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梅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对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一次理论创新，也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尤其是古圣先贤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深刻提炼。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

一、国家价值目标之于传统文化

1.关于“富强”

国富民强历来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管子·治国》中关于“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3]323的表述，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关于“富强”的典型价值取向，同时把农业生产作为富国强兵的根本。《荀子·富国篇》提出：“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4]，认为要使国家富强，统治者应该减轻农业税，调整关税和商税等，但仍体现了儒家重农抑商的思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5]这是从农、工、商、牧、渔多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富国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上，而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古代思想家对富强的理论思考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2.关于“民主”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思想的发展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密切相关。《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52。这是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历代明君的治国理念，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作为统治者要敬民、重民、爱民，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孟子》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7]122-123这些朴素的唯物史观正是“民主”思想在古代社会的写照。历代君王无不强调人民的重要性。唐太宗李世民提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8]，把重民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并在其统治时期达到了“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9]的“贞观之治”盛况。民本和民主都强调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正是继承了民本思想的精华。

3.关于“文明”

“文明”二字较早见于中国先秦历史文献，《周易》曾讲“见龙在田，天下文明”[10]，《尚书》也有“浚哲文明，温恭允塞”[6]9的说法。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称：“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11]由此可见，文明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创造的有益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事物的总称，既包括人类改造自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也包括人类社会发展实践中积淀的精神财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明越来越体现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杜光庭《贺黄云表》中的“柔远俗以文明，慑凶奴以武略”[12]体现了文治教化的国家治理方式，高明《琵琶记·高堂称寿》中的“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13]则展现了文教昌明的国家治理成效。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以仁释礼，以仁援乐”体现了儒家治国的文明追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4]10体现了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而“德政”正是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古代制度文明的典型代表。当今中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一个鲜明特点。

4.关于“和谐”

“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和”与“谐”两字本义都指音乐的协调，《礼记·乐记》中有“其声和以柔”[15]125的说法，《尚书·舜典》中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6]13的表述。两字合用较早见于汉代郑玄给《诗经》中“关关雎鸠”所做的注解“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16]，并在词义上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道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主张人与社会的和谐。《管子》中“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17]，《史记》中“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上下和合，未可图也”[18]的表述，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礼记·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15]75则是世界和平、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总之，“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共同追求，也是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倡导世界和平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社会价值追求之于传统文化

1.关于“自由”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人民很少有自由。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不缺乏对自由的表述、对自由的向往。“自由”一词较早出现在《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19]这里的“自由”是“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约束”之义。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自由”的概念，但也提出了“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4]148，即“由己”的思想。《庄子》“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20]94则充分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中庸》关于“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21]的表述，更是表达了古代对人性、物性自由思想的探索和追求。今天所讲的自由，既包括广大人民依法享有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也包括人们促进全面发展、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

2.关于“平等”

“平等”一词较早在佛教典籍中出现，如唐朝的《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22]，《楞严经》中“妙圆平等，获大安隐”[23]等，提倡众生法性平等、际遇平等、地位平等。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平等”的思想一般很少提及，但是并不妨碍一些思想家在思想论争中提出自己关于“平等”主张。如《礼记》“天下无生而贵者也”[15]90，体现了儒家人生来平等的思想；《庄子》“以道观之，物无贵贱”[20]158，则体现了道家万物平等的观点。“子曰，有教无类”[14]202-216，是孔子关于教育平等观念的实践；“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24]130，则是商鞅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追求。“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25]，这是康有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包括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享有的同等权利。

3.关于“公正”

“公正”即公平正直，语出《荀子·正论篇》“上公正则下易直矣”[26]126，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所推崇的价值取向。社会公正是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5]75，表达了古人追求社会公平的美好夙愿。《荀子·赋篇》的“公正无私，反见纵横”[26]183，《尚书·周书·周官》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6]228，《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的“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27]等等，都充分说明公平正义是古人对于统治阶级施政的政治诉求。古人对公正的诉求，还体现在选贤任能上。《墨子·尚贤》中“夫尚贤者，政之本也”[28]，是说任人唯贤是施政的根本，《论语·为政篇》中“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14]18，强调选拔公平正直的人，才能让百姓信服。而《韩非子》的“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29]41，则指出了社会公平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30]，正是对当代社会“公正”的最好阐释。

4.关于“法治”

“法治”与“人治”相对。尽管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极强的“人治”传统，但古代法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趋于成熟。《晏子春秋》中“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31]5，《商君书》中“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24]171等表述，都是大力倡导以法治国的主张。而《晏子春秋》中“诛不避贵，赏不遗贱”“举事不私，听狱不阿”[31]31-32，《韩非子》中“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9]48等论述，则明确提出了执法要公平公正，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的观点。“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32]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践行“以法而治”的法家主张，终成大一统王朝。其后，《汉律60篇》《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则分别对应了汉武盛世、开元盛世、永宣盛世、康乾盛世。由此，法治是社会的稳定器，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的重要文明成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的相关论述，为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迪和历史借鉴。

三、个人价值准则之于传统文化

1.关于“爱国”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一词由来已久，《战国策》中就曾提到“周君岂能无爱国哉”[33]，《汉纪》中也有“封建诸侯，各世其位，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34]的表述。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绵延发展进程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情感积淀。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岳飞的“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念念不忘的忧国之心，刻骨铭心的爱国之情，矢志不渝的报国之志，生死不移的爱国之举，汇成了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主流，凝聚起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激励着世代中华儿女奋勇拼搏、砥砺前行。

2.关于“敬业”

“敬业”一词语出《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羣。”[15]122原指专于学业，后作为一种精神品格、道德修养成为各行各业的职业操守。故《朱子文集》曰：“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35]中国古代先贤一贯重视敬业、乐业的职业道德情操，荀子的“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36]，强调做事要敬业；孔子“敬事而信”“言忠信，行笃敬”[14]3-4，强调敬业要忠；出自《尚书·周书·周官》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6]228和韩愈“业精于勤，荒于嬉”[37]，强调敬业要勤；荀子的《劝学篇》“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26]3，强调做事情敬业要恒。中国古代各行各业更是涌现出无数敬业典范，神农遍尝百草首开中医先河，大禹专于治水三过家门不入，鲁班精心钻研终成百工之祖，司马迁忍辱负重成就史家绝唱，诸葛亮鞠躬尽瘁奠定三分天下格局。中国传统文化勤恳敬业、永不言弃的敬业态度和敬业精神，始终是一代代中华儿女自觉自为的价值准则。

3.关于“诚信”

“诚”与“信”在古代汉语中本是两个词，两者相互训释，意义相同。但在实际应用上，两者各有侧重，“诚”侧重主体内心层面，所谓“内诚于心”；“信”侧重外在交往层面，所谓“外信于人”。“诚”与“信”两者连用较早见于《管子·枢言》：“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3]77自古以来，诚信就被视为君王治国理政的根本，被视为圣贤修身处世的准则，被视为社会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所以，孔子提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4]152，主张治国安邦，当以诚信为本；孔子还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14]20，主张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荀子提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38]，主张修身养性，当以诚信为本；孟子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7]125，主张把诚信作为人们的道德追求；老子提出“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39]，强调做人要真诚无欺、遵守诺言。不仅如此，古人还留下大量诸如曾子杀猪、宋濂抄书、季布一诺千金、商鞅立木为信等典故，无不彰显了中华民族推崇诚信至上的文化底蕴和传承。

4.关于“友善”

“友善”作为一个固定词汇是在汉代以后，《汉书·息夫躬传》记载：“皇后父特进孔乡侯傅晏与躬同郡，相友善。”[40]是指两人关系友好和善。而在先秦文献中，“友善”虽然连用，但实际为两个词。《荀子》中有“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41]的表述，是说交朋友要找品行好的人。所以当时的“友善”，更多体现了以善为友、与人为善的价值取向。诸如孔子提出“德不孤，必有邻”[14]45，曾子提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4]161，孟子提出“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7]172，都是主张以善为友，相互扶持；而孟子提出“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7]57“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7]147，则是主张要与人为善，相互关爱。友善作为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对构建当今友好和善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42]16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42]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