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研究述评

2021-01-13董树婷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21年5期

董树婷

〔摘要〕《共产党宣言》是国際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1920年问世的陈望道译本是学界公认的首个中文全译本。通过对既有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对于《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勘定译作起点及出版时间，在完成文本考证的同时开始借助译作勾勒思想传播的图谱;厘清参考底本，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及特点;考究关键词句，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与现实问题、现实情境紧密结合起来;评价历史影响，着重探析《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的历史影响与历史作用力。在学界集中研究的四个方面之中，有些已经达成共识，有些仍存在分歧，尚需进一步勘查与深入研究。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01）05-0014-07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以下简称《宣言》陈译本）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出版，是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翻译与传播的重要参考坐标。学界围绕《宣言》陈译本所展开的关于译作起点、译作蓝本、译作关键话语、译作历史影响的研究都为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依据。因此，梳理《宣言》陈译本的研究现状与研究趋势，进一步探求其内在的学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译作起点与出版时间的再厘清

探索《宣言》陈译本翻译的具体历史过程、勘定确切的文本出版时间，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基于历史学的再考证上，更重要的是进一步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图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陈望道从一名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逐渐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因此他的译作风格兼具了“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特征，使得《宣言》陈译本在思想传播层面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共产党宣言》的广泛传播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土壤中的生根发芽，为创造“新历史情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壤中逐渐扎根的历史情境是探究译作起点的重要内部因素。同时，除了本土的历史因素值得被重视以外，共产国际作为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亦应被纳入“历史情境-译者-译文-新历史情境”的交互运动过程加以考量。就历史情境、外来因素、译者译作与历史情境的互动状况三方面来看，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观点：

第一，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与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成为构成这一历史情景的双重要素。邓明以认为，“陈望道受‘具有一定的唯物观点’的‘进步刊物’《星期评论》之托，开启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译作起点;《共产党宣言》一书的翻译是陈望道实现向共产主义者过渡的重要标志”〔1〕。

第二，在译介主体与历史情境的交互运动中，学者们不仅关注国内的历史情境，同时也增加了对共产国际这一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的考量，使得《宣言》陈译本的译作历程更加清晰化（见表1）。陈红娟对共产国际相关资料进行了考究，通过参考维经斯基写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件内容②，结合信件落款日期为8月17日这一线索，进一步敲定了《宣言》陈译本的“出版日期应为1920年8月以后，维经斯基写信之前，即1920年8月17日前”〔2〕。这一成果无疑进一步推进了《宣言》陈译本的精准化研究进程。

表1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出版过程时间表①

[时间译作出版过程 1920年早春于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老家的柴房中开始翻译 1920年4月下旬完成译作 1920年5月收到《星期评论》报社发来的电报动身前往上海 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因当局禁止而停刊，《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连载刊发计划被搁置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后，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首次正式出版 ]

第三，将译作内嵌于历史背景中，学者们探究了译者、译作与历史背景的交互影响。王东风、李宁认为译者与历史相互选择、相互成就，“既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外因制约，也有译者特定的主体性方面的内因介入”〔3〕。陈望道早年的留日经历和其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满足了翻译《共产党宣言》需要具备的熟悉马克思主义、精通外语、深研修辞等客观条件，成为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不二人选，继而促成了译作的生成。

综上所述，就版本考证来看，学界对译本起点与出版时间的考证随着更多史料的获取而变得日益精进，完成了由粗略估计向细致考量的转变。“八月说”这一论断更加具有说服力，具体日期得以进一步确认。值得说明的是，通过对同时期刊发的文章进行仔细比对，亦可在文本研究中找寻到历史链条。例如，《新青年》八卷一号于1920年9月1日刊发，首篇文章为陈独秀《谈政治》。在文中第三节末尾陈独秀两处引用《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引用之处与《宣言》陈译本的内容完全一致，亦可从侧面加深“八月说”的可信程度。从历史情境与译介主体的交互运动过程来看，不少学者已然完成了单纯文本辨考到勾勒历史演进脉络的转变，着重通过史料的挖掘来完成历史图景的还原与内在规律的分析，开始更多着眼于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历史情境-译者-译作-新历史情境”的互动过程。

二、译本蓝本的再比较

甄别《宣言》陈译本参照蓝本的必要性有两重：一是在于底本和译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以传播的文字载体，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性和真理性得以彰显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对译本蓝本进行甄别是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发端的重要方式。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原生自欧洲，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乃“舶来品”。文字的翻译是思想本土化的基础，通过对译本参考底本的甄别和鉴定，可以勾勒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路径，亦可圈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翻译、传播的中转站。出于对证据链的解释角度不同，学界对《宣言》陈译本参考底本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宣言》陈译本仅以日译本③为蓝本，并未参照英译本④。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他认为，陈望道在根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翻译时参照了陈独秀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取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这一说法依据不够充分，并且指出，“陈望道在回忆中没有提到英文版，因此不清楚他在什么程度上参照了英文版”〔4〕。这一观点在考证中提供的主要证据有二：其一，《宣言》陈译本与日译本二者的体裁与文体高度相似，两个版本所标注的英文注释完全相同，例如译文第一章中“自由民（freeman）”“奴隶（slave）”等。有学者也对《宣言》陈译本和日译本的英文标注进行了对比和统计，发现“两个译本出现的47处英文标注中，只有梅特涅、共产党两处陈望道没有标注，其余标注位置完全与1906年的日译本相同”〔2〕。其二，《宣言》陈译本与日译本相比，遗漏了恩格斯撰写的英文版序言。英文版序言恰好是英译本的重要参照标志，但在《宣言》陈译本中未见踪影。故而石川祯浩以此推断《宣言》陈译本仅以日译本为底本，而并未使用英译本作为参照。

第二种观点认为，《宣言》陈译本主要以日译本为蓝本，英译本为参照。其提供的最直接证据在于《宣言》陈译本将日译本中的常识性翻译错误进行了勘误和纠偏。例如，《共产党宣言》前言中“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5〕，对于英译本中“Danish”的翻译，日译本将其译成“和灡”，《宣言》陈译本将其校正译成“丹麥”，“不参照英译，这样的改译是不可能的”〔6〕。

第三种观点认为，《宣言》陈译本主要以英译本为蓝本，日译本为参照。持这一观点学者的主要依据在于叶永烈先生所叙述的其与陈望道学生陈光磊的回忆细节。“据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在1990年3月8日告诉笔者（注：叶永烈），陈望道生前与他谈及，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问及《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时，陈望道说主要依据英译本译的”〔7〕113。此外，有的学者从译者陈望道为语言学家和新式标点倡导者的角度切入，通过对比《宣言》陈译本、英译本、日译本三者的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境及使用数量，发现《宣言》陈译本在标点符号的选用上与英译本呈现出“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基本比较接近”的状态，继而得出在译本标点方面《宣言》陈译本“主要参照英文本，精心推敲所用标点，减少逗号，增施分号”〔8〕的结论。

第四种观点认为，《宣言》陈译本以日、英、俄三种译本共为蓝本进行翻译。例如王海军等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译本翻译“以多种语言文字译注为蓝本”〔9〕，指出“1920年出版的全译本《宣言》，是陈望道在英、俄、日文版本基础上译成的”〔9〕。持这一观点学者所主要依据的史料是1920年6月27日俞秀松在其日记中所记录的：“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10〕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宣言》陈译本“以日译本为蓝本，以英译本为参考”这一观点证据链条更加完整，更具说服力：《宣言》陈译本与日译本体例与行文高度相似，且参照英译本进行勘误;陈望道不具备参考俄文译本的条件——共产国际是在陈望道已经完成翻译后才派维经斯基抵达上海的。涉及在多大程度上参看了英译本这一争论，学者霍四通提出两个版本的重要程度都不应被抹杀，“正是因为有这两个优秀底本的互相参照，虽然不是对德文原本的直译，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仍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11〕。由此可见，译本蓝本的甄别，应当着眼于不同版本文字本身的细微差别，从蛛丝马迹中还原翻译的真实过程。版本之间的再比较和再甄别，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路径的还原。大村泉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其说是直接来自于欧洲，不如说是经由了日本”〔6〕。诚然，经过译本的再比较，日本确实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中转站，对于早期知识分子学习、认知、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亦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的重要特征。把握住这一特征，能够为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提供一条线索，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三、译本关键话语的再考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之中，对待“死去的文献”⑤，译者通过对源语言的翻译，将思想的生命活力重新注入目标语之中。因此，考究《宣言》陈译本对于关键话语的翻译有两重目的和意义：其一，探究马克思主义关键话语中国化的过程，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规律和内在机理。其二，关键话语的转译在特定历史时期会成为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渊源，对关键话语进行考究便可在文本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继而彰显经典文本的生命活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译本之所以产生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参看蓝本的差异所导致的，另一方面则是不同时代对于关键词句的理解有所不同而导致的，这在《宣言》陈译本中对关键话语的翻译和处理之中能体现出来。基于此，学界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键话语的锐化与《宣言》陈译本政治取向的彰显。关键话语的锐化，是指通过更加鲜明的目标语言还原源语言的真实内涵，从而更加接近源文本的本意和深意，这要取决于译者对原作的认同程度及自身意识形态的构建。《宣言》陈译本对于关键话语的处理较之1920年前的知识分子的节译文和日译本而言有进一步锐化的趋势，主要集中在“有产者”和“无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争斗”和“阶级竞争”等几组关键概念上。大村泉指出，“对‘绅士’和‘平民’的日译，陈译把前者译为‘有产者’，后者译为‘无产者’”〔6〕，这使译文与日译本的翻译相比更加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源含义。徐天娜亦考究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组最具阶级性和革命性的概念在陈译本中的译法，指出《宣言》陈译本“根据河上肇的翻译方式把‘bourgeois’翻译为‘有產者’，明确译出了1888年英译本中恩格斯的注解：‘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人，资本家、财主’”〔12〕，同时其发現与“有產者”一词相比，陈望道在译文中更多地用了“资本家”一词，“其数量之多为所有汉译本之最”〔12〕。方红、王克非认为，译本关键话语锐化的过程实质上是话语意义重构的过程，要“通过‘名’与‘实’的建构”〔13〕以及转译和借译才可以逐步完成重构。《宣言》陈译本中“阶级争斗”的关键译法例证了这一点：陈望道并未直接选用日译本原文“阶级鬪爭”这一于当时的受众而言难以接受的词汇，也并未沿用1919年前后节译者采用的“阶级竞争”这一较为温和的译法，因此在顾及传播力的同时译定为“阶级争斗”。张蝶从翻译学视角出发，将《宣言》陈译本与其问世前的节译内容进行对比，认为相较于赵必振、朱执信在节译文中所采用的“改革”“更新”等较为平和的动词，“陈望道则使用了‘推倒’‘打破’等译词，更趋于尖锐化”〔14〕。

第二，关键话语的口语化风格对《宣言》陈译本政治动员性的裨益。关键话语的口语化风格，是指通过对深奥的文本进行口语化的修辞和文法的加工，借助口语化打破多群体阅读的门槛和界限，继而提高译本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宣言》陈译本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加之译者是白话文运动的捍卫者，这使得译本成为政治性与口语性并行不悖的“政论体”。王东风、李宁认为，陈望道用“大众语来创立新的书面语风格”〔3〕，口语体和非正式的表达方式成为《宣言》陈译本这一具有动员性的政论檄文的重要特征，诸如“蒸汽及大机器出来演了一场生产事业底革命”等在译作中鲜活生动的口语表达。叶永烈认为，“世上能够读懂读通皇皇巨著《资本论》者，必定要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共产党宣言》却是每一个工人都能读懂、能够理解的”〔7〕112，因此《宣言》陈译本关键话语的口语化正是成为其无门槛传播的关键原因。陈红娟认为，在关键话语上，“陈望道译本与民鸣译文的文言文相比，已经彰显出白话文、口语化的特点”〔15〕，这无疑扩大了《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范围。

第三，关键话语的翻译与重大现实问题之间的关联。关键话语的翻译作为业已定格的文本，往往通过与重大现实问题联结彰显生命力。《共产党宣言》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初性纲领，成为诸多现实问题的理论渊源。学界对于《宣言》陈译本中关键话语翻译的细致研究，很大程度上亦显示出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关照。杨金海认为，在“消灭私有制”这一关键话语中，陈望道将其译为“废止私有财产”，这与“消灭私有制”——“从经济制度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16〕的实质有所差异，故其认为《宣言》陈译本的翻译尚有不完善之处。高放认为，《宣言》陈译本最后一句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其中“劳动者”一词的译法贴近原意，并主张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这样更切合当代世界和中国情况〔17〕。基于此，王保贤则认为“劳动者”与“无产者”虽在外文翻译上无所差别，但是放置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两者不能相互替换，即“在《宣言》中，‘无产者’与‘劳动者’的区别本来是非常清楚的，不管今天的情况有何变化，都不能把‘无产者’改译为‘劳动者’”〔18〕。

通过梳理学界对于《宣言》陈译本关键话语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关键话语的翻译及其内涵的构建往往成为译本的精髓和灵魂所在，是关乎译本的质量及译本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影响力大小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在异质元素交融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存，势必要历经从嫁接、适应到再生长的过程，关键话语的翻译便成为这一过程的载体。因此，重新审视关键话语的译介，亦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本身探究一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文侧重于对《宣言》陈译本的静态研究，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及关键话语的演进却时刻处在动态的过程中，因此应当在考察《宣言》陈译本时将其内嵌于马克思主义概念史的发展过程中，由此方可具备全面的、大历史的视角。

四、译本原初性历史功绩的再评估

《宣言》陈译本作为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对帮助知识分子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原初性的影响力和指导意义。从这一角度来看，《宣言》陈译本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基于此，学界对于《宣言》陈译本产生的原初性历史功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微观层面，学界对于《宣言》陈译本的历史功绩的评估主要着眼于其对重要历史人物产生的影响。《宣言》陈译本作为一本具有思想性的读物，承担了“以文化人”的作用，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仰生成产生了历史性影响。不少学者都找到了历史证据证明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革命道路的选择皆深受到《宣言》陈译本影响。其中被学界关注频次最高的当属毛泽东对《宣言》陈译本的回忆，他曾回忆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其中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19〕。除了毛泽东，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张太雷等人亦皆受到《宣言》陈译本影响⑥，用《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的深刻的方法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二，中观层面，学界主要考究了《宣言》陈译本问世后与短时期内的历史进程及历史事件生发的内在关联。这主要是将《宣言》陈译本置于较短的时间跨度中加以审视而言的。《宣言》陈译本问世于1920年8月，并于9月再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正式成立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从时间、地域及文本线索来看，不能忽视《宣言》陈译本对后两个历史事件生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刘招成认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20〕，1921年7月《党纲》强调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公有（制）等，这些都受到《宣言》陈译本的影响〔21〕。庄福龄认为，“《共产党宣言》以中文译本传入中国，大体上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同期问世的”〔22〕。

第三，宏观层面，学界主要探究了《宣言》陈译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这主要是将陈译本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这一较长的历史跨度中加以考量而言的。《宣言》陈译本是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全译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具有文本、语境、翻译和思想等多重维度的原初意义。同理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是在考察陈译本历史功绩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视角。王保贤通过史料考证，证明即使在《宣言》陈译本后仍然问世了诸多版本，包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等。在1938年8月还至少两次出版发行过《宣言》陈译本，书名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宣言》〔23〕，说明《宣言》陈译本一直以长时间跨度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田子渝认为，《宣言》陈译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第一本红色经典，也是早期传播由自发传播向有组织阶段转变的主要标志”〔24〕。王东风等认为《宣言》陈译本开启了一种新的社会实践模式，即“翻译-思考-行动”，这一模式内嵌于中国人对救国之路的探索历程中〔3〕。邵毅认为，“翻译不仅是传播知识，它所造就的可能是一个新的民族”，虽然陈译本存在着不少缺点，“但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翻译过来了，为当时进步人士寻求救国出路提供了导向”〔25〕。

通过梳理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宣言》陈译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了一扇新的历史之门，学界亦将《宣言》陈译本所产生的历史功绩不断放在新的歷史方位中进行客观评价，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一本通过文字承载思想的著作，其对于读者的影响是最直观的，这种“以文化人”的感染力、指示力和改造力对读者认知的重塑、信仰的生成同时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探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转向的过程提供一个解释框架。同时，译作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又在实践过程中反作用于社会改造，这也成为《宣言》陈译本在历史上获得盛誉的重要原因。

五、研究展望

本文在对学界已有的关于《宣言》陈译本的研究进行归纳梳理的同时，也以《宣言》陈译本为圆心找出了可以进一步获得增量的研究半径。具体而言，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

就译介时间与译介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承担了《宣言》陈译本重要的出版工作。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于1920年前后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承担着早期党组织的部分研究职能、组织职能与宣传职能。《宣言》陈译本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内嵌于早期组织的研究、组织和宣传工作之中，关于此种历史互动的研究和探索仍有许多史料值得挖掘，亦有诸多发展机理值得探索。

就译本的参考底本来看，目前学者们侧重将日译本、英译本和《宣言》陈译本三者进行比对以得出结论及理论延伸。事实上，陈望道作为我国著名的修辞学家和翻译家，其后来所译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有许多，例如《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劳动俄国底劳动联合》;此外仍有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的杂文译作，如《社会主义底意义及其类别》《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等。这些译文的译作风格都可以为《宣言》陈译本的译作考究提供更多文本依据。如在《马克斯底唯物史观》中陈望道采用了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法相同的“阶级争斗”一词。目前学界以《宣言》陈译本为圆心的研究未能足够地将触角延伸至陈望道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相关译作中，因此对于现已收录的陈望道的译作进行系统对比仍有研究之必要，必要在于：一是在文本比照中进一步寻找敲定参考底本的历史证据;二是在系列译文的笔触中找寻陈望道作为译者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脉络和路径，重新把握“翻译-思考-信仰-行动”的社会实践模式。如此一来，系统探究陈望道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命题便有了更具说服力的文本依据和史料支撑。

就译本的关键话语构建而言，除了寻找和探索《宣言》陈译本的译文风格、锐化程度以外，仍应当把具体的关键话语置于马克思主义概念史之中。马克思主义概念史是逐渐兴起的研究领域，通过具体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变迁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基于文本的完整性考量，《宣言》陈译本初次塑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国化史的源头，在这一视域下，更应该以《宣言》陈译本为起点，着重进行细致的文本比对，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国化史的谱系。

在历史功绩和影响力评价方面，除了学者们集中探讨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仍有一处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即《宣言》陈译本对于具有某一特定历史身份的群体的历史指引力。陈望道及其学生都参与主持过工会、青年团的成立与发展工作，这为继续探究《宣言》陈译本对于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影响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亦能进一步探索《宣言》陈译本影响下的群体画像。

〔注释〕

①此表根据《陈望道传》加以整理，参见邓明以著的《陈望道传》。学界曾对《宣言》陈译本首版的发表时间产生争论，一说四月，一说五月，一说八月。伍仕豪最早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时间略考》（载于《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156页-165页）中进行了有力论证，对“四月说”和“五月说”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驳斥，“八月说”有更多历史证据支撑。现在学界公认《宣言》陈译本的首次出版时间为“八月说”。

②参见《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信中写道，“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1页。

③日译本指1906年3月15日，《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刊登的《共产党宣言》日文全译文，由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合译。

④英译本指由英国人萨缪尔·穆尔翻译，1888年出版，恩格斯校对并撰写序言的版本。

⑤参见马拥军《〈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读法——与聂锦芳先生商榷》一文，载于《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其认为若仅将经典局限于“文本学”视域之中，那么文献则丧失生命力，即成为“死去的文献”。

⑥参见陈邵康编著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中提到：“任弼时、萧劲光为外国语学社成员，学生们半天来学校上课，半天回去自修。他们也学习马克思主义，像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本第一本马列主义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

〔参考文献〕

〔1〕邓明以.陈望道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0.

〔2〕陈红娟.版本源流与底本甄别：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文本考辨〔J〕.中共党史研究，2016（03）：79-87.

〔3〕王东风，李宁.译本的历史记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解读〔J〕.中国翻译，2012（03）：75-82.

〔4〕石川祯浩，陶柏康.关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J〕.上海党史研究，1995（02）：33-3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

〔6〕大村泉，张立波.《共产党宣言》的传播·翻译史概观〔J〕.经济学动态，2008（06）：13-17.

〔7〕葉永烈.红色的起点〔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