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宓之，高 鋆，胡曙虹

（1.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2.浙大城市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1 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随着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创新成为区域竞争力提升和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作为区域创新主体的企业群，承载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针对区域企业集群，近年来，学者围绕企业集群的创新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如围绕企业集群创新治理的视角、创新网络构建的视角、跨区域协同创新的视角以及基于创新生态建设的视角等，深度讨论了创新主体的合作、创新资源的配置和创新模式的发展等问题，众多研究成果为企业集群创新发展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建议。然而，无论从哪个研究维度切入，最终都需要深度讨论创新资源、创新要素如何在区域内集聚和有效发挥其作用，随着创新空间效应研究的热度不断提升，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来推动企业集群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因此，本研究基于对创新空间溢出效应测度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各地企业集群发展实践，探索创新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关系的作用机制，以期为区域企业集群发展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同时希望区域间对于创新要素的争夺能从白热化的竞争状态走向协同合作。

2 理论与假设

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依托人才流、信息流等为主要载体推动知识、信息的传播和扩散，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通过知识、技术外溢对区域企业集群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且对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有着一定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效应体现在要素投入产出效率与人力资本素质能力的提升，从本质上来看，创新溢出效应具备了能推动区域创新人才和创新要素能力提升的“场效应”。

当企业集群处于弱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域内，即当地企业集群难以从周边地区获取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溢出，抑或企业集群自身内部知识、技术等水平较低无法形成内部的知识、技术循环时，企业集群无法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得到“免费的午餐”［1］，集群内的企业为获得技术、知识的提升而开展创新实践，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尤其是人力、资本和大量研发的投入以及后期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就是说，当企业集群处于空间溢出效应较弱的地区时，企业集群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内生成长性以及对周围环境适应能力的提升。其次，从另一方面来看，弱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迫使企业集群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承受着“孤立和无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空间闭塞效应”［2］进一步地抑制了企业集群的发展，由于企业集群处于弱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域范围内，与周边邻近地区的合作并不足以获得有效推动创新的异质性技术和知识，并且周边落后地区将当地企业集群与外部优势地区进行了空间上的阻隔，不利于外部优势地区的知识、技术和信息流入，在空间地理上与当地企业集群形成了疏远。因此，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弱也间接地影响了创新要素的边际产出效率，弱空间溢出效应环境下，集群中的企业难以获得大量异质性的知识、技术，创新成本较高，创新要素能力提升缓慢，导致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对企业集群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从而不利于企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相反，当企业集群处于强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域内，即当地企业集群可以较容易地从周边地区获取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扩散，同时企业集群自身内部知识、技术禀赋较高并形成了集群内部扩散和良性循环时，企业集群内快速的技术变革和技术创新可以有效地提升创新要素能力，从而推动创新要素边际产出效率的提升。对于创新要素而言，创新人才是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有效载体，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流动与交流能有效提升创新人才本身的素质能力。Helena and Tanja，Filatotchev等人通过对中国中关村IT产业集群研究发现，创新人才的快速流动和交流，尤其是海归、国外留学者的频繁出入对中关村IT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具有巨大的影响，这些创新人才的交流互动不仅推动了知识、技术和信息的快速扩散和传播，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从而进一步推动集群发展和扩大溢出效应［3-4］。因此，创新人才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在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下将会不断地成长和提高，这种“干中学”的成长机制不仅直接提升了创新要素的产出效率，并且通过创新人才的流动与交流进一步将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放大，促进知识与技术的创新［5］，从而加速企业集群的内生性成长，促进创新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知识、技术、信息的扩散，依托各类创新主体，对创新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并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假设：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即当地企业集群所获得的空间溢出效应越强，创新要素集聚对于企业集群发展的推动能力越强。

3 研究设计

对于区域企业集群获取空间溢出效应强弱的量化成为本研究的关键所在。首先，空间溢出效应体现了邻近地区间的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溢出，从而使得周边地区企业集群在无须付出相应成本的同时获得了知识存量的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利用创新产出，即专利权数量来测度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创新空间溢出水平［6-7］，但是直接通过专利数量的测度往往忽视了创新过程中对于知识、技术的吸收整合和再创造的行为。因此，空间溢出效应不仅仅需要依靠强大的知识、技术和信息源的存在，地区企业集群的吸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空间溢出效应是否能有效扩散，只有综合地看待地区企业集群的外部扩散源和内部吸收能力才能较为准确地衡量出地区企业集群所获得空间溢出效应的水平。对于吸收能力，不少研究使用R&D经费投入、研发工程师数量和研发强度等指标来反映［8-9］，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R&D投入的结果，尤其是技术创新同样决定了企业或企业集群吸收能力的强弱［10］。因此，本研究认为集群企业的创新不仅提高了外部知识、技术的存量和质量，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企业自身对于优势知识和技术的识别和吸收。从国际研究经验来看，Hamida等人利用创新产出研究了瑞士制造业的吸收能力，发现整体创新水平越高的产业相对而言更容易吸收FDI带来的技术溢出［11］。Pedro等人对西班牙制造业的吸收能力进行了研究，发现专利数量较多的产业的吸收能力明显强于专利数量较少的产业［12］。综上所述，本研究利用创新产出，即发明专利权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企业集群的空间溢出水平及吸收能力。

从总体来看，一个地区企业集群所获得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弱程度既要考虑本地企业集群对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又依赖于周边地区企业集群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水平。因此，我们首先对各地区之间企业集群创新能力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如表1所示为浙江各地级市企业集群创新能力的Moran’s I指数及其显著性。

由表可知，浙江各地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逐渐呈现出了空间自相关性，Moran’s I指数从2003年的-0.037提升至2011年的0.153，因此，创新能力空间正相关表明了区域企业集群之间创新能力较强与创新能力较强的集群形成依赖，而创新能力较低与创新能力较低的集群相互靠拢，由此证明了创新能力较高的企业集群不仅拥有强大的知识、技术的空间溢出水平，并且高度创新能力赋予了其较好的创新吸收能力。从而使得地区企业集群创新能力也形成了这种“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为区域创新极聚合的时空演变图。

由图1可知，早期区域创新极在空间上呈现出了明显的分散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创新能力较高地区的企业集群不断向外产生知识、技术的空间外溢，使得被三个创新能力较高的地区所环绕的地区企业集群获得了较为优越的地理位势，从而快速提升了自身创新能力水平。在2011年，可以看到区域创新极形成了空间聚合的情况（见表2），这一结果说明了，创新能力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得高度创新能力地区依靠彼此之间的不断溢出与吸收进一步强化了创新能力的空间极化。

根据知识、技术空间溢出及地区企业集群对于这种空间溢出的吸收能力的理论基础，我们将地区企业集群获取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弱程度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地区企业集群与周边地区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形成高—高集聚的空间分布态势时，即表明地区企业集群不仅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同时其周边也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认为此时地区企业集群获取空间溢出效应的程度最强；当地区企业集群与周边地区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形成低—高集聚的空间分布态势时，即表明地区企业集群虽然不具备较高的吸收能力，但其周边地区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认为此时地区企业集群获取空间溢出效应的程度较强；当地区企业集群与周边地区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形成了高—低集聚的空间分布态势时，即表明地区企业集群虽然具备了较高的吸收能力，但其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本文认为此时地区企业集群获取空间溢出效应的程度较弱。对于当地与周边地区企业集群创新能力呈现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所获取空间溢出效应的差异分析涉及究竟是外在空间溢出性重要还是本地吸收能力重要的问题，对此，一些学者认为虽然外在空间溢出和吸收能力对于地区创新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如果外部空间溢出效应较为薄弱时，地区即使拥有再强的吸收能力也无法从有限的知识、技术溢出中获取额外的“营养”［13］。因此，本研究认为低—高集聚的空间分布方式相对高—低集聚的空间分布方式更有利于地区获取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当地区企业集群与周边地区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形成低—低集聚的空间分布态势时，即表明地区企业集群的吸收能力较低，同时其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较为薄弱，本文认为此时地区企业集群获取空间溢出效应的程度最弱。

图1 区域创新极聚合的时空演变图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利用虚拟变量来表示地区企业集群所获取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弱程度，即最强为4（HH）、较强为3（LH）、较弱为2（HL）、最弱为1（LL），以此来测度各地企业集群获得创新空间溢出的程度变量。总体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IB为区域工业基础，利用地区工业制造业产值来测度，TC为区域交通信息条件，利用地区高速公路里程来测度，K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入，L为劳动力总数，RK、RL、RO分别为研发经费、研发人员和地区研发机构人员总数，SE为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由四阶段虚拟变量来测度，i和t分别为浙江省11个地级市和年份。

表2 浙江各地企业集群创新能力的空间LISA聚类结果

4 实证分析

如表3所示为知识、技术空间溢出效应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经过Hausman检验的W统计量为68.85，P值为0.00，固拒绝原假设的随机效应模型，模型的协方差检验F2=2.05＜Fα2=2.49，因此，回归模型选取固定效应的不变系数模型。由于本研究自变量为连续变量，而调节变量为类别变量，根据以往研究的经验［14］，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由表3可知，第一，模型M2在模型M1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由调整后的R2和F统计值来看，模型M2的解释力和拟合程度相比模型M1更好，其中空间溢出效应的回归系数为0.291，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知识、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地区企业集群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可见，企业集群所处区位对于其自身创新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未得到较为明显的重视。第二，模型M3a、M3b、M3c显示了研发经费投入、研发人员投入和科技机构数量与空间溢出效应交互作用的回归情况，三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63、0.171和0.153，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空间溢出效应不仅通过知识、技术的溢出直接促进企业集群的发展，另外，从更微观的层面上来看，创新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知识、技术的传递使得创新要素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自身能力提升的机会，从而使得创新要素对于企业集群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

根据Cohen等人（2003）的研究成果，本文分别以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基准，描绘了不同创新空间溢出效应下创新要素集聚对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影响的差异图。图2为创新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调节效应情况。由图2可知，对于承受弱空间溢出效应的地区企业集群而言，随着创新要素集聚程度的提升，企业集群发展能力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同样，对于获得强空间溢出效应的地区企业集群而言，创新要素集聚程度的提升也会促进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提高。然而，在弱空间溢出效应和强空间溢出效应不同场景下的创新要素集聚对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影响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如图2所示，强空间溢出效应下创新要素集聚对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更强，而弱空间溢出效应下创新要素集聚对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推动作用受到明显的抑制。因此，强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创新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表3 空间溢出效应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另一方面，从图2可知，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创新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正向调节作用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空间溢出效应对于研发人员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调节作用最高，其交互效应为0.171，说明邻近地区知识、技术的空间溢出最为直接地表现在了创新人才自身素质的提升上，从而使得创新人才拥有更高效的知识、技术水平来提供企业集群发展所需的内在动力。空间溢出对于研发投入、研发机构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调节作用相对较低，其交互效应分别为0.163和0.153。

综上所述，创新空间溢出不仅直接推动区域企业集群的发展，而且在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境下，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对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并且相对于弱空间溢出效应而言，强空间溢出效应下创新要素集聚对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将更为明显。因此，实证研究结论基本论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浙江11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结论可以看出，周边地区企业集群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当地企业集群创新吸收能力的强弱对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影响。各地企业集群的发展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周边地区企业集群带来的知识、技术和信息的空间溢出，当地企业集群是否具备吸收这些知识、技术和信息空间溢出的能力也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本文研究发现周边地区企业集群的知识、技术、信息的空间外溢程度与当地企业集群对于这些空间外溢的吸收能力越强时，当地企业集群发展能力也越强。同时，企业集群所获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况是企业集群创新要素集聚与发展能力关系之间的重要情境因素。企业集群在强空间溢出效应的笼罩下，集群内创新要素集聚程度对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将被提升。相反，企业集群在弱空间溢出效应的环绕下，集群内创新要素集聚程度对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将被削弱。因此，企业集群所获得的空间溢出效应将正向调节企业集群内创新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对区域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

图2 空间溢出效应的调节效应图

第一，在交流合作机制上，区域间对于创新要素的白热化“争夺”应更多地向“合作”过渡，高强度、大投入的创新企业和创新人才吸引政策应不断向鼓励柔性流动的政策思路转换，从而不断加强地方企业和人才的创新吸收能力，推动知识、技术、信息的加快流动，促进创新活力迸发。同时，也更有益于后发区域降低成本实施创新能力的追赶。

第二，在载体平台建设上，区域间应共同搭建形式多样的创新合作平台，如跨区域技术转移平台、人才中心平台以及合建一系列符合地方产业发展导向的科技园区、孵化器、众创空间等，推动更多创新要素成为区域合作的动力，推动区域间合作走向多边供应。同时，在组织机制上，要鼓励重点领域的研究机构、企业共同依托创新合作平台开展关键性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的攻关，使得这些重要的创新主体成为联系更紧密的创新共同体。

第三，在跨区域政策导向上，要形成有利于跨区域创新空间溢出的交流协商、利益分配、规划设计等机制。首先，在创新主体的跨区域合作交流中，对于一些重点领域的研发任务和产业链配套，通过财政补贴和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地方企业、科研院所积极在周边邻近区域探索合作对象，从而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以及这些创新资源背后的创新网络。其次，对跨区域合作形成的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尤其是一些跨区域共建的产业园区或飞地经济，也是创新空间溢出最为集中的区域，应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制定符合双方利益需求的税收分享政策和规制，从而更进一步促进科技企业跨区域流动和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的积极性。最后，要真正全方面推动创新溢出效应对于区域内外企业集群发展的推动作用，必须以更开放创新、更包容发展的视野出发，鼓励邻近区域在经济、产业、科技发展等相关领域的规划制定中，开展对接和交流，共同布局一系列有利于创新空间溢出的基础设施和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