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士密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逆全球化”倾向。尤其是近年来在民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现象不断上演，其中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赢得超过半数民众支持和标榜“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这次“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此后美国、英国等国以“国家安全”为名，进一步加强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措施以落实“本国高于一切”“本国利益优先”的策略。同时，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抬头，不断制造事端，从而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在英美“逆全球化”的带动或鼓动下，英美之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个别发展中国家也加入此列，在外交上对一些国家采取强硬与冒险政策，中止经贸往来与技术交流。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使“逆全球化”呈现出与国际地缘政治和国家治理错综交织的态势。此次“逆全球化”主要由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然后个别发展中国家跟随，因此认识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成为理解此次“逆全球化”浪潮的关键。如何克服“逆全球化”，加强国际治理合作，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和平稳定，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1 “逆全球化”的生成逻辑

“逆全球化”与全球化是矛盾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作为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全球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交往和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各个民族、国家再也无法脱离彼此而孤立存在。全球化“源于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性后果”[1]1，在促进全球经济繁荣、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同时，“本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即不可避免地会在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和国内不同群体之间造成‘输赢对立’”[2]。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积累是“逆全球化”重要的诱发因素。

1.1 “逆全球化”的缘起

“逆全球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英美霸权更迭前夕。英国为应对“大萧条”，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而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国政府推行“逆全球化”策略也具备相似的时代背景。近年来，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逐年削弱。“逆全球化”逐步成为美国政府维护霸权的战略选择，特朗普上台后达到高潮。从历史来看，“逆全球化”主要缘于经济危机时期全球化的主导国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国际地位对全球化的战略性反思，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由该国波及其他国家。

一是全球化造成两种形态的“输赢对立”。作为资源与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全球化对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影响各异，在世界不同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会造成两种不同形态的“赢家”与“输家”之间的结构性分歧。其一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立。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质财富、政治权力和安全盈余等方面的优越感根深蒂固。1991—2020年世界各国GDP中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6个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位列前10名。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依然占据明显优势，对全球化未来发展影响举足轻重。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但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获利更多。但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相比，其国家实力显得相对有所下降，于是在心态上认为侵蚀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优越感，从而助长全球化“赢家”与“输家”的分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一直占优的情况下，以沦为全球化“输家”为由推行“逆全球化”的真正目的是遏制一些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地快速崛起。其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精英阶层和中下层民众之间的对立。1988年至2008年间，西方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是占总人口中1%的最富有的人群，而中下层人群收入增幅几乎停滞不前，但北欧国家和日本并没有出现类似美国“99%对1%”的抗争，也就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本质上是内部治理问题而不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3]。

二是全球化带来的差异日益悬殊。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带来交通和通信成本不断下降，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规模空前，导致全球化进程加快，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其带来的经济动荡与贫富悬殊差异也遭到非议和攻击。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放大了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体现为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之间不平等程度依然严重(虽呈持续下降趋势)，且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剧。”[4]以美国为例，收入不均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增加。因此，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技能和资本密集型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罪魁祸首之一”[5]263。科技革命必然带来技术性失业的风险“拐点”。但是，国家与政府可以通过有效的补偿机制、援助机制和救济机制去改善全球化“受损群体”的福利与保障。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对收入差距治理的缺位、失位、越位、错位，才是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但由于它们对这个问题不敢直面而且拿不出有效的措施，反而将问题归罪于全球化。

三是全球化领头阵营的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下降。全球化不仅导致了西方部分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还使得全球治理进一步复杂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实力在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相对下降，新兴国家群体性快速崛起，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主导国际事务。西方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控制力大幅衰减。基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反思和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国际地位的考量，原有全球治理主要供给国也就是西方主要国家的供给能力和意愿下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急剧膨胀。西方主要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制度的有效性、合法性受到挑战。在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应激式反应，西方部分国家开始走向“逆全球化”，从而推卸原有的全球治理责任，导致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全球治理更加“无序和碎片化”。反过来，面对全球治理的无序与复杂化，西方国家提不出来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又导致他们全球治理的意愿下降。

1.2 “逆全球化”的表征

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全球化也有局限性——不能公平对待世界每个国家和世界多数人民。1999年“西雅图风暴”以来，反全球化运动的声音始终不曾停歇，在重要国际会议会场外总少不了反全球化运动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游行队伍中象征劳工权利的红旗、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绿旗、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交相辉映。但反全球化运动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更多的是反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近年来，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表现出与反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特点。

其一，保护主义重创自由贸易体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泛起，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规模和增速显著放缓。世贸组织数据显示，1990—2008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长7%，而2009—2015年平均增长仅为3%[6]。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保护主义之风愈演愈烈——大范围挑起贸易争端和贸易摩擦，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美国从世贸组织的缔造者蜕变为破坏者，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无理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表现出贸易霸凌主义。美国特朗普政府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逆风”的中心，使得一些国家竞相仿效。贸易保护主义不但重创全球自由贸易制度和规则，而且将引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更大萧条”。“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7]

其二，民粹主义推崇本国利益优先。“逆全球化思潮不是英美等西方大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性否定或摒弃，更不是所谓特朗普‘疯子式’的盲动主义，而是‘美国为王’的帝国体制基于现实主义原则对‘西方主导型全球化’的战略性回归和系统性重建，是一个包含‘共识’‘软实力’‘硬实力’‘自然空间’的系统性技术框架。”[8]“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相伴生的是民粹主义的复兴。2016年标榜“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打开了民粹主义的“潘多拉魔盒”。近年来，以“本国优先”为政治诉求的民粹主义在欧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逆”流而上，出现了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的趋势，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煽动性言论在互联网上泛滥成灾，在现实中得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呼应。法国巴黎爆发“黄马甲”运动，英国结束47年成员国身份正式脱离欧盟“单飞”。欧洲议会中的反欧疑欧势力显著增长。民粹主义夹持下的“逆全球化”在多国被付诸行动。

其三，单边主义进行讹诈、封锁、极限施压。当贸易保护主义无法实现利益诉求时，作为寻求和维护霸权的重要手段，个别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武力恫吓、军事干预进行讹诈、封锁、极限施压等策略逼人就范。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伊朗等实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同时，美国为谋求绝对军事优势地位正式退出《中导条约》，从本质上来说是霸权主义的升级，是极端的单边主义。美国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巴黎协定等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甚至扬言退出世贸组织。因而有利于全球化、有利于国家相互合作的多边主义遭到了“逆全球化”的打压和破坏。

其四，孤立主义逃避全球治理责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相对实力下降、国内挑战增多、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实践失败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欧美新一轮孤立主义浪潮——就总体国家战略而言，坚持“本国优先”原则；就对外战略而言，减少国际介入，逃避国际责任，体现出明显的收缩态势。在移民问题上，全面收紧移民政策。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难民危机成为欧洲国家“不能承受之重”，纷纷采取措施限制难民入境。“我们不是世界警察”成为特朗普政府孤立主义的时代宣言。在特朗普的国际战略里，霸权主义是一种手段，绝非目的，霸权收益成其评判政策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尺，为追求“美国优先”而恣意妄为，毫不顾及道义、责任、信誉和形象。美国从霸权主义到霸权收益的外交孤立主义打破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链，全球治理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因此，以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等为主要表征的“逆全球化”并不能准确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的真实诉求。“这些国家需要的，与其说是‘逆全球化’，不如说是‘重启的全球化’，即告别已经无法促进自身国家利益的旧有的全球化模式，重新开启一套不同于以往的、能够在新国际形势和科技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的全球化模式。”[9]

1.3 “逆全球化”的成因

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现象，此次“逆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持续加深，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尽管全球化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掀起的“逆全球化”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此次“逆全球化”的成因呈现复杂化。而对其成因的分析有助于理解推进全球治理的策略及其意义。

首先是全球化“受损群体”和“受益群体”的博弈。“全球化本应该是可以改善每个人的福祉的，但是很遗憾这种水涨船高的想法从来就没有经济的证据(或者理论的支持)。这里面有两个错误：一是全球化的好处被高估了，二是我们低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等的问题。”[10]全球化在世界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从出现“逆全球化”的国家内部来看，不同群体参与全球化的能力是不同的，资本占有者和精英群体成为全球化的“赢家”，而外部大批廉价劳动力涌入以及产业外迁，造成中下层社会群体的生活雪上加霜，“被剥夺感”增强，成为全球化的反对者。从国际来看，“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能力差异，全球化发展的红利也并非是在各参与者之间公平分配，国际竞争导致全球化参与者之间两极分化的趋势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11]。由于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战略设计、民族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一些所谓全球化“失败国家”不仅缺乏从自身发展中去寻找原因的勇气，反而将发展迟缓归因于全球化。利益逻辑支配下全球化“受损群体”和“受益群体”的博弈是“逆全球化”的重要推力。

其次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民族国家的博弈是全球化无法超越的历史法则。二战之前的全球化以欧洲为主体，反映欧洲殖民霸权及其对世界的支配及其价值的“正当性”，二战之后的全球化是美国与多国激烈博弈的结果，反映美国全球霸权及以美国标准改造世界的“合法性”[8]。先发国家将全球化作为掠夺后发国家的工具和手段，抢占全球化的价值链高端，强化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中心—外围”结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群体性快速崛起被美国视为对霸权的威胁。出于维护世界霸权的考量，美国凭借依然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作为要挟对手的筹码，频频挑起贸易摩擦，掀起“逆全球化”浪潮。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有中心、无疆界、有等级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的世界体系，美国构建的“美国为王”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是特朗普政府推行“逆全球化”的实现力量。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因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发生战略失误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甚至丧失经济发展主权。当被掠夺者把被掠夺的原因归结为全球化风险和负面效应并试图与全球化脱钩而保护自己的发展利益，“逆全球化”得以滋生和蔓延。“逆全球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治理表达不满的方式。

再次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维护与变革的较量。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化的支配法则和内在动力。作为“天生的国际派”，资本不仅在物理意义上使普遍交往“超越一切空间界限”，更在制度意义上建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资本不仅造就了资产者天然的宰制优势，获得了对劳动者的普遍奴役和压迫的权力，也造成了世界市场体系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与控制。”[8]在资本力量的操纵支配下，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全球化大力推销其价值理念、制度模式和秩序规则，引诱、强迫发展中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组成部分。“构建和维护不合理国际秩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诉求，而一旦现实环境发生变化，一旦有现实动因可能触及其既有利益，逆全球化策略就会浮出水面。”[12]面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的快速发展，昔日全球化的引领者担心引领地位的丧失而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压与防范，因而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恐惧与对霸权衰弱的焦虑成为“逆全球化”最主要的诱发因素[11]。其结果就是“逆全球化”成为西方大国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就范的工具。

复次是新自由主义效率与公平失衡诱发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经济的“滞涨状态”，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撒切尔和里根的推崇下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范式。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政府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的达成，并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推销，标志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开启。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反对国家与政府的经济干预。新自由主义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行遏制、干涉之实，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及国际上引发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13]。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广大民众成为资本的附庸，全球范围内“赢家”与“输家”的分化与分歧愈发严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成为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助推器，同时“效率”与“公平”失衡诱发的政治民主失灵、价值认同分化、阶层鸿沟扩大等深刻冲击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模式。因此，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财富过于集中的境遇下，“逆全球化”成为一些国家内部矛盾爆发的表现。

2 “逆全球化”的逻辑展现

从此次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生成逻辑来看，它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内部不平等状况加剧导致社会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西方发达国家追逐经济利益、实施政治掌控、转嫁社会矛盾的工具。“逆全球化”不是根本性的“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而是西方发达国家以“现代化输家”“全球化失败者”为借口维护和巩固既有不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有选择的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现象，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层次“能指”意义。

2.1 “逆全球化”的推力

排外和放弃国际责任是欧美国家“逆全球化”的共同点，但两者之间也存在差异。美国退出多个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和协定、与多国开展贸易战、限制移民，策划从中东撤军，“逆全球化”全面深入，成为“逆全球化”的急先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力式微的客观现实。欧盟部分成员国的“逆全球化”则相对温和，主要集中在质疑欧盟的一体化政策和反移民两个方面。英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反全球化趋势较为明显。法国、德国等全球化政策和立场并未发生重大逆转，但欧盟国家“逆全球化”有不断加剧之势。这里面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缘由。

美国和欧盟部分国家宣称利益相对受损而采取“逆全球化”策略。全球化为资本和产业的跨国转移提供了便利。大规模的资本和产业转移不仅造成本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产业工人的失业和工资的停滞，而且带来严重的贸易失衡。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制造业受到的全球化冲击尤为严重，与主要贸易伙伴几乎都处于赤字状态。从产业和贸易角度看，美国是全球化的相对“受损者”。以减税等措施让海外企业回归美国本土、加税等手段向主要贸易伙伴施压是针对长期产业流失和巨额贸易逆差作出的一种应激性反应[2]。欧元区形成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差距也不断扩大，马太效应明显。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的经济增长缓慢，资本产业流失严重，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债务危机严重。美国和英国、意大利、希腊等欧盟国家正是因利益相对受损而采取了“逆全球化”政策和措施。

美国和欧盟部分国家国际地位相对衰落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欧美部分国家相对衰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速度的相对衰落。近年来，欧美国家发展相对缓慢，世界经济总量占比呈下滑趋势。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美国公司121家，但发展中国家在排行榜中数量增长较快，美国失去了第一的排名[14]。尽管欧美国家在众多领域依然领先世界，但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已经出现相对衰落迹象。二是发展质量的绝对衰落。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已经使经济发展成果独占和少数人占有的模式走到了尽头。欧美国家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制度优势、道路优势、理论优势、文化优势在新科技革命面前受到冲击。美国已不再是一些人心中的圣地与榜样，其动荡衰落过程将对世界造成巨大冲击。“逆全球化”是欧美部分国家国际地位相对衰落给世界带来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之一。

美国和欧盟部分国家推卸国际治理责任。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欧美国家一方面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耗费了大量成本，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欧美国家的自身利益。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保障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欧盟内部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既存在争论也存在成员国之间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国际治理或地区治理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欧美国家由于相对实力下降，因此欧美国家履行国际责任能力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也相对下降，但欧美国家又不愿意主动、平等地与发展中国家联合治理全球事务或地区事务，因而全球范围内国际责任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欧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全球治理责任赤字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全球领导力不足，这又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力。

2.2 “逆全球化”的本质

“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15]全球化“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15]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也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作为全球化发展新阶段，“逆全球化”不过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减速路障”[16]而已。透过复杂表象认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本质才能推动国际社会共担时代责任，合作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维护国际关系中的公平与正义。

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掌握全球市场体系制定权和国际事务话语权，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主动地位。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长期主导全球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时无法适应本国国际利益趋弱、国际地位下降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速兴起之间的落差，以期通过‘逆全球化’改变甚至破坏现有的全球规则，力图恢复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和最大受益者身份”[17]。“逆全球化”表面是为了平复“反全球化”的情绪，平衡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本质上是试图扭转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增强的局面，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崛起，虽然打击了发展中国家，但也有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与发展。“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看似短期内能缓解一国内部压力，但从长期看将给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18]“逆全球化”并不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支配世界、改造全球的努力，这是因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是为了使其“再次强大”，英国脱欧是为了成为“全球英国”。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逆全球化和全球化，目标都是维护和巩固既有不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12]。

资本逐利本性溢出效应的暂时放缓。作为资本逻辑主导的自然进程，全球化经历了工业化到去工业化、被金融资本取代的历史进程。“在全球化发展的‘周期律’中，每一个周期都开始于‘实业的春天’，发展于‘产业的盛夏’，转折于‘金融的秋季’，最终陷入‘危机的冬季’。”[16]一是产业“空心化”。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不断外流，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国内需求日益依赖国外进口，贸易逆差加剧。二是“虚拟经济”膨胀。20世纪80年代，打着反对国家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旗号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放松对金融业的调控和管制，金融资本替代产业资本成为主导地位的资本形式，最终“虚拟经济”膨胀引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仍陷入新自由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欧美国家开始反思虚拟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增值体系，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等改变本国经济状态。因而“逆全球化”也就作为一种不择手段的选择。

化解国内政治纷争的权宜之计。“逆全球化”与全球化的博弈与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悬殊有关。尽管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并非单纯由全球化所造成，但是全球化的确是加剧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等和收入不平衡的重要因素[19]69-74。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将危机转嫁给草根民众，甚至中产阶层，而大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大资本家不但丝毫未损反而大获其利。这样就造成社会阶层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严重分裂”[20]。美联储《2017年美国家庭经济报告》显示，美国全球化“受益群体”的利益获得和“受损群体”的利益受损之间差异进一步扩大[21]。欧盟成员国内部的贫富分化现象较为缓和，但也呈扩大趋势。原本对全球化持中立态度的中产阶级因国际金融危机蔓延而沦为底层，与底层民众共同抵制现存全球体系，形成了普遍的反全球化的民意和诉求。为保护自身利益，中下层民众期望遵循“本国优先”原则出台相应政策。为缓解社会矛盾，赢得大选或巩固统治，政治精英把自己包装成中下层民众的代言人，极力宣传“逆全球化”政治诉求，恶意放大全球化的消极作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成功上位，与其“买美国货”“拿回工作”“守卫国界”等塑造的“逆全球化”“斗士”形象有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逆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下层民众和政治精英为化解国内政治纷争、缓解社会矛盾“合谋”的权宜之计。

西方民粹主义强势扩张的折射延展。新自由主义危机导致全球化“输家”与“赢家”的分化与分歧严重，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高涨，“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共识与社会现实的撕裂日益加剧。大众陷入“专注于解构权威主义、传统建制、传统经济秩序而疏于重构，最终满怀‘为破坏而破坏’的民粹主义情绪而不能自拔”[17]。西方民粹主义用族群身份差别代替普遍的人权原则，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全球化“利益受损群体”的愿望和诉求。但民粹主义具有非理性、情绪性、盲目性的特点，面对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宗教异端等问题造成的福利挤占、社会不安等威胁时，便会走向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误区。在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际遇中，身份政治和族群政治大行其道，主流社会与移民融合能力严重弱化，族群撕裂和党派纷争日趋严重。西方民粹主义的强势扩张导致“少数权利”上升为“多数统治”，使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从表面上看，不管是脱欧公投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是从广大底层民众利益出发、为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发声。”[13]但从根本上探究，这些带有民粹主义非理性色彩的孤立主义事件是对全球化利益“受损群体”诉求的曲意逢迎，“反映的是英美大国经济实力渐衰及其全球责任与担当意识的下降”[13]。在某种意义上说，“理性评判与反思全球化和全面审视与认知民粹主义已成为当下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和正视的重大现实问题”[22]。

2.3 “逆全球化”的趋势

从“逆全球化”的生成逻辑和本质内涵来看，“逆全球化”并不是某些政治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有着深刻的利益动因和广泛的社会基础。“逆全球化”不会因为特朗普的退出而改变。全球化强调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市场作用日益增强，但“逆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贸易、投资和移民流动的减弱，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和融合程度的不断降低，对产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设置各种显性或隐性障碍，意味着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回归，意味着“长久以来旨在实现市场自由化的运动已经中断，全球已进入新一轮的国家干预、重新管制和保护主义蔓延、滋长的时期”[23]。以资源要素流动壁垒为特征的“逆全球化”将对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产生重大影响。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并不意味全球化的终结，也难以阻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取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之间的博弈。

首先，“逆全球化”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作为共时性的同构关系，“逆全球化”与全球化一样呈现明显的周期性。从历史来看，“逆全球化”出现有两大条件：一是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超级强国开始衰落；二是主要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到达极限。最近一轮全球化在二战后才进入一个高潮期，至今已经走过75年的历程。伴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蓬勃发展，“逆全球化”出现的两大条件已经具备：2008年之后美国国力相对衰落，对国际规则和组织的控制能力也逐渐下降；英美等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达到二战前峰值，代际流动性下降，英国梦和美国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远。从近现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来看，“逆全球化”一旦开启在短期内很难被逆转，需要新的科技突破和新的强国出现来推动全球化。第一轮全球化的技术背景是工业革命和交通运输革命，第二轮全球化也讲述着同样的故事。1815年英国击败法兰西第一帝国，成为“世界帝国”，开启“不列颠治世”。第一轮全球化背后的“意志”是“大英帝国意志”的衍生品。二战以来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成为最大强国，代替英国推动全球化。第二轮全球化同样是超级强国——美国“意志”的体现。但目前美国内部出现的“逆全球化”动因没有消除，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与全球治理意愿的相对下降，同时英国与欧盟同样存在这两个问题。因此，未来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不得不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

其次，“逆全球化”的反制力量也将持续增长。今天的全球化已经使各个国家走在一起、世界人民彼此相连，因此即使在掀起“逆全球化”的国家内部依然存在维系全球化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也开始改变特朗普时期的一些政策，而跟随特朗普政策的个别发展中国家也在开始改变政策。全球化是历史大势、时代潮流。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全球化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逆全球化”难以阻挡全球化进程浩荡向前。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全球化造成的，把这些困扰与问题简单归咎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只有携手合作、互利共赢，共同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才能共同应对挑战，携手走向未来。因此，“与全球化相伴而行、在新世纪以来持续抬头的某些‘逆全球化’势头或许会找到更多为自身辩解的借口；而持续推动全球化向着更加公平正义方向深化发展与调整的世界潮流也将被注入新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将再次凸显出来”[24]。作为整个亚太地区甚至是世界范围内新全球化体系构建的尝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正式签署证明，全球化力量最终会战胜“逆全球化”力量。新全球化将冲破疫情和政治藩篱，成为国际社会的新愿景。新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不该也不会故步自封，经过一番调整之后，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世界都会参与到新全球化的进程中来。

3 “逆全球化”的治理策略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一定程度反映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25]“逆全球化”对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造成严重冲击，加剧凸显国际权力的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位、治理机制的效用不足以及治理收益的分配不均的全球治理赤字。“身处人类发展的关键当口，迈入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孤立、封闭、对抗没有出路。唯有加强协调，共担责任，共同创建开放、包容、共赢的创新与合作之路，才能化解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等共同挑战，开辟全球化的新境界，创造美好新未来。”[26]

3.1 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符合世界各国发展利益。总体而言，世界不同国家、国内不同阶层均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净收益，但收益分配没有实现公平公正。“逆全球化”推行“本国优先”，制造了新的国际冲突与世界合作难题，以及突发的地区性冲突加剧的大国之间的矛盾，导致“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全球化在走向终结”[27]。作为与世界历史同步并内蕴其中的现象和过程，全球化不仅是对事实和过程的描述，而且是对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建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核心功能”把全球化打造成为“中心—外围”板结的利益结构、等差层级森严的权力结构、“先进—落后”之别的文明结构，实际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体系进程，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人类进步典型性特质[1]3。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自反性”主要表现为：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激化并在全球扩张，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借全球化的渠道转嫁给全世界；二是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扩展到他国以及全世界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把一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扩展到世界范围，导致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贫富分化加剧[16]。而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经济危机时又由此产生“逆全球化”的冲动。

正如历史不会终止于冷战结束，全球化也不会止步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阶段。虽然支持和保障全球化的政治能量受到阻碍，但推动全球化的技术变革、发展需求和全球共识仍然存在。全球化并不从属于某一制度，在逻辑上绝非天然带有资本主义的标签。换言之，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不是唯一的主体性力量，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场和在场是历史的必然，更是现实的应然。“世界正处在新旧全球化的转换之中。旧全球化出现退潮的同时，新全球化正在兴起。”[28]全球化的事实与价值在发起全球化的发达国家中开始发生分裂，跟跑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呼吁适时调整全球化的顶层设计。

全球化进程中确实存在负面效应以及很多亟待解决的全球化难题。解决全球化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世界各国应携起手来，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以国家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意味着内容更综合、结构更均衡、参与更平等、发展更包容、成果更共享、治理更有效。新全球化旨在建立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新国际秩序”，从不安全到安全的“新安全格局”，从不开放到开放、不包容到包容的“新经济模式”，从排他到非排他的“新文明交流”，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生态体系”，构建起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各个国家平等参与的包容、多样、开放、互惠的“东西方共同治理”格局。推动“新全球化”发展，“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各国应该努力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29]，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

3.2 推动“西方中心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当前由雅尔塔体系演变而来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虽然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深受大国政治影响，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30]，倾向于以西方的经验和模式为标准，带有“西方中心治理”的烙印。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民族国家高度融合，新兴国家日益崛起并逐渐主导世界秩序，两制并存只能求同存异，共同发展”[31]的世界历史转型阶段。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及其西方中心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在全球治理实践中面临西方发达国家行为失范与公共产品缺失、治理机制应对变局能力不足等困境，表明“西方中心治理”的格局呈现出日渐式微或失灵的趋势。“逆全球化”的出现就是其中的一种表象，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出现同样与之高度相关。当今世界无论哪国国力多强，各国都是“世界的国家”，都需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的世界”变成“世界的美国”是世界历史大变化大发展大调整的必然结果。如果坚持“世界是美国的”逻辑，就会四处寻找“假想敌”，从而不断制造敌视、动乱与危机。在这个维度上，世界秩序的危机也是美国的危机，反过来，美国的危机也是世界的危机。危机的本质是美国对自我、对世界的认识有误。基于“美国的世界”的逻辑，美国无法接受美国霸权地位下降的现实，把霸权衰落归因于全球化红利“见顶”——原有规则体系不能保证美国垄断利益受损，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世界对他国的错误认知。希望通过“逆全球化”来维护“西方治理中心”与美国霸权，是违背世界正义与和平发展的。美国仍将是世界强国，要维持其强国地位，正确的选择是“世界的美国”继续与中国和其他各方合作，共同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推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和平发展。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明，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格局难以维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渐突出。“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32]“逆全球化”和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霸权主义需要得到遏制，推动“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向“新时代世界秩序”的转换[33]刻不容缓，全球治理成为世界历史转型阶段的焦点议题。这需要世界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为规范和管理世界的一系列复杂机制和过程，全球治理旨在通过解决全球性问题和现代性危机，增加全球财富、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全球“善治”的目标。全球治理并不排斥西方发达国家发挥重要作用，而是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责任共担、收益共享，由“西方中心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面对全球治理新挑战，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做出历史的反省，解决好自身的治理问题，为新的全球化和国际治理提供良好的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更有益的帮助，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迫切希望根据自身实力广泛参与国际事务与地区事务的治理，为新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供力量、智慧与方案，从而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全球的合作格局，使每个国家在全球化与国际治理中获得利益、获得发展机会。

3.3 推动构建利益共生、价值共识、责任共担、发展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世界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正陷入系统性危机：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明显不足、全球经济治理严重滞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不够。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公共卫生面临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人类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34]。因此，“‘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35]。面对这个时代之问，中国提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4]具体来说，在于世界各国“加强抗疫合作，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深化务实合作，构建发展共同体”“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为地区及国家稳定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取决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艰苦努力和雄心壮志，取决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大国的共同努力。这是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36]。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无论是应对眼下的危机，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人类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34]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我们要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我们要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34]。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多样性和共同性、国别性和全球性、自主性和依存性的辩证统一，回答了不同国家共同发展的历史课题——“多”中求“一”，在“异”中求“同”，阐明了国家发展与世界治理的相互关系——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发展诉求，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指出了主权国家合作共赢的现实选择——“以和兴利”与“以利成和”并重，关涉利益、合作、责任的不同价值意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是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霸，本质是尊重各国主权完整、道路选择、文化价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4 结语

作为世界历史的阶段性现象，“逆全球化”不是“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这本身从反面表明它隐含了新的推动全球化的因素。遏制“逆全球化”主要是将全球化导向符合世界人民利益需要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应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互利合作，坚持与时俱进”[37]，推动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全球化，推动“西方中心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转变，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更多大国担当起全球治理责任，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顺应了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主动积极、与时俱进的大国风范”，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中国正与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构建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就打造周边、亚太、中国—东盟、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中国倡议构建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等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呼应。在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理念和行动成为特殊时期推动世界走出至暗时刻的重要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38]。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多边主义、走团结合作之路，世界各国人民就能够携手应对包括“逆全球化”在内的各种全球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