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 马强，苏润鸿，于水娟

蒙古族是活跃在我国北方的古老游牧民族,牧民称牛、马、山羊、绵羊、骆驼为“五畜”。五种牲畜产生五种畜粪，其中因牛粪体积大、燃烧效率高、易拾取等特点，被牧民广泛使用。在对畜粪认知上，蒙古游牧民族和汉族不同，汉族对畜粪更多的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蒙古游牧民族认为畜粪是一种纯洁的燃料，和普通的煤炭，没什么不同，参布拉敖日布在《蒙古族与畜牧经济文化》一书中提到，“牧民从来不把arγal当粪便”[1]。“牧民们平时非常厌恶人类及其他肉食动物的粪便，但对家畜的粪便非但没有丝毫厌恶的感觉，反而有亲切之感觉”[2]。可以看出，畜粪在牧民心中的认知不是污秽的、肮脏的，而是纯洁的、亲切的。不仅如此，畜粪积累得多少还是家庭财富的象征，通辽市奈曼旗八仙筒镇毛盖土村村民有一个共识：一般判断一个家庭是否富有，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他家屋前堆有多少干牛粪，人们也愿意到堆有长长的牛粪堆的人家做客[2]。畜粪，在千百年的游牧生活中已经深深刻上了内蒙古游牧文化的民族烙印。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畜粪都是内蒙古牧民重要的生态资源。他们不仅充分利用畜粪，满足自身日常所需，而且所采取的利用方式同时也是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维护。

一、内蒙古牧民对畜粪的利用方式

秉承“物尽其用”的观念，内蒙古牧民对畜粪的利用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作燃料

出于对草原的保护意识，牧民很少用草木作为燃料，而畜粪就成了燃料的最佳选择。在大草原上的人们除偶尔用一把细干草点火之外,基本不用草木烧火，牛、羊、骆驼粪便是他们做饭、取暖的全部材料[3]。每到夏季,他们就把牲畜排泄到草地上的粪便拾起、晒干、储存起来。在各种畜粪中，牛粪为主要燃料，湿牛粪经过晒干之后，水分蒸发、固成一团。一般牛粪作为燃料有以下几个优点：

（1）燃点低，燃烧时间长。在高原上，燃点较低的干牛粪一点就着，且牛粪经过牲畜的消化，比未加工的草木燃料燃烧的时间更长。而且成本低廉、取用方便，随时都可以做到就地取材。

（2）气味小、清洁无污染。由于牛粪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植物纤维，烧起来没有浓烈的粪臭味，反而有股淡淡的青草香，与煤炭等化石能源相比，牛粪燃烧后产生的灰烬还可以作为有机肥还田，相对清洁。以畜粪为主要燃料，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草木燃料的索取，从而降低了对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破坏。

（二）用作建筑材料

很难想象畜粪能作为建筑材料，但智慧的游牧民族做到了。传统牧民放牧过程中为方便管理牲畜，往往会建造牛羊圈，特别是在建造羊圈时会用到“羊粪砖”。在冬季，羊圈里的羊每天排出粪便，经过一个冬天的踩踏之后，粪便越积越厚并与土壤紧密结合，坚固硬实，于是牧民便把这种羊粪与土壤的混合物切成砖的形状，称之为“羊粪砖”，用它来砌羊圈的墙，这种用“羊粪砖”砌的墙坚实耐用，不论多少年都不会溃塌[2]，而且就地取材，使得畜粪得到充分的循环利用，等到羊圈不用时还可以拆掉羊粪墙，回收羊粪砖用作燃料，羊粪既做建筑材料，推倒后还能做燃料，真是一举两得。

（三）用作肥料

游牧民族追水草而居，草原对牧民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自古以来，游牧民族就特别强调保护草原的行为。畜粪用作肥料就是其中之一，在化学肥料还未产生的古代，畜粪，这种天然的有机肥，就是草原最好的肥料。对游牧民族而言，畜粪用作肥料、回归草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牧民世代相传的一种习惯。畜粪用作肥料，施以草原，使得草原土壤有机物得到补充，保持草原正常产草量，促进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循环，可以说畜粪肥料是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现代对畜粪的认知及处理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的转变，工业集中化畜牧养殖代替传统游牧生产方式成为主流，对畜粪的认知也产生了一定变化：畜粪所造成的污染超出其本身价值。畜粪还田甚至用作建筑材料的做法愈发少见，相反，畜粪却大量堆积，因此产生了种种问题。为此，各学者也作了相关研究：

首先是对草原的污染。王文浩（2018）提出甘南草原上的牧民拾粪后用作燃料或买卖，未将畜粪归还草原，造成土壤肥力逐年下降，牧草产量不升反降[5]。王亚梅、高倩（2020）提出禽畜粪便中排出的重金属不经处理会严重污染土壤、空气、水体，富集到一定程度还会影响作物的生长，每年因重金属导致的粮食污染损失巨大[6]。其次是对城市的污染。刘璐、肖敏志（2019）以郴州市养殖业为研究对象，提出禽畜养殖业的粪便超标会影响土壤的基本功能，污染地下水、影响居民生活和传播病微生物等危害[7-8]。总体而言，畜粪对草原的污染主要是土壤污染、重金属污染所造成的牧草产量下降。对城市的污染主要是水污染，造成地下水病菌滋生，传播病微生物。

由此产生了禽畜粪便的现代处理方式，主要有：

（一）堆肥法

传统自然堆肥是我国禽畜粪便利用方式中最悠久的，但是由于传统自然堆肥发酵周期长、臭味污染大、占地面积大、易产生蚊虫等原因，不符合现代禽畜粪便处理清洁、卫生等要求，也不适用于规模化养殖场。高温堆肥法就是将畜粪堆积，在人为控制畜粪湿度、温度等条件下，利用微生物对畜粪进行分解。王卫平（2005）认为堆肥是目前常用的无害化、资源化好氧生物发酵处理禽粪的有效方法，并通过研究得出：堆肥中添加3‰的微生物复合菌剂可缩短发酵周期，堆肥时间可缩短10天[9]。

（二）厌氧发酵制沼气法

厌氧发酵制沼气是通过厌氧微生物将禽畜粪便分解为甲烷、二氧化碳等，产生的甲烷气体可以作为能源回收。肖国良（2016）由于内蒙古每年会产生大量的牛粪尿，因此发酵原料丰富，并提出利用牛粪制取沼气，进行综合利用好处很多[10]。刘荣厚（2006）以猪粪为原料，将沼气中温厌氧发酵瓶的底物作为接种物，在自制的小型厌氧发酵装置上研究温度条件对猪粪发酵产气特征的影响，以期为沼气的发展作参考[11]。Shashvatt Utsav（2018）发明了一种从工业化家禽生产中回收磷的新技术，证明了该技术在减轻农业环境中的养分污染和产生替代性磷肥供应方面的潜力[12]。

纵观现代各种对畜粪的处理方式，大都视畜粪为污染源，提出将畜粪移出草原生态系统，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污染降到最低，在此基础上，将畜粪的利用价值最大化。这样做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但却忽视了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特殊性所在。上述结论研究的前提条件是人口密集的城市，或者是工业模式下的畜牧业生产的地区，由于畜粪不能作为其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过度堆积，不做任何处理，当然会造成对环境的巨大污染。然而，具体到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中，一方面，畜粪已经成为内蒙古牧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资源，畜粪尤其有着巨大的利用价值，另一方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属于温带地区，其气候条件即便畜粪不移出草场，也可发生自然降解，成为草场天然肥料。一部分畜粪加以充分利用，一部分仍留于草场提供适当肥料，不会造成畜粪的过度堆积而带来对草场的污染。内蒙古传统游牧文化中对畜粪的处理方式，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牧民们对草原生态系统利用与维护的辩证统一，使得草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资源得以循环利用，既满足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所需，又做到了对生态系统的保护。

三、畜粪与草原生态脆弱环节

所谓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是指在一个能够长期稳态延续的生态系统中, 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和冲击后, 最容易蜕变的那些生态构成要素[13]。而且这种要素一旦被破坏，很大可能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引起其他因素的蜕变，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具体到草原生态系统中，草原生态脆弱环节就是在人类活动对持续稳定的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下，最容易蜕变的那些生态构成要素，在草原进行农耕情况下，风化壳便成为草原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12]。游牧民族延续千年，对于草原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有着全面、客观的认知，同时也利用多种手段与措施用于规避脆弱环节。

（一）畜粪与草原生态脆弱环节的内在关联

畜粪是草原风化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生态脆弱环节的重要因素。牲畜的粪便经过人为焚烧或自然风化之后，部分滞留于地表，与植物残株、泥沙等在超长历史时间内而逐渐构成的一层约为6—8cm厚薄不等的风化壳。这种风化壳几乎覆盖在整个地表。其结构疏松透气、透水，不妨碍牧草穿过它长出地面。风化壳的存在，还有利于减少阳光直射土壤所造成的水分无效蒸发，间接保持土壤湿度，给牧草生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不仅如此，牲畜在食用植物时，连同植物的种子一起食用，牲畜不停移动、粪便不停排泄，而排出的粪便包括未经消化的种子，植物种子在畜粪上更容易生长，可以说畜粪也为草原生物多样性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但随着近现代部分地区过度放牧、过度农垦等不合理的草原开发措施，增大草原生态系统压力，直接对草原生态脆弱环节造成一定影响，草原风化壳被不断破坏，以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已很少见；畜粪还是草原肥力的重要来源，牲畜从草地上摄取的营养元素的80%—95%通过粪尿返还给土壤[14]，而现代畜禽粪便处理方法将畜禽粪便从草原物质循环系统中去除，切断了草原从畜粪中获取养分的途径，阻碍了草原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引发土壤肥力低下、草原生产力下降等问题，增加了草原生态系统物质紊乱的风险。草原养分进一步缺失，畜粪未能持续地回归草原，畜粪归还草原的量渐少，而向草原索取的物质产品的量渐多，使得草原生态系统难以可持续、良性运转。

综上所述，畜粪在草原生态系统，尤其在脆弱环节中起到重要作用，将畜粪移出草原物质循环的做法不仅使得畜粪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而且更不利于草原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二）内蒙古牧民畜粪利用方式对草原生态脆弱环节的规避

上文已经提及，风化壳是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脆弱环节。

一方面，蒙古族牧民放牧时，他们绝对不会让畜群走同一条放牧路线，更不会走回头路。其目的就是怕牲畜践踏损伤这层珍贵的风化壳，这正是蒙古族牧民有意识地规避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的智慧结晶。

在内蒙古草原所在的自然条件下，即使不加以人工干预，牛粪也会发生自然降解，其营养成分积淀下来为牧草的顺利生长提供养分，其干枯躯壳又与植物残株、泥沙等混合而成风化壳层。

另一方面，如果畜粪完全不加以干预，任凭畜粪堆积，又会给草原生态系统的循环运行造成极大障碍，反而造成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牛粪过度堆积，占据了一定面积的草地,牲畜拒食其周围的牧草[15-16]。因此，需要人工捡拾一部分牛粪，游牧民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将压在草上的牛粪拾走，原本被牛粪压弯的草会渐渐恢复挺拔，牛粪所染上的气味经过后续的雨水冲刷，也会渐渐消失，这样牲畜会再次食用这片草，草实现了它的价值，草原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不仅如此，拾取牛粪也为牧民提供了重要的燃料来源，但在村民访谈中我们得知，他们不会拾取草原上所有的牛粪用作燃料，而是留下一部分，作为草原的肥料，这一部分的畜粪被自然风化后，也成为了风化壳的重要来源。最后，牧民用畜粪作燃料，燃烧剩下的残余物，牧民也会施以草原，利于补充土壤肥力，加速了风化壳的形成。内蒙古传统畜粪利用方式“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有利于风化壳的积累、形成，将人、畜、草、粪置于一个循环的生产系统中，这不仅能节约大量资源，而且更利于解决草原环境问题。

（三）畜粪利用方式改变的文化因素

表面上，畜粪利用观念的改变破坏了草原生态脆弱环节，对草原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事实上，传统游牧民族生态文化的流失，是造成草原生态系统破坏的深入原因。传统游牧民族的生态文化观念在生产方式、信仰、法制文化中均有体现。

（1）在生产方式上，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根据四季更替划分四季营盘，按照季节在营盘之间转场，保证水草充分，牲畜饲料不断。牧民转场是在充分遵循草原客观规律上作出的正确选择，体现了“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生态文明观，有研究表明，适时转场有利于减少牲畜对草的过度啃食，一定程度上提高牧草生产力。

（2）在信仰上，古代游牧民族信仰萨满教，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包括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山川河流等，都是有灵性的，人不可随意侵扰，应该在尊重的基础上爱护世间万物。这种“万物有灵”的信仰，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平衡成为游牧民族的普遍共识，并在人与自然的实践中，特别是对畜粪的利用与维护的统一中体现出来。蒙古游牧民族信奉火神，因为火给他们驱散了寒冷，带来温暖，在他们看来，火是圣洁的象征，有着消灾、去污、清洁的作用，而生成火的燃料，除了点火用细纤维植物外，其余几乎都是牛粪等畜粪。

蒙古游牧民族不可能用污秽的东西生成圣火，这说明畜粪在信仰中占据一定地位。

（3）在法制文化上，如果说信仰是对人心理道德的规范，那么法制就是对行为的强制约束。草场对游牧民族生存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蒙古游牧民族对草场的保护设定了细致的、严酷的法律：如禁止在草原上放火、禁止毁草开荒，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17]

可以说蒙古族制定的草原法律是其生态环保观的法律体现，实现了生态环保意识与法律法制规范的结合，将生态环保意识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了生产方式、信仰的融合统一。

总而言之，在生产方式、信仰、法制文化中处处体现传统游牧民族的生态文化观念。传统游牧民族是“以草为本”，草原在其心中地位无比重要，将草原看作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但在现代工业文明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的观念的影响下，低效的传统游牧生产方式改为高效、经济的规模化、工业化养殖，草原作为游牧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的核心地位正在丧失。随着从游牧到定居，更加减弱了游牧民族与草原环境的联系，使得游牧民族原本与草原的亲密和谐关系受到影响，游牧民族草原物质基础与草原生态保护观念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渐减弱，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变得经济化、物质化，具体体现在对畜粪利用的方式，由传统的生态考虑变为现代的经济考虑。

四、内蒙古草原畜粪处理的现代化构建

首先，树立生态资源循环利用的理念，任何相关研究应该以此为基础，循环利用和可再生力是确保生态资源为人类可持续利用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18]传统游牧民族捡拾牛粪却留一部分当作草原肥料的做法“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实现草原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羊粪砖的循环利用更是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相契合，与绿色发展理念相匹配，我们要更加注重草原生态功能的恢复，重视生态资源的循环利用，自觉主动地为自然创造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也是为我们人类自己创造更加宽裕更加可持续的生态环境。

其次，将内蒙古传统游牧文化中对禽畜粪便的利用观念与当代科学的草原管理理念相融合，构建当代草原利用保护观念。在畜粪的处理上：部分畜粪可采用现代堆肥法，人为控制堆肥过程的各项参数，确保畜粪资源得到高效、清洁利用；应将一定比例的畜粪归还草原，保护草原生态系统，达到畜粪利用与维护的统一。将传统畜粪的利用与维护方式与现代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融合，鼓励牧民将畜粪归还草原，对此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推动畜粪回归草原物质循环系统，实现草原物质生态系统良性运转。

第三，对于草原畜粪的处理要置入内蒙古传统游牧文化和当地生态系统特征中去整体考量。内蒙古游牧民族对畜粪的利用观念呈现出特定的民族性，体现了游牧文化中的生态环保理念，这种利用观念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特定的时间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当今时代的不断发展，部分观念仍在发挥着积极作用，而部分却已经不适合当代草原发展。站在历史、文化、地理角度，承认内蒙古游牧民族传统畜粪处理方式的合理性、有效性。

最后，加强宣传教育，唤醒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树立民族生态保护文化自信。应充分利用多种渠道、方式，加强对牧民生态保护知识的宣传，除传统媒体外，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指明草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突出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宣传草原生态保护知识，提高牧民对生态保护的认识程度。对于偏远地区的牧民，应充分利用当地干部，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思想工作、宣传工作；对于不懂得如何充分利用畜粪的牧民，应该给予一定的技术指导，促进全体牧民共同参与。还应将生态保护意识贯彻到牧区学校教育中，从小培养当地牧民的环保意识，树立民族生态保护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