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君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哈尔滨 150080)

一、早期幼儿教育思想传承的价值

我国是一个有数千年教育文明的古国，许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人类文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之一。幼儿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思想形成和发展显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轨迹，横跨长江黄河，映照出中华文明的仁爱精神，描绘出璀璨的文化脉络。在我国幼儿教育思想演进中，历代幼儿教育家宛如历史长河中的一盏盏明灯，深刻洞察当时社会形态和人文环境，提出了传承久远的教育理论，构建了蕴含东方神韵的幼儿教育思想体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数千年的教育探索，铸就了今天的幼儿教育思想，在承前启后的教育时代，我们需要传承早期幼儿教育思想，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

以古鉴今一直是中国人的追求。因为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还是古代教育思想传递的仁爱精神，无不映照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1]的道理。历史幼儿教育思想家们都是博古通今之人，感悟他们的幼儿教育思想，可以汲取教育智慧，领悟教育真谛。小到个人，是修身从教，充实自己头脑，得到教育启迪；大到文化传承，是实现自我的精神源泉。在建设人才强国的当下，尤其需要从五千年辉煌的幼儿教育文明中汲取丰富的养科，创造中国幼儿教育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早期幼儿教育思想传承的脉络

(一)早期教育特征：及早开始

人生教育要及早开始。我国早期幼儿教育思想起源于殷朝时期，在《易经·蒙卦》就有蒙养的观念。《易经》曰：“蒙以养正，圣功也。”[2]蒙卦，表示万物从重重蒙昧状态中走出来，必以万物为师求学的道理，具有培养人的意思。强调从幼年就要培养孩子纯正无邪的品德。春秋时期，我国圣贤孔子对早期教育有精辟的表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3]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北宋时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指出：“凡庶纵不能平，尚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4]35强调早期教育必须把握关键期。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方·善胎》中认为：“居处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庶事清静，生子皆良。”[5]强调早期胎儿教育的重要性。宋朝程颐在对《易》中“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训释认为，何以须早期教育？因为人生幼小，感受力特强，思想观念尚未形成，性情纯洁，未染恶习，可塑性很大，因此早期教育最佳。正如我国现代幼儿教育先驱陶行知所说：“6岁之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需稍加培养，自然成为社会优良分子；倘若培养得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变了不易改。”[6]可见，在幼儿阶段培养孩子的意义重大，对孩子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具有积极的奠基作用。

(二)早期幼儿教育主体：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人成长的基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西周继承殷朝文化，家族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十分重视早期婴幼儿家庭生活教育，《礼记·曲孔上》指出：“幼子常视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不倾听。长者与之手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7]26《礼记·内侧》还指出：“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命。”[7]78都指出对婴幼儿施以家庭生活教育。朱熹认为：“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者；单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而成于下也。”[8]这里朱熹强调治国必先治家，孝、弟、慈养成在于家庭教育。宋代袁采推崇颜之推家庭教育思想，在《袁氏世范》中，认为母亲往往对孩子过于溺爱或过于严厉，父亲对此要有清晰的认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父亲要针对孩子的缺点严格要求，对于孩子的优点多加鼓励。可见，注重早期家庭教育，从子幼开始，待之以严，平心说服，爱憎分明，晓之以理，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三)早期幼儿教育方法：游戏与启发

教育方法是培养人成长的精髓。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幼儿教育方法，主张在幼儿蒙昧时期施以启迪，引领“行为示范”“观察指导”“兴趣游戏”“潜移默化”“熏渍陶染”，使幼儿在自然状态下形成良好的注意力、认知力、记忆力、自我判断力和丰富的创造力以及勇于进取的优良品质。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在《孟子·离上》中指出：“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9]98针对幼儿教育，孟子提出了教者必以正、父子不责善等幼教方法。西汉时期贾谊也强调“左右前后皆正人”的幼儿成长氛围的重要性，提倡从幼教开始就要“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10]。北宋时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夫风华者，自上而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4]33强调幼儿成长环境的重要性。章太炎极为推崇汉代教育家王充，王充对环境教育的影响力有生动的喻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沙人淄，不染自黑。”[11]指的是教育环境对幼儿健康成长的重要性。可见，古代幼儿教育方法体系，对当下多元化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早期幼儿教育内容：生活伦理习得

生活即教育。古人根据婴幼儿一日生活要依赖父母照顾和养育的特点，把教育与生活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直观、生动的趣味性活动，习得各种生活经验，为其日后成人成才打基础。西周时期，《礼记·曲礼上》指出：“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7]26这里提出对幼儿早期生活伦理教育的内容。春秋时期，荀子在《荀子·大略》也指出：“君子之于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视，道之以道而勿强。”[12]即君子对待自己的孩子，喜不表现在脸上，指使他们做事却不在表情上赞扬，用道理来引导孩子而不是勉强要求。朱熹在《童蒙须知》中提出幼儿教育应在德、智、体、群等方面协调培育，强调幼儿在日常生活中要举止规范，明确幼儿教育要从生活教育和道德教育两手抓。孔子强调幼儿教育要注重仁爱培养。他在《论语·学而》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7]78他还认为，启蒙初教的幼儿应先学会孝弟、仁爱等生活美德，才能进而学习六经文章知识。提出生活教育是人生教育的起点。可见，孔子强调生活教育的重要性，并把品德教育融入到生活当中。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也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9]98倡导婴幼儿时期就要开始道德熏陶和培养。儒家生活教育和品德实践相融合的培养理念，成为现代幼儿教育的理论基础。

(五)早期幼儿教育主干：慈幼之道

幼儿教育的灵魂是大爱之心。在殷周时期，极为推崇慈幼之道。《周礼·大司徒》提出：“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13]《管子·入国》提出：“所谓慈幼者，凡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妇无征，四幼者全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14]春秋时期，孔子也强调慈幼思想的重要性，他在《论语·礼运》中提出“少者怀之”[15]，即关爱幼儿的主张。继孔子之后，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提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9]98，倡导爱幼如爱己的同理心。古代幼儿教育历来就具有两重性，在重视热爱教育的同时，还更加彰显严爱教育。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幼儿严教更胜一筹。西汉末期刘向在《列女传·邹孟轲母》篇中，以孟母三迁为例，讲述孟母善于教化，并以孟母断其织训诫孟子废学为例，提出慈严并重、爱教结合的教育真义。宋代司马光在《家训》中，引用曾子一段话，深刻阐述了慈严家教的重要性。曾子曰：“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视，道之以道而勿强。心虽爱之不形于外，常以严庄莅之，不以辞色悦之也。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人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16]可见，司马光慈严家训是何等的发人深省。

三、早期幼儿教育思想传承的启示

(一)我国幼儿教育思想演进具有鲜明的历史时代特征

纵观我国古代幼儿教育思想演进历程，不同的王朝、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幼儿教育文明，孕育了与众不同的幼儿教育文化。从幼儿教育思想演进过程看，具有多样化的发展特征。首先是古老的、独特的特征。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阻隔，我国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孕育自己的幼教文化。早在远古时代，崇拜祖先就一直是中国人教育子女的独有的重要特征。周朝时期，诸多思想家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教育理论等方面的著作，如五经、孔孟学说等。这是中国古典教育文明形成的时代。幼教思想家们提出最经典的、以父母为中心的幼儿教育，《易经》描述的“蒙以养正”思想就是明证。从历代幼教思想家的许多著作中还可以发现，他们对家庭教育的意识和人的培养的崇拜表现得特别强烈。在考察中发现，中国人的姓位于名字之前，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姓位于个人名字之后，子女出生后姓氏一般都以父亲为主。这一世系习俗证明，在中国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其他组织。其次是聚合的、连续的。从商朝到清朝，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教育思想家，他们注重实际，从当时社会出发，研究幼儿教育问题，提出教育主张，在大一统的文化内核内向思维观念的影响下推进教育思想演进。而中国王朝更迭只是文明内部的更换。虽然王朝时代经历多次战乱和非汉人的统治，但中国教育文明却很好地延续下来，没有因为战乱和外族入侵而产生断裂，反而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中国教育文化的民族底蕴愈加丰润，文化色彩愈加鲜明。

(二)我国古代幼儿教育思想至今闪烁历史光辉

纵观我国古代幼儿教育思想形成和演进，这是一部众多仁人志士用智慧和理念创造人生第一个教育——幼儿教育的历史。探讨我国幼儿思想的起源，孔子可谓是创立具有初步系统幼教思想的第一位先者。如幼儿福利、幼教机会均等、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启发式教育、生活本位教育等思想，至今与现代幼教原理相辉映。孔子的幼教思想中，仁爱精神、个性差异、循循善诱、自主学习等幼教理念，不仅是当代中国幼儿教育思想的写照，而且也揭示了人本主义幼儿教育哲学发展趋势。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提出的大同世界慈幼思想，不仅体现了幼教思想中的大爱精神，而且也反映了独特的家国情怀；他强调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丝毫没有感到陌生和遥远；他提出品德教育应先于其他教育，这是孔子幼教思想的核心主张。孔子幼教思想追求人本主义幼儿教育自我实现的崇高目标，向着人形成的方向点燃品德的火花，陶冶其人格，尊重并帮助其自主品德的形成；孔子品德教育思想创造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教育文明，承载了一个民族魂的力量和价值，铸就了今天灿烂的教育文明。中国自信，美德出良才；德育就是铸魂，品德决定一个人的成才方向。人拥有美德，延续美德，创造美德，生活才会更美好，自己也才能更成功。

(三)我国早期幼儿教育思想成为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模

站在当下，我们看古代早期幼儿教育，会发现其显著特点是在幼儿成长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将个体紧密相连的仁爱精神，同具有悠久的教育文化传统的社会紧密连接。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发展。而形成这些共同体的个体，在多数情况下，又都有其各自的个性相适应的独特关系。具有这样连带意识又能充分发展个性的时代，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关于人的形成的由来及应该向何处发展，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历来是人们关心的，而且自古以来，许多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其展现的批判精神和革新意识，需要我们传承和发展。

“早期教育”一词是从我国殷周时期的《易经》中即“蒙教”派生的。早期教育思想——蒙教之所以从殷周开始，到之后的所有封建王朝得到很好的传承，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国情——以父母为中心的早期教育已根深蒂固，数以千计的幼儿教育英知从各自的教育经验出发，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卓有见谛的早期幼儿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等，用他们的理性和执着得以证实。当下，正处在高度教育文明的社会，早期幼儿教育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早期教育家们对幼儿成长中许多历史和现实令人觉醒的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的回答。

(四)多元智能理论在早期幼儿教育中内化发展

20世纪80年代，多元智能理论传入我国。从早期幼儿教育发展轨迹和思想脉络看，多元智能理论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颇有渊源。众多古代的幼教名言、家规、家训、古代传统家书以及教子诗文等，都强调了与多元智能教育理论相类似的观点。其中，最具多元文化教育特征的儒家教育思想，比如孔子的教育原则就有五千年的历史渊源，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教育文化土壤中，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多元教育思想之所以影响中国，是因为中国的语言。学习中国的语言过程就是了解儒家学说的过程，大量的中国日常用语中已经渗透了儒家思想和古代经典的影响。与任何教师交谈，不论是新手教师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经常会听到儒家经典的语言——尽管他们不知道所说短语的起源。

在中国，多元化教育是从幼儿教育做起的。智力概念起源于儒家思想中。智力是家庭的而非个人的属性。在幼儿教育阶段，家庭被认为是智力整合单位。无论是在生存、情感和智力方面，父母和他们的孩子都没有明确的边界，家庭成员的关系就如同人的肌体与肌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一样。从传统的儒家思想观点来看，家庭是幼儿智力教育的基础不可化简的单位。任何想把家庭化简为一组孤立个体的尝试都破坏了家庭整合和家庭单位的意义。从古至今，中国幼儿教育思想家不断探寻调动家庭这一单元作为幼儿教育资源和作为支持儿童智力优势发展的行动力。由此可见，家庭在中国幼儿多元化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今，多元化教育已走出家庭，在中国幼儿教育广阔领域延续、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