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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中天使的出走
——从《送我上青云》谈女性电影创作

2021-01-13朱奕璠湖南师范大学

环球首映 2021年11期
关键词:青云天使

朱奕璠 湖南师范大学

一、引言

维多利亚时代,考文垂·帕特莫尔的长诗《房中天使》风靡一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在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即使是百年之后的当今社会,也并未完全停止对于“天使”概念的追求,“房中天使”已经从家庭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电影《送我上青云》是由滕丛丛自编自导的一部电影,是如今中国电影市场中少见的女性题材电影,讲述女主角盛男在诊断出卵巢癌后,不得不为了医药费搁置自己的职业理想,转而为有权势之人写自传,从城市中走出,并在这一次不情愿的外出采访中渐渐释然,得到心灵上的解脱的故事。

二、女性电影角色塑造分析

(一)传统与新型的融合

《送我上青云》中,主人公盛男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崇高理想抱负的新闻工作者,亦是一位“疯子都打不过”的彪悍女性,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老板李平嗤之以鼻,及时果断地制止一场偷窃——尽管后来被窃贼报复。

影片开头,拥挤的地铁中,盛男在上行的扶梯上“偷听”一对恋人对于“剩女”的定义与评价——27 岁为标准界定剩女,而男人老了之后反而会升值。传统思想中,女性的天职便是结婚生子,照顾家庭,与男性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甚至是在对立面。因而像盛男这样没有结婚但可以独立的女性,便自动被归为“标准界定”之外的异类,因为社会标准的惯性要求,愿意回归家庭,依附男性的女人,才是“充分的”女人。

女性主义作家伍尔芙认为,“半雌半雄”的大脑才是最有创造力的大脑,而两性融合才是人类的终极和谐状态,电影中,盛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气质的代表,她不仅衣着中性,还抽烟、打架、在异性面前毫无顾忌地蹲在地上吃饭,生活作风大胆泼辣,家道中落让本就男孩子气的她更加的独立刚强,远远背离传统印象中温柔、顺从、乖巧的女性概念。

电梯中,盛男不屑地看着女孩对着掉下的睫毛许愿,代表着她与一般女孩不同的强大的理性思维,她不通过虚无缥缈的许愿来决定自己的人生,也没有任何浪漫的仪式感。

与刚强不拘小节的盛男相比,母亲梁美枝是一个十分孩子气并且习惯依赖的女人,影片前十五分钟,盛男两次挂断梁美枝打来的电话,之后的相处中也可以看出母女二人缺乏基本的沟通和对彼此的认识,这更多是因为,习惯了独立自主的盛男无法理解梁美枝依附他人矫揉造作的处事态度。

梁美枝的出场光鲜亮丽,开着粉色的汽车,尽管任性而自我的开过了头,错过了自己的女儿,碰面之后仍得意扬扬于自己刚做的丰唇手术。这便是梁美枝较偏向传统女性的一面,即对美的追求,对外表的注重。

随之而来的是,例假的结束让梁美枝陷入慌乱,作为女性独特的生理特征之一,绝经则宣判着她早就不再年轻的事实,无论她如何保养,终究无法逃离外界对于一个女人年华老去的怜悯与嘲弄——尽管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可以看出,梁美枝不仅是一个纯粹的“为悦己者容”的传统女性,年过半百依旧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她,依然能够邂逅爱情,并且保持纯粹的快乐和悲伤,面对哭诉没有棺材不能轮回的老太太,梁美枝云淡风轻地说出:“要这么好的棺材做什么,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她与盛男一样没有陷入所谓许愿、轮回的怪圈,某种程度上,和思想被封建迷信所荼毒的女性相比,梁美枝足够清醒。

(二)男性与女性的对比

电影中的男性角色为主角独立自信作配的意图十分明显,盛男的发小四毛世故圆滑,见钱眼开,现实中,四毛没有盛男的傲气与学历,只能对上级低声下气,卑躬屈膝,因此他只能够凭借自己男性的体能优势,以卑劣的手段获得高人一等,摆布他人的权利。

讽刺的是,特写镜头中,四毛挂在衣架上的衣服分门别类地标记着“居家和善”“端庄显贵”“青春活力”等字眼。与这个社会上经常被贴上标签物化的女性相比,四毛才是那个心甘情愿为自己贴上各种标签的男性,他才是一件任人摆布的商品。

片中刘光明一角乍看之下脱俗诗意,事实上他耽于幻想,多愁善感,与盛男相比尤其显得矫情懦弱,背离传统社会对于男性的定义;刘光明与盛男终究会背道而驰,盛男曾渴望着走得更远去捕捉战地中的硝烟,尽管事与愿违,她依旧履行着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在另一片战场用相机为事件寻找真相与公平;而刘光明的相机中只有云朵这种虚无缥缈的物象,这也是他顺从地被人操控的一生中唯一能够为他所把握的事物,与盛男相比,他只是一位空想主义者。

直到刘光明跳下屈辱的囚牢,也依然没有像典型的抗争者们那样轰轰烈烈牺牲,而是狼狈地坐在轮椅上,接受着包括岳父和儿子在内的同性的蔑视与嘲讽,此时的画面前景是在灵堂打着麻将事不关己的局外人,中景是刘光明坐在轮椅上被儿子拿着玩具手枪恶作剧,后景则是李平虚情假意的嘴脸。走得远才能看清世界,而刘光明连第一步都不曾迈出,便摔断了腿。

片中李父集清醒与世故,脱俗与庸俗与一身,他强调“人生在世不过食色二字”,乍看之下像一个坑蒙拐骗的老神棍,实际上他能够直面自己内心的欲望,适时地出世与入世,因而他也是唯一能与盛男交流,并开导她大笑三声的“医者”。

李父与盛男同样清醒,但年长的他比盛男多一份通透和平和,不再愤世嫉俗。他看透了儿子李平本质愚蠢浅薄,便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中风之后日常生活受困,便进入深山辟谷,而当他对梁美枝动心,便果断地下山,喝酒,吃肉,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毫不遮掩对于异性美好的向往与喜爱,安详地欣赏跳着广场舞的梁美枝。

三、两性关系中独特话语分析

(一)女性集体无意识现状反思

在某种程度上,盛男尽管外表中性,言行潇洒开放,内心依旧处于“房中天使”的状态,检查出卵巢癌的那一刻,第一反应便是向医生坦诚“已经很久没有性生活了”。她仍然是社会对性的污名化与偏见中的一分子,不能正视自身合理的欲望与需求,与外界投来的眼光有着下意识的讨好惯性。

无论中外,以家庭为单位,大多数女性的角色被定义为贤淑的妻子,顺从的家庭主妇,慈祥的母亲等,她们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多为满足家庭中男性的各种需求、照顾孩子的成长以及完成家务劳动。

在日本文化中,“房中天使”的影响与之相比过犹不及。日本导演中岛哲也以山田宗树原著小说改编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便在镜头与文本间陈述了这一事实。尽管今日本女性不再处于纯粹的男权社会的控制之下,但社会资源的分配仍旧在男女两性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女性的社会定位与自我定位大多仍处于相夫教子,温良恭俭上。病态与扭曲的观念,影响着日本社会一代又一代人,为此,男性开始认为自己的主导权理所当然,女性也将取悦满足他人作为信仰。

当男女两性共同存在于一个场景、特定空间,这样的环境下,女性应当如同天使一般对男性进行支持、依附、维护与歌颂——正如松子对暴戾且疯癫的同居爱人八女川没有下限的宽容和忍让。松子潜意识里是一个不断向男性寻求认同与支持的,被男权社会惯性所压倒的女子。因而她热烈的追求爱情与亲情,甚至不惜放弃了自我的尊严——取悦他人成为松子的人生目标,不知不觉间,她变成了“房中天使”的忠实拥趸。

山田宗树用其克制冷静的笔触,以松子这一“反面教材”,引导人们对自身价值地位做出的正确判断与反思,无形却沉重地附加在女性身上的道德牌坊,以及“房中天使”存在的合理性,联系盛男对于性下意识讳莫如深的态度,对社会传统落后观念态度的恐惧,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向来如此,便对吗?”

(二)病痛与死亡书写

女性所遭受的病痛,不仅在于生理上的症状,同时还有外界的环境带来的心理的疲惫、抑郁。片中,盛男一方面身患卵巢癌,面临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的威胁,另一方面,周遭职业环境的乌烟瘴气,外界眼光与期待施加的压力和桎梏,她对于性报复式的追求,和对周遭人物消极的反抗与不信任,使自身画地为笼,处在一种身心交病的状态中。在史蒂芬·戴德利执导的女性电影《时时刻刻》中,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同样如此。

伴随着病痛而来的,便是对死亡的探讨。《时时刻刻》中,伍尔芙最终走入波光粼粼的水面,如同现实中的作家一样,在水中结束自己的一生,对生活失去信念与热情的劳拉在第十九号房间中幻想自杀的时刻,导演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令大量莫名来源的水涌入房间,淹没劳拉;《送我上青云》中的代表着死亡意象的棺材,也时时伴随着水面漂流,最终成为人一生的归属。

可以看到,与上文中《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一样,几部影片都存在着认可自杀的思想,死亡对于身心皆病的人而言是一种解脱,水象征着孕育生命的母体,人从母亲的体内诞生,最终将生命归还与水,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

三部影片相似之处在于,女性都有着充足的放弃生命的理由,比如癌症,面临杀人控告,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生活,所有人都能做好却做不好的蛋糕……但她们在影片最终所呈现的篇幅中都没有死亡,代替她们走向死亡的则是片中的男性角色,如走向棺材的李父,铁轨上的八女川,自己飞下窗台的理查德。他们是那个时代中与几位女主角同样敏感而清醒的少数人,或多或少受到疾病的折磨,因而他们作为女性幻想的对象,接力她们的任务完成死亡。

(三)性意识书写

《送我上青云》直面女性性愉悦权利,将禁欲、隐忍抛之脑后的同时,打碎了传统思想对于女性寻求欲望宣泄的枷锁,女性同样拥有追求性快感的主动权。传统将女性定义为“房中天使”一方面要求女性足够温顺,另一方面要求女性足够圣洁,甚至不能拥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否则便不再贞洁。性意识的解放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然而时至今日,其覆盖面也多为男性受众,但在电影中可以看到,性的主导者从男性变成了女性,抛开四毛与盛男在影片末尾不愉悦性行为不谈,前期的盛男,无论在与四毛还是刘光明的关系中都是主导者,无论是外表的风格言行还是内在的学识见解,双方之间都是女强男弱的关系——尤其是非典型女性盛男和非典型男性刘光明,这在电影的角色塑造中十分少见。

《送我上青云》中对于性意识的开拓十分大胆独特,但导演想要强调女性获得性快感自主权的态度过于激烈,以至于疏忽了感情萌发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因此主人公盛男在其中近似报复性的性行为缺乏合理性,似乎是为了喊出性解放的口号而故意为之。

四、结语

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电影相比其他类型主题的电影,在上映与票房方面似乎都不被人看好,《送我上青云》的最终票房成绩也不算“美丽”。诚然,电影中仍旧留存着一些瑕疵,导演想要讲述故事的角度太多,以至于多重社会议题杂糅在一起,原生家庭创伤、面包还是爱情、男女两性、生存还是死亡......种种议题放在两个小时的电影中探讨,有些“水满则溢”的反面效果,但如此高喊出女性独立与欲望的电影,值得当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去观看与思考,房中天使一词,是时候从芸芸众生的词典中剔除。女性电影创作,需要更多清醒的发声与理性的探讨,打破对立,营造更加理智良好多元的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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