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瑞

(中共安庆市委党校，安徽 安庆 246000)

红色文化，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区诞生的特有文化，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发展的事件进程中不断吸收、熔铸、重组、整合而形成的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精神与文化形态，[1]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体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文化资源，特别是革命文物的保护工作，强调“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

一、文化自觉：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红色文化

不同民族群体的认知受到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表现出独具特点的认知结构与组织，当环境发生变迁时，改变民族认知框架构成的要素就会使得民族文化发生改变。[3]中华民族何时产生了民族自觉性？费孝通先生曾说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形成于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于近百年中国与列强对抗中出现。”

(一)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民族文化觉醒

纵观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直至新文化运动后，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才开始真正关注并着手重构中国人价值观念体系。艾森斯塔特对古代中国有这样的描述：“古代中国社会只有在帝国政治结构内的调适性变迁和边缘性变迁，而未产生导致制度性的整体性变迁。”在这段话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古代中国是否一尘不变？它在不断地进行调试性和边缘性变迁，但是未造成制度性变迁。第二，这种变是为了什么？变以求不变。那么古代中国不变的核心又是什么？是儒家思想与封建秩序。两者相辅相成，儒家思想为封建秩序存在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而封建秩序又为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奠定了权力基础。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东方和西方不再是孤立的两个世界。中国尽管处于锁国状态，却逃不开外部体系的冲击和内部生产关系的变化，随之，权力秩序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器物变革到制度变革，直至指向王权秩序，以辛亥革命为标志，千年帝制而告终结。与此相应，儒家思想也在一步步丧失合法性权力的支撑，由洋务运动时期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维新变法时倡导资产阶级改良，宣扬“君主立宪”，再到辛亥革命中高举“民主共和”，直至辛亥革命的失败，仁人志士已然觉察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之最后觉悟”，仅仅照搬照套西方的制度和学习先进的技术，无法从根本上救中国，只有革新思想，从宗族主义与“小家”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才能最终改变国之命运。

(二)五四运动推动了文化体系的重构

五四运动中，初具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也洞察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实质，“民主是什么？是资本阶级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遂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作了彻底决裂，逐步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实践中国革命的道路，并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曾感叹：“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4](P1516)

五四运动以后，民族文化的重构与党领导的民族革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5]

(三)长征精神促进了文化适应的生成

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的舶来品，在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随即受到广泛的传播。起初，与其他思想宣传路径相同，以片面的文化态度，强调了绝对的“破与立”，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从而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的绝对权威，拒斥了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传统，为外来文化的生成做铺垫。尽管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辟了文化空间，但也导入了“本本”与教条的思维定式。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灵魂究竟是依赖外国的传播，还是源自中国革命实践总结？

回到文化产生的本源，一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实践创造了特定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又展现了该民族内个体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又为马克思主义落地创造了生存空间。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退居井冈山，展开土地革命，密切了与农民阶级的联系，开辟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的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由此进入到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新阶段。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指导中国革命的现状，如何正确对待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问题上存在着教条的倾向，进而在军事上脱离实际，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积累了更多实践经验，理论得到充分的论证，也发展出适应本土的新思想，逐步纠正教条主义，最终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6](P395)长征精神中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四)延安精神彻底转变了文化的立场与态度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开展整风运动，组织大生产，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核心要义的“延安精神”，而《实践论》更是解决了文化立场转变与文化自信根基的问题，辩证地论述了认知与实践的关系。“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7](P286)

另一方面，文化的重构不能割裂文明史的延续。理解马克思主义，无法跳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力，千年文明塑造了国人身份认同，培养了思维惯性。在整风运动中，共产党人彻底转变了教条的思维模式，检讨了片面的文化立场，扭转了形而上学的否定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准备。

这些所构成的红色文化，反映了知识分子群体中服膺马克思主义者在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时代艰难而华丽的转身，最终确立了以社会主义文化克服和超越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实现了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文化自信：内质构建中的红色文化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8](P251)在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重内涵，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9]它包含了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现实逻辑，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一)红色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物质载体和思想根基

1903年，宣扬“维新变法”制度改良的学者梁启超赴美国访学，归国后曾有这样的感慨：“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合。”可见，制度的优势是否能体现，与其根植的土壤有直接联系。而滋养这片土壤的则是该国的文化养分，优秀的文化能够滋养先进的制度，提供发展的路径，最终实现民族的复兴。

百年前的中国，落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寻求变革自新的发展道路，直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中国革命最终走向成功。百年前旧中国与世界体系被世界边缘化，任人宰割，而现如今却已日益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从一个影响世界的变量成为一个稳定世界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国内的迅速发展还是外部影响力的激增，都离不开建构于实践逻辑之上的红色文化，其当代价值在于它曾站在一个全球边缘地位的国家的文化立场，仍保持了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全球文明对话当中，不仅回应了历史，提出了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主张，[10]更厚植了民族复兴的发展优势。

(二)文化自信促进红色文化进一步丰富内涵

近几十年，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但是国家创新能力和软实力与发达国家有差距。物质发展中的短板不容忽视，但更深层次的是软实力发展的不匹配、不协调。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走出去”过程中，在与国际接轨之时，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西方标准进行自我否定，进而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这无疑会导致对本国文化自信心的逐步丧失。破题的思路在于重植自信，取得更长远的发展。所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文化自信”，引起了社会高度重视、广泛共识。红色文化承载了这一广泛的历史深度，是文化自信的源泉与精神支柱。新时期，红色文化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也应不断创造出新内容，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动力。

三、文化育人：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

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在于它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开端，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提出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新问题、任务与使命，为今天文化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其价值指向现代，又对现代性做了新的阐释，至今仍然是衡量中国现代化文化发展的尺度。“回溯—前进”一直是历史和文化前进的主要方式。[10]在前进的道路上应回顾历史，进而确定未来前进的正确方向。

(一)厘清红色文化与培育时代新人的关系是价值起点

红色文化产生的背景是革命时期，目标是为了中国独立、民族的统一。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11](P1011)文化在那个革命的年代被视为对抗敌人的武器之一，武装人们的头脑，是统一战线建立的基础。所以，“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11](P1012)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时代的新征程中，必须培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在这个问题上须通过当前的教育体系，循序渐进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为培养建设者与接班人提供重要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源泉来自何方？来自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根本保证”，来自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为思政课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更来自于“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深厚力量”。[12](P329)

(二)“为人民服务”是红色文化育人的价值立场

西方主流价值观“文明冲突说”中，文化是一种被单纯物化了的概念，它存有中心、边界，却忽视了文化研究的核心是人。以文明最终走向冲突的宿命否定人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人的积极性被极大地忽略了。文化定义在中国初萌之时就明确了人是文化的核心，以文化人，强调文化对于主体的影响，文化育人则积极地体现了这一核心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指向即“为什么人的问题”“如何服务及服务者主体条件”。[11](P854-859)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2](P328)可见，时代虽然变化，内容不断充实，形式愈发多样，但“教育为人民服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2](P328)这一立场始终未曾改变。

(三)文化创新是推动红色文化育人的价值支点

放眼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于世界的文化影响力还十分有限，软实力建设有待加强。更需要反思的是，近年来的教育对于西方文化是否仍存在不假思索地接受和盲目推崇，这并非有益的文化交流与借鉴，不利于本土文化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文明交流固然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必然会替代文明冲突，但是交流互鉴仅是手段，与时偕行、创新发展才是最终的目标。

红色文化创新需恪守两大原则：第一，要坚持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否则就会脱离文化生存的土壤，丧失文化生长的根基，缺失民族本真的特色。第二，坚持与新时期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紧密联系，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偏离目标，背离初心。文化创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加强对执政规律、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而推动文化育人的发展。

(四)坚持文化自信是红色文化育人的价值着力点

面对着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境遇，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渠道，道德评判、价值判断和现实选择也变得多样化。面对着外来文化体系的冲击，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必然使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文化的整合与冲突同步呈现和增长，[13]如何甄别精华与糟粕，避免陷入价值迷失的沼泽，如何保持自身定力，不被“他者化”，明确自身的主体地位与话语权，破题的关键在于坚持文化自信。红色文化所昭示出的历史方向感，以历史必然性证明了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所以继承红色文化有利于人们在对不同思潮的比较鉴别中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使民众产生强大的内聚力与向心力。[14]

四、凝神聚魂：红色文化的实践路径

从革命到执政，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四大转变造就了今天文化的新语境，也必然使红色文化在当代出场具有新路径与新形态。[10]

(一)甄别红色资源，打造文化品牌

安徽地区包含了大量的文化资源，如大别山文化、抗战文化、农村改革发源地、改革创新工作等。同时也诞生了众多的党史人物，1955年至1964年授衔的1 614名开国将帅中，安徽籍将军130名，而全国十大将军县，安徽省有两个，还有各条战线的人才集聚，可见该地区文化积累非常深厚。然而，诞生于安徽被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中的精神却不似红色资源那般繁多。究其根本，在于对红色资源内涵的发掘有限，无法体现出它的地域独特性。所以，对现有的文化资源应加以甄别，充分发掘其内涵，加以提炼，打造出文化品牌，发挥文化聚合力与感召力，提升红色文化育人的作用。

(二)整合文化资源，形成文化体系

整合红色文化资源，首先需要加深对红色文化的认识，确保资源充分发掘与利用。其次，统筹各地域相关的文化资源，协调发展，突出重点与各地特色，互补优缺，形成完善的文化体系。

(三)利用自身优势，发挥强势推广

红色文化教育属于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是政府主导的文化，更应该利用其优势，在资源配置优化的基础上发挥强势的推广效应。[15]第一，要加强内容策划，扩大红色文化影响力，借力媒体力量，增强社会认同。第二，在网络时代，应合理利用网络媒体、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优势，将红色文化在多领域、全方位的传播平台上推广。

(四)坚持“立德树人”，回归教育初心

学校是文化育人的重要阵地之一，然而当今的学校教育绝大多数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教育的功利忽视了对人自身的培养，成材之育甚于成人教育。

中国古语有云“蒙以养正”“余力学文”，即在培养人的品德、人格基础之上，强调才学的重要性。对于这种品质，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对此不乏褒赞之词，“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并指出了以道德至上为核心的文化教育是这个民族坚不可摧的必胜法宝——“中华民族坚不可摧，能够继续等下去，也等得起”。[16](P12)如今，教育反而本末倒置，也因此存在诸多问题。坚持“立德树人”，回归教育初心尤为必要。此中，红色文化应发挥其优势，即对人的教育、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感化从而弥补这一缺失。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7](P251)红色文化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基因传承，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既温情了整个社会，又凝聚了民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