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亭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面对卡夫卡的小说世界，读者几乎无力承受其叙述形式带来的沉重感，文本内外的过度阐释使得文本接受者的释义热情被释义焦虑所替代。在卡夫卡的小说叙述中，明晰可见的叙述推进过程不是使故事的因果逻辑更加明晰可见，而是通过不断地连缀语句、形成多种阐释及阐释语境，以实现建造叙述或阐释的迷宫的目的。

卡夫卡小说的叙述进程，是对人物思想以及人物所经历事件进行释义的多维呈现过程。之所以说叙述进程或释义进程，是因为无论是在叙述的推进中，还是在意义的探求中，卡夫卡小说似乎始终都处于未完成状态，而且这个未完成状态无法强行终止，只能以不断地阐释来推进故事进程。如果说“叙述这一概念暗含判断、阐释、复杂的时间性和重复等因素”[1]，那么卡夫卡小说便证明了叙述本身就是一种阐释方式。卡夫卡的诸多叙述文本都类似于阐释(interpretation)文本[2]。卡夫卡的小说既是一个思想聚集的中心又是思想散播的中心，但这种思想赖以存在的前提是叙述形式或阐释形式的在场。卡夫卡小说的阐释可具体分为两类：内阐释(叙述者或叙述框架，人物)；外阐释(作家的自我评论——日记、书信和谈话录，读者反应、理论批评家的评论)。通过对卡夫卡小说的两种阐释方式的界定和释读，进一步思考卡夫卡小说具有无限衍义魅力的原因——伴随文本偏执和阐释漩涡。

一、内阐释与外阐释

内阐释和外阐释各自依据的元语言既存在交叉重叠关系，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差别。内阐释是外阐释存在的前提，内阐释不仅是阐释，而且还是叙述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由此可见，外阐释以内阐释为基点，一方面外阐释会在内阐释的启迪之下拓展自身内容；另一方面外阐释又有一定的自主性，外阐释要么认同内阐释，要么背离内阐释，要么以内阐释为基点建构自身理论，也即，外阐释既不脱离也不受制于内阐释。

(一)内阐释

内阐释不仅构成了叙述的内容，而且也使得故事的外延意义更加多元。内阐释说明，卡夫卡小说的叙述本身就包含了对某一事件或场景的多维阐释，小说中的叙述者似乎都有一种借助人物来发表自我观点和主动阐释的强烈欲望。

卡夫卡时常将逃避阐释作为他小说的中心议题，但却是以竭力穷尽所有阐释的奋斗面貌来现身。卡夫卡在自己的小说被外阐释之前，似乎已想尽一切办法对自己的小说做出了诸多可能性的阐释，这种阐释有时依赖于主人公的自述，有时借助次要人物向主人公详细的解说，有时甚至还在叙述框架给定几种解释之后再予以坚决的否定。卡夫卡以内阐释的叙述方式，逃避着外阐释。

卡夫卡小说以内阐释的方式否定外阐释，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卡夫卡在小说中对人物和事件阐释得越多，引发读者的思考也就越多，相应地，激起读者的解释欲望也就愈加强烈，以至于卡夫卡的拒绝阐释本身反倒成了一种对阐释的反向召唤和邀请。这种反向召唤和邀请外阐释的现象，很可能是因为卡夫卡在书写时有意无意地将解释的蛛丝马迹遗漏在了小说的字里行间。在卡夫卡小说里，一切都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与此同时，一切看起来都还有待阐释。卡夫卡尽力解释以逃避解释留下的缝隙，似乎期待着外阐释来填充新的意义。

内阐释发掘出了自我防御的解释机制：一种捍卫自身不被外在直接探入而只能经由内阐释才可以展开的外阐释，那就是叙述语言制造的意义含混。卡夫卡小说的叙述语言革新并提升了含混的力量，“含混从未被认为是一个基本的力量，但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情形偏偏如此”[3]。通过含混，卡夫卡建造了叙述的迷宫，但这个迷宫并不以花哨闪眼又无缝可入的修辞语言来建造，相反，卡夫卡小说的叙述语言既客观冷静又逻辑严密。叙述语言也没有以重复的形式讲述人物类似的经历和事件，但最终却以同样的效果证实了人物思想和行动的徒劳无功。实际上，确实存在一种重复，但重复的不是叙述者以相似的语言讲述了不同人物的不同经历，而是在不同人物的不同经历宣示了他们相同结局的时刻，文本接收者的思想意识不断地被拉回到同一个起点，也即第一个人物命运开始注定的时刻。人物沿着没有尽头的楼梯和空荡荡的走廊，无休无止地跑来跑去，这种无谓的奔跑带不来一丝一毫的世事变化，但在其中流逝的时间则由完全等值的接续发生的事件构成，任何一种事件都带不来最终的解决，故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失望必不时地重新出现。

卡夫卡创造了一种叙述者、人物和读者跨时空—共时性在场的感受共鸣。人物遭受的思想困惑，也是叙述者叙述语调里所揭示的困惑，相应地，读者也在文本阅读中遭遇了类似的困惑，也即，分别处于三重时空的现实中的读者、叙述框架中的叙述者和故事中的人物，均沉浸在追逐和探求确定性意义的徒劳中。

不论在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中，还是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是阐释过程而不是情节本身成为了叙述的主要内容。在短篇小说《乡村婚礼筹备》《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与三部长篇小说《美国》《诉讼》和《城堡》中，卡夫卡更是借助叙述者之口，将阐释的可能性推到了极致，源源不断的多维阐释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叙述内容，阐释推进了叙述进程，叙述又反过来成全了阐释——提供了阐释的运作空间，叙述运动与阐释运动相辅相成，协力缔造了叙述文本，共同完成了故事(有时叙述终结，但故事并未真正结束；有时故事结束，叙述者的叙述冲动还意犹未尽)。或多或少，叙述文本外无穷阐释的可能，来源于叙述文本自身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毕竟，修辞性语言掌控着整个叙述结构[4]。

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内阐释是推进叙述进程、生成多义故事的关键成分和主要动力。内阐释仿佛不是为了指引读者，而是满足自身的好奇，如果由于自身的解释满足了读者的好奇，那也不是内阐释的初衷，而只是伴随内阐释行为所产生的附带效果。解释的“无处不在又无处在不是简单的受到吸引的好奇，而是能自主的、将自身纳入到其本己的可能性中，在广义上它本身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绝对的好奇”[5]。

卡夫卡的叙述文本不仅以阐释内容构成，而且还以质疑或否定所阐释的内容而告终，卡夫卡小说里的阐释内容和质疑或否定阐释的内容，都是叙述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不论是阐释，还是质疑或否定阐释，都蕴含在整个叙述内容之中。多数情况下，仅凭阅读卡夫卡小说来获取确定性意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卡夫卡在小说文本中的诸多不确定性的用词而言，他已将诸多解释的可能交付给了叙述者的含糊其辞，比如，在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中，“大概”“有可能”“也许”“据说”“或许”“很可能”“几乎”“恐怕”等意义含混的词的出现概率相当之大。

卡夫卡小说中的内阐释包括阐释和推翻阐释两种类型。阐释和推翻阐释这两部分内容的拼合，同时存在于一个叙述文本里，这就使得读者很难看出叙述者或人物的态度：叙述者或人物对自身的叙述或所经历事件的心理反应或表述反馈，是隐而不见的。阅读中，读者会逐渐发现，自己并不比叙述者或人物知道的少，因为叙述者或人物在智力或认知上并不比读者更高深。一个令读者匪夷所思的现象：卡夫卡小说中的内阐释似乎并不是为了达到一个确定的目的、获取一个明晰的结果，毋宁说内阐释在自娱自乐——对于内阐释来说，解释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即不断在解释中寻找和发现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区隔和关联。最终，这种内阐释的迷乱状况也给读者造成了理解乃至阐释上的持久混乱。

举一个典型的卡夫卡式内阐释文本《普罗米修斯》，以便于理解卡夫卡小说中内阐释的运作机制。作为一个卡夫卡的寓言式短篇小说，《普罗米修斯》不仅给出了关于普罗米修斯命运的四种可能性解释，还指明了试图解释的徒劳无功。根据叙述者的话来看，该小说中对普罗米修斯命运的四种解释都成立，但也很可能不止这四种解释，然而，即便有再多的解释也无法说明故事背后的真相：

这传说试图解释那不可解释的。因为它的根据来自真理，它就必定又终于不可解释。

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传说有四种：

根据第一种传说：他为着人类而背叛了诸神，因而被罚靠在高加索山脉的岩石上，诸神派老鹰去啄他的肝，而他的肝不停地重新生长。

根据第二种传说：普罗米修斯被啄而疼痛万分，不停地靠紧岩石而越来越深地嵌入岩石，最终他和岩石结为一体。

根据第三种传说：经过几千年，普罗米修斯的背叛被忘却了，诸神忘却了，老鹰忘却了，他自己也忘却了。

根据第四种传说：人们对这毫无道理的事厌倦了，诸神厌倦，老鹰厌倦，伤口也厌倦地合上了。

留下的是那无可解释的岩石山。[6]

在《普罗米修斯》中，叙述者实际上提供了五种解释，那就是根据传说的四种解释和叙述者承认不可解释的解释。叙述者似乎在告诉世人：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传说，解释出来的意义总是寥寥，未被解释的始终无可解释。该小说的叙述内容本身就是四种解释和一种元解释的并列。四种根据传说的解释被镶嵌在元解释框架(即不可解释的框架)之中，解释成了叙述的一部分，叙述和解释相互构成，如果对《普罗米修斯》进行持续不懈的外阐释，那么外阐释将会像套盒一样，是对关于普罗米修斯阐释(《普罗米修斯》四种传说)的阐释(第五种阐释即元阐释)的阐释(这一层表示是对卡夫卡文本中五种阐释——四种传说和元阐释——的阐释)。

在卡夫卡小说《关于法律的问题》中，对法律的生成过程的解说，也可以作为理解卡夫卡小说的内外阐释现象的一种思路：所有关于法律的阐释都将成为法律内容的一部分。以此类推，所有关于卡夫卡小说的论说和阐释也可以被视为为卡夫卡研究的一部分，卡夫卡的阐释空间由此建立起来，卡夫卡始终以“内阐释等待外阐释”的姿态，召唤外阐释融入内阐释空间。以阐释等待阐释将锻造出一个生成性的阐释链条：持续生成新阐释，新旧阐释互动不已。

在卡夫卡小说里，叙述激情与阐释欲望彼此勾连、相互成就。阐释是为了推进叙述进程，叙述仿佛是为了使阐释愈加明晰化。然而，二者并没有完成互帮互助的“道义”使命，相反，在一开始，叙述就与阐释相混淆，叙述使得阐释不再是阐释，因为阐释偏离了原来的路线，关键是，阐释也不再为叙述提供说明。阐释自身产生了断裂，阐释并不是指向被阐释对象，而是指向阐释自身，阐释行为似乎成为了一种喋喋不休的自恋行为，它浑身都充满了自我意识，如此一来，阐释的中心也就不可能是被阐释对象本身，而是阐释行为本身。“这就好像它被自己的身份所吸引，转而成为一种必须中断它本身的完整特质：解释产生的意义，环绕着事实，促使解释游移，而这个意义，只有在摆脱解释之余，才能成为解释。此反思的无限褶曲，肇因于某影像的碎裂，而后产生的周而复始性，又致使理性的精准沦为无用之物，故而转向对其他模式的思考，这些思考仍旧作用于一个普同世界中，只是在均匀的世界里被简化成同一种范畴。”[7]

(二)外阐释

随着对卡夫卡小说叙述形式的深入理解，会发现，卡夫卡以独特的叙述或自我释义方式不断调转确定性意义的方向，甚至有时会有意悬置或切断释义的途径，但这种“悬置”和“切断”却留下了或隐或现的踪迹。卡夫卡小说中包孕的意义总会在解读者即将捕捉到其踪迹时迅即调转方向、拂袖而去。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回转和不可限定的意义延伸，继续扩展并充实卡夫卡小说中的思想宝库，显然，这正是卡夫卡小说的极大魅力所在。

不同的外阐释下的卡夫卡，可谓千人异面，各有见解。对马克斯·勃罗德而言，卡夫卡既是圣徒又是先知，其所有文字表达都是对上帝或信仰的寻觅；在加洛蒂看来，卡夫卡是现实主义的最杰出代表，而卢卡奇和扎东斯基则认为卡夫卡是颓废现实主义作家；在本雅明看来，卡夫卡的寓言是对原始先民的一次回访，是对“忘却”的去蔽；在萨特和加缪那里，卡夫卡式人物是反抗荒诞、叩问存在本质的英雄；在奥登看来，卡夫卡是继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之后，最杰出的作家；在齐泽克看来，卡夫卡是以书写揭示虚假意识形态的典型，在权力“询唤”个体之前，个体并不拥有属己的主体性，“询唤”使漂浮的个体成为确定的主体；在德勒兹眼中，卡夫卡的书写是无限的生成，是“反俄狄浦斯情结”的持续延展，是一种为少数族裔发声的另类欲望政治学；在布朗肖那里，卡夫卡的书写是无限循环的核心，一切关于卡夫卡的书写都将持续生成并回应卡夫卡的书写，一切关于卡夫卡的书写都是卡夫卡以书写等待书写的对象；在詹姆逊看来，卡夫卡小说的叙述程式，体现了“从集体无意识出发，对政治无意识的捍卫”；苏珊·桑塔格认为卡夫卡是她人生的重要指路人之一，“我所发明的，我所发现的，对我而言很重要的是卡夫卡和曼。我在大约十四岁时所发现的这些东西改变了我的人生。”[8]德里达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只以自身为轴心进行无休无止的旋转；在库伯看来，卡夫卡的修辞和卡夫卡的世界观之间的关联，具有一体两面的性质；在博尔赫斯看来，卡夫卡的叙述背后，是芝诺“飞矢不动”的具体演绎、是“克尔凯郭尔作品”的叠影、是“勃朗宁的诗歌《疑虑》”中实现了的预言……总之，博尔赫斯意在强调的一点是，卡夫卡以自己独特的叙述形式和悬而未决的多元思想主题，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再现并“创造”了他的先驱。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卡夫卡的文学作品是非凡的，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因为真正伟大的作品不仅不断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它也很可能将持续成为诸多理论和批评的发源地[9]。

不管是只聚焦于卡夫卡小说的读者，还是以小说为基点试图详尽阐释卡夫卡创作意图的传记作家，都可能体验过这种认知和释义的惶恐、疲惫甚至焦虑。在对文本叙述内容最初的接触中，无论阐释者以何种方式去理解卡夫卡，都可能会发出无助或失望的嗟叹，所有阐释努力都可能是收效甚微的，甚至有时还会是南辕北辙的：越有从卡夫卡小说中获取某种知识或破解深层奥秘的欲念，就越可能会误入歧途、不知归路。

二、内外阐释成因

(一)双层元语言

卡夫卡小说的内外阐释难题，归根结底是元语言的问题，任何对卡夫卡文本的阐释，都必须在调动元语言的组合方式中完成意义传达。元语言是符码的集合，对同一叙述文本的不同释义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元语言选取立场的问题。元语言是意义存在和实现的基本前提，对任何文本的阐释都依赖于元语言的组合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本无法独立自足，文本只有面对阐释才存在。

卡夫卡小说的阐释问题不仅关涉外阐释问题，而且还存在着更为基本且相当复杂的叙述文本内的内阐释问题。很大程度上，内阐释的元语言选取，影响着外阐释对元语言的选取。从内阐释的元语言选取方式出发，进而思考外阐释所依据的元语言类别，对理解卡夫卡小说的过度阐释问题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内的基本特质之一在于语言的组构方式。“必须通过对自然语言的方式传递的最简单信号进行翻译，因为所有的语词都是多义的，并相对于特定情形的背景而言拥有实际意义，这一意义来自于特定语境和特定听众的关联中。”[10]利奥塔说，句子之间的连接是必然的，但是如何连接句子却要考虑到相符性的问题，“叙述是理解意义的无法避免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叙述会削弱对文化冲突的思考”“句子之间的衔接是必然的，问题是如何连接”[11]，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句子的组合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存于语言的事实之中，但这个语言(language)并不是语言(language)，而是句子(sentence)。只有通过理解句子的语义构造，符号叙述文本的多义性和实效性才能被把握。也即外阐释无法脱离多义性的文本意向，但外阐释又会依据自身的需要，对多义性进行筛选和适当地剪除或拼接，以便获取激发并影响自身反思的那个属己的单义性，并对这个单义性进行自主发挥。因此，应该将卡夫卡小说语言修辞问题和读者认知语境问题相结合。

卡夫卡小说的过度阐释现象，源于它所运用的叙述话语。在事件及其意义的辩证关系中，叙述话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要呈现事件面貌，而且它还扮演着另一角色，那就是构造事件。对于卡夫卡的小说而言，叙述话语及其所呈现的事件所产生的接受效果，有着貌近神似的关联，因为卡夫卡小说中的句子鲜少分段，所以一般都相当绵长，停顿的方式一般都是破折号，破折号的作用就是不断地在原有的解释上累积新的解释，句子长度或说段落长度达到几页或十几页篇幅的情况十分常见。

从文本接受角度来看，读者的阅读填补且充实了作品所言而未及的内容：“作品阅读显示的不但是言语精确性的缺失，而且还是一种意义的过量。每一个文本，甚至是一个系统化的片段，在阅读方面也会显示为无穷无尽，似乎通过其不可避免的选择特性，阅读展示了文本中没有写出的方面。阅读的特权是试图为文本未写出的方面提供一个形象。”[12]对于语言无法巨细无遗地再现现实的问题，卡夫卡表达了自己深切的忧虑和无奈，现实总是在有限的语言形式中成功逃逸，语言无法捕捉现实的精华，相反，语言捕捉到的不过是一些现实的沉渣。

“在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意义是缺场的，然而，意义的存在却是阐释者事先确定的：元语言不允许一个文本没有意义。”[13]在对卡夫卡小说的诸多解释中，主要存在三类元语言：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传记视角、历史文化语境、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哲学背景)；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解释者的审美能力、知识储备和文化教育、自身的兴趣偏好)；文本自携元语言(标题、日期、叙述结构、语言、体裁)。

不同的外阐释者会根据阐释的需要在三者中选择或组合。社会文化语境与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同生共栖关系：社会文化语境不仅由人所创造，也塑造和影响着人——依据社会文化元语言对卡夫卡小说进行解读,就会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异化”了人、对神学信仰的永恒寻觅、虚假的意识形态使人丧失判断力、犹太民族的生存寓言、官僚主义批判；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嗜血大屠杀、西方文学传统中寻找圣杯主题的延续；解读者自身的认知能力和审美判断能力，既包含先天的禀赋，也囊括着后天的经验积累和各方面的知识训练——依据解释能力元语言,可能会得出“卡夫卡式人物就是我，我就是卡夫卡式人物”的结论……依据文本自携元语言,兴许会认为卡夫卡小说的主题已经在题目或叙述结构中赫然出现、卡夫卡的叙述文本(日记、书信、谈话录、卡夫卡的绘画)都有可能转变为文学体裁或文学体裁的一部分，卡夫卡小说这一文体并非是静态的固有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尤其是短篇和微短篇多数都是编选者筛选和命名的结果，筛选和命名不仅改变了叙述文本的文体性质，也极大影响着解读的意向性选择。

(二)伴随文本偏执

很大程度上，对卡夫卡小说的多元解读依赖于体裁本身及伴随文本因素。然而，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卡夫卡的小说很可能是被展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个叙述文本是日记、小说还是散文，既取决于文学传统对创作体裁的规定，又受制于接受者的解释意向，多数情况下还受到具体社会文化语境和审查制度的影响(卡夫卡的小说曾经因被称为颓废文学，又因触动极权主义统治而被苏联、德国等国禁止发行)。

伴随文本，也就是热奈特所探讨的小说文本的副文本等门槛因素，即，“所有使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产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14]56(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插图；序跋等等)，后来在《隐迹稿本》中改称为“跨文本性”，“超越并包含其他若干跨文本的关系类型”[14]58。对很多阅读卡夫卡小说的读者而言，寻求一个实在或与实在相关的因素，比一味沉浸在卡夫卡小说的文字叙述里更有吸引力，少有读者会在拿到卡夫卡小说集之后，直接奔向小说故事本身，这是因为读者的目光会有意无意地投注在书籍封皮上卡夫卡的名字及目录之前的卡夫卡肖像上。

卡夫卡的“小说”体裁是个不确定因素，如，日记被编者抽取并命名变为小说的不在少数[15]，原本属于私人想象性的日记片段被作为小说刊发；书信(特别是写给菲莉斯和密伦娜的情书以及他的家信《致父亲》)被纳入散文集；小说中的某些语句被列入卡夫卡格言警句集；长篇的片段单独抽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短篇：如《美国》中的一章“司炉”，“诉讼”中约瑟夫K的“一个梦”和神父讲给约瑟夫K的故事《在法的门前》……在这个意义上，文本接收者的解释意向很可能并非来自卡夫卡的原叙述文本，而是源于一种“伴随文本偏执”——过分依赖于伴随文本，以至于作为辅助材料的伴随文本最后鸠占鹊巢，成为了解读意向聚焦的中心。

卡夫卡生前未发表和拒绝发表的小说《乡村婚礼筹备》存在三个叙述文本，分别被标为“一稿”“二稿”和“三稿”，实际上这篇小说并不像一个完整的小说，而更像卡夫卡的多个思想片段的随意组合。这三个版本都很像是作家创作过程中的草稿或卡夫卡自称的信手涂鸦之作，每一个版本的叙述人称也各有不同。在“一稿”中，小说里以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交叉叙述的形式，间接提出了作者希望自己隐身以躲避外在妄加评论的观点，即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故事容易避免被追责，这种观点反映了卡夫卡创作《城堡》时的人称变动问题，为了避免读者将K理解成卡夫卡本人，卡夫卡在完成第一章之后就全部抹除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并以第三人称替换第一人称。另外，主人公爱德华·拉班在意念中渴望变成甲虫以摆脱现实繁务，隐含了《变形记》中格力高尔变形的情节。

伴随文本还包括卡夫卡自己的照片、画作以及手写稿。尤其是一些有心的编者会将卡夫卡的画作乃至卡夫卡的手写稿本复印在小说集里，这无疑会强化读者对卡夫卡现实生活或卡夫卡现实生活和卡夫卡作品的关联的关注。卡夫卡肖像和手写稿本及绘画非但没有随着读者对故事阅读的深入所淡化，相反，有时还很可能会随着阅读的深入而变得愈加清晰，以至于读者有意无意地会将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与卡夫卡的实际生活相比照。对这一类伴随文本关注较多的读者，多偏向于实证传记和作者意图论的解读。

任何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集合体，是一个浸透了诸种社会文化元素的复杂构造。在很大程度上，符号文本的解释依赖于伴随文本。伴随文本不在文本之中，而是退隐在其边缘、背后。卡夫卡叙述文本的体裁限定并不严谨，他的诸多短篇小说是被编选者命名的结果，是从日记中抽离出来的片段，包括他的格言警句以及散文都来自于卡夫卡的日记、书信和小说的零碎抽取。实际上，卡夫卡的日记更像是碎片化的小说。对此，余华说要解读卡夫卡的小说，就不得不关注卡夫卡的日记。最初，卡夫卡的很多短篇小说都没有标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卡夫卡不愿意将自己的碎片化写作或未完成的手稿暴露给公众——热衷于写作而不愿意出版，是卡夫卡的基本文学创作心态，“我的人生弱点的个人见证材料都印成书出售，因为我的朋友，以马克斯·勃罗德为首，一定要把我写的东西变成文字，而我又没有力量摧毁这些孤独的见证材料”[16]。可见，卡夫卡的很多短篇小说的标题是他的挚友勃罗德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上去的，而且有的短篇小说原本是卡夫卡的日记片段。

(三)多义共现的解释漩涡

两种阅读感受同时存在且无法消除任何一种。这种解释行为同时连接起了两种完全迥异的元语言系统，这两种元语言冲突发生在同一次解释中，互不相让，同时发挥作用，两种意义同时有效。在同一次解释中，两种元语言冲突所产生的双义都合理存在，这时就出现了解释漩涡。

在卡夫卡小说中，时常会出现一次性解释中多义共存且互相排斥的现象。一个悬壶济世的善良医生，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女仆被辱无动于衷的麻木看客(《乡村医生》)；一觉醒来突然变成大甲虫，使得格里高尔的形象既可怜无助又令人厌倦乏味(《变形记》)；《城堡》中主人公K，比起拒绝做城堡官员情妇的阿玛丽亚来，倒更像是权力的合谋者而不是反叛者，然而K对城堡的寻求和对自己土地测量员身份的确定性追认，又让他的形象凸显得极为正面，使他成为了一个极具个性的角色，使得所有人的出现都成为了他追寻之路上的背景。

卡夫卡小说《在流放地》中的年轻行刑官，既是行刑机器及其背后体现的刑罚传统的冷酷执行者，又是受害人或殉道者。面对清白无辜的受害人(不明就里的犯人)，年轻军官既表现得极为冷酷麻木，但与此同时又坚守着行刑的传统，甚至不惜以自身献祭的方式捍卫刑罚的威严。并且行刑官的殉道行为使得起初否定他的旅行者的态度最终发生逆转：由起初的冷漠转为疑惑并最终予以认同，旅行者的这种感受也是文本外读者的感受，旅行者的离开也许是对自己判断的一种悬置，年轻军官既是刑罚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或殉道者，这多重形象无法取消任何一个。

三、向解释敞开的卡夫卡小说

卡夫卡的小说“仍然保持着未完成的状态”[17]72，并以叙述结构的“残缺”及由此引发的意义多元性、未定性，持续不竭地吸引和召唤着读者的释义。“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像卡夫卡的诗人，将自己置入不被完全理解的语境之中”[17]59，与此同时，又以意义的若隐若现、闪烁不定持续地向解释者发出邀请。

内阐释在确立自身的同时，也向外阐释提供了预设性的选择，这就产生了一种局面，即外阐释的阐释背景始终是对内阐释的一种回应和对话。卡夫卡小说中叙述元语言的选取，极大地影响着内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外阐释的意义选择倾向。内阐释表明了它不仅可以作为意义阐释的基本依据，与此同时，它还选择了自己的阐释者。“存在着一种行动，一种纯粹的解释、纯粹的选择，它同样拥有主体和客体，因为正如它选择了有待解释的事物一样，它也选择了解释者，也即，它既选择了符号，又选择了对其进行解释的自我。”[18]克劳德-艾德蒙德·马格尼承认自己无法准确捕捉到卡夫卡小说传达的意义，而他似乎也并不沉浸于对意义的破解中，相反，他欣赏的还是卡夫卡叙述形式本身带来的美学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意义，因此，面对卡夫卡小说，他犹如面对着一朵花或者某种神秘的、形体化的偶像，他把它在手里翻来覆去，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抓住它的意义，而是指出它向外显露的面。

不论是卡夫卡小说的自我阐释还是他者阐释，都无疑是一种意义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自我阐释和他者阐释之间也存在着意义层次上的深度关联，自我阐释作为意义编织和意义发散的底色，为他者阐释提供了解读文本的基本依据甚至关键依据。卡夫卡小说的自我阐释本身的丰富性和充实性，为文本接收者的多元化阐释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反过来，他者阐释也以自己的外延性优势不断丰富和扩充着卡夫卡小说的意义空间。显然，解释会随着时代语境(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而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甚至决定着解释者的思考和认知方式，在此情况下，文本的持续意义与变动的时代语境的关系，就具有了潜在性和无限生成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