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旭,牛俊伟

(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通信作者：牛俊伟(1978- )，男，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促进就业创业、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方面不断优化和创新，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人民生活秩序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许多行业按下了“暂停键”，致使社会就业情况出现了一系列阶段性的困难，在国家“六稳”“六保”等强有力政策措施的作用下，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态势持续向上向好，社会整体就业压力得到一定缓解，“就业新态势”脱颖而出，但是农民工就业方面仍然面临较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1]。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系统剖析和深刻论述，当前深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对于破解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平衡性、结构性、稳定性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就业问题透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直接提出“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这一概念，但在劳动力商品化、资本有机构成等相关论述中，蕴含着对劳动力资源配置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市场中买卖交换，与其他商品一样会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2]。劳动力的购买者在疯狂追求剩余价值过程中，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会选择加大机器设备的投入，更新劳动力的使用，进而调整资本的有机构成，这就直接或间接地调节着各生产部门中劳动力资源配置。尽管马克思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得出上述结论，但是他所揭示的经济社会规律和关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般论断，对于分析和解决我国劳动力问题依然不可或缺。

(一)农民工供需平衡性问题凸出

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都会受价值规律的制约，“独特商品”——劳动力自然也无法逃脱[3]55。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我国造成了巨大冲击，产业链和供求链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和质量等各方面均有所受挫，众多行业的收益出现不同程度的缩减，遭遇减产缩产停产等困境，致使吸纳劳动力的数量和规模都有所降低。加之，虽然国内新冠疫情的控制已经取得了实质的进展，但疫情的国际蔓延仍然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4]，国际经济环境挑战升级，对我国社会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例如，我国开展对外服务和劳务输出等国际贸易受阻、海外订单大量减少、外贸企业经营较为困难、跨国农民工多数滞留国内市场，等等。以上多重因素都直接诱发劳动力供需天平倾斜，劳动力需求端“上翘”，劳动力供给端“下沉”，农民工供大于求的情况逐渐加剧，失业率处于较高水平。另外，国内外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社会各个环节和领域的重启运行需要一个过渡期，各行业继续创造就业机会和提升就业吸纳能力更是需要时间，种种情况都使得当前农民工供需关系紧张。

(二)农民工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发现，资本有机构成的调整会影响劳动力的就业。近年来，众多行业都在加速改革升级，淘汰落后生产力，加紧抢占市场和资源，顺势削减用工数量，提高用工要求，农民工的既有技术与岗位匹配度逐渐降低，大量农民工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牺牲品”，因无法满足新技术和岗位的要求而被迫离职失业，同时新兴技术产业岗位不断涌现，尽管岗位多、薪资高，却面临技术人才短缺的难题，导致农民工只能扮演就业岗位的“局外人”。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大量涌入市场，抢占了一部分原本属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但新生代农民工存在文化水平有限、工作经验不足、工作预期较高和择业就业盲目等问题，时常出现无法真正适应岗位要求、不愿从事脏苦累重的工作、不能及时扭转择业就业观等问题，导致就业难度加大。农民工知识水平较低和职业技能偏弱的现实、企业加速转型升级、提高岗位要求的趋势以及“新老农民工”代际更替的规律等情况，都加剧了农民工就业结构性矛盾。

(三)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程度降低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为了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往往需要劳动者主动或被迫从一个部门流入另一个部门。受新冠疫情等复杂因素影响，企业经营压力较大，为了达到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目的，往往采取降薪裁员，削减各项开支，在此过程中农民工最容易遭到淘汰，而且企业聘用农民工仅仅通过口头协议达成劳务关系，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更不会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使得农民工失去了法律保护和社保支持，一旦在城镇失业或失去收入来源，既没有社会保险，也不能获得本地的社会救助，直接暴露在风险之中[5]，导致农民工在失业面前极为脆弱，流动性极强。加之，当前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工为了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普遍选择以兼职、零工为主的短暂就业，或者靠亲朋好友介绍工作，囿于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以及人情世故等因素，农民工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时只能无奈接受，没有“反抗”的能力，被失业的风险所笼罩。另外，当前社会消费水平上升，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农民工用于个人生活、抚养家庭等支出的比例加重，但是就业机会及薪酬福利却在降低，导致农民工与工作、与城市的粘合度下降，众多农民工无法在城市生活，被迫离职返乡。

二、马克思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就业问题归因

我国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就业水平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民生福祉之利。当前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和发展实际，以马克思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为视角，对农民工就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能够更加准确地认清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与前景，充分了解农民工群体的意愿与诉求，把准农民工就业的新态势与新问题，进而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做出更科学有效的学理分析和实践指导。

(一)价值规律影响农民工供需关系

当前我国农民工出现供需失衡是受多重因素所致，绝不是由单一的某个因素决定，但这里仅从价值规律的影响出发，分析劳动力市场中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原因。第一，供给端“过剩”。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化大生产环境下，分工和交换打破了“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6]44状态，使得二者流入市场，接受价值规律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镇，跨省市、跨国家进行工作，已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顺势形成了极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2019年农民工检测报告显示，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 077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增长0.8%[7]，这说明我国农民工数量庞大且还会持续增加。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和工资要求上升，但所具备的职业技能较弱等因素，使得农民工过去所特有的相对优势逐渐丧失，导致市场竞争力下降，最终大量农民工闲置于市场。第二，需求端“不足”。马克思指出，“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6]44“因此，必须一开始就估计到这一点, 并按照适当的比例准备好”[6]34，处理好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受新冠疫情等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社会经济经历了一场“大考”，众多企业生产、流通和销售均遭受打击还处于恢复期，甚至一些企业无力抵抗遭到淘汰，尤其是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倒闭影响极其深刻，使得社会生产力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加之，当前生产资料和人工的价格上涨，企业经济效益不乐观，就会减少生产资料的数量，削减劳动力数量，选用少量熟练的工人完成生产任务。在这样的生产环境下，接踵而至就是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收缩，更多的农民工“积压”在更小的就业空间之中，整体就业压力增加。

(二)资本有机构成影响农民工就业水平

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力资源配置，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工结构性失业，可以发现：在这个问题背后中，实际上资本有机构成的调整与变化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第一，导致农民工结构性失业的重要外因是科学技术进步和企业转型升级。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又迫于市场上的竞争压力，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加大使用机器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总资本中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比重增加，劳动力(可变资本)的需求降低[8]，导致“机器排挤工人”[9]505,结果机器的使用, 生产的社会化, 客观上调节了社会各生产部门的劳动需求和劳动力配置[3]56。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强调高质量发展，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技术更新换代加速，企业顺势而为进行转型升级，加之在新冠疫情中社会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企业经营更加困难，竞争愈加激烈，为了增强竞争力，企业纷纷利用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期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尽管企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就业岗位，但是对劳动力的文化、技能等能力的要求提高，导致农民工的既有能力无法适应新的工作需求，而引发结构性失业问题。第二，导致农民工结构性失业的关键内因是农民工的知识文化和职业技能普遍较低。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使得“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隶属，他的职业的原有多面性的破坏”[9]558-559，但是“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9]560，而工人技能变化往往滞后于生产技术的变革。我国农民工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较弱。据2019年农民工检测报告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5.3%，初中文化程度占56%，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11.1%[7]。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不仅需要体力劳动还要求文化知识，使得农民工就业变得更加困难。同时，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工主要从事制造、建筑、运输、低端服务等行业，具备的职业技能单一、水平偏低，而且职业技能的更新速度缓慢，具有一般技能的数量过多，真正拥有先进技术的农民工数量偏少，“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9]560，导致市场上所供给的农民工，从数量到质量都无法满足用工需求，结构性失业逐渐加剧。

(三)资本“逐利”本性影响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出发，透视我国农民工就业稳定性降低的原因，可以敏锐地察觉到资本“逐利”的本性，驱使着劳动力不断进行更新流动，进而影响就业稳定性。第一，生产的不断变革导致工人的不断变动。马克思指出，“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9]560。在现代工业社会，现存的生产形式是不断发展的，绝不是最后的形式，社会一直都在发生技术更新、产业升级和工人变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产业不断升级换代，落后产能遭到淘汰，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服务业等实现华丽蜕变，在生产中更多地依靠科技力量，导致农民工职业技能较低的问题逐渐暴露，企业则不断地进行人员更新，缩减“生产一定量的产品”[6]162的劳动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第二，企业利益最大化导致工人利益最小化。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购买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他可以破坏就业方面的任何规则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方便、意愿和眼前利益，使最惊人的过度劳动同相对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替”[9]627，工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我国社会中，众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达到利益最大化，在聘用农民工时多数是口头协议，劳动合同签约率很低，以致于农民工经常面临工作强度大、拖欠工资、无社会保险等问题。农民工属于弱势群体，法律意识淡薄，在发生权益纠纷时往往束手无策，失业风险极强，致使农民工流动性增强。第三，劳动力新老更替导致工人内部竞争。马克思指出，在真正工厂中，为达到资源合理配置，工厂需要“大量的还没有脱离少年期的男工”，一旦劳动能力降低，“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9]738。农民工代际更替是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规律和趋势，每年都有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市场，鉴于他们具有知识、能力、年龄等优势，备受用人单位青睐，年轻有活力的劳动力必然动摇了年老的工人就业岗位，而老一代农民工囿于能力下降、文化水平更为不足，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小，无力抵抗年轻人的挑战，失业之后多数选择返乡，以致于农民工新老更替过程中就业稳定性大大降低。

三、以马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学理分析和实践总结，深化了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认识，了解了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和规律。要灵活运用马克思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的观点，正视当前农民工就业问题，探索出切实可行、行而有效的措施，顺势而为、补齐短板，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

(一)精准帮扶企业复产稳产扩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只有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才能推动生产，创造财富。农民工作为一股重要的劳动力，在社会生产一线岗位上能够创造无限多的财富，但是受新冠疫情影响，企业减产裁员或停工停产，大量农民工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吸纳劳动力资源的重要场所，社会要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必须紧紧抓住企业，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第一，政府要落实好“六稳”“六保”政策措施，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减轻企业资金压力，提高市场服务、管理、监督的质量和水平，精准帮扶企业复产稳产扩产，推动社会经济秩序尽快恢复，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第二，从企业规模看，应该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拉长产业链，拓宽经营范围，增加就业岗位，多招收农民工，实现增就业与降成本双赢；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精准送政策和拉订单，缓解资金和市场压力，维持正常生产和经营，避免裁员停产，达到稳岗稳就业；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支持创建一批有潜力的小微企业，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现，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第三，从企业类型看，应该将具有发展潜力、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解决好企业资金短缺、订单缩减、原料供应不足等方面的困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保住现有的就业岗位，避免新的一批农民工因失业涌入劳动力市场，加剧供求矛盾；引导技术型企业发展下游产业，吸纳农民工进厂学习技术，减少市场中的农民工数量，以工代训，从事零部件生产、组装等工作，稳定农民工就业。

(二)大力帮助农民工提升职业技能，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针对当前企业“用工荒”、农民工“就业难”的窘境，要解决好农民工结构性失业问题，一定要提升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改善劳动力资源的供给结构，帮助农民工更好的适应市场变化和满足岗位要求。第一，依据劳动力市场需求，了解和掌握不同年龄段农民工的既有技能和职业发展要求，制定合理有效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开展多样化、实效强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可供农民工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选择，提高培训的契合度和满意度，真正实现农民工学有所成，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能力，切实满足市场主体的用工需求。第二，严格考察和筛选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保证农民工学习的条件和环境，针对社会用工需求制定短期培训和长期培训计划，让农民工能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加强工人单位与培训机构的直接合作，根据用工需求设置相应的培训课程，及时有效地为用人单位输送合格的劳动力资源。第三，就地就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培训的成功率，以输出地为主，开发家乡资源和当地优势，组织返乡农民工参加就业创业培训，提供就业创业资金和政策支持，引导农民工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养殖业、旅游业等行业来创造就业机会，提升本地就业率，缓解外出农民工就业压力；以输入地为主，依托本地企业和区域优势，组织外出农民工进校、进厂开展技能提升或转岗转业培训，针对市场需求和农民工条件，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定向和定岗培训，增强农民工适应岗位的能力。

(三)充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增加就业安全感

改变农民工缺少社会保障，抗风险能力弱、就业环境差等疑难杂症，切实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一定要充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第一，建立统一有序的农民工劳务市场，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法合理配置。政府要构建农民工信息管理系统，将农民工的个人情况、职业技能、工作诉求等信息录入系统，进行分级分类网格化管理，针对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直接进行匹配，让农民工第一时间了解就业信息，政府还要强化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的监督和管理，让农民工充分享有合法权利，实现合理稳定就业。第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劳动者抵御风险能力。针对当前更多的农民工成为灵活就业、兼职零工等非正规就业者，工作流动性强、转换频率高，社会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存在缺失等问题，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扩大用人单位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的范围，降低农民工购买社保的缴费基数，建立覆盖面更广、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保体系，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优化农民工资源配置。第三，加强法律和政策宣传，引导农民工提高法治和权利意识。政府及社会团体要定期开展关于法律宣讲和政策解读的扫盲工作，设置帮助农民工解决问题的专门机构，加强农民工工会建设，让农民工熟知自身的合法权益，了解维权的方法和渠道，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