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频

(湖北省监利市人大常委会 政策研究室，湖北 荆州 433300)

明代锦衣卫制度是明太祖草创，主要目的是刺探群臣，兼顾皇帝出行仪仗管理，建文一朝废置，明成祖登基后，恢复锦衣卫制度，一直沿用到明代庄烈帝为止。明初开国，明太祖限定各行各业，子承父业，不得随便迁徙与更换职业，那么，社会上往往是几代是军人，几代是豆腐匠，几代是锦衣卫，等等。而最近进入人们视野的湖南新田县锦衣卫家族房屋，引起很大的轰动，特别是骆氏家族在有明一代出了三个锦衣卫指挥使，而六代人在锦衣卫效力，与明末的一些大战、大案、谜团相始终，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不过，骆氏锦衣卫的一些文献资料、实物建筑，大多毁于兵燹、动乱之时，留给后人探讨研究的东西很稀少。纵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多种方志、家谱、正史、笔记、传说着手，发掘骆氏锦衣卫家族背后的奥秘与辉煌。

《续文献通考》上讲，“锦衣卫，本国初仪銮司，先是设拱卫司，领校尉隶都督府。寻改拱卫指挥使司，又以拱卫司类古卫尉寺，改都尉司，洪武二年定为亲军都尉府，统中、左、右、前、后五卫军士，而仪鸾司隶焉。十五年罢府及司。”[1]意思是说锦衣卫本是仪仗性质的皇家卫队，初为拱卫司，后为仪鸾司，隶属于禁军。明初军制为“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五千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四十八处。在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撤销了上面的机构。朱元璋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又单独设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本为管理护卫皇宫的禁卫军和掌管皇帝出入仪仗的官署，后逐渐演变为皇帝心腹，特令兼管刑狱，给予巡察缉捕权力。锦衣卫官职等级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佥事二人,正四品;镇抚使二人,从四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百户,正六品;试百户,从六品；总旗,正七品；小旗,从七品。下属有将军、校尉、力士,对外有参某某事、校令,另有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

一、明代锦衣卫家族骆氏先祖骆以诚

明代实行军户世袭制，一家数代在锦衣卫任职很常见，但一家先后有三人执掌锦衣卫最高权力，还是比较罕见，新田骆氏锦衣卫世家或许是唯一的一家。笔者在2018年9月，走进新田县金盆圩镇骆铭孙村，见到了气势恢宏的骆氏祠堂三座门楼，老一辈人讲，是建于明代。明神宗赐予的“楚南望族”、“锦衣总宪”两块牌匾，还隐约可见。骆氏任职于锦衣卫的第一代，是嘉靖初担任过指挥使的骆安。村中老人出示的《骆氏族谱》中，明文记载有“以诚公，随明太祖，戊申年克敌，有功，战阵而亡”[2]的记载。湖南的一些专家透露，在新田(明代属宁远)曾有一个显赫一时的谱系完整“锦衣卫世家”，骆氏一门连续六代有人在锦衣卫任职，其中有三人曾担任过锦衣卫的最高官职都指挥使。当地村民讲，过去还有“文武荣流”“衣冠门第”的牌匾，却毁于战乱。骆氏祠堂内，有清乾隆三十六年的《骆氏新建祠堂序》碑文。据了解，骆铭孙村从北宋建村，至今已有了一千多年历史，村里目前有三千多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骆氏后裔。《故明明威将军锦衣卫佥事骆公墓志铭》： “嘉靖己酉十月十三日，明威将军锦衣卫指挥佥事骆公不禄……公弟定暨寅，以其兄僚魏君《状》来乞‘铭’。予素辱公交厚，知公懿行为详，胡可以不文？”[3]从墓志铭可知，骆安，湖广宁远(今属新田)人，其高祖骆以诚在元末时，跟随明太祖打天下。

二、有些特别的明代锦衣卫指挥使骆安

骆以诚两个儿子，寄保有战功，曾任济阳卫的千户正职，死后没儿子承袭；寄善以弟承袭乃兄官职，后又传给儿子骆广。骆广改调羽林卫，再传给儿子骆胜。骆胜娶胡姓女子为妻，生下骆安。据墓志铭载，骆安小时不喜欢嬉戏，有一股少年老成的味道。但到外地从师读书时，却特别地勤学好问，博闻广见，知识日增。弘治初年，朱祐杬受封为兴王，挑选护从人员，骆安的父亲也在选中之列，并且任地方长官，于是骆安也跟随到了承天府。数年后，骆安承袭父职，很有政绩。1521年，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熜入朝继承皇位，是为嘉靖皇帝。骆安“遂以护驾功、晋升其为锦衣卫指挥同知”[4]，并为世袭。接着，又受荐举，督理京城内外城池街巷的治理工作，他采取拆迁、修补、合并等多种措施，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1523年，骆安被提拔为都指挥使，骆安谦虚道，“我只是一介武夫，侥幸以些小功劳，却得到如此恩遇。如果我不能谨小慎微，秉公守法，时时刻刻尽心尽力，又怎能报答皇上的大恩呢？”于是，告诫部下官校：“我不敢放纵包庇不尽职的人，也不敢轻易表功。你们如果渎职不作为，那是你们自己招罪；或者有损于百姓，也是你们自己招罪。只有公正平心，才叫做尽责称职。”[5]从这以后，强暴者有所收敛，诡诈者也销声匿迹，而好人也不用担惊受怕，一时誉为风清气正。经过三年考绩，加升一级实职。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骆安曾审理了两件大案。然而骆安皆令皇帝不满意。一件是嘉靖五年，天方国使臣火者马黑木等入贡，礼部主客郎中陈九川、提督会同馆主事陈邦备因拣退玉石、约束过严等因，被告状，明世宗令锦衣卫逮讯。因牵涉到大学士费宏等人，“骆安等辞不敢问，请会多官鞫之”，明世宗不允，命“照前旨拷问”。锦衣卫奏上狱辞，“上切责安等展转支调，鞫问未明”，最后竟“谪九川戍边，黜邦备为民”[6]。另一件是嘉靖八年，刑部尚书高友玑等会问郭勋擅取金辂事罪状欠明，科道官连章劾奏高友玑“不惜公议，曲为隐护”，并谓都御史熊浃、侍郎许赞、大理寺少卿曾直、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使骆安等“漫无可否，殊非刑官之体”，明世宗令高友玑致仕，熊浃等各夺俸六月，骆安等各二月[7]。笔者推测，骆安秉公执法，不肯助纣为虐。明世宗肯定更加不满意了，遂借张润身上言之机将其罢免。“公素峭直，好面折人过。或干以私，即诮让无已。用是群小丛怨，多口肆兴，遂以免。无何，皇上追念旧劳，诏与指挥佥事致仕”。[8]骆安告老回家后，每天下棋、聊天。如此生活了二十年，享寿七十七岁而逝。

墓志铭证实，从骆以诚的孙子骆广进入锦衣卫起，直到骆以诚的后代骆养性归附清朝为止，骆家一共6代人担任锦衣卫的要职。墓志铭记述，骆安的妻子无子，“侧室高生男，曰椿，娶于宣。”[9]

三、明代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

明神宗时期，在上一任锦衣卫指挥使刘守有倒台后，骆氏家族的骆思恭荣升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思恭任锦衣卫都指挥使四十二年，时间从万历十年至天启四年，“声名煊赫、一时无出其右”[10]。万历四十二年十月，以访获假印功升一级[11]。四十四年七月，他由锦衣卫指挥使升为都指挥佥事，掌理卫事[12]，成为锦衣卫最高长官。四十七年七月，他曾以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使的身份上疏言事[13]。泰昌元年(1620)十一月，明熹宗“以先帝东宫侍卫，加恩锦衣卫都指挥使骆思恭等四百余员名，俱加授职衔有差”[14]；次月，骆思恭以三年类奏缉获功，由锦衣卫都督同知升为左都督，仍掌卫事[15]，跻身为正一品官员。天启元年十月，明熹宗“以皇祖考妣、皇考妣襄祔礼成”，加恩骆思恭为太子太保[16]；二年二月，因明光宗陵工告成，加升骆思恭少保兼太子太保[17]。三年十二月，录锦衣卫二年缉获功左都督骆思恭荫一子；旋以皇子大庆，加升骆思恭少傅兼太子太傅[18]。据《明史》记载，骆思恭掌锦衣卫时，提议要及时实行热审，清理积诉。虽然当时未被采纳，但对事情后来的良性发展有积极的推进。卫使骆思恭亦言:“热审岁举，俱在小满前，今二年不行。镇抚司监犯且二百，多抛瓦声冤。”镇抚司陆逵亦言:“狱囚怨恨，有持刀断指者。”俱不报。然是时，告讦风衰，大臣被录者寡。其末年，稍宽逮系诸臣，而锦衣狱渐清矣。[19]

“热审”是传统中国司法和行政运行时的一项惠政，它体现了以仁德治国的儒家文化理念，还是司法制度中温情的一面。骆思恭敢于向怠政的帝王提请热审，既是职责所系，也是担当和有为的体现。

天启三年十二月末，“授原任左都督骆思恭男养性……百户世袭”[20]。文中云骆思恭为“原任左都督”，那时他已经离任，但这与其他史料不合。前揭赵延庆弹劾骆思恭，是在天启四年五月，弹疏谓其“皓首耆年，不肯引例”云云，显然此时他仍在职。据徐肇台《甲乙记政录》，骆思恭获准辞职，是在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锦衣卫骆思恭一本，臣病未痊事。奉圣旨：‘骆思恭侍卫有年，勤劳茂著。既告病恳切，准辞任调理。’”到二十五日，田尔耕正式接任：“兵部一本，缺官事。奉圣旨：‘田尔耕着本卫掌印管事，提督东司房官旗，写敕与他。’”[21]《实录》“原任”二字不知道写错了，还是将四年事误系于三年，囿于资料，只能存而勿论。就这样，骆思恭在天启四年离开了职位。

四、身处鼎革之际的明代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

此后，骆思恭的儿子骆养性，加太子太傅执掌锦衣卫都指挥使，后因贪污腐化被崇祯帝罢免。骆养性之降清过程，带有一点戏剧性。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农民军以酷刑向明朝官员们追饷。“贼下令勒内阁十万金，京卿、锦衣七万，或五三万，给事、御史、吏部、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部曹数千，勋戚无定数”[22]。是时锦衣卫堂上官九人，刑辱死者四，亡匿四，提督东司房骆养性纳金三万得免死。骆养性自己虽逃过一劫，但其两个弟弟皆受酷刑。农民军对北京的占领并未维持多久，李自成出北京后，骆养性与中官负起守卫京城之责。“北京锦衣卫骆养性与吏部侍郎沈维炳，约诸臣设先帝位于午门。明日，行哭奠礼。礼毕，即备法驾迎东宫于朝阳门。北京诸臣，俱赴朝哭临毕，骆养性备卤簿出迎；至朝阳门外，多官望尘俯伏。沈惟炳与骆养性、金之俊具劝进表，上之内院”[23]。当时有传言称，吴三桂将奉太子朱慈烺回京即位。五月初二日，骆养性同吏部侍郎沈惟炳等人在午门设崇祯皇帝灵位，行哭临礼。礼毕，骆养性备法驾迎太子于朝阳门外，结果来者并非明朝太子朱慈烺，而是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众人骇愕而退，发现京城已被清军占领，骆养性遂率众降清。城陷后投降，献银三万免受酷刑，但仍被羁押[24]。

多尔衮入京后，降清，多尔衮派他巡抚天津。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北京两易其主，京畿地区陷入混乱，作为北京门户的天津也是“人心不安，盗贼蜂起”。大概是想利用骆养性的旧有威势稳定局势，六月初三日，多尔衮命其以太子太傅、左都督原官，总督天津等处军务。骆养性赴任之后，“收集海舟，招抚土居，安神流寓，惠通商贾”，确实使当地局势迅速稳定下来。为了安抚人心，骆养性“启请豁免明季加派钱粮，止征正额并火耗”[25]，获得批准。此举被视为一大善政，著名史学家赵翼评论说：“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实基于此。”[26]

顺治元年九月十五日，因擅自迎接南明弘光帝使臣左懋第革职，仍留太子太傅左都督衔。八月，南明弘光政权派遣左懋第、马绍愉和陈洪范北上与清廷谈判，于九月抵达骆养性辖区，骆养性根据清廷指令予以接待并严加监管，不料却受到“擅迎”[27]的指责。这反映了清廷对明朝降将既想利用又不信任的矛盾心理。

顺治二年(1645年)，叙迎顺功。加太子太师。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骆养性在《为申明臣功以明心迹疏》中再次表明他尽忠朝廷的心志。奏疏原文如下：

“原任总督天津等处军务太子太傅左都督今闲住臣骆养性谨奏为申明臣功以明心迹事”臣于四月三十日流贼起身之后，臣率领义兵保守城池，缉拿余贼，围护仓廒，城内得安。五月初一日，闻清军大兵至，臣于初二日早即传官旗百姓，开门献城，出郊迎接叔父摄政王驾。臣率领锦衣卫官校齐备驾仪，伺候叔父摄政王陞殿，臣当即投诚面见。彼时百官俱危疑潜避，臣再四招徕，始行云集。凡朝仪政事，及收张民心之道，无不与满洲内院细心讲明。迺时天津人心不安，盗贼蜂起，叔父摄政王委臣总督。臣赴任之后，收集海舟，招抚土居，安神流寓，惠通商贾，肆月以来，心力竭尽，臣之此心，不过意欲附名诸臣之末耳。臣托为清朝首功之臣，即为南中深罪之人。昨陈洪范南来，臣该兵部咨文到，臣奉内院得令旨，将南来跟随人役截留静海，此臣之责任也。臣奉法惟谨，小心太过，恐有跦虞，臣罪滋大。臣亲往静海县，大破情面，遵旨截留，南来各官不许住察院，地方官不许谒见，将寮望人役安置县外大寺之中，仍发官兵关防，跟随人役皆去其弓矢，始教前行，此臣一片为国奉法之苦心。蒙皇上撤臣回京，责臣迎接之罪，又蒙皇上浩荡鸿恩，宽臣斧钺，令臣闲住，随朝臣犬马余生，惟有涕泣感恩而已。在臣后投诚各官皆得宣猷効力，有事圣朝，臣首先投诚献都之臣，闲住无事，不得尽忠皇上，臣真愧死无地矣。皇上至圣至明，臣有此不白之苦情，不敢缄默，谨泣血剖陈，伏乞皇上鉴察施行，臣无任惶悚待命之至。为此具本，谨具奏闻。[28]

顺治六年，清廷启用骆养性卫授浙江掌印都司(绿营中的中级职务)。顺治六年二月，“授浙江掌印都司，寻死”[29]。“锦衣末世”骆养性一生历经崇祯、大顺、顺治“三朝”更替，经历了宦海沉浮。他的死，宣告了一个横跨明清两朝的新田锦衣世家，在历史上落幕了。

附：骆氏锦衣卫世家

一世：骆以诚，随明太祖从军，后占籍燕山中护卫。

二世：骆寄保，参加“靖难之役”，因军功升“济阳卫正千户”。死后无子，由弟弟骆寄善带领其职。

三世：骆广，羽林前卫正千户。正德十六年五月，追赠“锦衣卫指挥同知”官职。

四世：骆胜，羽林前卫正千户。后改兴王府群牧所千户。正德十六年五月，追赠“锦衣卫指挥同知”官职。

五世：骆安，群牧所千户、仪卫司千户、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定，锦衣卫百户(骆安之弟，与同祖第侄骆运昌、骆启皆授予冠带奉祀)。

六世：骆椿，嘉靖二十九年，袭锦衣卫指挥佥事。死后无子。骆秉良(骆椿堂兄)嘉靖四十年以骆椿“亲兄”名义袭职锦衣卫千户。

七世：骆思恭，少傅兼太子太傅、少保兼太子太保，后军都督府左都督，锦衣卫都指挥使。

八世：骆养性，太子太傅、后军都督府左都督、锦衣卫都指挥使。

五、结语

在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职权不断扩大。后来，因锦衣卫有虐待囚犯的行为,碍于舆论，朱元璋下诏焚毁锦衣卫刑具,废除了他们巡察缉捕、严刑拷打的这项职能。朱棣登基之后,恢复了锦衣卫的所有权力,并有所加强。他又设置了北镇抚司,专理“诏狱”,可以直接逮捕和拷问犯人。明宪宗成化年间又增铸了北镇抚司印信,一切刑狱专门呈报皇帝,不需要通过指挥使转达,使锦衣卫北镇抚司成为皇帝直辖的司法机构,权力达到顶峰。我们研究新田县骆氏家族与锦衣卫的联系，研究在明代封建制度下的锦衣卫指挥使的人性、品节与优劣，对于探究明代历史是一个切入点，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