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倩，薛 雯

(上海理工大学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0093)

刘小枫著作《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中最早出现“叙事伦理”一词[1]。其中他认为，叙事伦理从个体独特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在这一点上，张爱玲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她的叙事伦理，常常张扬一种“无差别的善意”，她善于挣脱传统的道德困境、经验困境，打破俗常的现实和人伦规则，不评判善恶是非，同时又能使读者同她一起，以最大的善意去宽慰一个人，理解他(她)生命中一切细微感受和变故，与人物命运感同身受，充满了细腻的人文关怀，饱含人道主义精神，大胆揭露人性中最柔软、最黑暗、最不堪的一面，即使人物身处深渊，即使存在现实伦理不可接受的行为，张爱玲都尽可能地以一种平和的视角进行叙述。本文将通过分析《第一炉香》女主葛薇龙如何在复杂的伦理环境，作出艰难的伦理选择，探索张爱玲的叙事伦理特征[2]。

一、畸形的伦理环境-“无形场域”的构建

叙事伦理学家们坚持：“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当人们往下看的时候，会觉得头晕目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1]。那么，张爱玲是如何对葛薇龙所面临的伦理环境进行叙事的呢？她是如何一步一步堕入“深渊”的呢？故事又埋藏着她的哪些“秘密与梦想”呢？这里，似乎从这“沉香屑”燃起的那一刻起，张爱玲就构建了一种无形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每个人都难逃物质、欲望、利益带来的诱惑，过着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这场域像是一种魔力，如同梁太太织就的“蜘蛛网”，凡是被网住的女子，都是她吸引男子的工具；凡是男子，皆为她满足年轻时得不到的情欲的傀儡[3]。

在宏观上，由于时代背景等因素，这个无形场域所构建的伦理环境，是极不协调的：“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如在梁太太的园会中，“福字大灯笼”和“海滩上用的遮阳伞”同时出现的场景，在视觉和心理上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冲击，这种中西结合，表面上是新与旧的文化碰撞，实则不伦不类，夹杂了殖民地时期新旧、中西利益的博弈与冲突，充满了讽刺意味，使得这个场域变得更加复杂而扭曲。然而这“无形场域”又是通过“有形化”的细节逐渐加强的，在故事的开始，就以薇龙的视角展现了姑妈住宅的具体描绘，如同一幅注重细节和工笔的油画，充满了色彩、形状、隐喻，以打造空间感、立体感，构成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为后续在这个华贵住宅区发生的故事奠定了基底。同时，对相同景色不同情境的变化描写，有强化视觉效果的作用，加深读者对故事发生场景的印象，譬如这“白房子”、“绿玻璃”元素的变化，对人物心理起到了映射作用，寓情于景，同时触景生情。一开始，薇龙对一切都很新奇，因而这颜色都是明亮的、结构都是清晰的、心情是欢喜的：“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形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改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的边框”。而正式入住梁宅时：“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柩，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这里，使用《聊斋志异》里的意象，刻画了梁宅这一深宅大院的整体形象，起初“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栏杆外就是荒山”，体现了它的封闭性和独立性，“门边点了一盏赤铜攒花的仿古宫灯。人到了门边，依然觉得门里鸦雀无声，不像有客，侧耳细听，方才隐隐听见清脆的洗牌声，想必有四五桌麻将。”这诡异气氛的渲染，正是《聊斋》的惯用手法。而对园子的描写则“布置谨严，一丝不乱，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外部的工整华丽只是表象，就像《聊斋》里的幻术，随时可能幻化成“坟墓”。而薇龙这样一个 “对于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还是相当的生疏”的女孩，这富贵场对她来说完全是没接触过的圈子，就像《聊斋》里的书生，上山探亲出来之后，转眼间那归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她所感受到的截然不同的“皇陵”、“大坟山”意象，则充斥着潜意识里对从未接触过新环境、见过姑妈以后对未来的恐惧与不安。这院子里的人，是“鬼”，而薇龙踏入这鬼气的世界，渐渐变成“新鬼”，融入这鬼气森森的世界，再也走不出来。

无疑，这无形场域的中心就是梁太太，在这个场域里，是梁太太一手遮天塑造的充满“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的小天地。她像一个蛇蝎毒妇，就像《倩女幽魂》里小倩的“姥姥”，一手控制着整个梁宅里面的男男女女，她是道德沦丧的代表，没有了长幼伦理的观念，与侄女共争甚至共享一个情人，她不健全的人性渐渐吞噬着侄女纯洁的心灵。从故事一开始，就对人物命运进行了暗示，初见时以“蜘蛛”“蛇信子”等意象对姑妈人物形象的刻画，不正是后面其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将侄女作为赚钱工具的预判吗？对梁太太这一场域的中心人物的刻画，作品不仅使用了丰富的意象，而且善于抓住日常物品，以物品变化反映人物变化。如，以扇子对薇龙初见梁太太时的场景描写：

“薇龙站在她跟前，她似乎并不知道，只管把一把芭蕉扇子磕在脸上，仿佛是睡着了。”

“梁太太一双纤手，搓得那芭蕉柄的溜溜地转，有些太阳从芭蕉筋纹里漏进来，在她脸上跟着转。”

“她那扇子偏了一偏，扇子里筛入几丝金黄色的阳光，拂过她的嘴边，就像一只老虎猫的须，振振欲飞”

“梁太太只管把手去撕芭蕉扇上的筋纹，撕了又撕。薇龙猛然省悟到，她把那扇子挡住脸，原来是从扇子的露缝里钉眼着自己呢！”

“梁太太的手一低，把扇子徐徐叩着下颚。”

这一把普通的芭蕉扇，把梁太太对薇龙的打量算计描绘得栩栩如生，同时也从薇龙的视角展现了她初见姑妈时的战战兢兢、察言观色，透过芭蕉扇的缝隙看人，不禁使人细思极恐、不寒而栗。又如，“房里满是那类似杏仁露的强烈的蔻丹的气味，梁太太正搽完蔻丹，尖尖的翘着两只手，等它干。两只雪白的手，仿佛才上过拶子似的，夹破了指尖，血滴滴地。”这血滴滴的手，把梁太太蛇蝎毒妇的形象再次强化，把她为了个人利益不惜以牺牲亲侄女一生幸福为代价的恶毒手腕再次聚焦。“梁太太格格的笑将起来，一面笑，一面把一只血滴滴的食指点住了薇龙，一时却说不出话来”，这“格格”一笑，表面上是为了侄女好，实则只是把其视作将来赚钱的工具，渲染了一种可怕的阴森的氛围。梁太太在这“无形场域”中强大的气场也反映了金钱本位的“新”的资产阶级化伦理道德对古老的中国伦理规范(薇龙)的压迫。

同时，“无形场域”随女主人公葛薇龙的“心理场域”而不断强化，随着“无形场域”的加强，给人的压抑感和苍凉意蕴也更加浓厚。在薇龙同姑妈和司徒协共坐一辆车的情景描写，“半路上下起倾盆大雨来。那时正是初夏，黄梅季节的开始。黑郁郁的山坡上，乌沉沉的风卷着白辣辣的雨，一阵急似一阵，把那雨点儿挤成车轮大的团儿，在汽车头上的灯光的扫射中，像白绣球似的滚动。遍山的肥树也弯着腰缩成一团；像绿绣球，跟在白绣球的后面滚。”“白绣球”和“绿绣球”的意象，表现了雨之大，风之狂。在司徒协送给她金刚石手镯的时候，薇龙回到房间，内心不安的外在表现通过环境得到外显：“紧对着她的阳台，就是一片突出的山崖，仿佛是那山岭伸出舌头舐着那阳台呢。在黄梅雨中，漫山醉醺醺的树木，发出一蓬一蓬的青叶子味；芭蕉、栀子花、玉兰花、香蕉树、樟脑树、菖蒲、凤尾草、象牙红、棕榈、芦苇、淡巴菰，生长繁殖得太快了，都有些杀气腾腾，吹进来的风也有点微微的腥气。”“山岭”“舐着”“阳台”，繁殖过快的植物、过分潮湿的空气，都是司徒协这一举动对薇龙内心的冲击，她深深感到了司徒协的攻击性，一种咄咄逼人的赤裸裸的威胁，因而她眼中的景色也是外扬的、狂放的、咄咄逼人的。

故事结尾，“天”与“海”的场域给人无限的压抑感，将整个“无形场域”封锁在一片无法自拔的空气里，自此，薇龙失去了自由，且甘于接受这命运的摆布。在薇龙和乔琪去湾仔看热闹的时候，“头上是紫黝黝的蓝天，天尽头是紫黝黝的冬天的海，但是海湾里有这么一个地方，有的是密密层层的人，密密层层的灯，密密层层的耀眼的货品-蓝瓷双耳小花瓶、一卷一卷葱绿堆金丝绒、玻璃纸袋装着巴岛虾片、琥珀色的热带产的榴莲糕、拖着大红穗子的佛珠、鹅黄的香袋、乌银小十字架、宝塔顶的凉帽；然而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湾仔的小世界，给了薇龙暂时忘却烦恼的快乐，但她触景生情，知道在这之外的“天”与“海”，仍是无尽“荒凉”和“恐怖”。反观整个小说，姑妈家的“天”与“海”，本来是辽阔的、自由的，但对于薇龙来说，她却像被关进了囚笼，只能从自己的小房间里看同样的“天”与“海”。这阴森、恐怖、不协调的无形场域，像囚笼，薇龙只能从那小房间看到外面的“天”与“海”，久而久之，连从这房间里看到的原本该是广阔自由的“天”与“海”，都与悲哀挂钩了。

可见面对这样的伦理环境，对于薇龙这样一个独自步入该“无形场域”的“普通的上海女孩”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和改变，伦理环境的畸形，恰恰为薇龙后面的堕落提供了一种“合理化”的解释，使读者更易接受后面的人物命运结局，给予人物理解和包容，似乎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中，人物作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从伦理环境的构建入手，就如同先搭建了一个充满诱惑的物质世界，对于涉世未深的单纯女高中生而言，她就如同一只麻雀，步入猎人设计好的陷阱，反倒因这预先的环境之危险复杂，使得旁观者对于其境遇多了些同情和怜悯，达到了“共情”的效果。

二、艰难的伦理选择-自省与自欺中的挣扎

步入了畸形的伦理环境，对一个传统伦理本位的女孩来讲，必然面对着与自己三观截然不同的生活，因而她必须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作出伦理选择。在选择上，她一个小姑娘既独自前来，无形场域是既已存在的，而她则是事先与这环境格格不入的独立个体，在心理上必然充满了矛盾。在这一点上，张爱玲用其独特的女性叙事的手法，以葛薇龙这一女主角的视角，着重刻画人物的矛盾心理，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每一次挣扎、每一次彷徨、每一次思忖，那么最后当她陷入自知的悲剧时也能有一个自然的、合理的、充分的过渡。在三次“自省”的选择面前，薇龙都通过“自欺”放弃了：

第一次选择，是她初入梁宅时所观所感的直接体验。正如乔琪所言，薇龙最善于“自己哄自己”，在刚到姑妈家的时候，她明明知道“我平白来搅在浑水里，女孩子家，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但仍然劝自己：“今天受了这些气，竟有些不值得！”“来既来了，不犯着白来一趟，自然要照原来计画向姑母提出要求，依不依由她，她不依，也许是我的幸运”。 “幸运”一词反映了其实薇龙在潜意识里，知道住在姑妈这里的潜在危险，但对于姑妈这里的上流生活却又充满着羡慕与期待，渴望步入新的阶层，故而对这些风险视而不见，以侥幸心理寻找待下去的借口：“至于我，我既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若是中了邪，我怪谁去？可是我们到底是姑侄，她被面子拘住了，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绝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她感觉到了这个场域可能带给她的影响，她比谁都清醒，但她还是不能果决地放弃这很可能毁掉一生的决定，可见薇龙是多么地擅长于自我安慰，同时对物质生活又是如此向往。

第二次选择，司徒协塞给她金刚石手镯，让薇龙对未来有了被支配的恐惧感，她意识到“梁太太牺牲年轻的女孩子来笼络司徒协，不见得是第一次。她需要薇龙做同样的牺牲，也不见得限于这一次”，所以“唯一的推却的方法是离开了这儿”。她再一次清醒，又再一次堕落，她知道自己已然对这种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上了瘾，但她的想法继而转向“她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他”，在那个时代，女性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男人身上，她不是想着直接离开，而是转而想到乔琪，把自己的未来命运寄托于乔琪的爱，孰不知当她依赖上乔琪的时候，未来反而变得越来越渺茫。她明白，“也许乔琪的追求她不过是一时高兴；也许他对任何女孩子都是这样的”，但她还是劝自己：“在过去，乔琪不肯好好地做人，他太聪明了，他的人生观太消极，他周围的人没有能懂得他的，他活在香港人中间，如同异邦人一般。幸而现在他还年轻，只要他的妻子爱他，并且相信他，他什么事不能做？即使他没有钱，香港的三教九流各种机关都有乔家的熟人，不怕没有路可走”，薇龙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做那个可以改变这一花花公子的女子，却不曾想，乔琪根本就没想过收心，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丈夫，他还是个依靠别人过活的寄生虫。归根结底，还是女性那种“女结婚员”的封建思想，禁锢了她选择的自由，而那荒唐而无止境的一厢情愿的爱，又使她甘于寄托于最美的幻想在乔琪身上，沉浸在一种浪子回头但又希望渺茫的遐想之中。

第三次选择，出现在薇龙生病后犹豫着是不是要留在香港。薇龙一边想躲回上海的家逃避这一切，一边又放不下香港的奢华享乐的生活：“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子外面的天。中午的太阳煌煌地照着，天却是金属品的冷冷的白色，像刀子一般割痛了眼睛。秋深了，一只鸟向山巅飞去，黑鸟在白天上，飞到顶高，像在刀口上刮了一刮似的，惨叫了一声，翻过山那边去了”，这段外景的描写，是薇龙内心痛苦不堪的真实写照，在这段爱里，她委曲求全，一步步退让，放下自尊，放低姿态，走向命运设计的圈套。“她突然决定不走了-无论怎样不走。从这一刹那起，她五分钟换一个主意-走！不走！走！不走！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她躺在床上滚来滚去，心里像油煎似的”。此处，把薇龙犹豫不决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在订完船票回家后看到乔琪，“天完全黑了，整个的世界像一张灰色的耶诞卡片，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真正存在的只有一朵一朵顶大的象牙红，简单的、原始的、碗口大、桶口大。”这是看到乔琪后薇龙的内心情感欲望，对爱的渴求，不可遏制地蔓延着，因此，也是在这时她确定自己还是爱着乔琪，于是回家后就做了留下来为梁太太和乔琪赚钱的决定。在道德伦理和个人自由伦理面前，薇龙选择跟随个人感觉，在自欺自省中选择嫁给乔琪，她明明清楚嫁给了乔琪，就是牺牲自己的青春成为梁太太和乔琪赚钱的工具，失去个人尊严，忍受世人的冷眼，但她就是不受控制地选择了这条不归路。这与张爱玲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她眯着眼睛看爱情，始终把男性往好的方向看，但凡有一点点温暖，也要飞蛾扑火。

她一次次意识到，比谁都清醒自己的处境，却最终被自己打败，在面临每一次的选择，薇龙都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无法战胜内心的心魔，一次次想要离开，却始终下不了坚定的决心，一次次的心理斗争，一次次被命运摆布，一次次走向悲剧的深渊，最终再无选择的权利。她对乔琪的态度转变、她对回家还是不回家的改变、她接不接受司徒协的改变等，这一过程，是薇龙从一个懵懂天真的少女，逐渐沦为被金钱、欲望控制、失去自由、自尊的替人弄钱的工具。薇龙的心理感受，看似是与自己的对话，其实也是与读者的伦理对话，让读者看到小人物内心那最隐蔽、最不堪、最沉默的小小角落，如此，张爱玲将人性的黑暗面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爱人的无情、亲人的冷漠、旁人的冷眼，将女性在那一时代所处的困境刻画得淋漓尽致，以女性的独特视角，感受人物心理最细微变化的过程，对薇龙的三次选择或无奈、或可惜、或同情、或义愤的直接感受，给予人物最大的包容和体贴。

三、虚无与苍凉的伦理意蕴-偶然中的必然

“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第一炉香》没有说乔琪最后回心转意，没有设置女性自强用理性逃出姑妈魔掌，没有直接评判人物善恶，只是任故事自然发展到它的特定情节，不刻意，不逢迎，不落俗套，在梁宅的华丽场景营造中，女主人公葛薇龙的命运终在苍凉中徐徐落幕，反映了张爱玲对女性人物命运的悲悯情怀。反倒这样自然、不缓不慢的叙事，带给人最后的震撼是最强烈的，回味无穷的苍凉意蕴留以无限的伦理思考，那曾经的繁华与欲望，梦想与希冀，如同泡沫，幻灭、虚空，只留下苍凉。

“苍凉”，是薇龙这样“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悲剧命运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对于薇龙来说，无意识中，她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对金钱和欲望没有抵抗力的姑娘，她的悲剧，是偶然中的必然，是其自身性格和姑妈推波助澜以及女性在社会存在意义的大背景下的必然。普遍性，是薇龙作为一个小人物，却道出了无数年轻少女命运的不确定性，设置薇龙作为一个单纯的女孩为完成学业获得学费来找姑妈梁太太的人物形象，突出了物质生活对于普通女孩的诱惑力。不仅仅是薇龙，试问，面对现实中金钱、权利、情欲的诱惑，又有多少身处其中的少女，可以抵抗住这些人性的诱惑呢？在香港殖民地时期如此，当今时代对于物质生活和上流社会贪慕的女子也大有人在，在这些诱惑中，女性一步一步沉沦为“女结婚员”，最终失去自我，甚至失去反抗的能力。表面上看，薇龙的命运是无数个小小的偶然推波助澜，但人物性格和各种外力施压造成这样的命运却是必然的，虽然令人惋惜，却又在情理之中。

“苍凉”，是女性在那种时代背景下的女结婚员的狭窄选择，最后，不挣扎，不反驳，在那种背景下，女孩子面对物质的诱惑，很容易像薇龙一样失去自我，只是薇龙外在和内在因素都推动了她的悲剧命运，反映了女性在社会的弱势地位，正如睇睇被梁太太控制一样，那“花生米”不正是她敢怒不敢言、屈服于强大恶势力的无声刻画和具体表现吗？如此，睨儿最终选择了沉默，生活所迫，向恶势力低了头，压抑的氛围侧面反应了梁太太的势力之大，是对违背梁太太意愿之人的惩罚，睇睇的下场，也是对薇龙命运的预判，尽管薇龙是其有血缘关系的亲侄女，也终究不过是她的一步棋子。而“薇龙依旧把两只手插在鬓发里，出着神，脸上带着一点笑，可是眼睛却是死的。”这里的薇龙，在受到乔琪和睨儿事件之后，在梁太太的劝导下，对爱情的失望，对人生的迷茫，不正是睨儿命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不管身份如何，她们都只是被梁太太操纵于股掌之中的工具而已，何谈自由？何谈独立？她们，在这物质世界里慢慢消磨自己的青春，最后又心甘情愿被利用，她们比谁都要清醒，却又比谁都更沉默。

苍凉，是爱情在能给人希望的同时最终却带来的绝望。明明她可以选择自己的爱情，却始终在一个爱而不得的浪子-乔琪身上荒废青春、出卖自尊，做一个自觉自愿的爱的受害者。为什么是乔琪？故事中出现的另外两位男性-卢兆麟和司徒协，都推动了葛薇龙选择乔琪。卢兆麟的出现，成为故事的关键线索，正是因为薇龙对卢兆麟的好感，导致她对姑妈产生隔阂，进而因为乔琪是“她所知道的唯一能够抗拒梁太太的魔力的人”，使她对乔琪有了好感，并一步一步陷入他的爱情陷阱。正因为有好感的卢兆麟被梁太太收入囊中，而乔琪是唯一能拒绝姑妈的人，薇龙因此对乔琪有了好感；而司徒协塞给她金刚石手镯，让薇龙对未来有了恐惧感，这时她又想到乔琪，以为他能带给自己想要的幸福。 “无数小小的冷冷的快乐，像金铃一般在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摇颤，她紧紧地抱住了她的手臂”，只是这“小小的”“冷冷的”快乐，就足以让薇龙在“梁太太、司徒协、其他一群虎视眈眈的人”中寻找“新的安全，新的力量，新的自由”，为这份快乐，她愿意以牺牲自己的下半生，成全乔琪的物质追求。但这“苍凉”，却连薇龙这点“小小的”“冷冷的”快乐也要破坏掉，设定了乔琪当晚与仆人睨儿的私情。在爱情里，女孩是盲目的，如同飞蛾扑火，只想不顾一切地拥抱他，可见在爱情里，女子是多么的被动，爱情，从来都不是可以自由掌控的，它是让人觉得痛又止不住追寻，渴望有一种可能是他会爱上她，但这最终也只不过沦为泡影，只是自己的自我安慰，它在能给人希望的同时最终却带来绝望中的苍凉。

“苍凉”，是结局中那短暂光亮后的长久黑暗。车过了湾仔，“花炮拍啦拍啦炸裂的爆响渐渐低下去了，街头的红绿灯，一个赶一个，在车前的玻璃里一溜就黯然灭去”，这黯然灭去的花炮，就像薇龙的一生，快乐是短暂的，而那无尽的黑暗和痛苦才是她生活的主旋律，“他把自由的那只手摸出香烟夹子和打火机来，烟卷儿衔在嘴里，点上火。火光一亮，在那冷冽的寒风里，他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是的，他曾给过她快乐，也正是这“小小的冷冷的快乐”让薇龙放下底线，睁着眼踏入这鬼气森森的世界，但这快乐就如这转瞬即逝的花朵，最后只剩一个人的“寒冷与黑暗”。小说中，薇龙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悲剧命运而走向毁灭，而是靠着微弱短暂的快乐强颜欢笑，荒诞而苦涩。苍凉是一种意蕴，就算这“第一炉香”已经燃尽，仍让人沉浸在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里，在使人惋惜的同时，又深知这命运的“不可扭转”。

由此，可以总结出张爱玲的叙事伦理的几个特点。一，以微小的个人叙事代替宏大的国家民族叙事。真正的叙事，必然出示它对生命、生存的态度，而生命问题、生存问题，其实也是伦理问题，张爱玲对薇龙这一小人物的生存伦理状态的展现过程，有铺垫、有积累，形成了无形的极具张力的伦理空间，为在此空间的读者、作者、人物带来了真实的伦理思考。在生活中往往被忽视的小人物，却成为张爱玲笔下的故事主角，他们的细微心理变化，他们眼中的色彩世界、他们面对生命变故的每一次改变，都成为推动故事情节的重要推手，读者沉浸于这样一个小人物的世界，了解他们不为人知的秘密，走进他们不得不面对的苍凉世界，进而实现作者、读者、人物的精神沟通。张爱玲营造的小人物世界，也让世人看到，真正的艺术，从来都不是曲高和寡的，在平凡人的生命里，也能找到善意与温存。二，对女性命运进行反思。在世俗的眼光里，薇龙和妓女无差，但在小说伦理里，她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是时代、周遭带来的无奈的必然结果。张爱玲这一生面临的淡漠的亲情、艰难的爱情，使她与别的作家相比，更能感受到女性生存的困境与压力，因此，她才能以女性细腻独特的视角深入每一个人物的内心，为他们的命运发声。三，突破道德伦理，重视个人自由伦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恰恰在于它一反现实中的规则，突破传统思维的局限，给故事中的人物赋予一种新的伦理，在这里，没有善恶、是非、对错。在现实生活中，葛薇龙的堕落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在叙事伦理中，她的结局又是情理之中的，是综合变量后的必然结果。四，平视视角带来的人文关怀。不管在故事中是多么不堪的人物，在张爱玲的笔下，始终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出现。她还给予他们最大的话语权，由此，生命的感觉得以舒展，生存的疑难得以追问，个人的命运得以被审视(谢有顺)。那么，在此叙事伦理视角下的张爱玲小说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如今得以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是张爱玲独树一帜的重要表征，也唯有这样的贯穿于其作品始终的叙事伦理，才能超越时空，才使得张爱玲的作品能跻身世界文学之列，张爱玲作品的跨时代意义也得以真正显现。因为唯有真正悲天悯人的情怀、尊重生命的态度、探求生存意义的作品，才能在全世界与不同的灵魂进行精神交流，发挥文学真正的不同于世俗生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