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乐 蒋 楠

(1.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2.山西开放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7)

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得以建立。然而，无论主流经济学家如何修正其理论，他们绝不会置疑“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基石的合理性，即使这一假设明显脱离现实。因此，发出质询：为何主流经济学家始终坚持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基本假设？并尝试分析“经济人”假设的哲学基础以解答这一问题。

一、“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分析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经济人”的释义是“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在其可行的行为结果的范围内)、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深思熟虑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比现在更坏)的行为。”[1]当代的“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只追求物质利益，对经济利益的私欲是人之本性，证明它是心理学的任务，政治经济学只需在这一本性的基础上研究个体人为追求物质财富所采取的经济行为。然而，如果仔细考察“经济人”假设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最初的“经济人”内涵与现在相比大相径庭。

从历史上看，“经济人”的内涵呈现出孤立化的发展趋势。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亚当·斯密的论述虽体现了“经济人”思想，但他并未把追求经济利益当作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在斯密的著作里，人当然是为他们所察觉到的自身的利益活动的，但是他从不设想仅仅是由金钱的目的支配的，而且同样地也不是由金钱以外的荣誉、抱负、社会尊重和统治的嗜好这些东西支配的。”[2]然而，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作品中，“经济人”变成了只追求物质利益的人，政治经济学只有以其作为基本假设才能开始研究。他在《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社会状态修正后的整体人性，也不研究社会中人的整体行为。政治经济学只是关注渴望获得财富的个人，并且此人能够判断达到各种方法的相对后果……它把每个人的情感或动机高度抽象化了……随后，政治经济学继续探究支配这些行为的规律，假设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出于其本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偏好更多的财富而非少数的财富。”[3]在这里，“经济人”被局限为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而政治经济学则被定义为只研究人经济行为的科学，它的研究方法是把假说固定为理论前提，而设立这一假定的目的是得出普适性结论，“做出这样的假定是事出有因的，是为了他们研究的目的；因为他们在揭示这部分人类行为时，只能将金钱至上作为直接和主要的目标；因为没有两个个体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除非摒弃一些特定的环境因素，否则，他们不能得出普遍的准则。”[4]将具有多样性的人类活动抽象成经济行为，把普适性结论看作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归宿，修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是穆勒的重要“贡献”，直接为后代“纯经济学”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唯物主义是“经济人”假设的哲学基础

受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的影响，政治经济学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追求理论的“科学化”并在方法论层面应用“假定——推理”模式，而作为政治经济学应用“假定——推理”模式建构理论体系的基点，“经济人”假设则是唯物主义逻辑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展开的必然结果。

(一)“科学化”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假定——推理”模式

理论的科学化是每一位研究者的目标，然而，什么是“科学”？而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展，真正的“科学”得以产生并蓬勃发展。培根作为典型的自然神论者，提出经验主义认识论，将上帝符号化，“在培根那里，上帝已成为不得不保留的一个符号，他认为自然是自己的原因，没有其他的原因……研究的重点是经验和知识的形成，承认上帝不过是认知不彻底，用其经验论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的表现而已。”[5]正是培根的经验主义为人研究自然提供了一种方法，而破除对上帝的迷信则为近代自然科学提供理论前导，可以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6]

从广义看，“科学”还应包括社会科学，那么，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是何时以及怎样成为一门“科学”的？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成为“科学”的标准是什么？凯尔恩斯指出：“从‘科学’一词的现代意义上来讲，它意味着应当很快能够指出其研究领域，并明确其需要从事的任务。不幸的是，当这一词汇被用于物质世界的研究时，许多人完全理解了科学的含义，然而在涉及社会生活时，他们却允许自己不知不觉进入了另一种理解，或者干脆默许使用该词时明确忽略其所有明确的含义。”[7]这表明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眼中，近代自然科学是“科学”的典型形式，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必须以自然科学为标杆。在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上，牛顿力学、流体力学、天文学等一系列物理科学得以建立，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被解释。而在18—19世纪，以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凯尔恩斯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条类似于万有引力定律的基本原理，在其基础上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并解释纷繁复杂的财富现象，揭示财富规律。“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那些关于财富的现象，而其他科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的现象。但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目标以及结论的特征与其他科学都是一致的……天文学对那些天体现象所做的工作……政治经济学对财富现象所做的工作，都是阐述了现象之间彼此共起或继起的规律，也就是说，它(政治经济学)阐述了财富现象的规律。”[8]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眼中，科学的目的是发现规律以解释世界。物理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其发现了恒定的自然规律用以解释物质世界的运行，而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发现财富规律进而解释人类所面临的财富现象为目标，使人类成为财富现象的诠释者，并且学会控制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进一步地，物理学所发现的自然规律是普适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财富规律也应当是客观的、中立的，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应涉及任何价值判断，“它既与自由放任无关也不涉及共产主义；既与契约自由无关也不涉及强权政治或者地位尊卑。它独立于其他特殊的体系之外，而且，还在这些体系中显得完全中立。”[9]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结论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以发现客观财富规律并解释财富现象为目标，摒弃价值判断。更进一步，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借鉴自然科学，后者通常以一个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通过实验模拟不同情况并进行归纳，进而验证假设，得到基本原理，在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发展更高级的理论，“一旦力学原理被牢牢掌握，并将演绎过程应用于由此获得的前提假设中，流体静力学和气体动力学及所有包括基本原理中的众多小发现便都接踵而来了。”[10]因此，政治经济学借鉴自然科学，构建了“假定——推理”模式，然而，政治经济学的假定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者设立的假设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他力求得到的基本原理往往在研究初始以猜想和假设的方式提出，这些猜想和假设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艰苦归纳得来的，而整个实验过程就是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当验证成功时，假设就成为基本原理；而政治经济学的假设分为精神假设和物质假设两种，物质假设包括生产要素的物理性质，更为重要的精神假设则是人对物质财富的欲望以及人渴望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益的事实，它们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像万有引力定律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但它们只是研究起点，且这一起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无须证明，“他把这些视为已知的事实，既不去分析，也不去解释，这是研究主题内确定的东西，是作为分析基础而存在的，但并非主题本身。如果他需要更多的信息，那么必须从其他学科中寻找资源。他将物质事实交给了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将精神现象交给了生理学家或伦理学家。”[11]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为了将政治经济学科学化，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将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规定为揭示客观财富规律并解释财富现象，在揭示规律的过程中它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假定——推理”模式得以应用，假定来源于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且无须证明，其中以精神假设最为重要，它们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全部理论体系。追求物质财富并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收益的精神假设集中体现为“经济人”假设，它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就类似于万有引力定律在物理学中的作用。

然而，不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何追求政治经济学科学化，“200年来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既没有产生如物理学家发现新行星那样的新发现，也没有产生像牛顿力学指导下的控制机械运动的机器那样的新技术……这一重要的反差很值得做一些解释。如果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那么，这种巨大而明显的差异足以使……我们质疑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理论的资格……经济学的失败并非由于概念的错误，也不是因为极值理论以及其他优雅精妙的分析工具的不恰当，乃是由于一个错误的假定，这个假定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共有，实际上，所有诉诸欲望和信念来解释自己或他人行为的人都保持着这样的假定。”[12]为何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假定——推理”模式和明显脱离现实的“经济人”假设？这就必须分析它的哲学基础。

(二)“假定——推理”模式是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层面的具体体现

“经济人”假设是政治经济学应用“假定——推理”模式的逻辑起点，因此，在理清“经济人”假设的哲学基础前首先要从哲学角度明确政治经济学为何应用“假定——推理”模式。正是经济学家对客观财富规律的痴迷促使其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大规模应用“假定——推理”模式，而这一目的的逻辑前提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可以做到客观。然而，把某一理论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看作全人类都应遵循的客观规律，实际上是唯物主义——或者说阶级社会一切统治阶级哲学观念——本质在先论的具体表现。

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均坚持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的研究框架，各种体系的根本不同即在于其对世界本原的认知不同，中世纪上帝主义将人格化的神作为造物主，唯物主义则将物质看作世界本原。然而，不论把世界本原看作神灵还是物质，其倡导者最终的结论都是本质先于存在，人应当服从世界本原的性质。上帝主义认为神是世间万物的主宰，人类的行为和命运不应忤逆神的意志；唯物主义则将物质看作世界本原，于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进一步倡导物质规律是支配世界的绝对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可以认识规律、顺应规律并改造世界，但断然做不到改变规律。

政治经济学对“假定——推理”模式的应用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本质在先论色彩，这需要通过两个环节去分析。第一个环节是对“假定——推理”模式的开端进行剖析。一方面，应用这一分析模式的原因是为了得到客观财富规律，这一动机本身就已呈现本质在先论的特点；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假设分为物质假设和精神假设，虽然精神假设更为关键，但它是以物质假设为前提的，约翰·穆勒对此有过明确论述：“大多数道德科学以自然科学为前提；然而，很少有自然科学以道德科学为前提。原因很简单。很多现象(如地震或行星运动)只取决于物质规律，和思想规律无关。因此，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不用考虑人类思想，似乎头脑仅仅作为知识的接受方而存在，而不是产生影响的原因。”[13]这种物质先于精神的思想，正是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哲学观点的体现。

第二个环节是分析“假定——推理”模式的结果。政治经济学利用“假定——推理”模式得到的结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财富规律，任何社会群体都应当遵守，人可以认识财富规律并顺应规律解释财富现象、更好地追求物质财富，但不能改变财富规律。如若规律在解释现象的过程中失准，不是规律本身有错，而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假设性科学”，其结论只有在假定条件下才是正确的，与现实有误的原因是结论受到了干扰因素的影响。政治经济学家得出财富规律之后需要做的唯一工作是不断寻找干扰因素以加强规律对现象的解释能力，但绝不能因为规律与现实有差距就认为规律本身是错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在抽象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即只在一定的假设下才能成立……在抽象意义上是真实的东西，在具体意义上经过适当的修正后总是真实的。当某个原因确实存在、并且听任这个原因必然产生一定影响时，同样的影响经过所有其他并存的原因的修正后，也会和真正产生的结果完全对应。”[14]总而言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坚持的是，政治经济学应将先验法和后验法相结合，运用后验法的目的不在于验证由先验假设推出的结论是否正确，而在于通过不断排查干扰因素以修正结论。这就具有很强的以先验规律支配人类的味道，又一次体现了唯物主义本质在先论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三)“经济人”假设是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人的本质是先于人的社会存在、外于社会存在的。人的存在只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形式，本质决定着人的存在和活动。”[15]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力推广“假定——推理”模式，企图得出永恒不变客观财富规律规范全体人类的行为，正是唯物主义用物质规律支配人类社会发展这一思想在经济学层面的具体展开。进一步地，作为政治经济学应用“假定——推理”模式建构理论体系的起点，“经济人”假设同样体现了唯物主义哲学观念。

对“经济人”假设哲学基础的分析涉及三个逻辑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表明人的物质性，即明确每个人都同样由物质组成。在唯物主义者眼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人也是物质的，具有一般的自然物质属性。例如，霍布斯把人和动物都看作类似于机器的物质存在形式，梅特里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是机器”的著名论断，“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材支持它。没有食料，心灵便渐渐瘫痪下去，突然疯狂地挣扎一下，终于倒下，死去。”[16]霍尔巴赫则表明物质的人要遵守共同的自然法则：“人是一个由多种不同的物质组成的有机的整体；与自然的其他一切产物一样，他遵守一般和已知的法则，同样他也遵守他自己的特殊的、未知的法则或活动方式。”[17]既然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那么人就必须服从物质规律，人性要从属于物性。

第二个环节是明确人趋乐避苦的本性。既然每个人都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都由物质构成，那么人就可以感知物质世界，由此形成意识，意识是物质的人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它只是人脑对物质世界的反映而非主观创造。每个人的意识有好有坏，有快乐也有痛苦，每个人都是趋乐避苦的。爱尔维修指出，“自然从我们的幼年起就铭刻在我们心里的唯一情感，是对我们自己的爱。这种以肉体感受性为基础的爱，是人人共有的。不管人们的教育多么不同，这种情感在他们身上永远一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18]霍尔巴赫则说明“幸福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我们希望它延续不断，或我们愿意在它之中长久生存下去的存在方式。”[19]

第三个环节是强调物质利益的重要性。既然每个人都是趋乐避苦的，那么如何追求快乐避免痛苦？追求快乐的过程中人会形成利益，而物质世界里每个人的利益都只能用物质来衡量，占有物质利益是物质的人追求快乐的唯一途径，也是自然赋予人的神圣权利。“人作为物质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他的基本和主要利益就是占有、利用物质条件，而这就表现为对物质财富的所有权。而人之所以拥有这个自然权利，也是为了生存，以保证生命和自由。”[20]明确个人物质利益，并以个人物质利益为根据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经济人”，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市场竞争并占有物质财富，占有的财富量越大，他们就越幸福、越符合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也就越接近人的物质本质。将物质利益看作人从事经济活动唯一目的的“经济人”假设，明显受到了唯物主义哲学观念的影响。

从世界物质性出发规定人的物质性，从人对物质世界的意识出发规定人趋乐避害的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规定人的物质利益，从物质利益出发规定人的自然权利，最终得出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追求物质财富，这一系列的逻辑推演是一贯且严密的。但是，以物性规定人性只注意到了人的一般性，唯物主义从动物一般性出发探讨人类行为必然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类社会将成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修罗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人在具有动物一般属性的同时还具有特殊性，即社会性，谈人本质不应仅注意到物质一般性，更要论证人的类本质，而这只能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剖析得出，由于社会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因此人的本质也是不断变化的，并不存在从古至今而后始终不变的人本质。企图以世界物质性来规定人本质，以亘古不变的物质规律来规定人类行为和社会，实则特定主体的利益体现，这个主体就是资产阶级。把所有人都看作“经济人”，把所有人的利益都局限于物质利益，并把这种观点看作客观财富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庸俗化的资产阶级从社会关系出发，为稳固其统治地位、粉饰阶级利益并缓和阶级矛盾的必然要求。

三、“经济人”假设哲学基础的主体性分析

哲学不是关于抽象世界本质的科学，它不能脱离人的社会存在。哲学的研究主体是人，而人为了满足本能的生存动机必然产生经济行为，进而形成个体经济利益。但个体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总体，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完成，不同个体在交往中产生经济利益分歧，由此构成经济矛盾和经济关系。哲学家并非脱离社会和经济矛盾的“隐者”，作为社会矛盾中的一员，他们必然形成以其在矛盾中所处地位为依据的意识和思想，而这种思想就以哲学的方式呈现。因此，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所谓时代精神，就是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利益和意识的集中概括。统治欧洲中世纪的上帝主义是欧洲封建领主意识的概括，而与之针锋相对的唯物主义则体现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资产阶级打倒中世纪的上帝，却又建立起新的“上帝”——物质，“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1]世界受物质规律支配，人所能做的只是认识并适应客观规律，断难对其进行改造。由此，物性支配人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体现为资本，物性表现为资本的理性，个人生活和社会运转全部以资本增值为目标，这就是资本雇佣劳动社会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它是资产阶级带领全人类推翻中世纪宗教神权和君主专制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它也是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为粉饰其以资本增值为目标的阶级压迫所采取的辩护说辞。而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经济人”假设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具体体现，其内涵的孤立化与资产阶级历史地位和欧洲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密不可分。斯密著书立说的时代处于工业革命初期，以机械化工厂生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未普及，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仍数个例。欧洲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旧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中旧势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经济层面具体化为农业生产方式与工业生产方式的对立，在思想层面则表现为神性与人性的矛盾。因此，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此时的主要任务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思想上破除神学桎梏，反对上帝主义和神性，突出从属于物性的人性，为资本增值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建立扫清障碍。他们强调个体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必然推动社会和谐，以此论证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合理性，反对中世纪以神性规定人性的理论。这里的资产阶级仍是有先进性的，斯密的“经济人”思想对于人性取代神性、突出人的主动性具有积极意义。而在穆勒那里，工业革命行将结束，机械化大工业生产方式得以建立，资产阶级已上升为欧洲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则是被“抛入”工厂的大量劳动者。作为生产主导者，工业资产阶级必须保证生产线持续运转和商品无障碍销售才能弥补规模庞大的工厂所带来的成本，这一方面需要完备的要素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另一方面也需要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用以交换商品获取剩余价值。因此，彼时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已不是强调人性进而反对神性，而是凸显资本的理性以反对劳动的理性。这一时期的“经济人”并非普遍的人，而只是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资本家为掩饰其剥削本质和存在的合理性，将其个人利益粉饰成全人类利益这一手段的具体表现，是将资本理性等同于人类理性的辩护。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们确如这里的“经济人”假设所说只追求资本增值并参与市场竞争，但真正的人类社会绝不是唯利是图的个体之总和。穆勒的思想不是其个人的天马行空，他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这就是庸俗化“经济人”假设的实质。“从约翰·穆勒开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把这种改良作为自己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表现出来的较明显的阶级性，也越来越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以更巧妙的方法加以掩饰，直到现代，这种状况也依然如故。”[22]

“经济人”假设作为唯物主义逻辑展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体现着鲜明的资产阶级主体性，将本阶级利益粉饰成全人类利益，将自己所认同的人性说成是全人类的人性，是资产阶级乃至一切统治阶级的惯用伎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论证资本主义的时候，往往将所有个人都看成资本家，都处于竞争中，按照‘理性’来运用自己的能力、智慧去占有物质财富。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资本家。”[23]人的本质和人性是有历史、分阶级的，对人抽象本质的规定，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去概括，而不能做任何先验的界说。“经济人”只是资本家的化身，而非全人类的集体“肖像”，更不是“普世价值”，对此我们应当充分明确。

“在‘正统’经济学家那里，人作为财富生产或资源配置的一个要素，是没有个性的，也没有人格，不论是需要或生产，乃至消费和交换，这一系列的社会经济过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或许‘正统’经济学家不否认个性与人格，但他们认为，只要一进入经济，人的个性和人格就不存在了。也正是把所有人都归结为抽象的‘经济人’，有着相同的需求和行为方式，他们才能把人物化、货币化，进而进行纯数学的算计。”[24]发展至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假定——推理模式”和“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数学化、模型化，但越来越精美的数学模型并未扭转其理论的脆弱性，反而使其越来越脱离现实。对“经济人”假设的哲学基础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在明确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同时，廓清其现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提供经验。

四、结语

由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追求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化。牛顿运用“假定——推理”模式在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上构建起纷繁复杂的物理学体系，成功解释了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受其影响，18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 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必须效仿物理学，摒弃价值判断，以发现客观规律、解释财富现象为研究目的，以“假定——推理”模式为研究方法，“经济人”假设就是该模式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应用的结果。然而，认为世界上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物质规律的看法，实则唯物主义本质在先论的体现。受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的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物质假设先于精神假设的原则应用“假定——推理”模式，把物质性看作人的本质，把追求物质利益看作人类生活唯一的、永恒的主题，形成了“经济人”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体系，企图发现“客观”财富规律解释人类社会的财富现象。而经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继承和发展，“经济人”假设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得以巩固，主流经济学在其基础上模型化、数学化，扩大了全球影响力，成为“普世价值”。实际上，作为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以世界物质性来规定人本质，以亘古不变的物质规律来阐释人类社会各现象的唯物主义，是彼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把所有人都看作“经济人”，把所有人的利益都局限于物质利益，是庸俗化的资产阶级从社会关系出发，为稳固其统治地位、粉饰阶级利益并缓和阶级矛盾的必然要求。从哲学角度廓清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缺陷和本质，有利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