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锐

(鲁甸县第三中学，云南 昭通 657100)

云南是中国西南地区回族聚居的重要省份，这里回族人口众多，人才辈出，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回族文化。其中，回族文学是回族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族文学弃旧容新，继承与发展并进，焕发出了奇光异彩。现如今，回族文学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作出了巨大贡献。

推动云南回族文学不断发展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马瑞麟，他的诗歌作品在云南乃至全国文坛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的诗歌情感纯真感人，语言质朴凝练，内容充满思辨与哲理，体裁类型丰富，艺术价值颇高。迄今为止他已出版短诗集、长诗集、童话诗集、语言诗集、诗论集等28种，其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奖、云南省儿童文学创作奖、昆明市茶花奖及政府荣誉奖等多种奖项，入选百余种选集合集，个别作品分别以中文、阿拉伯文或中英双语等形式出版。

一、马瑞麟诗歌创作概述

马瑞麟，1929年出生于澄江黑泥湾的小山村中，经名达乌德，笔名沙野。童年在清真寺学习经文，其间了解了丰富多彩的寓言、神话以及格言警句式的诗文等丰富知识。1945年考入昆华师范学院，1946年发表处女作《有星星的时候》，之后在《云南日报》《民意日报》《中兴报》等报刊发表诗文百余篇。1948年主编在当时影响颇大的诗刊《诗大路》和《火把》。1949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河》，1950年出版诗集《父亲和他的黑布袄》，在中国少数民族诗坛崭露头角。该阶段马瑞麟的诗歌内容上多以反映农村现实生活为主，情感深沉真挚，语言朴素自然，抨击了社会的罪与恶。

新中国成立后，马瑞麟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改阴暗与悲伤，转为对新时代的歌颂与赞美，写出了《为解放而歌》《祖国恋歌》等诗歌，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与早期的诗文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的诗歌更具真实感与历史感。

二、马瑞麟诗歌创作类型

马瑞麟的诗歌创作类型多种多样。从时间上来看，早期马瑞麟的诗歌多为反映黑暗现实的农村生活诗，中期多为赞美歌颂祖国山河的诗，后期多为童真奇幻的寓言诗。从篇幅来看，有篇幅较长的叙事长诗，也有短小精悍的微型短诗；从语言风格来看，有朴实清新的简约诗，还有充满哲理的格言诗；从作品内容来看，有批判控诉的抗争诗，有喜悦欢呼的歌颂诗，有童真童趣的寓言诗。

(一)前期：清新、简约的抗争诗

1.田园苦歌

由于生活在偏远荒凉又贫瘠的山村，马瑞麟遭遇各种天灾人祸，因此家道衰落，一贫如洗。不同于陶渊明等隐逸贤士的山水田园，他们的田园是闲适恬淡、悠然自得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采菊饮酒，种豆南山。而马瑞麟的田园，是苦难，是酸楚，是哀诉。“田园风景画是田园风景画/田园风景是田园风景”[1]17一字之差，便是天差地别——田园诗人们的田园是田园诗人们的田园，马瑞麟的田园是马瑞麟的田园。在马瑞麟的田园里，有的只是干瘪瘦弱的老婆婆、老头子，本该喜悦的收获季节，庄稼人眼里却蓄满了眼泪。在沉重赋税的压榨剥削之下，农民交不上粮，吃不上饭，苦不堪言，最后辛勤劳作的父亲“为欠租而被关进了监”[1]15。这样的田园，充斥着的是无声的哀诉——牛羊被饿死，人被饿瘦，还要面临着被抓去当壮丁及坐牢的残酷现实。《田园》《抓兵夜》这些诗一方面再现了家园的苦难，另一方面，表现了农民的生活不易，真实再现了当时旧社会田园的悲苦。

2.乡土悲画

对乡土生活的描写是马瑞麟早期写作的重要部分，诗人通过对乡村破屋、耕牛、祖母、父亲等的描写，将当时的农村生活化为一个缩影。这个缩影是“灾难的描写”[1]15，是“惨痛的哀诉”[1]15，《家书》不从正面说是谁在哀诉，只描绘出当时耕牛被饿死，种子被吃完，父亲被关的场面，综合在一起，便描绘出了一幅立体的无耕图——有地不得耕，有地难得耕，有地无法耕。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家中的男子，即便急切地想要赶回家去也无计可施。“河”[1]19—20作为时代的见证者，看到了村里的变化，粮食从山芋到草根，老太从笑容满面到以泪洗面，姑娘从红衣嫁人到蒙面投河，汉子从辛勤耕作到双手背绑，一切的转变都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河》《破屋》等一系列诗歌再现了当时的乡土生活，描摹出一幅在社会重压之下，纵使努力奋斗却无可奈何的悲剧画卷。

3.“犯罪”诉诗

认识到悲剧的根本原因之后，马瑞麟渴望转变，期待有一声春雷炸响，携着希望，带领自己去反抗，去斗争，于是他发出了《我们要去犯罪》的时代强音。诗人在诗中，把文字当作武器，振聋发聩，进行了激烈的搏斗，渴望新时代的到来。

在艰苦的环境下，马瑞麟早期的诗作，虽然语言朴实无华，文字清新简约，但是却饱含着他痛苦的童年经历，凝结着痛苦的泪与血，体现着他的不幸以及对万恶的旧社会深刻的批判。

(二)中期：幸福、赞美的歌颂诗

1.翻身做主赞歌

新中国成立后，马瑞麟深深体会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感，对此，他尽情讴歌翻身解放、民族平等、团结友爱的社会主义新生活。该阶段马瑞麟的诗，大多是以歌颂光明幸福为基本内容。如在《我轻轻地吹起芦笛》中写道：

我不知亲爱的北京

能否听到我的笛声

我不知我的歌溪

能否流进金水河去

我的笛声

虽然拙劣但却真挚

它是我和我的民族

献给祖国的心曲[2]

诗人将芦笛化作祝福，身处他乡却挂念颇切，赞美之歌呼之欲出，将自己真挚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此外，《流蜜的河》《为解放而歌》《翻身曲》等诗歌，语言之中无不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倾心与神往，歌颂了各民族的幸福生活。

2.大好河山画卷

马瑞麟的诗歌写作内容，祖国的大好河山占据了重要比例。祖国多姿多彩的风光，给他带来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久居昆明，便写下“昆明风景线”“昆明三读”等系列诗歌；游历石林，便写下“走进石林"10首诗歌；探访茶马古道，便有了“赶马人之歌”系列诗歌。他将自己走过的名山大川，所见所感化作了一首首诗歌。《望贺兰山》《大理石》《怒江》等诗篇中，山是最坚挺的脊梁，水携着奔啸的气势，石头成为了美德象征，它们共同组成了祖国大好河山的美丽画卷。

(三)晚期：微型、长篇、寓言共存

1.简练的微型诗

马瑞麟后期潜心于创作微型诗，通过简单的两三句话，描述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故事或宏大的画面。这样的创作方式更考验一个诗人对文字的驾驭能力，《闻一多衣冠冢》中的“死水一天天干了/红烛却越烧越旺”[3]20，通过《死水》与《红烛》两部闻一多先生的作品对比，既写出了红烛的经久不息，也表现了闻一多先生革命精神的永垂不朽和诗人对他的深切怀念。而《昆明》中的简单三句“天女的花篮/在这儿打翻/泼了一地春天”[3]3，通过奇特的想象写出昆明温婉如春，鲜花遍地的美好画面。另外，《滇池》《虹》等，全都是语言精练，想象奇特，妙趣横生的微型诗。

2.细腻的叙事诗

叙事长诗《山恋》描写了彝族小伙阿朵和回族姑娘玛娜相爱，却遭到当时地主旱蚂蟥的迫害，阿朵找到红军，才解放了受苦的玛娜；之后红军北上，阿朵因为负伤留在了村寨，与玛娜一起组织了“回彝人民赤卫队”，惩治地主旱蚂蟥的故事。《山恋》一波三折，诸如彝寨的环境，救治病砣砣地主娃，玛娜与狗腿子的对话等细节描写，紧迫而不冗长，让人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发展，也担心着阿朵与玛娜。诗人晓雪对《山恋》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称其为“在这种情况下，马瑞麟经过多年的努力，反复修改，终于拿出《山恋》这样一部叙事诗，是难能可贵、值得重视的”[4]。

3.童真的寓言诗

晚期马瑞麟将诗歌的写作重心转向童话诗、寓言诗的创作。《“咕咚”来了》中，他以成人的视角，用奇幻的想象，将松鼠、小鹿等可爱形象跃然纸上，例如猴子到处找东西吃，掰到了包谷却见一样丢一样，结果它什么也没找到，才“决心把这教训牢记”[5]15；乌鸦和翠鸟比赛衔石子过河，本占优势的乌鸦，却因骄傲嘲笑把石子掉入河中输了比赛，最后才明白“骄傲和失败永远连在一起”[5]31；绿豆雀呼朋引伴，喊来啄木鸟与点水雀，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大象，这也让我们明白“友谊之花能结出胜利之果”[5]60。通过这样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他既将自己的童心真实地展露在人们面前，也把做人处世的道理融入其中，在孩子的心里播种光明与希望，帮助孩子们茁壮成长。写出家喻户晓的《“咕咚”来了》后，他笔耕不辍，又写出了《小穿山甲打洞》《蠢鸭子》等佳作。

三、马瑞麟诗歌创作特征

由于是自学成才，马瑞麟在创作风格上并未受到太多的束缚，相反，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了无拘无束、活泼多样、独特鲜明的特征。其创作特征一方面因为受到回族文化、生活习俗等的影响，在创作中会不自觉体现出回族独有的生活习惯、心理特征等；另一方面，丰富的生活经历、游历的山川大河、重大的社会变革给马瑞麟带来了众多的创作灵感，促成了其创作的多样化。

(一)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鲜明

1.浓郁的生活气息

马瑞麟的诗歌创作是同自己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黑泥湾的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所以他的诗中常出现父亲、耕牛、犁耙、镰刀等意象，交织出一幅辛勤农耕图，而黑布袄陪着父亲拔草、撒肥料贯穿了始终。他的诗中也喜欢运用“胀干饭”(云南方言，意为吃饭)、“荞粑粑”(云南方言，用荞面做成的大饼)、“包谷棵”(云南方言，对玉米秆的俗称)等地区方言，使其诗歌通俗接地气，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打烂碗花》作为满含生活气息的代表作，其中写到“轻轻采一把/匆匆带回家/满以为妈妈会夸我/谁知她一见便骂——//小活祖公/丢下丢下/碗打烂得够多了/你还玩它？”[3]97“我”本想摘鲜花赠给妈妈，获得妈妈的表扬，却不想好心办了坏事——这花不是代表美好的康乃馨或玫瑰，反而寓意着会打烂碗。于妈妈而言，哪怕是打碎一个碗，也会让生活更加窘迫。所以她未曾看到花的美丽，也未嗅到花的香味，只想到了它会给生活带来麻烦，徒增烦恼，急忙地让孩子把花丢了。孩子的天真无邪与母亲的现实无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鲜明的地域特色

马瑞麟的诗是随着生活轨迹变化而紧密变化的，诗人走到哪里，便写到哪里。诗人生活的农村，是回族聚集的地方，淳朴、友善、勤劳是他们的代名词。曹铁娟说：“眼中自然流淌着红土高原的风光风情。”[6]如《古尔邦之夜》讴歌了回族地区的景物风情，其中写道：

节日欢聚正是热闹的时候

哈桑大叔抽身赶回山沟

他把嘴里红红的槟榔一吐

眯起眼来向群山瞅了一瞅

……

“只要有我哈桑守在这儿

谁也休想把我一粒粮食夺走”

他的话音洪亮得像打炸雷

身旁的松树震得索索发抖[7]

哈桑大叔性格的开朗豪放与对守粮的尽职尽责，成为了那个地方回族同胞的代表，大家相亲相爱，守望互助。除了节日的欢聚，这个地方也经历了抓兵、逃粮等一系列灾难，如生活在黑泥湾，便写下了散文诗《黑泥湾印象》；游玩大理，便写出了《大理石》《望夫石》；来到北京，便写下了《登长城》《天安门广场》等，这些诗，都是他自己亲眼所见，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所描写的地域，都充满了代表性和象征性，富有本地方特色。

3.紧密的时代特征

马瑞麟的作品真实地展示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新中国成立前后从痛苦到幸福的变化过程。在他的诗中，常出现的就是“河”这一意象，从《河》到《江流的歌》再到《洗马河》以及《狮子河》《流蜜的河》，河静静地淌着，见证着社会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前的河，看到了村里走向破败，洗马河被遗忘但与自己相依为命；新中国成立后，狮子河不再咆哮，乖乖为社会主义服务，原来愁着脸的河，现在弹着琴，奏出了新时代乐章。河流作为时代的见证者，与时代密切相连。他的诗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风情风俗、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传统，生动活泼地刻画了各民族人民特有的性格特点与心理结构，为人们描绘了历史风貌和现实变革等丰富内容。

(二)朴素、写实的创作特点

马瑞鳞初期的创作，虽带着一些稚嫩，却也彰显着独属于自己的朝气与活力、诗气与才华。他的诗中多运用对比，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意象的冲突，形成强烈的反差，让人获得深切的感受。如在《破屋》中老鼠与祖母对比，《抓兵夜》中老二哥与老二嫂对比，《河》中河见证的前后转变对比等，这些对比将当时社会黑暗与个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展现到极致，在诗歌中让人汲取力量。

依旧是灾难的描写

依旧是惨痛的哀诉

耕牛早已瘦死

屋角的犁耙在寂寞地默哀着

留着做种子的三升包谷也吃完了

父亲为欠租而被关进了监

依旧要我赶快回家一转

依旧希望我能带回一个解决的办法……[1]15

这首《家书》开篇描写灾难，描写惨痛，却不说怎样的惨痛，怎样的灾难，只是简单地描绘耕牛、犁耙、包谷三个常见的农村事物，却展现与众不同的一面，最为珍贵的耕牛死了，是被瘦死的。而本应该播种的玉米种子，被吃完，这也回应了牛瘦死的原因：饿死。这两句互相照应，清新脱俗，但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灾难的无情。后来写到父亲因欠租入狱，更让人难以置信，无声地控诉了黑暗的社会。最后自己却无能为力，只能带着家人的希冀，白白走一趟。在结尾处简单地运用了一个省略号，便引发人们深深的思考，即他最后到底解决了没有？是如何解决的呢？尽管明知不可能，但人们也愿他能找到出路。

《父亲的黑布袄》中黑布袄象征着旧社会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似一道沉重的枷锁束缚和限制了父亲，旁人问他为何不脱掉，父亲只淡淡地说脱了就病了，父亲竟也把黑布袄视作了一种保护，不愿舍弃，而事与愿违，这保护没有带来幸福，也未丢掉灾难，不禁让人感到气恼与痛心。这首诗没有过多的修饰与夸张的抒情，语言朴实无华却单纯轻快，直率自然，有力揭露了旧社会压迫剥削贫苦农民的残酷本质与现实。

(三)对祖国河山的无限热爱

诗写景以抒情，马瑞麟有很多诗便是写云南各地以及祖国的其他壮丽河山的美景，抒发了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祖国的赤子之情。对于祖国的热爱，他是毫不吝惜的，在《绣》中他愿意用最好的丝线、绸缎、绣花针，绣出最美的牡丹，绣出对祖国的爱,同时也表现了他对建设祖国的信心。诗人不说自己的深情，却将自己化作了骆驼、小草、云雀，通过他们的劳作、歌唱及幸福生活来表达自己真挚的热爱之情。他还创作了《黄河》《洱海》等，表达了对祖国河山的无限热爱。

(四)民族化的诗歌创作

1.多样活泼的民族性特征

在回族村落，他写下《山寨的早晨》《山鹰》等；在傣家竹楼，写下《赞哈》《老榕树》等；在彝家村寨，写下《葫芦笙》等；在白族人家，他创作《大理石》《茶》等。《茶》一诗中：“无论到哪家/先上一杯茶//先上一杯透明的波光/先上一杯金色的晚霞//“滇绿”引来明媚的春天/“茉莉”捧出馥郁的香花/回顾与憧憬泡在里面/烦恼和快乐频频对话//一杯茶，冲开心灵的闸门/一席话，垒起友谊的宝塔……”[1]54他将不同的民族比作不同的茶，不同的“茶”之间又有着不同的习俗与韵味，通过交流往来，互换美好，这是多么纯粹而美好的感情。

2.对回族习俗的融入

马瑞麟由于长期生活在民族地区，作品之中自然而然地会流露出一系列关于本民族的生活习惯、特色美食、思想感情、理想追求、艺术爱好等相关的民俗内容。所谓民俗，“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8]诗中常出现“达”“阿达”等回族独有的称呼父亲的字眼，以及“古尔邦”“杜阿”(阿拉伯音译，意为向真主祈祷)、“色俩目”(阿拉伯音译，回族彼此间的问候语)“矣比利斯”(阿拉伯音译，意为魔鬼)等回族间特有的用语。此外，中国人都喜欢意味着团圆美好的满月，不喜欢残月，但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马瑞麟却对新月情有独钟，写下了《新月》。《传油香》中“团团的油香/圆圆的月亮//这家心坎上升起/落到那家心坎上//传去缕缕情思/传去阵阵轻唱/推开扇扇明窗//甜了千人/香了万乡/簇拥出一轮爱的太阳”[1]55，既写出了回族人民炸油香相互馈赠的美好民族习俗，同时也表达了相亲相爱、互相祝福的美好愿望。《盖碗盅》中“条条甜甜的小溪/从你里面流出来//阵阵醉人的清香/从你里面飘出来//打开盖儿一看/立刻使人惊呆//茶、糖、枸杞、芝麻之外/还有个深深的海//海里盛着回回对友人的情/海里盛着回回对祖国的爱”[1]56把回族的热情好客、勤劳博爱通过盖碗盅这一平常普通的饮食习惯表达出来。马瑞麟还对本民族英雄进行了高度的赞美，如郑和、杜文秀、咸阳王(指元代杰出政治家赛赤典·瞻思丁·乌马尔。归真后，葬于昆明北郊松花坝旁)等，歌颂他们的英勇无畏，智慧坚韧，让我们看到了回族的优秀文化及精神信仰。这些诗歌从侧面反映了一系列思想感情、理想愿望、艺术爱好等内容。

3.对民族团结的认同

马瑞麟总是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歌唱民族大家庭相爱和谐的友好关系。周雪波曾说：“长篇叙事诗《山恋》的又一个值得赞誉的美，是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诗的语言的艺术魅力：其民间的、民族化的、大众化的诗的语言十分地传情感人。”[9]其叙事诗《山恋》是一对恋人的爱，也是诗人对山川的爱，对红军的恋，更是诗人对民族团结的认同。

马瑞麟作为回族诗人的代表，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文学界颇为著名，更有部分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受到热烈欢迎和追捧；他的创作一方面体现了回族群体的创作与表达，另一方面对中国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民族文学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贾羽所说：“像马瑞麟如此感情激奋、真挚、久长的诗人，在回族前辈诗人中，不愧是佼佼者，尤其是他对于人民和祖国的欢情悦意，恐怕连年轻的回族诗人们也望尘莫及。”[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