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宪

(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在古老的人文学科领域，艺术学理论学科显然是一个“后生”。从中国学术语境看，这一升门刚刚十年的“新学科”，其合法化的历史非常短暂。形象地说，十年不过“弹指一挥间”，与古老的文、史、哲等“老大哥”学科相比，艺术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不过才度过了自己的“襁褓期”而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理论研究只有十年的短暂历史。虽说作为一门合法的、有自己建制和学科名号的新兴学科，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分科系统中才走过十年，但其学术思想史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艺术学理论“十年辛苦不寻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是旗帜已举起来，队伍已组起来，体制已建起来，大戏已唱起来。回顾过去十年，展望未来愿景，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可谓机遇多多，挑战多多。

回首这短暂的十年，斐然成就有目共睹。当下学界似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艺术学理论的学科设置完全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事件”。直至今日，在国外著名大学的现有学科结构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与此匹配的学科设置。在大谈“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当下，艺术学理论似乎是知识建构和学科发展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之一。但这也带来诸多复杂的亟待解决的现实性难题。

目前国内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单位已有20多个，涵盖了从综合性大学到专业艺术院校再到师范大学等等各类高校。该学科的各项规范性文件经过学术共同体的广泛研讨已日臻完善，人才培养初具规模，办学特色各有千秋。令人可喜的是一些有新意的研究成果陆续面世，尤其是一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引人注目，不少青年才俊崭露头角，逐渐成为这门学科未来的中坚力量甚至领军人物。艺术学理论的专业性学术期刊或集刊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且越办越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理论》填补了历史空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科研立项也形势喜人，学术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也很频繁。总之，在艺术学理论新学科的大旗下，已经云集了一批有志于建设发展这一学科的同道，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艺术学理论学术共同体。

毫无疑问，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并没有可以直接参照的经验和模式，因为国外并没有这样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环境中，如何健康合理地发展这一学科，如何产出彰显这一学科特色的研究成果，如何界定这一学科与相关学科的界限与关系，仍需艺术学理论学术共同体的艰苦探索。艺术学理论与其他相关学科(如文史哲等)的相互关系如何处理？如何在人文学科的构架下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这些都是未有答案的问题。

从过往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警醒的教训。站在今天的基点上再出发，艺术学理论的确需要反思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作为这十年学科建设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我以为以下几个问题需引起艺术学理论学术共同体的高度关注和进一步思考，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方案，将会决定这门学科的发展。换言之，我对艺术学理论的未来展望，并不是抽象地设想，也不是主观愿景描绘，而是从十年辛苦的问题来展望未来愿景。

一、与相关学科的分——合关系

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我认为应该强调某种居间性。

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居间性，从艺术研究内部来看，既有一个与上位学科——美学的复杂关系，又有一个与下位学科——各门艺术理论的交错关系，还有一个与其侧位的文艺学(文学理论)的相容关系。这种居间性决定了艺术学理论的位置，也揭示了它与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的交互渗透的知识学上的开放结构。

更进一步，历史地看，在处理艺术学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时，不同时期应有不同的对策。在艺术学理论学科草创初期，比较合理的策略是宜分不宜合。道理很简单，学科草创时其合法性屡屡遭受质疑，有必要强调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独立性，如果与其他学科纠缠过多，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将遭受质疑。因为不能证明艺术学理论自己的学科对象、方法和理论，其结果必然是或等同于各门艺术的理论，或流于美学的附庸，最终很难自立门户。所以，强调艺术学理论与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之间的区别就显得非常重要。艺术理论在其草创期需要做区隔还有学术政治理由，它云集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大家在同一片天空下劳作，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学科边界，不是被其他强势传统学科所“收编”，就是贸然闯入其他学科的领地范围而争夺别人的“饭碗”。尤其是大多数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要么来自文学研究的文艺学，要么来自哲学学科的美学，或是具体门类艺术。上位的美学、下位的各门类艺术理论与侧位的文艺学，都是一些存在已久的“老大哥”学科。做出一些与其他学科的区隔不但是策略性的选择，也是这个学科在初创时期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辑。

然而，随着十年辛苦，这门学科已经确立起来，学术共同体及其学术范式也已形成，过了初创期的艺术学理论，应该改变“区隔”策略，而逐渐转向“融通”策略。即是说，艺术学理论的发展是离不开其上位、侧位和下位的各门相关学科的。强调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学科融合，并不是没有差异的同一性融通，而是从艺术学理论自身的学科特性和问题意识出发，来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在当代人文学科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模式已成主流的情况下，艺术学理论要获得更多的理论资源，免不了要和它周边的各门相关知识加以融通，进而发展出了开放性的艺术学理论知识系统。

所以，对艺术学理论的居间性定位应有清楚的认知，这不但是学科特性和结构性定位的要求，也是处理艺术学理论与其他学科交互关系的根据。由于国际上没有对应的学科概念，所以在翻译这个学科概念的名称时会遇到麻烦。艺术学理论究竟应该翻译成art theory还是theory of arts,我倾向于将艺术学理论翻译成the general theory of arts。General表明是研究艺术中普遍的、共同的规律、原则和标准问题，arts复数形式说明这一理论是关于各门艺术的,而不是专注某一门艺术的特殊问题。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艺术学理论与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有一个交错地带。尤其是上世纪末以来，学界关于美学和艺术哲学两个概念的使用似有所分别，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简单替换关系或等同关系。晚近的艺术哲学更加偏向于艺术一般原理和问题的研究，所以说艺术哲学与艺术学理论就有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交错地带。另一方面，文艺学和各门具体的艺术理论中，有一些问题的讨论是与一般艺术问题密切相关的，比如风格、形式、主题、语境、创作、接受等等。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居间性使得艺术学理论与上位的美学或艺术哲学有一部分相重合，又与下位的各门艺术理论中有关艺术一般原则的部分相交叉，还有与侧位的文艺学有共同的问题等。这种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如下：

图1 艺术学理论的居间性

显而易见，居间性决定了艺术学理论与相关学科处在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中。我们应以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去对待居间性，既把居间性当做艺术学理论的一个特色，又充分利用这一特色去吸纳来自其他相关学科的有效资源，从而形成艺术学理论与其上、侧、下位各门学科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而推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知识建构与学科自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艺术学理论与其他非艺术研究的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更为宽泛的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今天，艺术研究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艺术本身的范围，成为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媒体研究、文化研究等诸多学科关心的课题。所以，跨学科对于艺术学理论的未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路径。

二、基础理论建构的新路径

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知识系统，被表述为两大部分，即基础理论类学科方向：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交叉与应用理论类学科方向：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传播、艺术遗产和艺术与文化创意等。学科知识系统的这一二分结构很重要，它划定了这一学科知识建构的不同层次，确立了其知识系统的不同方向间的相互关系和重要性程度。显然，基础理论类学科方向是艺术学理论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学科申请和评估的重要指标。当我们界定这一学科是关于各门艺术活动一般原则的研究时，主要就是指基础理论研究。所以，基础理论研究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重中之重。这门学科要站得住、行稳致远，就依赖于基础理论研究。

然而，这十年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虽取得了不少瞩目的成果，但总体上还是不尽如人意。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明显不足：基础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学科资源积累相对薄弱；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小。未来这门学科要在众多学科的百舸争流中赢得令人尊重的一席之地，一个关节点乃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深化和突破。

人文学术研究向来是研究者个体的活儿，学者往往是独善其身，面壁思量。但是，国外人文学科发展的一些经验表明，有所设计和规划可以取得更大的突破性进展，因此，应该充分利用目前现有体制和资源，对未来如何推进艺术学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因此，我有几点建议提出来供各路方家讨论。

第一，做好学科发展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顶层设计。合适的时候有必要举办高层次专题研讨会，组织高水平专家专门研究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重大问题，厘清这些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中国理论”与“中国方案”等。这样的研讨实际上是对未来中长期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总体规划，宏观上设想一个艺术学理论未来的“行动路线图”。这里可以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里斯本会议上通过的《艺术教育路线图——2006年世界艺术教育大会：构建21世纪的创造力》为例，这个路线图给出了全球艺术教育的创新观念和实施路径，对未来艺术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优先发展方向和相互关系模式。诚然，艺术学理论学科共同体有时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有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就不知道艺术学理论未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上的研究趋势和重大问题何在。

第二，依据基础理论研究的顶层设计，将重大问题分阶段、连续性地融入国家社科基金各相关学科(艺术学、哲学美学、文艺学等等)的重大课题的选题列表中，有计划地分年度地系统性安排这些项目，并以“计划内”或委托研究的方式，邀约国内顶尖专家组织团队前来攻关克难，最终实现在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方面的突破。目前的重大课题设计普遍带有一些盲目性和随机性，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每年征选课题申报指南题目的做法有利有弊，尤其是学者们往往依据自己的知识优势和问题偏爱来提议，课题之间缺乏协调性，课题研究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不够，因而很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复和资源浪费。如果把重大课题立项与艺术学理论学科中基础理论顶层设计的重大问题规划结合起来，可集中精力和财力共同聚焦于该学科知识生产的重点方向上。如果这一方案落实到位并持续推进，那么可以预见，经过若干年努力，会形成一批艺术学理论学科领域中的重大理论成果，并实现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

第三，强调基础理论类学科三个方向的互渗。根据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拟定的学科指南等一系列文件，目前在这一方向设计了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三足鼎立结构。但我以为，从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和当下情况看，有必要强调知识系统的内在结构化，特别是论、史、评应从“三者分立”向“三者融合”转变，而不是各自为阵、分而治之。虽然在学科方向和课程设置上，论、史、评三者有所分工，但是对于学术共同体成员来说则不然，一个合格学者的基本素养应是在这三方面的融通和互动。在国内现有的艺术学理论知识场域中，搞理论的不懂艺术史，或搞艺术史的不通理论，而且很多学者压根儿就不涉猎艺术批评，这些都是常见的现象。然而我们看到，在艺术理论领域有所建树的很多理论家，都是在论、史、评三个方面均有所建树的，比如丹托，他从来都说自己是一个艺术批评家，其次才是哲学家，最后才是美学家。他曾写过一篇文章《从哲学到艺术批评》(2002)[1]14-17，讲述了他自从1984年以来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国家》杂志写艺术评论的学术研究传统。其实，他的许多关于艺术的深刻而具有创新性的想法，都和他敏锐的艺术批评意识有关，与他常常走访博物馆看各种展览的经验有关。再比如，澳大利亚著名批评家修斯，以艺术批评为基础，涉及理论和艺术史。他的批评文集《绝对批评》享誉艺术界和学术界，而他的另一本艺术史著述《新的震撼》亦是艺术史和BBC电视专题片中的佳作。还可以举贡布里希为例，他主要是一位艺术史家，但他的理论贡献也是巨大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分科的现状，艺术学理论学科领域中基础理论研究的论、史、评如果走向“三国”，其实是隐含着一些危险的。而三足鼎立的融会贯通对未来这一学科、学者、学术都至关重要。一个好的艺术理论家应该是三个层面均有所涉及，当然有所偏重也是合理的。

今天，中国崛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乐于谈论各个领域的中国理论和中国经验。在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如何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如何贡献中国理论和中国经验，显然是未来这门学科发展壮大历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

三、艺术的跨媒介研究

其实，艺术学理论一直都存在着“帝国梦”和“飞地现实”之间的张力。所谓“帝国梦”，就是艺术学理论总是希望自己成为一门统领各门类艺术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学科，但实际上，各门艺术都有自己的领地和玩法，所以并不欢迎也不认可艺术学理论的入侵，甚至认为连串门也不需要。这一现实境况导致艺术学理论有可能成为一个“自己玩自己”的学科，成为一块自说自话的“飞地”。用利奥塔解释后现代知识生产特征的术语来说，就是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和局部决定论，导致了学科间的可通约性的消失，总体性变得四分五裂，而不可通约性成为主流，所以“科学玩的是自己的游戏。”[2]84

“帝国梦”也许是艺术学理论潜在的政治无意识，但面对“飞地现实”，艺术学理论还必须考虑如何统摄各门艺术，去发现存在于各门艺术之中的普遍性艺术原则。于是，艺术学理论的知识本体论的追索，便无可避免地转向了知识建构的技术路径的探求。没有有效的抓手，艺术学理论要实现其“帝国梦”是绝无可能的。

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家瓦格纳曾经提出一个至今仍在热议的概念：“整合艺术品”(Gesamtkunstwerk)，把它看做是未来艺术的理想形态。这个概念意指将不同艺术形式融合起来创造出一个整合一致的艺术品，在他看来，相互分离的各门艺术是不可能形成这样的一个整合艺术品的，而他努力实践的音乐剧，就是想把音乐、文学、绘画、戏剧等多种因素整合成为一个整合艺术品。到了20世纪，包豪斯设计学派出现，其领军人物格罗皮乌斯更是野心勃勃，要消除三大分离状况，一是艺术与工艺的分离，二是艺术与工业技术的分离，三是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分离。因此，他明确提出，各门艺术和工艺的从业者应云集建筑，因为只有建筑可以消除这些区分，把各门艺术乃至工艺真正地融为一体。

如果真的有“整合艺术品”，那么艺术学理论的“帝国梦”早就实现了，也不存在各门艺术相互抵牾分离的学科或“术”的分科问题。不过，瓦格纳的思想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技术上解决艺术学理论对各门艺术的整合或覆盖。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个难题是，艺术学理论基础理论研究方向的三个分支：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它们各自究竟确指什么？是总体的还是地方的？艺术理论还好，是关于各门艺术的总体性的理论，一俟进入艺术史和艺术批评，问题就来了。艺术学理论中的艺术史与各门艺术史是啥关系，艺术史是包含了美术史、音乐史、戏剧史等各门艺术的总体艺术史吗？有没有这样的艺术史？它在学理上和学术史上可以找到坚实的根据吗？再比如艺术批评，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难题，是哪一门艺术的批评？有涵盖各门艺术的艺术批评吗？面对这些难题，有必要寻找切实可行的技术策略来加以解决，否则艺术学理论就永远被质疑。

在我看来，就目前艺术学理论的现实境况而言，一个比较可行的技术上的方法就是艺术的跨媒介研究。

虽然艺术学理论升门只有十年短暂的历史，但是思考各门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有久远的传统。从最早的“姊妹艺术”，比如贺拉斯所谓“诗如画”的理论，到各门艺术发展不均衡/主导论，再到美学中的艺术门类综合研究，到比较艺术研究，一直到晚近流行的跨媒介研究，至少存在着五种不同跨媒介研究模式。让我们来简单讨论一下最后两种比较当代的模式。比较艺术是在比较文学门下发展起来的，是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的发明。英美一些大学里就设有比较艺术院系或专业，比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就有比较艺术学院的设置。在比较文学的框架内，比较艺术聚焦于各门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常常囿于文学的中心地位，所以不少比较艺术的研究是通过各门其他艺术来说明文学，因此具有某种“文学中心论”之嫌，各门其他艺术只能作为陪衬和参照来说明文学的独特性。这是比较文学知识构架中比较艺术的局限性所在。

跨媒介研究(intermedial studies)是基于“跨媒介性”(intermediality)观念发展而来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一个新的学术潮流。跨媒介性观念的兴起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密切相关，亦与晚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有关。跨媒介研究的模态理论，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整合不同艺术并考察相互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比如，可以引入跨媒介模态论来研究艺术史，着重考察不同艺术在特定时段中的相互关系，甚至一些伟大的艺术经典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媒介互动关系。这一趋势在现代主义艺术和当代艺术实践中尤为明显，一些研究已经彰显出这一方法的突破性价值。如对现代主义艺术运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艺术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方面来重写艺术史，出现了不少值得关注的艺术史新成果。甚至是对经典艺术家的个案研究，也摆脱了传统的就人说人的方法，而是置于一个更为复杂的不同媒介互动关系的网络中加以考察。比如对夏加尔和克利的研究，就置于造型艺术与音乐、诗歌、戏剧、电影等多种艺术的相互影响之中，揭示其他艺术对这两位现代主义大师的多重影响，以及他们在视觉艺术创作中对不同艺术的借鉴和模仿。至于艺术理论本身，跨媒介研究更是打开了通往各门艺术的多重路径，从媒介关系来研究，还可以与偏重于思辨的哲学美学相区别，并避免过于抽象化的空头理论，突出艺术的媒介性及其相互关系。诚然，跨媒介研究并不是在具体研究个案中涉及所有艺术媒介，通常的做法是对两种或更多的艺术之比较和参照研究，这对艺术学理论的专业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精通一门艺术来研究艺术学理论是不够的，至少要对两门或更多的艺术相当熟悉。如果引入跨媒介或比较艺术的技术和方法，还有可能在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甚至学生就业等方面开拓出全新的局面。

从跨媒介研究出发，还必须考虑如何处理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在过往的历史中，艺术学依附于文学，升门的一个重要姿态就是脱离文学自立门户。所以，艺术学理论发展的过往十年，刻意与文学分道扬镳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策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辐射性，摆正艺术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文艺学)的关系。从20世纪学术史角度看，文学研究始终是一个领跑者和开风气之先者，许多重要的理论观念和方法都率先在文学理论中产生，并辐射到其他艺术研究中来。这种情况至今仍是如此。如今转入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相当一部分就来自文学研究。这一现状提醒我们，未来艺术学理论要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应该从草创期的分家状态，走向渐趋成熟期的融合状态。各门艺术的研究如果没有文学将是存在严重缺憾的，不断吸纳文学理论资源以丰富艺术学理论，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四、学术史研究与文献资源建设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不同，甚至和社会科学亦有差异，那就是人文学科的历史性或历史意识。库恩指出：“科学与艺术对比，再没有比这个领域更强烈的了。……在科学里，由于有了新的突破，昔日在科学图书馆里占据重要位置的一些书刊突然过时了，被扔到仓库的废纸堆里。……与艺术不同，科学毁灭自己的过去。”[3]340不同于科学，艺术及其人文学科始终具有深厚的传统和历史文脉，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依循这一学科特性。于是，该学科的学术史研究和文献学资源建设，便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学科的未来。

平心而论，艺术学理论过往的十年，从业者们似乎都在不停地跑马圈地，都在埋头拉车奔向各自的目标，对学术史研究和文献资源的建设关注相当不够。未来这一学科要获得更好的发展目标，营造出更好的学术生态，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必须有大的改观。

如前所述，艺术学理论升门虽只有短暂的十年，但艺术理论研究古已有之，其传统源远流长。比如前面跨媒介研究提到的“姊妹艺术”研究，或是中国传统的诗画研究，就蕴含了丰富的学术史理论资源。要将艺术学理论学科合理合法地确立起来，没有学术史研究的支撑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作为艺术学理论上位的美学史，已有很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美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史支撑。同理，处在下位的各门艺术，从美术理论到音乐理论，到戏剧理论，再到电影理论、舞蹈理论和设计理论，都有完备的学术史研究。而处于侧位的文学理论，学术史方面的积累则相当丰富。相较这些相关学科的学术史研究，艺术理论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则要薄弱得多。尽管也出版了一些艺术理论学术史的系列著作，如叶朗主编的《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七卷本。这里，我只是提出研究的重要性，至于怎么研究容专文讨论。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任务是文献资源建设。不消说，美学也好，美术、设计也好，音乐、舞蹈也好，经过好多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业已建构了很多专业文献资源。如果要问眼下我们有无艺术学理论的系统文献资源，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在我看来，文献资源建设至少包含了不同领域或专题的文献资源，最直观的分类就是三个主要领域：基本理论、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西方艺术理论。而文献资源建设具体说来又包括几个不同层面：

首先是目录学的整理，就是对古往今来重要的艺术理论文献的目录学研究。这里不妨举例西方艺术史研究的目录学范例，由美国图书馆学会组织编写的《艺术史文献导引》(第一卷1980，第二卷2005)[4]，就是对西文关于艺术史诸多主题分类的目录学总汇，对了解西方艺术史相关文献很有帮助。既然艺术学理论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科，那么中国人理应率先在世界上编撰出艺术学理论的文献目录总汇，这是艺术学理论未来发展的重要资源建设，但难度很大。

其次是经典文献汇编，亦即将古今中外的艺术学理论，分时段或分国别地加以系统整理，有些需要系统翻译注释，编撰成册并出版。其他相关学科已经有很好的范本，比如叶朗总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20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朱立元主编的《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4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几年，鉴于艺术学理论资源建设的需要，我主编了《艺术理论基本文献》4卷本，这不过是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所做的一个初步尝试，这个工作需要有更多人投入更多精力继续下去。

第三，专题读本编撰，亦即根据艺术理论的特定主题，收录重要的或经典的文献编撰成册，为学者和研究生提供专题研究的文献资源。这里可以举个例子看看西方学界做的工作，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历经十多年，出版了一套近50本专题读本，该系列被学界称为“白教堂美术馆当代艺术文献”，专题涵盖了当代艺术的各个层面，遴选了该专题的经典作家及其文献。我以为，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学者，应该重视并开始这样的工作。我们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研究团队，在这方面正在积极而稳妥地推进相关工作，近期会有一系列艺术学理论方面的专题读本的面世。

最后，相关工具书的编写，这一方面也很是薄弱。英语学界如今已有很多非常好用且信息丰富的工具书，这些工具书对于不同层次的学者进入艺术研究领域，了解研究的历史和最新进展都很有帮助。如《艺术理论指南》《艺术理论关键词》《艺术理论百科全书》《艺术理论手册》等等。我们期待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能够后来居上，编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工具书。

总之，未来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知识生产，不但在重大理论问题上要有所突破，而且在文献资源建设上也必须先行一步。如果文献资源建设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便拥有了坚实的学术资源基础和保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