属于尚未长大的“小孩子”、与统一战线关系不大时,他们已经逐渐成长为统一战线的重要“新生代”。

各民主党派成员中均有大量“90后”成员,并且逐步开始在基层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发挥专业作用。近年来,民主党派逐步重视青年工作,如九三学社中央在2015年12月首次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工委”),虽然这批青工委委员中没有“90后”成员,但在随后几年各基层组织成立的青工委中,“90后”成员开始崭露头角。

在无党派人士中,一批“90后”无党派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成长,各大高校和一部分科研院所都有“90后”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中一些“90后”教授还出任名校院系负责人、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在高校和地方知联会领导班子中,“90后”也屡见不鲜。

在非公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已出现三十多年的非公经济人士体现出代际交替的明显特征。在入选《福布斯》杂志“中国家族企业风云榜”的家族企业中,“90后”掌舵人陆续浮出水面。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创业扶持政策覆盖面的扩大和审批手续的简化,大量“90后”“Z世代”非公经济人士依靠特色化经营创立小微企业,创业热情日益高涨。

在海外统战工作领域,华人华侨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90后”新生代华侨“既具有当代青年的一般特点,又受到住在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加之长期身处海外环境,价值观念多元分化,呈现出与老一代华侨生存状态和思想动态完全不同的时代特征”[2],需要统一战线工作探尋应对之道。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颇具活力,呈现出“高学历、高技术、年龄低”两高一低的特征,其中“90后”和“Z世代”代表尤其众多,在各地新联会理事中,已经出现不少“00后”的身影,在新联会组织中,“90后”会长、副会长也大有人在。“Z世代”的网络“大V”、网络写手及自由职业者开始进入新联会舞台。据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一项调查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平均年龄为33.24岁,59.5%的受访者年龄都在32岁以下[3]。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年龄结构上以“70后”“80后”和“90后”为主,整体呈现出“年龄越大,人数越少”的特点[4]。“90后”群体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比例最大,正在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的主要力量。

在民族宗教领域,少数民族青年具有与其长辈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社会环境,民族习俗和民族文化认同均有变化。此外,少数民族青年在政治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方面也存在辨识力不强的情况。在宗教领域,“90后”代表人士开始发挥巨大影响力。如1990年出生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会长、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此外,如1997年出生的第七世热振活佛,是西藏自治区最年轻的政协委员。在汉传佛教和其他宗教中,“90后”代表也开始发挥影响。在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教师中,“90后”法师占比超过20%。在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地方组织中,“90后”会领导纷纷涌现。

二、新发展阶段统战对象代际变化的影响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90后”规模在1.72亿—1.88亿之间[5]。有学者分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青年面临着充满更多机遇、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政治认同、政治参与均呈现出区别于其他几代人的新特点、新倾向[6]。

20世纪5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提出代际差异理论。所谓代际差异,是指因出生年代与成长背景的不同而导致的各代群之间在价值观、偏好、态度与行为等方面呈现出的具有差异性的群体特征[7]。曼海姆还认为,因重大历史事件影响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并对后续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同龄群体可以称之为“社会代”,往往對社会有巨大影响。“90后”“Z世代”青年成长在互联网时代和独生子女时代这两个中国社会发展史无前例的变革背景下,可以视为独特的“社会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90后”“Z世代”青年成为统战对象并开始引领统战对象的代际变化,正好与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发展变化的时间重合。他们在统一战线新发展阶段的挑战和变化中进入统战领域,并将在实现“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的过程中日渐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对这一轮统战对象的代际变化应予以格外关注,探讨新兴青年群体带来的影响。

通过分析“90后”和“Z世代”群体的政治参与观念、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情况、对统一战线的感知情况,笔者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该“社会代”政治效能感总体偏低。政治效能感就是某群体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对政治参与意愿、自身政治能力以及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进行主观评价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主观判断,并且这种判断会深刻地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8]。调查研究发现,“90后”党外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效能感不高。换言之,该群体存在一定程度政治疏离感,也就是政治参与的态度不够积极,政治参与的功利化倾向明显,还存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

第二,该“社会代”政治态度较为鲜明。学者王向民的一项研究发现,“90后”群体对抽象的国家和政府概念表现出极高的政府信任,其原因在于历史经验孕育的民族主义思维,该群体往往将政府理解为抽象意义上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某届政府或政治领袖[9],这与前代人有较大差异。此外,“90后”群体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经济绩效信任度极高,但随着经济发展放缓,又出现一定的个体迷茫,例如网络上成为热词的“躺平”,其主体就是指该群体。还值得注意的是,该群体对具体的制度运行和政策制定有更灵活的自主意识,主要原因是维权意识与权力监督意识的发展。

第三,该“社会代”国内和国外统战对象文化认同差异巨大。国内“90后”和“Z世代”是文化自信的一代,生长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的历史时期,其成长伴随着北京奥运会、神舟飞船起飞、移动互联网爆发等彰显中国力量的重大事件,民族自豪感和本土文化认同感明显更强。在消费领域,该“社会代”也明显表现出对国货的热爱、对国潮的追捧,这也与他们强烈的文化认同有关。调查显示,青年一代特别是“90后”和“00后”,在价值观日趋多元的今天,依然有着坚定的家国信念。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研究表明,“90后”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90后”和“00后”的民族自豪感打分分别为9.38分和9.21分(满分10分),比其他年龄段更高[10]。与此形成巨大差异的是,海外“90后”新生代华侨对中华民族和华夏传统文化的认同度不高。究其原因,“既有源自青年群体敏感易冲动的青春期特性,也有源自外部敌对势力的挑唆鼓动,还有源于其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信息隔阂和认知缺失”[11],但根源还在于文化认同层面的缺失。

第四,该“社会代”价值观念较为多元。“90后”和“Z世代”成长于一个开放和飞速变化的时代,价值观念空前多元,亚文化现象普遍。对该群体核心价值观的调研显示,富裕家庭青年、中产阶层家庭青年、城市贫困家庭青年和外来务工青年等不同阶层青年对各类价值观的认同感存在较大差异。外来务工青年最看重富强与和谐,中产阶层家庭青年最认同民主,富裕家庭青年最向往自由,城市贫困家庭青年最期待平等和公正。各阶层青年普遍重视诚信,青年对爱国、敬业和友善的重视度普遍偏低[12]。当代中国青年思想更加多元多维多样,青年群体内部分层分化日趋明显和复杂。

日渐成为统战对象的“90后”和“Z世代”群体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参与特点,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产生显著影响。

一是思想引领的任务更加复杂。从纵向来说,这一“社会代”,是在日渐富裕的生活中成长的独生子女一代,是在教育扩张潮流中成长为高文化素质的一代,是在人口流动大潮中成为流动迁徙的一代,是互联网兴起与智能手机快速普及而培养的互联网一代,与前辈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背景和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是“新生代”和“新物种”。从横向来说,青年内部也存在价值观的分野,一方面有较为牢固的家国信念,另一方面在价值观和文化观方面,越来越多地考虑并重视自我兴趣和人生价值的体现[13]。同时,其“成长期恰逢中国加入WTO,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日益走近中国,因此‘90后的价值观深受欧美日韩的文化影响,逐渐与国际接轨,喜欢二次元,热衷脑洞系网络亚文化产品”[14]。这种种情况都对统一战线的思想引领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二是凝聚共识难度增加。如前对该“社会代”的分析,他们实际上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统一战线成员之间形成“交往理性”和达成共识的难度更大。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来看,该“社会代”统一战线成员在“生活世界”交往和形成交往共识的首要条件便是获得“交往理性”。所谓交往理性,就是“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语言性的、互主体性、程序性的合理性”[15]。但该“社会代”的特征,弱化和消解了交往理性,增加了形成共识的难度。

三是工作方式方法面临挑战。伴随着代际变化,统战工作对象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由“体制内”向“体制外”延伸,由“大众化”向“圈层化”演化,由“现实人”向“虚拟人”转换,由“国内”向“国际”拓展[16],这对工作方式和方法提出全新的挑战。

四是海外统战工作要与时俱进。在新发展阶段,在新世界形势和新的历史使命下,如何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纽带,尽可能地调动和整合广大海外新生代侨胞资源,不断巩固海外新生代侨胞共同的思想基础,进一步增强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成为当前应该关注的重要命题。

三、有效应对新发展阶段统战对象代际变化的工作思路

应对新发展阶段统战对象代际变化,统一战线在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方面需要有所调整和加强,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进一步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爱國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90后”和“Z世代”青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也日渐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生代力量。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团结带领新生代统战力量在内的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共同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是更加注重对新生代统战对象的思想引领。虽然新生代统战对象思想引领工作难度较大,但绝不能因此听之任之,而是要更加重视思想引领工作。统战工作是政治工作,必须把坚持思想政治建设摆在最重要位置。“90后”“Z世代”统战对象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显著增强,这正是统一战线多样性的体现。在新发展阶段做好新生代统战对象的思想引领,关键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三是更加重视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力量。在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要在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应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聚焦在新生代统战对象的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上,立足当下,面向未来,调动一切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力量,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四是更加注意改进统战工作方式方法。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在长期的统战工作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众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方法,如政治安排、民主协商、联谊交友、学习培训等。但应对“90后”“Z世代”的群体特质,还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一方面要切实提高传统工作方法的质量,增强学习培训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加强对青年力量政治安排的力度和储备培养。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统战,强化社交统战,使用更多元的形式充实工作方式方法。在海外统战工作中,要寻找“新公约数”,即从唤醒新生代华侨的情感共鸣出发,打造新生代华侨的文化共识,构建面向新生代华侨的海外统战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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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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