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 佩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1 问题提出：对平台资本主义的争论

一般认为，平台资本主义是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提出的概念，意指通过平台对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进行“提取和控制”，以实现资本增值的经济模式[1]7。与数字资本主义相比，它具有四个新特征：第一，平台成为数据聚合的主要渠道；第二，平台提升了数据的资本价值；第三，平台实现了劳动的在线化；第四，平台成为数据收益的主要占有者。事实上，平台资本主义破壳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数字平台对经济振兴作用盛赞的回应，是围绕共享经济进行的网络大辩论的产物，自诞生之日起就毁誉参半。

1.1 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盛赞

对平台资本主义持赞成态度的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自我调适的新形态，具有参与门槛低、灵活性高、透明性高、协同性高的“一低三高”特征，是“共享经济”与“自营经济”，指向一条通往减少剥削、共同繁荣的大道。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认为平台的隐喻暗示着共赢，消解了竞争之下的紧张关系[2]。乔治·里兹(George Ritzer)和内森·朱根森(Nathan Jurgenson)欢呼民主化基础之上的生产消费时代正在随着平台的到来而变为现实[3]。罗宾·蔡斯(Robin Chase)断言平台正在重塑资本主义，“为不断消失的工作岗位、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日益严重的资源稀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4]3。阿鲁·萨丹拉彻(Arun Sundararajan)则因为平台带来的就业灵活性而对传统就业的终结表示欢迎[5]176。

这些观点将注意力放在平台资本主义对经济形式造成的变化上。他们认为，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平台成为核心的经济行为体，与旧经济行为体相比基本不设加入条件，是为门槛低；基本不干预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其他经济体在加入后仍可实现高度自主，是为灵活性高；为成员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过程监管，平台消费者可以实现商品服务的可追溯，是为透明性高；为成员提供了沟通渠道，会员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交流互动，是为协同性高。

1.2 对平台资本主义的批判

对平台资本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人认为，它将加速资本主义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具有竞争性高、稳定性低、监视性高、分散性高的“三高一低”特征，实质是“零工经济”与“无合同经济”。最早使用平台经济一词的德国博客作家萨沙·罗布(Sascha Lobo)就认为共享经济并未使分配变得更加公平，而是促进了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商品化[6]。荷兰学者塞巴斯蒂安·奥尔马(Sebastian Olma)也认为平台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将潜在的客户与万物连接在一起的“生态系统”，与共享经济相距甚远[7]。科特·范德尔(Kurt Vandaele)指出平台规避了现有企业的雇佣义务，造成了虚假的自营业者[8]8。斯尔尼塞克批判平台资本主义并不会改变全球经济低迷的局面，反而会在垄断中收获巨额财富[1]141。

这些观点将焦点放在平台资本主义对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影响上，特别关注平台劳动者的实际处境。他们认为，与产业资本主义相比，平台资本主义的低门槛造成市场竞争的无限放大，两极分化现象更为明显，是为竞争性强；高度灵活的组织模式降低了平台对雇员的各种义务，使雇员随时面临失业威胁，是为稳定性低；尽管可以回溯生产经营过程，但对生产经营者全面监控，是为监视性高；虽为会员提供了沟通渠道，但因会员间多为同质竞争而难以团结，是为分散性高。

1.3 系统回应争论的意义

围绕平台资本主义展开的争论，我国学者从多个层次揭示其危害，站在批判的一方。他们或是看到数据垄断的后果[9]，或是揭露过度剥削、信息掠夺、过度金融化、严重过剩的问题[10]，或是描述零工经济盛行的现象[11]，或是指出资本主义既有剥削范围被扩大的结果[12]，或是认为资本主义剥削的深度和广度正在双重提升[13]，或是注意到跨国数字资本主义积累体系正在催生[14]。虽然这些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没有将平台资本主义的不同观点一一对应起来加以分析，其批判性仍显不足。

其实，赞成方看重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改变，反对方则注意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强化。因此，需要在平台资本主义的形式变化中把握其不变的本质，分析它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关系、劳动异化和劳动斗争的影响，也就是具体回答平台资本主义是共享还是垄断、是自营还是零工、是精控还是监控、是团结还是分裂这四个核心问题，从而回应平台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低三高”还是“三高一低”的争论，以确保不被资本主义宣传的“共享经济”“自营经济”字样迷惑，有效应对“零工经济”“无合同经济”，构建“数据共同体”“信息共同体”，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15]。

2 平台资本主义：共享还是垄断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判断平台资本主义是共享还是垄断，关键看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在平台资本主义之下是变得趋向共享还是趋向垄断，而不是看平台对会员准入门槛的高低。

2.1 平台与数据轨迹

平台资本主义之下，建立平台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收集数据，二是使用数据。数据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虽然产生于用户，但是聚集于平台，而且随着平台之间的兼并，数据受益最终主要流向垄断平台。

第一，平台收集数据是为了积累生产资料。它收集数据主要有四个层次。低层次的数据收集通过平台的注册和隐私权限开放实现。为了吸引用户注册，平台会推出新会员优惠服务和老会员介绍新会员奖励措施。中层次的数据收集通过平台的使用来获取。可以通过提供免费的产品和服务，例如社交聊天、搜索引擎、影视音乐来搜集数据，也可以通过提供收费的产品和服务，例如外卖、租车、网购来收集数据。高层次的数据收集通过平台与智能设备的绑定来获取。智能手环、智能音箱、智能家电在激活和使用中与平台绑定，即可实现数据收集。顶层次的数据收集通过城市公共设施的生活嵌入来实现。公共摄像头、公共无线网络、公共传感系统等与智慧城市相关的平台都是数据集散地。

第二，平台使用数据是为了将生产资料商品化以获取利润。平台的数据商品化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打包出售。这种平台本身没有处理数据的能力，收集数据后转手出售给其他公司以获利。另一种是内部处理。这种平台一般拥有自己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推送广告、产品和服务，以获取广告费和佣金。因为，网络空间可以无限扩容，数据带来的营利也将在边际成本下降的趋势中呈现爆发式增长。所以，平台价值也就体现在它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上，平台转让的估值也由此来决定。这样，当平台由私人资本所控制时，毫无底线地收集和使用数据，砸钱血拼的平台兼并不仅会造成平台方的数据垄断，而且会造成大平台的独家数据垄断。

2.2 平台与数据垄断

平台资本主义初期造成的共享快感正在消失，数据开始被大平台垄断。直到21世纪的前10年，数字经济都在忙于资本积累，2010年以后开始以平台为中心实现数据垄断和快速增值。

首先，平台数据垄断已经在全球凸显。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数据，在2014年全球市值增幅最大的前4家企业中，苹果、谷歌和微软都属于互联网垄断企业[16]，在2020年全球市值前10强公司中，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母公司、脸书位列前7位[17]。这些平台公司利用数据优势、技术标准、专利法案构筑行业壁垒，锁定市场优势，不断扩大垄断规模。例如，谷歌在上市以后就连续收购几十家初创公司，而这些公司在广告技术和界面、电子邮件安全、视频压缩和移动通讯等方面各有专长。对初创公司日益不友好的创业环境，正是由于现有巨无霸公司可以承担多年亏损的代价以确保市场垄断。

其次，这种数据垄断现象受到国内和国际的双重批判。在国内层面，反对大公司的数据垄断已成为各国进步势力斗争的新内容。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将反对数字垄断列入反对托拉斯的内容之中，主张对数字寡头进行拆分；美国民主党自由派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将数字反垄断明确列入竞选纲领，提议在结构上将平台的企业运营与自身产品的销售分开，为了逆转数字领域的反竞争性并购，提出拆分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的计划[18]。在国际层面，白俄罗斯学者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提出“数据民粹主义”的概念，批判国际数据垄断[19]。事实上，欧盟也一直在对谷歌、脸书、苹果等公司的数据滥用行为提起诉讼，以对抗国际数据垄断[20]。

2.3 平台与数据操控

用户为平台提供数据后，反被平台的垄断数据操纵。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数据与劳动者的所有关系并未强制剥离，但是劳动者无法只利用自身数据产生价值。只有平台掌握了大量用户的数据，才能将数据变为生产资料。这种数据从量变到质变的特征，使用户在向平台提供生产资料后却无法享有利润分成，反被平台所控。

首先，用户只要使用垄断平台即处于被动地位。当用户以社交身份接入平台时，提供的数据成为市场分析的基础；当用户以消费者身份接入平台时，消费数据和社交数据结合在一起经过算法处理成为商品服务推广的利器；当用户以劳动者的身份接入平台时，算法对需求数据和生产服务过程数据的处理结果，成为分派任务和绩效考核的依据。因为算法构建了“平台参与者可用的行为规则和参数”[21]。

其次，垄断平台背离数据运用的公正立场。鉴于数据垄断下的算法为王现象，只有在算法的建构中秉持“网络中立”的原则，才能使它切实服务平台的各方参与者。然而，平台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使它必然会放弃“网络中立”的原则，不会平等对待所有数据，而是为了利润而加速或减慢数据，或是诱导消费者更多消费以致信用透支，或是导致劳动者更难维权以致剥削加深。其实，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就撤销了“网络中立”原则，开启平台滥用数据和算法的先河，引发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的强烈反对[22]。另外，虽然欧洲国家还没有出台取消“网络中立”原则的政策，但是也对美国的先例感到担忧。当然，用户可以选择是否接入这些平台，但是在普遍数字化的时代，拒绝接入这些垄断平台就意味被排斥在主流生活之外，诸多生活不便最终迫使用户选择屈服。

2.4 左翼解决方案的局限

为了对抗数据垄断霸权，西方左翼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试图通过调整平台的所有权结构来加以应对。第一种方案是走平台合作主义的道路，即劳动者共同拥有平台的所有权，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集体管理运营[23]。这种方案低估了小企业在面对老牌平台资本家所享有的巨大网络效应和优势时面临的困难。第二种方案是建立包容性所有权基金的模式，即将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定期转让给工人，最高不超过设定的上限(比如10%)，这源于战后瑞典工党主导的“梅德纳计划”，是早期“基金社会主义”的变体[24]。这种模式使劳动者联合起来就能成为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可以选派代表参与公司的管理。然而，该模式不仅低估了小股东团结的困难，而且让平台主动转让股份的做法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3 平台资本主义：自营还是零工

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判断平台资本主义是自营还是零工，关键看作为出卖劳动力的一方，即无产阶级的处境是得到改善还是更加恶化，而不是看平台对劳动者雇佣门槛的高低。

3.1 平台与雇佣方式

平台经济雇佣劳动力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维护平台运行的核心员工，二是加入平台以出卖劳动力给需求用户的自由员工。平台资本主义对雇佣方式的改变主要是针对第二种而言。

首先，针对第一种的核心员工，平台的雇佣方式与传统公司相似，签订相对固定的就业合同，以工作时间为单位支付月薪或年薪。这种方式只雇佣精通数学和信息技术的精英以搭建平台和控制算法，与传统的垄断公司相比，提供的就业岗位极少。以入选2020年全球市值前10强的互联网公司为例，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母公司、脸书在2019年雇佣的员工分别为14.4万、13.7万、79.8万、11.9万、4.5万，相反，市值排在第12位的沃尔玛公司的员工高达220万(1)雇佣员工数量根据宏观趋势网站(http：//www.macrotrends.net/)的数据整理而得。。可见，在这5个互联网公司中，除了拥有规模较大的线下实体的亚马逊公司以外，其他几家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根本无法与传统公司相比。这样，不得不承认平台经济制造剩余人口的话题与此前数次工业革命引发的机器取代工人的争议不同。因为，过去科技进步在取代一些工种的同时，创造出诸多新兴工种且数量不菲，特别是以通用和福特两家公司为代表的大型流水线模式造就出诸多巨大的工会实体，而且此后崛起的服务行业也创造了大量的新就业岗位。

其次，针对第二种的自由员工，平台不承认与其具有雇佣关系，而是采取一种类似劳务外包的模式，让雇工随时待命，按件支付劳酬。这种劳动因为具有随用随取的特征，又被借用“云技术”和“云储存”的比喻称为“云劳动”。与第一种的精英劳动者不同，这种自由员工主要来自平台经济制造的剩余人口，他们到底是“自营”还是“零工”，才是研究平台资本主义对雇佣关系的影响时要加以分析的问题。事实上，这些从事“云劳动”的自由劳动者的“自营活动”不仅不能脱离平台而独立存在，而且整体收入偏低，甚至处于最低工资线之下。

3.2 平台与雇佣稳定

所谓的平台自由劳动者可以选择加入或退出一个或多个平台，却不能脱离平台而“自营”。平台和劳动者的关系是一对多的关系，劳动者对平台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平台对劳动者的依赖程度。

随着巨无霸垄断平台的出现，劳动者在平台之间进行选择的余地不断缩小，劳动者对平台的单向依存正在形成。平台利用这种单向依存将自身变得更加精益，一方面要求劳动者在加入平台时具备自营的各项能力，另一方面甩掉平台对劳动者长期稳定雇佣的义务。例如，优步让司机自备汽车和驾照，户户送让骑手自备外卖车辆，以规避资产管理、人力培训、安全规范等方面的责任。一般来讲，优步和户户送不会主动清退司机和骑手，但是一单一结的薪酬模式使他们在平台上不接单时就等于退出。这种不接单既可以是因为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主动不接单，也可以是因为健康或其他客观因素而被动不接单。然而，无论何种原因，平台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将用人成本精简到最低。被动退出平台的劳动者不仅是传统的失业者，而且是那种毫无社会保障的失业者，甚至可能会因为自备汽车等设备而负债累累，虽然他们头戴“自营”光环。

对此，“不屈的法国”这个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由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发起的左翼政党，认为优步已经成为政府对电子平台管制放纵的象征，正是由于政府放松了对平台行业的管制，才导致平台对社会规则的规避和欺诈，进而造成传统工作结构的崩溃，使劳动者通过长期斗争而获得的各项权利被疯狂削减，建议平台应该为所有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只有建立起支持尊重用户的民主数字经济模式，才能防止劳动成果转化为利润[25]。

3.3 平台与劳动收入

冠以“自营”头衔的平台自由劳动者，收入不升反降。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说，“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剩余的工人人口”[26]647，“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剩余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需要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剩余人口来提供”[26]650。事实上，平台资本主义创造的新就业岗位伴随的是工业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传统就业岗位的萎缩，是将传统的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变为了流动的、不稳定的工作岗位，并利用从事不稳定工作的工人向具有相对稳定工作岗位的工人施加压力，起到分化和约束工人阶级的作用。

对此，左翼学者进行了深入分析。美国雪城大学博士生尼古拉斯·克罗斯(Nicholas Croce)在研究中指出，平台经济的激增与相对剩余人口的规模之间存在相关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会出现相对剩余人口增加的趋势，只有富人才能承受住这轮冲击，在美国这样的种族财富差异明显的国家，有色人种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27]。同样，杰拉尔德·弗里德曼(Gerald Friedman)讽刺平台资本主义创造的工作前景是陷阱，“虽然这种‘临时工’经济的兴起被一些人称赞为对更具创业精神的一代人的愿望的回应，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企业为了防止倒闭而降低工资和福利成本并减少其在不公平解雇诉讼中的脆弱性”[28]。茱莉特·斯考尔(Juliet B.Schor)和威廉·艾特伍德-查尔斯(William Attwood-Charles)直接指出，平台经济让廉价劳动力唾手可得，正在引领低收入人群为相对较高收入的人群执行日常任务，无论是在暴雨中送拿铁，还是在深夜去药店代买感冒药，是为“仆人经济”[29]。虽然新闻也会爆出快递员拿高薪的报道，但是不具有代表性。在平台资本主义之下，外卖骑手和餐厅劳动者都在经受底薪、无规律和长期轮班的工作，甚至还没有权利享受最低工资标准[30]。

3.4 左翼对策的局限

为了应对平台雇佣的不稳定，西方左翼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试图通过为平台劳动者建立工会来加以应对。在美国，国际机械师协会帮助优步司机成立独立司机协会，以获得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在英国，大不列颠独立工人联合会是一个以平台劳动者为基础的独立工会，源于伦敦大学为外包工人争取病假工资、假期和养老金的活动。此后，它将成员扩展到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游戏代练等人员，组织优步、户户送等平台劳动者进行罢工斗争，以帮助他们享有最低工资待遇和带薪休假权利，将现有的抗议、罢工、集会和示威、政治游说与更制度化的集体谈判机制、工作场所或行业协议以及诉诸就业立法结合起来。在德国，五金工会联合澳大利亚、丹麦、瑞典和美国等地的工会，以形成跨国斗争，用来对抗国际垄断平台，维护平台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在澳大利亚，运输工人工会明确认为应将外卖骑手列入员工范畴，与送货骑士联盟达成合作协议，为骑手争取劳动保障。

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斗争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因为，与过去相比，平台劳动者更难以实现团结。在机器工业时代，马克思就指出：“在那些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工人阶级有更加团结一致的组织”，“在资本的权力面前，人失去了他个人的力量；工厂中的工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为了恢复自己的个性，工人不得不团结起来，建立协会以保障自己的工资和生活”[31]299。如今，平台经济更是将劳动者原子化，几乎没有为相互支持或劳动团结提供空间。在传统的流水线时代，劳动者虽然依附于机器，但是因为分工不同而在工作时必须相互协作，这使他们比农民阶级更加善于团结斗争。然而，依附平台的劳动者并无分工上的合作，相互之间属同质竞争，这使创业型的个人主义盛行，在赢家通吃的环境下，劳动者更倾向互相排挤或竞价。

4 平台资本主义：精控还是监控

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的重要结果。判断平台资本主义是精控还是监控，关键看平台劳动是否创造了一个与劳动者和消费者对立的世界，而不是看平台过程的可追溯程度。

4.1 平台与劳动监控

平台劳动者的工作处于高度监控之下，异化程度增加。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在使用劳动力的时候必然会进行监视，以最大程度地加以使用，“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在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26]176-177。平台资本主义非但没有改变这一传统，反而将其深化。

首先，平台的监控程度远远超出了19世纪的监工。平台为劳动者画了一个“自营业者”的大饼，宣称平台为劳动者提供自由工作的机会。许多传统的高学历者加入平台劳动和平台兼职劳动者的增加，似乎印证了这一说辞。然而，这种工作自由是建立在“一单一结”的薪酬制度之上，是19世纪计件工资的产物。它带来的劳动自由是可以选择接单或不接单的自由，而一旦接单就会被信息系统所监控。无论你是智能生产平台的劳动者，还是提供出租外卖的平台劳动者，一旦接单就会将各种数据传回平台。虽然劳动者不需要到点上班打卡，但是必须按照平台算法提供的指令完成一系列操作，这种直接或间接控制工作过程和工作表现的模式，远比传统打卡的监视更为全面。

其次，平台的过度监控加深剥削。不得不承认，平台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工作范式，通过在线平台对工人进行管理，间接监控，并期望产生可测量的产出。然而，由此造成的全方位监视和工作生活时间的融合已经引起了员工的强烈不适。这一现象不仅在最大的“云劳动”工种外卖行业普遍存在，超时、破损和差评都会被平台扣钱，而且在传统行业与平台相结合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例如，在企业大幅引入办公平台软件强化内部管理时就引发了大规模的软件差评，出现老板喜欢和员工讨厌的两级对立状态。

借鉴劳动过程理论，可以得出平台工作的三个共同特征。第一，连网工作。平台劳动者必须加入网络应用程序才能待命接单，接单后也必须将工作数据不间断地传回平台。第二，算法为王。平台应用程序会设计各种算法，由谁来接单和该单价格多少都由算法决定，而算法的具体细节是工人无法获得的。平台劳动者只能接受算法的分配而不能干预计算过程，如果拒绝接受算法的决定，只能停用该平台的程序。第三，管控无形。平台建立起一种新的管理控制模式，用奖励、补贴和加单等多种方式激励劳动者创造更多的绩效，以程序指令的方式下达给劳动者。平台管理层隐藏在程序算法之后，劳动者无法与之直接对话，使管理决策变得更加隐蔽和难以接近。这些主张掩盖了经济管理的独裁，因为劳动者只能按照应用程序发出的指令来执行任务，而不具备与指令背后的算法一较高下的能力。

4.2 平台与消费监控

平台消费者也处于高度监控之下，消费者的便利只是建立在平台雇佣的零工劳动之上，真正的合作共享、以人为本从开始就不存在。

首先，消费者的数据资料生产行为被异化。消费者在查看商品生产过程和骑手位置时，也将自己的喜好和位置无偿提供给平台。平台在给消费者提供购物便利的同时，也通过广告推送等方式催生消费者进行不必要的消费；在给消费者提供无处不在的服务的同时，也掌握了消费者的活动轨迹和生活习惯，成为后续商品化的主要原料。与庞大的垄断资本主义平台相比，消费者的个体对抗无异于螳螂挡车。在斯诺登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无孔不入的监控行为后，消费者深刻地认识到正处于一个日益霸权的全球监视和垄断秩序中，与其说权力会对平台技术加以限制，不如说权力更易与数字霸权相结合。如何在全球数字抓捕系统中独立自主地生活，成为一个消费者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拥有相似欲望的用户被平台程序聚集在一起，平台一方面满足他们的欲望，一方面引导和制造更多的欲望，以达到资本快速增值的目的。

其次，消费监控催生大数据杀熟。在数据垄断的模式下，如果没有法律规范，消费者向平台开放的包括购买数据在内的个人隐私越多，平台越倾向在以后的服务中报出符合其支付意愿上限的价格。换句话说，平台将根据数据和算法为每位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价格体系，当然个性化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物美价廉的需求，而是为了让其尽可能地以自身能承受的最高价完成交易。与传统的地域国别行业垄断造成的价格歧视不同，平台造就的价格歧视以一对一的隐秘形式进行，对传统的市场监控和集体维权方式提出了挑战。事发后，平台还经常以是否新用户和用户等级不同等借口进行法律规避，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4.3 左翼建议的局限

为了应对平台的过度监控，西方左翼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提出实现平台算法程序开源化的对策，即平台的数据和算法被公用，其他公司和个人可以不受法律限制进行复制、修改和使用。德国左翼党明确表示支持开源的立场，曾发布一份名为《十点数字议程》的文件，主张拥有数据主权，平台具有开放编程接口的义务，“我们要卸载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平台资本主义，并创建一个新的、解放性的操作系统”[32]。然而，平台劳动者大多数没有掌握平台技术，只有少数技术精英才能通过开源方式建立新的平台，但又不能避免他们在建立新平台后背离原来的工人阶级。

5 平台资本主义：团结还是分裂

左翼斗争是调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劳动者之间的团结程度与斗争成败密切相关。因此，判断平台资本主义会造成劳动者之间的团结还是分裂，不是看斗争过程中数字技术运用程度的高低，而是看左翼斗争取得的成果如何。

5.1 平台与斗争强度

平台非但没有提升反而弱化了左翼斗争的强度。社交平台的兴起为劳动者提供了沟通渠道，会员不仅可以在劳动中实现协同，而且可以在斗争中实现协同。据此，支持人士认为平台资本主义将强化左翼斗争，改善劳动者的处境。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发达资本主义陷入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左翼势力迎来增长契机，利用社交平台发起各种“占领运动”和“广场运动”，以抗议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2011年西班牙左翼发起“愤怒者大游行”，美国左翼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左翼发起“占领伦敦运动”，斗争出现全球化趋势。2013年以后，随着各种制度外群体运动的退潮，在斗争中活跃起来的左翼人士开始尝试体制内竞争，从街头走向议会，从“改变世界而不掌权”变为“夺取国会议席”[33]。他们自信娴熟政治数字信息技术的运用，比不懂数字技术的保守政党具有优势，乐观地认为这一轮技术革命会导致保守派垮台。

然而，随着平台对数据和算法的垄断，平台资本主义的受益寡头只会给劳动者提供一个封闭的数字空间，使互联网在早期发展中带来的民主和自由的体验成为虚幻。平台虽有发达的网络技术，但尽量避免给劳动者提供相互沟通的网络空间。尽管工人可以利用其他社交平台进行沟通，但是在技术和资本、权力相结合之后，互联网已经沦为资本霸权主义下的治理工具，推特和脸书成为政党和政客的竞选工具，华尔街通过关闭交易平台来应对散户联合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事实上，当前平台劳动者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已经释放完红利，正在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传统的工会、市民组织和政党正在失势，不能调动集体的热情或动员起大群体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匿名不留痕的上网模式已经成为想象，网络民主主义已经被数字霸权主义所取代，而这种数字霸权对消费者在价格和评价体系上的友好态度，使消费者成为平台资本而不是平台劳动者的盟友，站在了反对平台管制的一端。

5.2 平台与斗争广度

反对平台资本主义的斗争仍囿于左翼政党内部。德国新左翼政党主张每个人都有获得能够提供充分生计保障的好工作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好的工作且每个人都工作得更少——这就是我们通过新的充分就业所希望的……全面保护员工免遭解雇，反对廉价的工作、低廉的工资以及用临时代理工作或虚假的自营职业者取代正规劳动岗位”[34]。科尔宾一直认为，英国工党政府能更好地保障零工经济中劳动者的权利，批评保守政府正在使就业岗位碎片化，主张必须废除零小时工作合同，并改善工人的权利，以“制止和扭转剥削在零工经济中的扩散”[35]。桑德斯起草了一项名为《取消补贴阻止坏雇主》的法案，提议对美国500人以上的大公司征税，以满足为其低工资员工提供社会保障的政府福利支出，这项法案的简称可以解释为《阻止贝佐斯法案》，直接表达了对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的不满，认为亚马逊等企业大量雇佣低工资员工推升了政府福利支出[36]。此后，桑德斯也一直在支持《加利福尼亚议会第5号法案》的出台和生效，此法案俗称“零工工人法案”，意在制定严格的独立承包商认定标准，将大部分平台劳动者重新划入雇佣员工的范围，以保证他们拥有最低工资、劳动保险和带薪假期等劳动权利[37]。

然而，这些左翼政党的斗争纲领甚至连劳动者内部的团结都没有达成。随着平台经济对劳动形式的冲击，日益分化的劳动者在团结斗争方面变得乏力。虽然，既有传统工会对平台劳动者的关注和新型独立劳动者工会的出现，也有左翼政党和政治人在为改善零工处境而奔走呼吁，但是，这些都无法从实质上弥补零工劳动者内部的分裂。除了同质竞争造成的劳动者原子化以外，不同性质的劳动者立场也各自不同。享受兼职工作的自由劳动者不赞成政府出台政策让平台企业对员工承担更多义务，因为这会对其造成更多的管束。相反，以平台工作作为全职收入的劳动者则希望成为稳定的雇员，更不要提传统企业工人与平台企业工人还存在对抗。

5.3 左翼斗争的局限

为了提高左翼斗争的效果，西方左翼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除了主张改变平台所有权和实现算法开源以外，还提议建立普遍的基本收入制度。这是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的主张，即任何社会成员不论是否工作，都有权利无条件地从社会共同体获得基本收入，在数据是由每个人共同生产的平台经济模式下，此观点开始变得流行[38]173。一些左翼势力还将基本收入理论扩展到社会服务方面，主张除了提供货币收入以外，还免费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医疗保健、教育、法律服务、住房、交通、信息和食品。他们认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其他的先进自动化技术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越来越多的免费商品，因为点击复制的生产方式将边际成本几乎降至零，所以一个既摆脱了雇佣劳动又能获取生活资料的社会将成为可能[39]108-127。然而，这种观点的根本问题是将人放在了技术之后，忘记了技术的进步“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是资本致富”的马克思主义原理[40]267。

6 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左翼批判的再批判

从表象来看，平台资本主义具有参与门槛低、灵活性高、透明性高、协同性高的“一低三高”特征，激发了“共享经济”“自营经济”的幻想，将智能化带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从本质来看，由于资本对平台的控制造成了数据垄断霸权，自营变为零工、精控变为监控、团结变为分裂，“一低三高”变为“三高一低”，即竞争性高、稳定性低、监视性高、分散性高。它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会加速新自由主义的推进和资本主义矛盾的不可调和。

第一，平台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建立在数据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算法对平台参与各方行使控制权。随着数据垄断平台巨头的出现，加入平台时的自由选择性逐渐演变为离开平台无法生活的被迫选择性。平台为各方参与者提供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商品供求信息，却不直接生产任何商品，更不会将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与各方共享。这样，为平台提供数据生产资料的参与方，既无法分享平台收集到的大数据，也无法分享由自身数据产生的平台利润，与所谓的“共享经济”相去甚远。

第二，平台资本主义将劳动者拔高为“自营业者”，名为提高其地位，实则在用一种合作关系来摆脱自身应该承担的雇佣义务。被剥离传统雇佣者享有的劳动权利后，平台劳动者沦为毫无保障的计件工人。一方面平台企业不再支付养老、医疗、失业等各项保险，另一方面平台劳动者无法享受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等传统行业的待遇。所谓的高薪，都是超长透支脑力和体力的结果，虽然具有明星效应，但是所占比例极低。更多的平台劳动者，在垄断平台形成之后陷入了工作不稳定和收入低下的双重困境。

第三，平台资本主义一方面用外包的模式将责任转移给劳动者，另一方面又通过技术手段监控每一项外包任务。在垄断形成之前，平台资本主义企业多采取亲消费者的政策，用补贴让利的方式，以联合消费者对抗来自传统行业的不满，一旦形成垄断，对消费者态度也从友好变为利用，大数据杀熟就是此类。所谓的过程精准控制不过是无时无刻不在的监控，既针对劳动者，又针对消费者。针对劳动者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针对消费者是为了制造消费和提高售价，都属于资本主义异化的新样式。

第四，平台资本主义看似为劳动者提供了协同斗争的技术通道，其实劳动者从未真正掌控平台技术。平台操控方不仅可以通过数据管控来限制左翼运动，而且还可以随时关闭平台的某些功能，甚至直接关掉平台。左翼势力比资本势力更能熟练运用平台数字技术的观点只是一种乐观的幻想。另外，平台劳动者之间的同质竞争和平台劳动者与非平台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也进一步削弱了他们之间协同斗争的能力。

其实在资本主义世界，平台一旦被资本所控制就成为一个技术被资本绑架的话题。资本在网络技术、软件代码、云服务器等技术的帮助下，将中介理论与技术实践结合在一起，构建起一种将生产者、消费者与各种资源结合而成的产业和商业模式。随着网络的延伸，资本不断扩大行动边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创新不仅没有带来所谓的经济管理民主化和市场消费民主化，反而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造就了大批剩余人口。在资本的操纵之下，平台存在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给左翼斗争提供网络途径，相反，被困在算法中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已然在严格的监控下成为资本增殖的源泉。平台劳动者不得不忍受按件计酬、无社保福利和随时解聘的工作条件，同样，平台消费者无时无刻不在遭受隐私霸王条款、价格垄断和价格歧视。因此，平台资本主义只是改变了资本与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并没有改变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本质。

虽然，左翼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已经看到平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并开出应对的处方。但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这些都只是在戴着枷锁跳舞。他们或是期望资本主义能在技术进步中加速崩溃，或是判断在未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情况下能实现经济民主化的夙愿。其实，马克思在谈到这些不彻底的左翼斗争时早已指出：“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持久地实现这一切的活动场所。”[41]283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既利用市场在效率方面的特性，又避免两极分化，实现真正的共享经济。同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并没有因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出现而过时，平台与资本主义结合只是改变了它的生产和消费形式，并没有改变它的生产资料占有和财富分配方式，也就不会解决垄断和两极分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