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水英

(广东培正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清末，中国出现留日热潮，继男子留学之后，女子也开始走出国门。女子留日学生人数远不及男子，但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为此，受到研究者的关注。1927年，舒新城在其《近代中国留学史》中虽用较小篇幅论及清末女子留日学生，[1]因其是第一部留学史专著，而成为后来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文献。接着，谈社英的《中国妇女运动通史》于1936年出版。[2]此后近五十年间，由于各种原因，学界对清末女子留日学生的研究趋于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界逐渐恢复对清末女子留学的关注。本文梳理了2000年1月—2020年1月期间我国有关清末女子留日学生的研究成果，探讨现有研究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成果概况

论及清末女子留日学生的代表著作有：2005年乔素玲的《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2006年谢长法的《中国留学教育史》、2018年严安生的《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广东留学史》，[3-6]等等。2007年周一川的《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年)》是国内第一部论述女子日本留学史的专著，载有大量一手史料，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7]有关清末女子留日学生的论文，除名人研究外，达40余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6篇。

二、研究成果类型

综合上述成果，清末女子留日学生研究成果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大类型。

(一)宏观研究

1．女子留日的历史背景。不少研究者以清末女子留日原因为题，探讨当时的历史背景。陈九如将女子留日原因归纳为救亡思潮的推动、有识之士的呼吁和国内女学的兴起、女师紧缺、清廷与日本的态度等。[8]田梅英的观点与陈九如较为相似，她没有指出清廷的立场，但认为男子留学亦刺激了女子的留日。[9]张凤花与陈九如观点几乎一致。[10]孙晓云认为国内有识之士的倡导、端方与戴鸿慈的出洋考察以及国内女师的缺乏引起女子留日的出现。[11]其他研究者基本上都是围绕以上几点来论述。

2．首位留日女学生。学界对于清末首位赴日留学的女子及其留日时间颇有争议。目前基本锁定为金雅妹或夏循兰。但对于金雅妹赴日时间存在分歧。陈九如、孙晓云、田梅英、谢忠强、韩永红、张丹、周萍萍、张艳霞认为是1870年左右；[8，11-17]周一川、董虹则认为是1872年。[7，18]另外，谢长法、朱晓鸿和徐虹、李四明认为首位留日女子为1899年赴日的夏循兰。[4，19-20]有别于以上两种争论，严安生认为出现在东京的首位女子留学生的时间是1900年。[5](P76)

3．清末女子留学生总人数。谢长法统计了1902—1911年(缺1905年)入读日本28所女子学校的留学生总人数，约208人次。[4](P56-65)周一川统计了入读实践女学校、私立女子美术学校、成女学校、高等圭文美术女学校、活水女学校(长崎)、东京女医学校、日本女子大学校、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蚕丝讲习所、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10所学校的女子人数，约373人。[7](P59-60)周萍萍统计了1870—1911年的女子留学生总人数，约147人。[16]以上数据，周一川的更为详尽。

4．清末女子留日时期/高峰期的划分。周一川根据女子留学教育特点将清末女子留日时期划分为初期阶段(1872—1905.7)、中期阶段(1905.7—1907)和末期阶段(1907—1911)。[7](P26-51)田梅英划分的时间段与周一川的基本一致，但表述有所不同，分别是：初期(1899—1905)、发展阶段(1905—1907)和整顿提高阶段(1907—1911)。[12]谢忠强则从女子留学规模、形势角度将其划分为“萌芽探索”期(1870—1904)、“高潮发展”期(1905—1907)和“约束规范”期(1908—1910)。[13]另外，周一川认为，女子留学高峰期在1907—1910年之间。[7](P61)而周萍萍认为，清末女子留日曾出现三次高潮(1905年、1907年和1909年)。[16]

5．留日女学生的群体特征。李四明认为，早期女子留日学生没有明确的留学目的。直到1903年后，留日女生人数大大增加，留学途径、方式多样化，学习目的明确，开始觉醒。[20]周一川的归纳更加完整，其根据女子留日时期的划分，认为与之相应的留日女学生的特征有三种：初期阶段与李四明的观点相似，中期阶段出现官费生，单身女子留学者增多，留学途径及人数明显增加，开始有明确的留学目的。日本对中国女子留学教育体制也逐步完善，女学生多习速成课程，社会活动更加活跃，创办了《中国新女界杂志》。末期阶段女子留学途径多样化，生源成分复杂化，开始接受专门教育。此阶段女学生的社会活动与辛亥革命相关。[7](P37-59)钟佑洁的总结略显简单，她认为，1905年前的女子留学无组织，留学形式混乱；1905年后的女子留学有组织，留学形式规范。女子留学生多习师范科。[21]吕建强认为，早期留学女子基本以中上阶层为主，自费出国留学者居多，学习专业主要有师范、家政和工艺，回国后或回归家庭、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或投身革命事业。[22]李菲从区域分布、留学途径、学习内容和社会活动四方面考察了留日女学生的群体特征。[23]

6．历史意义。朱晓鸿与徐虹、李四明、田梅英、尹瑞华、王彦与马玉林主要从清末女子留日学生推动国内妇女解放运动进程的角度论述了该群体的历史意义。[19-20，24-26]此外，田梅英还认为，清末女子留日学生的出现树立了中国女性的新形象，是转变传统观念的先行者，改良了社会风气。同时也指出了女子留学教育存在的不足及应吸取的教训。[9]钟佑洁、郑若男与尹贞姬主要论述该群体对女子近代教育的影响。[21，27]除上述两方面外，孙晓云认为，清末女子留日运动促进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11]谢长法认为，清末女子留日学生还传播了新文明。[4](P66)张凤花补充了清末女子对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促进作用。[28]而谢忠强认为，清末女子留日推动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为中国女性赢得了相当的国际尊重，促进了革命传播。[13]吕建强基本糅合了前述田梅英、钟佑洁的观点，并提出和谢忠强相似的观点。[22]徐悦超则认为，女子留日教育推动了女权主义的启蒙。[29]

7．留日女学生的观念。乔素玲、刘正刚勾勒了清末留日女生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女性观：女子应该求学，男女生而平等，女子应该自尊自强，女子也有爱国义务。[30]此外，乔素玲从思想层面进一步完善了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她认为，清末女子留日学生求学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基础，并倡导对妇女进行教育观、婚姻观和参政观的全面教育。[3](P130-162)韩永红指出，清末留日女生教育观体现在“新贤妻良母”“女国民”和“独立人格”三方面。[14]

8．挖掘新史料。孙伟珍依据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日文相关报道以及其他一些文献史料的记载，考订和补充了1902年到1906年前后，晚清女子留日学生的人名、学习情况。[31]这对今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微观研究

1．区域研究。2005年，出现了关于女子留日学生的区域研究。罗秋萝、姜新考察了江苏地区留学日本的女性的独特构成成分以及回归当地的社会表现。[32]吴民祥考察了近代浙江女子留日情况并分析了浙江省女子留学的背景。[33]董虹探讨了天津女子留学日本的概况。[18]马小力关于清末奉天省官费派遣女师范生赴日留学的背景及奉天官派赴日留学女师范生的人数和名单的研究，[34]对进一步研究近代中国女子日本留学史提供了可靠依据。马小力和郭晓颖还阐述了奉天派遣女师范生赴日本肄业的多种背景因素。[35]牛亚慧探讨了近代云南赴日本、欧美以及其他国家留学女子的情况。[36]马至融等人在《广东留学史》一书中，用一个小节的篇幅概括了广东地区清末女子留日学生的概况。[6](P375-378)陶雅详细考察了江苏地区女子留日、留美情况以及归国后的活跃领域。[37]张晓洁的研究与陶雅相似，更为详细地统计了江苏女子留学生人数，并从群体特征、留学生活、个人情感等方面考察了江苏籍女子留日全貌。[38]

2．以个别学校、刊物、名人为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周一川统计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女子美术(专门)学校、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日本女子大学校等女子留学个人信息，极大地推动了该群体的研究进展。[7](P90-200)涂怀静、王珣从女子留日历史背景、实践女学校的教育内容等方面探讨下田歌子及其实践女子学校对我国留日女学生的影响。[39]王弘结合日本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详细考察了日本实践女学校的教育背景、理念、教职人员、留学生身份信息、在日活动以及归国贡献。此外，还简单论及蒙古留日女子情况。[40]王珣、叶宋敏以皖籍留日女性吴氏两姐妹为研究对象，分析吴氏姐妹家庭背景、留日原因及赴日轨迹，梳理其历史作用。[41]刘人锋以留日女学生会与《留日女学会杂志》为焦点，重点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女学生会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42]谷正艳介绍了《中国新女界杂志》的概况，指出该进步报刊在宣传妇女解放、倡导男女平等、启蒙女性意识上所起的作用。[43]胡占君认为，《中国新女界杂志》对促进妇女思想解放、激发妇女爱国救亡的热情有着重大的影响，同时指出，该杂志从资产阶级进化论的社会史观出发，没有站在广大劳动妇女角度为妇女解放指明方向，也没有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男女平等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44]刘人锋解读了“新女界”之定义。[45]李春梅从本土女权意识、温和的女性立场和科学启蒙意识三个角度剖析了该杂志所折射出的女权思想。[46]王青亦集中考察了该杂志第6期的内容以及杂志社的经营状况，对全面认识和研究该杂志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47]陈文联解析了《天义报》的妇女解放思想，认为该报以新的内容和意义阐释妇女解放、尝试探讨妇女解放的真谛。同时指摘该报的不合理之处。[48]因秋瑾等人皆是清末女子留日学生界中的名人，研究成果蔚为壮观，围绕秋瑾的留日生活、留日动机、诗歌艺术、解放思想、体育思想等展开论述的论文便有近200篇。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暂不概述。

此外，贺晓舟将个案研究与区域研究融合在一起，考察了日本私立女子美术学校江苏籍女生的情况。[49]

三、研究成果特征

纵观上述研究，笔者总结出以下两点特征：

第一，清末女子留日学生的宏观研究日臻完善。研究者对留日女子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持积极的态度，且在考察过程中基本将其总结为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促进以及对女子近代教育的推动。因史料的更新，留日女子的总人数仍在变化。

第二，研究领域的细化。个案研究成果集中在清末女子留日学生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以及仅有一篇围绕《天义报》所展开的研究。此外，还有零星的以个别学校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另外，进入2005年后，区域研究出现。且近五年来，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区域研究集中在天津、浙江、奉天(辽宁)、江苏、云南、广东、蒙古等地。其中，江苏及奉天的成果尤多，江苏的研究成果侧重于对全省留日女子以及留学女子的整体情况的把握。而奉天在统计人数、考察名单以及派学历史背景上则更为详细。

四、结语

近二十年来，我国有关清末女子留日学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宏观研究日趋成熟，区域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宏观研究帮助区域研究的顺利开展，区域研究反过来进一步完善了宏观研究。此外，人物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范围广。但是，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重复性研究仍不在少数，多数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不高。另外，清末女子留日学生人数相对于男子留日学生来说，不及十分之一，但几百人中，名人仅寥寥几人，那么，大部分留日女生回国后，对社会是否有贡献，笔者认为，仍需要深入挖掘。最后，其他省份的留日女子研究仍是空白。受到历史等原因的限制，难以挖掘晚清留日女子的相关史料，这对突破该群体研究的现状乃至区域研究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克服以上弊端和障碍，把清末女子留日学生的相关研究成果推上一个全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