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安全

(湖北文理学院 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北 襄阳 441053)

三

六朝时期，关于诸葛亮为相治国尽管有过不少具体批评，但总体上均表示肯定和赞许。其总体形象可以归结为几点：一是善于治国，二是超越同侪，三是可比先贤。

从建安年间足食足兵的军师中郎将开始，直至卒于蜀汉丞相之位，从诸葛亮当世到身后，人们几乎一致称许他善于治国，对其卓越才能，非凡气象，治国成就，大都表示欣赏佩服。曹操部属曾讨论刘备取蜀能否成功，征士傅幹列举有利条件，其中之一是“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1]883。刘备取汉中时，曹魏谋士刘晔称“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1]445。曹魏文帝时期，一流谋士贾诩认为吴蜀难平，原因之一仍是“诸葛亮善治国”[1]331。孙权黄武年间(222—228年)张温使蜀归来，“称美蜀政”[1]1330。西晋张辅赞其“达治知变，殆王佐之才”[17]317。陈寿称其“达于为政”，是为“贤相”[1]902。东晋常璩亦肯定蜀国“政修民理”[18]429。又陈寿上诸葛亮集表，称其声教遗言“经事综物……有补于当世”[1]931，张俨《默记》称其遗文“谋谟弘远，雅规恢廓”，同样指出其著作有益于治，可资借鉴。

《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

郗司空拜北府，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19]701

又梁人钟嵘《诗品下》“齐宁朔将军王融齐中庶子刘绘”条：

元长、士章，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卧龙。[20]454-455

此二例说明，作为贤相，诸葛亮足以令人景仰，即便别有所短，亦难掩其光彩。

吴人张俨《默记·述佐篇》比较诸葛亮与司马懿二相，认为诸葛亮为优。刘宋裴松之认为诸葛亮若“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1]912

司马光论荀彧功业，认为不在管仲之下：

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10]1770-1771

司马光所论不无道理。不过，六朝时期似乎少见荀管相比，或许因为荀彧所托非人，且创业之功多于治国之功，曹魏政治究不如蜀汉政治清明。东晋王羲之等人曾经比较过诸葛亮与荀彧：

羲之死罪：荀、葛各一国佐命宗臣，观其辙迹，实奇士也。然荀获讥于忧卒，意长恨恨，谓其弘济之心，宜被大道。诸葛经国达治无间然，处事而无玷累，获全名于数代。至于建鼎足之势，未能忘已，所谓命世大才，以天下为心者，容得尔乎？前试论意，久欲呈，多疾愦愦，遂忘致。今送，愿因暇日，可垂试省，大期贤达兴废之道，不审谓粗得阡陌不？[16]1594

所谓诸葛亮不能明于大势，鼎足三分，无足深论。荀葛两相比较，诸葛亮胜过荀彧，“经国达治无间然”，乃至处事无玷累，获全名于数代，这些即便不是主流意见，似乎也是当时诸多士人的共识，王羲之不能不承认这一点，所以他个人为荀彧抱憾。王羲之此帖，所致对象及年代均难以知晓。王羲之生卒年份，向有争议，通行的说法是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至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年)[21]188-192。可见至东晋时期，时人一方面还在批评和质疑诸葛亮为政细节，另一方面或许因为三国西晋时期的认识积淀加上时间距离的作用，诸葛亮的贤相形象又日益提升。

西晋惠帝时裴頠上表称“咎繇谟虞，伊尹相商，吕望翊周，萧张佐汉，咸播功化，光格四极”[4]1043。《晋书》卷九十二《文苑·庾阐传》：

(按：东晋成帝时)顷之，出补零陵太守，入湘川，吊贾谊。其辞曰：“……昔咎繇謩虞，吕尚归昌，德协充符，乃应帝王，夷吾相桓，汉登萧张；草庐三顾，臭若兰芳。”[4]

裴庾二人罗列历代一流文臣，范围似比贤相稍宽，表述基本相似。裴列少管仲，庾列又漏伊尹，或系笔误。相对而言，庾列更为完整，除补充管仲之外还在向下延伸，东汉以来文臣贤相只有诸葛亮一人在列。魏晋时期诸多高门大族显赫一时，代不乏人，但荀彧等人均不在列。可见在时人心目中诸葛亮已经远超同侪，跻身先贤之列。

又《殷芸小说·吴蜀人》：

桓宣武征蜀，犹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桓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意颇自矜。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原注：出《杂记》，此卷并吴蜀人。○《续谈助》，《说郛》)[22]43

这条记载未必可靠，却可反映东晋或南朝时期士民的社会心理，即诸葛亮不仅是一代贤相，而且身后无人能及。

四

作为贤相，诸葛亮从当世无两到后世难及，时人自然会将其与历代先贤相比，确定其历史地位，这似乎是人物评价的必然逻辑。六朝时期，似乎有一个从相比伊吕周公等人到相比管仲的过程。

《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

羕于狱中与诸葛亮书曰：“……昔每与庞统共相誓约，庶托足下末踪，尽心于主公之业，追名古人，载勋竹帛。统不幸而死，仆败以取祸。自我堕之，将复谁怨！足下，当世伊、吕也，宜善与主公计事，济其大猷。”[1]

诸葛亮相比伊吕，这大概是最早的一例。所谓当世伊吕，即蜀汉的伊吕，三国的伊吕，意为诸葛亮之于蜀汉，相当于伊吕之于商周，这仍是一种类似评价而非近似评价，不等于承认诸葛亮总体上媲美伊吕。彭羕因为身陷狱中，上书诸葛亮，或许有所逢迎。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安葬定军山，后主发布诏策，谥为忠武侯：

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1]

这是蜀汉官方正式和最高评价。此处诸葛亮与伊周对举，仅指功勋方面类似，即诸葛亮之于季汉，相当于伊周之于商周，同样不是指诸葛亮的才能诸方面堪比伊周。而且，前提是诸葛亮建成殊功，即季汉一统，汉室重光，但策文明确指出诸葛亮功败垂成，则仅论功勋他也难比伊周。显然，功业仍是极为关键的评价标准。

西晋张辅著《名士优劣论》，今存片断。其中之一比较曹操和刘备，认为刘备善于收相获将，相比曹操“仁爱不加亲戚，惠泽不流百姓”，刘备“威有有恩，勇而有义，宽弘而有大略”。张辅虽未尊蜀为正统，明显尊刘抑曹，有所夸张[17]。他又曾论诸葛亮与乐毅，见于《艺文类聚》卷二十二《人部六·品藻·论》，《太平御览》卷四四七《人事部八十八·品藻下》，两处文字小异，《艺文类聚》所引结末多一句，今以黄惠贤先生对校为准。文章说：

及玄德临终，禅登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后布其恩泽于中国之民。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谋谟弘远，雅规恢廓，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于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17]317-318

此文主旨在于比较乐毅与诸葛亮，而非正面分析诸葛亮贤相形象，只是顺带列举了诸葛亮诸项才能包括智谋、用兵、治国，以及其德行包括忠诚、谦虚、自省等。所列诸项并无定性结论，亦未与历代贤相正面比较，结论的说服力明显不足。而且“殆将与伊吕争俦”，虽系近似评价，却未敢肯定。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载两晋之际刘弘命李兴为文，纪念诸葛亮：

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盖神物应机，大器无方，通人靡滞，大德不常。故谷风发而驺虞啸，云雷升而潜鳞骧；挚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变于受命，贡感激以回庄，异徐生之摘宝，释卧龙于深藏，伟刘氏之倾盖，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异世通梦，恨不同生。推子八陈，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侪，良筹妙画？臧文既没，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征。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于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郑，教美于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谁能不殁，贵有遗格。惟子之勋，移风来世，咏歌余典，懦夫将厉。遐哉邈矣，厥规卓矣，凡若吾子，难可究已。”[1]

此文分析较为细致。诸葛亮素质卓越，气象宏伟，思谋深远，德行清高，多才多艺，立言立功，文武兼资。治国方面既任刑法又重教化，顾命辅政则君臣不疑，所以“匪皋则伊，宁彼管、晏”。通篇气势酣畅，推崇备至，以致感叹“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仔细考察似乎辞胜于理。

从逻辑上讲，“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应该先论诸葛亮如何超越管晏，其次才是比肩伊尹，最后才是媲美咎繇(上引张辅之文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此文并未就此展开，因此逻辑力量不足。管葛相比，仅从修养操守入手，沿袭三归反坫之说，得出管仲不如诸葛亮的结论，似乎失之肤浅。

其次，论证亦有问题。文章泛泛列举，不分轻重，不加分析。只说诸葛亮一身数任，多才多艺，每一项都堪比前人，似乎凭借项目多总分高胜出，“匪皋则伊”。其实，前文已经提及，上古三代人物比如伊吕多系通才。此外，评比政治人物包括贤相，应以核心要件为主，然后兼顾其它因素，权衡轻重，再作总体评判。这方面的比较却不充分。而且，评比应以正面比较为主，此文中诸葛亮所比的往往是其他人物，并非管晏皋伊。如智谋方面不比伊吕之谋，只比远不如二者的太颠和闳夭，似乎避重就轻。《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穆叔对范宣子称三不朽，立言方面只举臧文仲，是说他本人因立言而不朽，非指其在所有立言者中首屈一指。李兴文中举此一例，却又荡开一笔，强调诸葛亮胜过臧文仲，因为不仅立言不朽，而且功行具足，既没有正面分析诸葛亮立言，亦未在此方面与管晏皋伊具体比较。

最后，所列诸葛亮诸项，有些似乎也不够客观，如说诸葛亮“教美于鲁”，未免过誉，前文已述及。

就此问题，可以作一简要分析。

功业方面。论价值标准，五帝三王时期已经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巅峰。东晋袁宏赞诸葛亮“器同生灵，独禀先觉”[2]2131，典出孟子笔下的伊尹自称，不过袁宏似乎没有肯定诸葛亮能与之相比，否则就会明言诸葛亮胜过管乐，道同伊吕，不必再用“遐想管乐”或“远明管乐”之语简单复述诸葛亮志向。诸葛亮自比管乐，同样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同样有一匡天下的志愿。其根本目标到底是兴复汉室还是整治天下(也就是说兴复汉室只是斗争策略和途径)？其整治天下的理想又能否超越两汉的王霸之治和经明行修？史料散逸，今天已经无法确知。即便兴复汉室只是策略和途径，效用似乎日益微薄。东汉末年人心去汉，诸多人士已明确表露汉室不可复兴。群雄并起，中原逐鹿，王权一时尚无法取代。所以《隆中对》目标是“汉室可兴，霸业可成”，无疑希望刘备能做汉室齐桓，重整天下。不料曹氏未灭而献帝禅让，创业未半而刘备辞世，霸业已然成空，帝业复又渺茫。一匡天下终成泡影。蜀国既不如三代两汉可以从容施治，也不象曹魏坐拥实力可以以道制胜，怀柔和影响天下，而是小国寡民强邻压境，不得不勉力图存，政策体制难免受此影响。换句话说，治世理想未能最终落实，在蜀亦未及全面展开。魏吴立国，同样整顿吏治，发展经济，较之汉末均有改善。蜀汉之治可能胜过魏吴，或许尚不足以令天下归心。习凿齿尊蜀汉为正统，并认为诸葛亮有“匡汉之望”“宗本之心”，所以崇诸葛而抑周(瑜)鲁(肃)。仅凭汉室正统立论，似乎有些苍白。习凿齿评论晋吴对峙，说“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余年矣，吴人不能越淮、沔而进取中国，中国不能陵长江以争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倾也。”[1]1357-1358“道不足以相倾”一语，似乎可以概括整个三国时期和各个政权，即三国之时实无引领人心并足以克服汉末以来离心倾向的理想，亦无此现实。所以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赞其“义范苍生，道格时雍”[23]580，似乎可以理解为诸葛亮德行志向堪为楷模，若指其政治道义引领天下，或许奖饰稍过。

再论事功标准，伊尹等人开创一个延续数百年的王朝，诸葛亮显然不如，后主诏书已经反映了这一点，且治政再优也只限于蜀国。如果认为诸葛亮堪比伊尹，只论志向和才能，可以弱化这一标准，那么此逻辑也可应用于管仲等人。实际上历先秦至六朝，管仲的总体地位基本上始终次于伊吕，可见比肩伊吕之难。

从个人素质来说，诸葛亮品格高尚，这一点当无疑问。至于才学，他虽称全才，博学精识，但思想价值包括思维框架和思想深度能否超过管仲等人？似乎亦未可知。

上述四例比诸葛亮为伊吕周公等人，彭羕所比和后主下诏，只是类似评价；张辅所比，还只是推测。张辅和刘弘、李兴所比，虽属近似评价，说服力明显不足。此后则少见这种相比，具体原因可能不外上述。之所以刘弘等人比诸葛亮为伊尹乃至咎繇，除了个人倾向之外，大概因为诸葛亮超越了时代限制和同辈中人，到底超越到何种程度，由于缺乏冷静深刻的分析，遂产生认识上的笼统模糊，正如人们容易产生近大远小或者距离缩短等视觉误差一样。

五

除以上四例相比伊吕等人外，六朝时期常见诸葛亮与管、晏、萧相比，或者略逊，或者比肩，或者超过。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载陈寿上诸葛亮集表及陈寿史评，作了一个总结，两次比其为管萧之亚匹：

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

评曰：……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1]

按先秦以来，表示人物相当或对等，一般称之俦，之伦，之匹，或伦匹，俦匹等；表示次等，则称之亚等。亚与匹意义明显不同，正如胡三省注云：“亚，次也。匹，偶也。”[10]1926亚匹并称似乎少见。陈寿自己比较人物，或称“之亚”，或称“之俦”，等次区别比较分明。而于诸葛亮，独用“亚匹”一语，似乎有些犹豫不决。管萧并称，笼统而言无可非议，细究起来未必允当，管萧才能并非同一层次，已见上文。或许陈寿觉得诸葛亮志向、才能可为管仲之次，而刘备时期其角色和功绩又类似萧何，即诸葛亮为萧何之匹，管仲之亚。

论诸葛亮可与管仲相比，不始于陈寿，但后人可能受其影响；与萧何相比，似乎此前此后均少有此议，且并不认同陈寿这一评价，说明陈寿之外时人普遍看重诸葛亮的才能和气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比较司马懿与诸葛亮二相。张俨去世于孙晧宝鼎元年(266年)，此书当成于魏晋之际。

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于主，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1]

开篇重在比较诸葛亮与司马懿用武，因诸葛亮虽据小国而从容用武，不仅自保有余，尚能屡耀兵威，顺带产生了他与子产近似的结论。但随后相比管晏，才是真正品评其相业和位次。“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则张俨认为诸葛亮至少可以比肩管晏，如用习语表达，则应是俦匹而非之亚。又上引西晋初年司马骏部属讨论诸葛亮，“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则认为诸葛亮才智超过管晏。郭冲所列五事，裴松之逐一驳正，但裴氏并未批驳这一评价。李兴文中说“匪皋则伊，宁彼管晏”，考其语气，似乎魏晋以来诸葛亮与管晏相比已是普遍流行的意见，刘弘等人想要提高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和贤相等次，首先必须批驳这一认识。

从管萧亚匹到管晏之比，时间上并非严格的先后关系，逻辑上却更为合理，因为管晏并称贤相，属于同一层次，才能更为近似。当然，管萧固然层次不同，管晏仍然高下有别，借用习见的两人并称来评比诸葛亮，似乎还是较为笼统。大概至迟自两晋之际开始，人们对诸葛亮贤相等次的评定似乎逐渐稳定和明确，主要表现在管葛并称或对举。并称属于近似评价，自不必说，而这种稳定异常的管葛对举，排除了上古三代秦汉诸相，也能说明时人确认管葛近似。到底是指管葛二人不相上下，还是葛逊于管，因为不见更精确的论述，不得而知。不过，郭冲所云诸葛亮有逾管晏的说法此后也似乎少见。

《太平御览》卷一二二《偏霸部六·前秦符坚》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以王猛为都督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冀州牧，镇邺，封清河郡侯……猛辞，坚曰：“昔魏绛和戎，犹有金石丝竹之赏，山甫翼周，实受四牡之锡。卿功超二子，任过管、葛，安得辞也！其敬受之，无逆朕命。”[24]

这似乎是管葛并称最早的一例。按苻坚对王猛比附过多人，高者比过太公，中者比过管仲和子产，近者则比诸葛亮，后两比较为可信。北魏太宗时崔浩论近世人物，亦认为“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5]811。王猛能与管仲相比，其治国又被比为诸葛亮，亦可从侧面说明时人认为管葛近似。

自此以后，管葛并称或对举日渐流行。如东晋殷浩屡辟不起，“屏居墓所，几将十年，于时拟之管、葛。”[4]2044殷浩最终就职，是在穆帝永和二年(346年)，则“几将十年”及“于时”，当在成康时期(326—344)。又刘宋文帝时期的刘湛，“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诸葛亮”，“谢晦、王弘并称其有器干”，史论其“识用才能，实苞经国之略”[25]1815，1831。南朝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年)张缵《南征赋》，又指出管葛相配。见《梁书》卷三十四《张缅传附弟缵》：

嗟玄德之矫矫，思兴复于旧京。招卧龙于当世，配管仲而称英。[26]

又梁元帝自比诸葛亮和桓温，见《南史》卷八《梁本纪下·元帝纪》，其《金楼子序》，仍以管葛对举：

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27]5

又梁末徐陵所作《为贞阳侯重与王太尉书》：

若夫伊尹庖厨贱宰，霍光阶闼小臣，诸葛亮无应变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28]646

此处多人对举，其实分为两组，伊霍只强调出身相近，而管葛则因功业和才能有限又是一组。又尹义尚《与徐仆射书》：

然三战三败，卒成强伯之功；七纵七擒，终仗天威之力。[28]

又后秦姚兴劝其僧正释道(又名僧)出仕，道《又答姚兴书》婉拒其意，自谦德才不及前贤：

且德非管仲，不足华轩堂阜；智非孔明，岂足三顾草庐。愿陛下放既往之恩，从其微志，使上不失惠，下不失分，则皇唐之化，于斯而在，箕颖之宾，复见今日矣。[16]2405

管仲身负三归反坫之讥，论私德似乎不及诸葛亮。此处德智二句，应非专指管仲之德，孔明之智，而是互文，泛称管葛德智，即自己论德比智，实非管葛之匹。又北周时庾信《周柱国大将军长孙俭神道碑》：

太祖文皇帝驾驭天纲，苞罗英杰，选公才德，光佐中书。诸葛亮之西归，玉垒成三分之业；管夷吾之入仕，葵丘有一匡之功。[29]815

六朝时人认为管葛近似，记述零散，不见具体分析。按诸葛亮与管仲一样才能卓异，素质全面。作为齐地人士，诸葛亮对本地文化包括《管子》肯定非常熟悉，他曾手书《管子》作为后主学习材料。他处理政治、外交和经济事务所体现出来的因应时势、随机应变的思维亦可能受道家影响。他开诚布公，用法严明，经济上因地制宜，发展工商业包括蜀锦等，这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既可能受管仲及《管子》一书启发，又与管仲非常相似。二人均有著作传世，均没有一统天下，功业有限。诸多相似之处或许就是两人并称和对举的原因，学人多有论及，无需多言。其实，限于诸多条件和情境差异，论富国强兵的实效，蜀汉似乎有所不足；论对当时天下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管仲一匡天下，诸葛亮不过三分，也略逊管仲一筹。或许即便是管葛并称和对举，主要还是看重诸葛亮的才能，志向和气象，而非仅仅在于功业，于此似可见六朝人见识的深刻和对诸葛亮的推崇。

诸葛亮隐居隆中，自比管乐而不是伊吕等人，当是鉴于伊吕地位太高，有所保留和出于自谦，正如胡应麟所说，“孔明为当时言，不容太尽”[6]2440-2441。其家族出自西汉名宦诸葛丰，亮父曾任东汉泰山郡丞，本人又熟悉两汉史事，他不比西汉开国丞相萧何，而愿比管仲，除了可能认同管仲囊括道法二家的思想以外，还应包括羡慕管仲的君臣际遇，赞赏其志向，才能与功业。这一自比，“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1]911而自三国以来，时人多许。从管萧亚匹，到管晏之比，再到管葛并称和对举。这种并称和对举，从治国到用兵，从立言到立功，从正面肯定到指出不足，全面展开，而且横贯数代而趋于稳定，既是发现的过程，也是发明的过程，既是比较和分析的过程，也是认同和强化的过程。同时，或许还是南北交融和互相认同的过程。一方面，较之北朝，魏晋南朝各政权管葛并称和对举更加明显和普遍，另一方面，徐陵、庾信等为北人所作文辞沿用这一习语，说明北人认同和接受这一评价。总而言之，从两晋之际开始，至南北朝时期管葛并称明显已经成为一种习语和共识。

综观六朝有限史料，诸葛亮之外，似乎只有王猛和王导曾与管仲相比，而相比管仲如此稳定和一致，似乎只有诸葛亮一人。可以说，诸葛亮不仅在六朝首屈一指，而且上越秦汉，直继东周，而且是相比这一层次的佼佼者管仲，揆诸管仲在六朝的地位，即便管葛并称是指诸葛亮略逊于管仲，其贤相地位也不言而喻。六朝数百年间，诸葛亮从当世人物成为历史人物，见闻记述由近及远，事迹相传，著作行世，品评依据相对客观充分，比起后世遥想更为可信，因此这一评定值得重视。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史臣曰：……比夫萧曹弼汉，六合为家；奭望匡周，万方同轨，功未半古，不足为俦。至若夷吾体仁，能相小国；孔明践义，善翊新邦，抚事论情，抑斯之类也。提挈三世，终始一心，称为“仲父”，盖其宜矣。[4]

此论认为王导难比召公、太公和萧曹，只可比管葛，因为未能一统。虽然管葛对举，小国新邦之语足见轻视之意。重新一统天下的唐人豪情满怀，急于自比周汉一统王朝，过于偏重外在事功如政权规模等，因而傲视六朝乃至历史上所有非一统政权及其人物，而忽视对历史情境的观照，对人物志向和才能的分析，所以才把萧曹凌驾于管仲之上，与召公和太公相提并论。相比六朝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管仲优于萧何的见解，初唐此论似乎过于皮相，附带也似乎贬低了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只是这种论点似乎并未流传下去。事实上，管葛并称一直沿袭至唐宋，同样极受推崇。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