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小军，靳浩宇

(海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杰里米·边沁(1748-1832)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时期伟大的法理学家，学术界对杰里米·边沁的法理思想以及哲学思想研究得非常深入，而对其货币经济思想研究得很少，事实上，边沁也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者，在货币、银行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在货币经济学上的一些观点与大卫·李嘉图完全不同，更接近于休谟和桑顿，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扩张有助于提高产出与就业。与休谟不同的是，边沁认为货币刺激必须通过资本形成来发挥作用，而不是像休谟所宣称的那样，通过激活闲置的人手来发挥作用。他在《政治经济学院》手稿中首次提出了强制节约理论，并用该理论解释了货币呈现非中性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增加货币引起的通货膨胀将会使实际收入从消费倾向较高的工薪阶层和固定收入领取者手中转移到储蓄倾向较高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手中，以减少消费为代价提高了一国的资本积累，从而有助于提高一国的产出与就业水平。在边沁提出该理论之后，该理论成为古典经济学家解释货币非中性的重要依据，对货币非中性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货币政策上，他认为由强制节约促进的资本积累效应要远小于由此引发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效应，因此，他反对政府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来促进资本积累。

一、边沁对货币非中性的描述

(一)增加货币表现出的非中性

在分析增加货币对产出的影响时，边沁认为，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必须通过资本形成来发挥作用。他开创性地把货币的用途分为商业用途与非商业用途。在边沁看来，商业用途主要是指货币用于生产性支出，非商业用途主要是指货币用于消费性支出。他认为当一个国家货币增加时，只会有少部分人(主要是货币发行人)会获得这部分新增的货币，他们持有的货币量占整个国家的比例就会上升，在一国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他们将会购买到更多的商品，相当于实际收入上升了，而其它没有得到新发行货币的人，其货币量占比会下降，实际收入减少，相当于是货币发行人对没有获得新发行货币的固定收入阶级征收了一笔间接税。如果货币发行者将新增的货币用于商业性支出，即用于购买生产性资本与劳动，整个国家的资本总量就会增加，总产出也会因此出现增长。边沁写道：“如果在发行货币时，他以商业的方式使用它，即货币是以资本的形式使用的，也就是用于购买构成生产性资本的物品和劳动力时，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但同时他在现有的国家财富存量(实际财富)中新增了资本总量，这些新增资本按当前收益率所获得利润就会增加到现有的财富中去，使现有的财富增加。”(1)Bentham Jeremy,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Vol.III,ed. W. Stark,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54,p.345.不过，他又认为，如果货币发行者将新增的货币用于非商业性支出，也就是利用这些新增的货币去增加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新增的货币并不会增加一国的产出，只会引起价格上涨。因此，对边沁而言，增加的货币只有进入生产性领域，用于增加生产性资本，才能增加一国的财富总量。很明显，边沁只认识到了货币用于投资时对经济产生的资本积累效应，并没有意识到货币用于消费也会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他将生产与消费割裂开来，潜意识里认为生产会自动创造消费，成为“萨伊定理”的开路人，同时期的马尔萨斯较早地意识到了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并对这种只重生产不重消费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马尔萨斯还较早预见了资本主义如果盲目扩大生产，不引导需求，最终会导致产品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他提出了地主阶级存在的合理性，认为这些不生产只消费的阶级的存在有利用缓解有效需求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边沁还较早地提出了充分就业的状态，在他看来，虽然用于商业用途的货币可以通过购买劳动等生产性资本增加产出，但这种作用只限于经济中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的情况，一旦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所有人都以最有利的方式得到雇佣，新增货币就不能再增加产出了。他写道：“真正的财富来源是劳动，而不是金钱。所有的人都以最有利的方式被雇佣，财富，真正的财富，就不能再增加了，但是货币是可以无限增长的。”(2)Bentham Jeremy,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Vol.III,ed. W. Stark,p.344.这一观点在经济学说史上构成了对充分就业的最初表述，成为充分就业假设的早期渊源。

(二)减少货币表现出的非中性

边沁还认为货币是一把双刃剑，既然增加货币能促进产出增长，带动就业增加，那么减少货币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他写道：“如果货币突然出现减少的趋势，并且数量比较大，将会引起普遍的破产：在任何一段时间内达成的大量金钱交易，当然是基于当时货币与可供交易的物品的现有比率，而不是假定的突然发生的比率，或任何其他较低的比率。”(3)Bentham Jeremy,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Vol.III,ed. W. Stark, p.350.由此可见，边沁把由货币突然减少所引起普遍破产的原因除归因于商业性支出的货币下降之外，还归因于货币减少后，流通中的货币无法满足商品交易对货币的需求。在他看来，所有商品达到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数量合同都是基于现有商品总量和现有的货币总量之间的比例，如果突然出现货币数量大幅减少，出乎所有人的预期，剩下的货币量无法满足当前商品交易的需要，很多交易就无法完成，这就意味着生产者生产的商品有一部分会卖不出去，必然会导致一部分生产者破产。因此，他认为在任何时候如果经济中通常流通的各种类型货币数量中出现了某一种类型货币数量减少，而可供交易的商品数量并没有按相同比例减少，那么，减少的那一类货币数量必须要由其他类型的货币数量来补充，或者由人们普遍接受的等价物来补充，否则，经济就会出现普遍破产。但他同时也认为，如果货币数量减少的趋势是永久性的，而且速度缓慢，则不足以产生普遍破产的后果，因为这种趋势性的下降很容易被人们预期到，人们在从事商品交易时，会考虑到货币减少造成的影响，提前作出应对，所以，如果货币数量减少非常缓慢，需要调整的程度不需要太大，商品交易者普遍都能接受，减少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就小得多。显然，边沁还较早意识到了预期对经济的重要影响。

二、边沁对货币非中性的原因分析

(一)强制节约效应

在哈耶克对“强制储蓄”理论演变的研究中，他认为是边沁最早提出了这一理论。哈耶克认为，边沁一直把“工业发展受资本限制”作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主题，并一直思考如何解决该问题，以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正是得益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他较早发现了通过增发货币产生的“强制节约”效应来促进资本积累的途径。在边沁看来，无论是由政府发行的纸币还是个人发行的纸币都会使固定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下降，消费支出减少，对整个国家而言，相当于利用新增货币把固定收入阶层本应该用于消费的一部分收入强制转化为社会的投资支出，产生全社会消费支出减少，投资支出增加的结果，他把这一现象称为“强制节约”。为什么边沁把这种通过新增货币促进生产的方式称之为“强制节约”呢？因为在他看来，新增的货币一旦完成了生产性资本的购买，这些货币就会与先前的货币存量汇入到一起，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而由于新增货币在最初投入市场时促进产出增长的作用还没来得及发挥，流通中的货币增长率就会超过全社会产出增长率，最终必然会引起一国物价上涨。那些靠固定收入的人，由于其货币收入并没有增加，在物价上涨时，他们能够购买到的商品少了，消费也就少了，但这部分人减少支出的行为并不是自愿的，而是由于增发货币引起的，相当于货币发行者向这些依靠固定收入的人征收了一笔间接税，如果这笔征收的间接税用于购买劳动和生产性物质资本，就会形成全社会资本总量增加。对这些固定收入阶层而言，他们的消费支出减少了，形成了强制节约效应，对整个国家而言，劳动和生产性物质资本增长了，从而能够促进社会就业与产出的增长。边沁写道：“新增货币第一次被使用或花费后，其直接效果是立即增加真正生产性资本的数量，然后通过这种购买量明显地增加实际财富的不断增长……但是，在采取这一步骤之后，它就会汇聚到原来的货币存量中，增加的数额就会降低它的价值：在货币增加之前，流通中用于购买可供销售物品的货币数量等于全部可出售物品的价格，而在增加之后，预先存在货币量与新增的货币量加在一起才与全部可出售物品的价格相等。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贬值的效果是对固定收入者形成一种间接的非生产性所得税。”(4)Bentham Jeremy,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Vol.III,ed. W. Stark,p.345-349.显然，在边沁看来，“强制储蓄”的本质就是通过增发货币使实际财富从固定收入阶级转移到生产阶级，再由生产阶级把这部分财富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不过，在边沁看来，如果新增的货币用于非商业性用途，也就是消费支出，那么，即使经济中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也只会形成价格上涨，不会产生强制储蓄效应，因为这些货币并没有用于购买生产性资本，也就不能使原有的产出增加。另外，在边沁看来，如果货币增加的方式是与每个人之前持有的货币量同比例增加，那么更多的货币引入市场，只会单纯地降低现有货币的价值，也不会产生强制储蓄效果。他举例说明了这一观点，如果一个人的财富全部由货币构成，假如他的钱翻倍了，而物价水平不变，那么，他的财富也会立即翻倍，因为他的钱在社会上能买到的商品份额翻了一番，而这一部分钱的价值与可购买财富的全部价值是相等的。但是，如果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内都把他的钱翻一番，那么，总的实际财富并不会改变，每个人能够购买到的份额也不会改变，因此，每个人的财富并不会得到任何增加。

(二)边沁与休谟对货币非中性原因分析的区别

作为古典经济学早期两位货币非中性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边沁与休谟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结论，他们都认为在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新增货币会促进经济中的就业与产出。正如休谟所说：“据我发现，在每一个货币流入比以前更多的国家，一切都呈现出一片新的面貌，劳动者和工业都获得新生，商人变得更具有进取心，制造业主变得更加勤奋和熟练，农民耕种土地时变得更加专心与投入。”(5)Hume David,D. Hume’s Whitings on Economics,ed.E.Rotwein,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0,p.37.同时，他们也都认为最终这些新增的货币会引起价格普遍上涨，当达到充分就业之后，新增货币不再引起产出增长，只会造成价格上涨。不同的是，基于对货币作用于经济影响机制的不同理解，他们对货币非中性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休谟把货币非中性的原因归因于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他认为由于新增的货币往往并不是被平均分配到每一个人手中，而是最先落入到少数人手中的，当他们用这些货币去购买商品时，商品的价格并不会立刻出现上涨，按照休谟的说法，随着新增货币增加的购买力从一件商品传导到另一件商品，商品的价格也从一件上涨传导到另一件上涨，整体价格水平表现出刚性，只有这些新增的货币像血液流遍人全身一样最终流入到所有商品的交易时，商品的价格才会出现整体上涨，而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正是在这段价格上涨的间隙，货币会促进产出增长。在休谟看来，这些新增的货币在整体价格水平还没上涨到达到新的平衡之前，既可以用于雇佣工人、扩大生产，又可以用于刺激消费，从而带动人们生产的积极性，进而增加社会的产出。休谟并没有区分新增的货币最先分配给生产阶级还是非生产阶级，因为在休谟看来，无论新增的货币是用于商业性目的还是非商业性目的，只要新增的货币不平均分配在每一个人手中，而是只有一少数部分人最先得到这些新增的货币，价格就存在刚性，货币增加就会刺激人们的勤勉心，从而增加产出与就业，在他看来，现实情况也通常如此。边沁还认为，新增的货币只有用于购买劳动和生产性物质资本，才会增加产出，但这些新增的货币最终会引起商品价格上涨，造成固定收入者实际收入下降，相当于依靠这些新增的货币把固定收入者的一部分实际收入转化为社会投资支出，使得全社会的消费下降，投资增加，形成“强制节约”效应。而如果新增的货币用于消费，就不能够创造出新的财富，只能引起价格上涨， 正如他写道：“一旦新增货币的目的从增加实际资本转移到增加非生产性支出，增加实际财富的运作方式就结束了。一旦新增货币被用于购买消费性商品，它能产生大量实际财富的能力也就结束了，从此以后，它将永远为价格的上涨作出全部的贡献，就像这些货币刚从矿场里开采出来不经过任何生产阶级手中而是直接进入一些非生产阶级手中一样。”(6)Bentham Jeremy,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Vol.III,ed. W. Stark,p.345-349.

此外，休谟还意识到了新增的货币会对经济产生“乘数效应”，新增的货币在流通过程中，会因为不断地购买商品而不断地易手，在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还没有达到新的平衡以前，谁得到了这些钱，就会引起他的实际收入增加，从而刺激其更加勤劳，对经济就会产生多轮刺激作用，直到价格上涨到与新生产的商品达到重新平衡为止。而在边沁看来，新增的货币只是在第一次购买劳动与生产性物质资本时，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此后，这些货币将会汇入到货币存量中，转化为价格的上涨。

三、边沁对强制节约效应造成的不公平程度的分析

边沁认为由新增货币引起的强制节约效应虽然能增加一国产出，但这种行为引起的价格上涨会造成固定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下降，相当于是货币发行者向这部分固定收入人群征收了一笔间接税，从而引起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对实际收入下降的阶级是不公平的。他写道：“每一次增发纸币都会导致之前货币存量的相应贬值，就像对名义国民收入征收了一笔间接税，货币发行人获得了发行货币的好处，固定收入者承担了发行货币产生的负担。”(7)Bentham Jeremy,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Vol.III,ed. W. Stark, p.345.“在这里，就像上述强迫节俭的例子一样，国家财富的增加是以牺牲国家舒适和国家公平正义为代价的。”(8)Bentham Jeremy,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Vol.III,ed. W. Stark, p.349.对于强制节约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边沁用具体例子进行了说明。他假设英国增加100镑的货币，按照当时名义国民收入大概是货币存量三倍的比例，大概能增加300 镑的名义国民收入，在边沁看来，这300镑的名义价值仅仅只是货币增加后引起的价格上涨产生的总的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量，实际国民收入并不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如果新增的货币用于商业性支出，按照15%的投资收益率，能额外生产出15镑的商品，这也构成了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量，而如果新增的100镑货币用于非商业性支出，则只会新增300镑的名义国民收入，不会对实际国民收入产生任何变化，在边沁看来，这300镑的名义价值就是强加给固定收入者的间接税收，而用这300镑的名义税收除以100 镑的新增货币的结果，就是固定收入者实际负担的税率。因此，在边沁看来，每新增一笔货币，将会给固定收入者带来300%的税收负担，而如果新增货币用于商业性支出，这100 镑的新增货币可以新增15镑价值的商品，则在对固定收入者所增加的300镑间接税中可以扣除这15镑价值，税收负担会略为减轻，其原因是新生产出15镑商品后，经济中的商品数量变得更多了，与新增货币后没有任何产出相比，物价上涨的程度就会低一些，对固定收入阶级通过通货膨胀征得的间接税就会少一些，但总体而言，这种间接税并没有因为新增产出而减少很多。因此，边沁认为即使新增的货币用于资本性支出，其新增的产出数量有限，而造成的不合理的收入再分配结果却非常严重。他还意识到，尽管国家通过增发货币强制进行资本积累比通过直接向民众征税增加资本积累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因为这种剥削方法更隐蔽，但其实前者相对后者对固定收入阶层剥削更重，因此，他极力反对政府通过增加货币来增加资本积累。

四、边沁的货币政策主张

尽管边沁提出通过强制节约手段，增加货币有利于一国产出与就业增长，但边沁并不主张政府采用这种货币刺激政策。他认为最好的货币政策就是维持货币与商品之间的比例不变，以此来维持物价稳定，为商品生产者与交易者提供稳定的价格预期。他写道：“至于货币与可供买卖的物品之间的比例，最理想的状态是前者的总和与后者的总和之比在任何时候都应保持不变：不要在某一时间增加，在另一时间减少。”(9)Bentham Jeremy,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Vol.III,ed.W. Stark, p.350.

之所以边沁不建议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认为增加货币带来的产出与就业上的好处比增加货币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后果要小得多。在他看来，就算新增货币全部转化成新增资本，其促进的产出增长也只有新增资本的15%。但是，这些新增的货币一旦完成资本的购买就融入到存量货币中，就会引起物价上涨，形成虚幻的名义价值增加，按照英国当时名义货币量与名义财富价值约1：3的比例标准，其增加额为新增货币的300%左右，相当于是对固定收入阶层征收的间接税，新增的300%左右的虚幻名义价值在扣除15%的新增产出后余额，完全要由固定收入阶层负担，对这些人来说形成了极大的不公平。因此，在边沁看来，即使新增的货币转化成资本能增加产出，但是它只能产生新增资本15%的产量增量，但同时却会给固定收入的人带来新增货币300%的负担，产出增加幅度相比增加的虚幻名义价值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为获取一点小小的利益却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是不合算的。而如果新增的货币用于非商业性支出，则这部分货币并不能带来任何产出的增加，完全用于价格的上涨，固定收入阶层需要负担的间接税额就是新增货币量的300%，不能在其中有任何的扣除，固定收入阶层负担的间接税就会更重。总之，在边沁看来，由新增货币产生的间接税对固定收入阶层的剥削比高利贷更重，他认为这会带来很大的不公平，这是边沁所深恶痛绝的，因此，对边沁本人来说，他并不赞同政府通过新增货币来增加产出，所以，一方面，他认为新增货币如果转化成资本能增加社会总产出；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政府经常利用这种行为来增加产出，给固定收入人群带来损失，在其一部分著作内容中，他会刻意地缩小货币对产出的影响，甚至有时对新增货币能否促进财富生产会产生疑问，他写道：“假设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整个商业世界财富增加了四分之一，同时价格上涨了一倍。则在现有的货币中，扔掉其中的一半可能会更好，因为它们被用来征收上述的非生产性所得税。至于财富的增加，哪一部分财富甚至是否存在任何一部分财富是由这些新增的货币产生的，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增加，它也可能会产生，当然也可能是由货币产生的。”(10)Bentham Jeremy,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Vol.III,ed. W. Stark, p.350.

对于货币减少导致的后果就更严重了。他认为经济中处于流通的货币量如果突然减少，会引起大量的商业的破产，在他看来，经济中所交易的商品与流通的货币数量关系应该保持稳定，一旦货币量出现大幅减少，一些商品的交易就无法进行，商人手中的商品就会卖不出去，就会导致他们破产。他写道：“如果货币突然出现减少的趋势，并且数量比较大，将会引起普遍的破产，在任何一段时间内达成的大量金钱交易，当然是基于当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可供交易的物品数量的比率，而不是假定的突然发生的比率，或任何其他较低的比率。”(11)Bentham Jeremy,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Vol.III,ed. W. Stark, p.350.不仅如此，边沁认为货币减少会导致物价下跌，同样也会导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相当于对一部分人征收间接税，与增加货币导致的间接税不同，边沁认为，减少货币引起的间接税，其税赋承担者是那些每年需要缴纳一笔固定支出的居民，在物价下跌时，他们每年固定支出的货币的实际价值会增加，相当于他们交的更多，多交的部分就等同于缴纳了一笔间接税。

边沁还区分了增发纸币与增发金属货币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新增金属货币的危害只限于通货贬值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平；而如果是新增纸币，除了会导致通货贬值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外，还会增加普遍性破产的风险。在他看来，发行的纸币必须履行与金属货币兑换的承诺，而一旦纸币发行过多，就可能产生纸币不能兑换金属货币的风险，很多人就会去银行兑换金属货币，银行可能会因为挤兑而破产，同时，人们会对纸币的价值信心下降，导致纸币价值下降，最终有可能产生像法国滥发纸币一样的后果，纸币变成了无人愿意接受的废纸，大量生产者破产，持有纸币的普通民众损失惨重。他写道：“至于货币的增加是以金属货币的形式产生的，它所产生的危害仅限于以上通货贬值引起的伤害，如果是以纸币的形式增加的货币，这些纸币包含了兑换金属货币的承诺，其数额如果在金属货币的形式上是可相互转换的，那么实际危害除贬值所造成的危害之外，经济还会增加普遍性破产的巨大风险。”(12)Bentham Jeremy,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Vol.III,ed. W. Stark, p.348.他还对政府增发货币与私人增发货币进行区分，认为当政府用纸币来增加货币时，通常是以非商业的方式；而当私人单独或联合起来新增货币，最常见的是商业方式，即使政府很多时候增发纸币是用于了公众开支，也不应该肆意增加货币，他甚至把这些滥发纸币的君主称为“强盗”，他写道：“这些未受委托的主权者或不受惩罚和无可指责的强盗(因为他们可能被称为两者或两者之一)应该尽可能多地取消纸币的发行。”(13)Bentham Jeremy,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Vol.III,ed. W. Stark,p.348.

因此，在边沁看来，最好的货币政策就是保证流通中的货币与可出售商品总量始终处于稳定状态，以此来维持物价稳定，这样既不会导致不合理的收入再分配，还会为生产者和商品交易者提供一个稳定的价格预期。在这种稳定的价格环境下，每一个生产者和商品交易者都能更准确地计算出自己的成本与收益，从而能够作出最优的生产与经营决策。而发行纸币则加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政府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应该滥发货币。

五、对边沁货币非中性思想的评述

(一)边沁货币非中性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

强制储蓄理论成为古典经济学家解释货币非中性的重要依据，尽管经济学界对谁最先提出古典货币理论存在争议，但根据哈耶克的研究，“强制储蓄理论”的原型就是“强制节约”理论，他认为边沁最早产生了该理论思想，他写道：“尽管现在不可能明确杰里米·边沁形成这一观点之后怎样传播的，在我看来，很显然关于这一理论最早、最明确以及最详尽的陈述是在他的著作中找到的。在1804年的一段短文中已经形成了它的最终形式，尽管该理论的草稿形式可能会更早，直到1843年在他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手册》一文中才得以正式被世人所发现。他对这一现象作了一些详细地论述，并称之为“强迫节俭”。(14)Hayek, Frederich A,A No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 of “Forced Sav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November 47,1932,p.123-133.边沁提出该理论对其它古典货币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桑顿在论述货币非中性问题时，利用强制储蓄理论说明了在存在工资刚性时，增加货币会强制把一部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转化为社会储蓄，从而增加一国的资本积累，促进产出增长。他写道：“必须承认，假设我们过度发行纸币，可能一段时间内会提高商品的价格，而劳动力的价格则可能保持不变，这样必然会引起产出增加；对于劳动者来说，根据这一假设，可能会被迫使他消费更少的物品，尽管他从事与之前同样的劳动，但是，这种储蓄以及由于收入下降遭受同样苦难的其他社会不生产阶级所增加的额外储蓄，将会导致同比例的苦难与不公平。”(15)Thornton Henry,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the Paper Credit of Great Britain.London：Hatchard,1802,p.264.马尔萨斯在《对李嘉图关于黄金高价格解释的评论》一文中，把整个社会划分为生产阶级与非生产阶级，利用强制储蓄理论说明了货币数量变化对生产阶级与非生产阶级造成的影响，以及对整个国家资本积累的影响。他认为，当一国货币增加之后，会使流通媒介在不同阶级之间重新进行分配，其结果是生产阶级用于从事生产的资本增加了，非生产阶级用于消费的支出下降了，“相当一部分货币从闲置者和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手中拿走，并转移给农民、制造商和商人，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比例将大大改变，以利于资本；在短时间内，国家的产品将大大增加。”(16)Hayek, Frederich A,A No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 of “Forced Sav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November 47,1932,p.128.约翰·穆勒在《关于政治经济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文中，在分析银行发行不可兑换纸币时，利用强制储蓄理论说明了银行家的活动是如何将收入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他写道：“如果用纸币不可兑换(的做法)取代硬币贬值(的做法)，那么，银行发行纸币就是向每个持币者或有应收账款的人征税。因此，银行侵吞了其他人的一部分资金和收入。资金可能用于贷款，或为资金所有者自用，这部分原本由所有者使用的资金现在改变用途，用于贷款。收入或者积累起来，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变成资本，或者用于消费，在后一种情况下，收入转变为资本，因此，看似奇怪，货币贬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强迫人们积累。”(17)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7页。此外，瓦尔拉斯在1879年清楚地阐述了强制储蓄理论，这启发了维克赛尔，使他在讨论总储蓄与总投资时，也采用了强制储蓄理论。

可以看出，随着该理论发展，与边沁最初提出的“强制节约”理论略有不同的是，后期形成的“强制储蓄理论”并不再强调新增货币必须用于购买生产性资本才能增加产出，而是认为新增货币最初无论是用于消费还是投资都能形成积累，增加产出。因为如果用于消费，商品的价格必然上涨，固定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下降，而这些减少的实际收入形成了资本家利润，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必然会把这部分被转移过来的收入用于投资，增加资本积累。尽管如此，“强制节约”理论显然构成了“强制储蓄理论”的理论渊源。在边沁最初提出这一思想后，经过一些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最终形成了古典经济学时期流行的强制储蓄理论，在19世纪，该理论甚至与货币数量论齐名，成为人们分析货币经济问题的基础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边沁货币非中性思想

与休谟相比，边沁的进步在于，货币刺激必须通过资本形成来发挥作用，而不是像休谟所宣称的那样，通过激活闲置的人手来发挥作用。也即是说，在边沁这里，隐约地区分了货币、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当货币用于购买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力和物资生产资料时，货币从货币转化为了资本。不仅如此，边沁还认为，资本不仅包括物资资本要素，而且还包括生产的劳动要素，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是值得赞扬的，尽管边沁还不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要素，也不能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准确地定义资本。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边沁才得以阐明货币促进就业和生产增长的机制。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任何货币资本的积累，还必须要求市场有相应的实物要素的增长，否则，就不能实现资本积累和生产增长。但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不会同意边沁关于货币用于非商业用途时就是非生产性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观点，有消费需求才有生产，“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4页。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社会再生产紧密联系的四个环节，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消费，而分配、交换、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一方面，如果消费不足以消耗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那么，就可能引起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配不公，正是造成危机的主要根源。如果撇开资本主义性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也表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当货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时也可能导致流通的中断，从而引起生产的下降，引发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马克思理论清楚地表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是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而工人用手中的货币购买其生活必需品而补偿其劳动力价值的活动，则是货币与商品的交换，这种交易虽然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这种交易的结果，工人对产品的消费则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因为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商业性质的交易也是生产性的，货币也表现出非中性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