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曾泽安

一、社会原子化的本源剖析

“社会原子化”是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社会治理关注的重点问题，人本质上属于社会性群体动物，个体只有在集体中才能长久地从精神和肉体上获得生存的基本稳定，可以说脱离共同体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弱小、孤独与无助的。中间组织的解体促使了“个人——国家”的二级结构形成，而这正是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必然实际问题。对于社会原子化的研究，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1903年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提出，卢梭等都对相关问题作出过回应，我国的田毅鹏、吕方等学者也作过深入探讨，根据原子化理论谱系来看，国内外不少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社会原子化研究总体“溶解”于如陌生人社会、家庭离散等分支，学界较为缺乏根源性的理论探讨，本研究认为我们应进一步从词性本源出发，从自然属性理解其中的社会规律。

（一）原子化

“原子化”（atomized）是指向原子形态或原子特征变化的过程，强调的是“非原子”向“原子”或“类原子”的发展，描绘的是一心多元的结构体态，是自然科学的社会学语系表达。在社会原子化语境下，学界多将“原子化”解释为“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围绕某个核心抱团，团内结构严密，团与团之间关系松散，团外人与人之间孤独冷漠的变动趋势或状态”。更多的是突出内在的无序性，但恰恰缺少了讨论其内涵有序性的逆向构建，才是发展视野下“原子化”研究的根源价值。本研究认为“原子化”仅被看作是社会发展问题存在一定的缺陷，我们更应关注内在机理的形成和在此机理上新发展平衡的“外力”方向，这是改革过程面对新型问题的逻辑改观，同时应进一步在个体性强化背景下尊重个体独立特征，注重小微型共同体的形成和其有序性规范的规律总结，以偏共性原理探讨更大的多元共同体建设。

我们看到，“原子化”与“个体化”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个体化”是指个体不断从集体中突围出来,不断获得和彰显个体的权力和义务,并且能够通过个体行动来获得和维护个体利益, 从而实现“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人生”的过程。“原子化”则是指随着个体走出传统集体,对传统“共同体”的依赖逐渐减少,个人间、群体间社会联系减弱，社会结构“碎片化”,社会情感冷漠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状态。“个体化”被看作是社会规范和福利较好发展后的一种形态，“原子化”则是现实的一种表达，而本研究认为“原子化”本身已具有“个体化”的隐形含义，是在问题基础上个体尊重与环境优化的一种新表达。

（二）社会原子化

“社会原子化”（atomized society）含有社会“原子”化和“原子化”两个含义，前者强调多元结构的变化与重组，是客观的机制描述，后者则表达单一的社会形态问题，笔者更加倾向于基于前者的内涵丰富。“社会原子化”是社会转型期因人类社会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社会失范等社会危机。其基本内涵覆盖了人际关系疏离、个人和公共世界疏远、社会传统规范失灵、社会道德下降等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传统情感关系都在发生变化，感情色彩中加入了更多的私人利益；人际圈的交往更显随意，特别是在网络发展过程中“陌生人社会”更显优势。一方面，学界发现在近年来的社区高速发展与有效治理中，我国的社会联结要素得到了一定程度增强，但“国家——个人”的两极结构问题依旧较为突出，无数的“打工人”在“佛系”状态下生活，集体组织数量和功能的缺失及渠道不通导致个体逐步缺少“公共活力”。另一方面，在“熟人社会”中一般是乡规民约和“默契式”规范发挥重要作用，但在“陌生人社会”中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下，法律制度和条文条例成为公共世界重要的教尺，但这也往往引发失范的风险，公共道德话语权逐步向以个人为中心分散转化，利己主义可行性要素也就随之产生，因此有学者认为道德教育在社会原子化中显得十分重要，可以“解决内因的问题，克服过度的个人主义，让人重归社会”。从微观层面看，由于个体与个体间、团体与团体间逐渐缺乏在公共领域的共识性渠道和协同性合作，导致了以强势个人或团体为中心的“原子核化”，其余个体或团体在阶段性需求下在法律框架、合同规定、口头契约内围绕其作“旋转”。从宏观层面看，社会领域中的公共世界被基础性解构与重组，“小公共”已逐步成为合作的新形态表征，公共规则的适用性在“精细化”中才可体现现实价值。在合作型社会培育中，“有序”只有在个性化的“无序”交集处寻找到最根本的平衡支点，以此才能稳步构建由更高价值引领的“新”公共社会。

社会原子化不仅是现代化发展中的现实危机，也是本源性的现实状态，在此基础上，通过公共政策体系的构建和包容合作理念的倡导，加强“由大到小”和“由小到大”的治理平衡，有助于提升共同体建设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二、“共建共治共享”的内涵表达

“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是我国新时期面向社会新发展提出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时也是在社会治理中各项工作的指南。“三共”治理理念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社会共同体建设，同时也是对社会原子化系列问题隐形政策回应，但“三共”的“共”是哪一层面的“共”，换言之，怎样构建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大同治理格局？

“三共”治理理念强调的是合作性、公共性和多元性，公民的广泛参与是其目标实现的动力基础。从宏观层面来看，该理念涵盖了国家、人民、社会各级单位和组织等多元主体，在共赢的导向上开展多层级合作，实现的是“大公共”的和谐统一。“共建”是“三共”治理理念的前提条件。“共同建设”是建立在国家、社会、公民多维结构上有层级的共同参与，尤其强调后者的弱势补强。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社会问题愈加表现得复杂化，个体受限于自身能力和关系渠道，在社会矛盾面前更是表现出无力状态，共建需要前提条件。共同体意识实则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发展，我国的共同体理念是深入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之中和朝代更迭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意识特指中国各民族成员能够认识到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进而能够在心理上自觉认同、主动归属于这一共同体”。中华民族本质上是拥有一种民族文化的共识与认同的，爱国情怀根植于传统和现代教育之中，目前我们缺乏的是纵向更多元的传播和解释。同时，共同体也必须在一定的规范框架内才能建立和运行，良好的社会法制建设和道德体系培育是其向好发展的基本保障，这就需要长期的过程性优化调整。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去谈论共建能力培育和共建内容丰富。

“共治”与“共享”是在“共建”基础上的过程操作和结果分配。“社区治理中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法解决社区问题, 吸引社区内公民的参与至关重要”。在新治理理念的倡导下，共同参与是治理效能的核心指标，“各类主体协作关系和互动模式是共同治理的重要体现”，同时主体能力培育和中心、多元中心的形成对于治理的效率提升有着显著推动作用。而“人人享有”是人民广泛的期望，共同富裕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国家机器运行机制下人民“舍与得”的平衡诉求，也是公共社会普性价值的根本追求，“建—治—享”一体化循环系统的构建有助于满足公民最为广泛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需求。

三、在原子化社会中何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原子化不仅是一种现象，还是一种必然”。在社会原子化所展现的诸如家庭小型化、邻里陌生化、社会组织稀缺化、社会规范失灵化等问题，其核心在于传统共同体的瓦解和新型共同体的重组矛盾，社会原子化和“三共”治理理念存在根本性关联，如何在原子化社会背景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我们得回归本源探求同屏共振。

（一）“原子结构”的重视与构建

“原子”一方面许可电子做无序运动，但另一方面它的稳定存在要依赖于原子核所产生的向心力对电子运动的引导和规制，若没有核心要素则会丧失有序的必要条件。在社会治理中，向心力的生成拥有多种维度。在宏观层面，国家体制和党政制度是公共权力的巨大向心力，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领导下政府负责和社会参与的多元体系格局，具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显著的社会动员能力，拥有常态化的稳定基础。在微观层面，社区是在后单位时代下逐步成长起来的群众生活集聚地，具有集成性的基本要素，逐渐成为基层协商和公众参与的重要阵地，社区共同体的向心力培育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的社区建设中，以党建引领和多元参与的治理效能在资源分配、机制创新和技术支持等维度融合体现，但我们发现以日常事务和社区活动为方式的情感融造还存在较大的不足，不同地区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想得到、找得到、靠得住”等目标还较难实现，社区共同体依旧表现出联结要素不足的问题，治理体系存在短板，这也让团体性的“原子”缺失了必要稳定因子，因此以基层民主协商、权利与义务交汇共容为重要突破口的机制构建尤为重要。“公民身份意味着一定的社区或文明社会在人与人和群体与群体之间有某种联系或网络, 而且有某些规范和价值观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同时我们也发现，个体间也需要在互为尊重的情况下“吸引与互斥”的协动，协商与合作才是“原子核与电子之间”“电子之间”得以有序的基础，共性力量的产生是基于共识的规范和规则，只有在此条件下才能够实现动态平衡性的发展。

（二）“原子环境”的打造与优化

以小至大的共同体构建方向是寻找共性发展的重要思路，单个原子形成的小共同体何以聚类融合，其关键在于交集的面积和内容共识的广泛性。在此之前我们认为有一个前提条件，小型共同体的互动首先得建立在单独个体的统一性上，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必然要较大程度信任并依靠某一个或少数几个中间组织，通过组织共同体形成较为统一的集体性诉求，并将有效传达与实际回应形成系统性机制，才可有效减少复杂性干扰因素。如果出现多项选择和多向依靠的力量分散情况，则共同体的代表性和公共力量将天然残缺难以实现其合力，在我国的“放管服”改革中，政务服务中心的强化就是正向的体现。在此条件下，“原子间的反应”成为更大共同体相互作用的方式。在一定环境下，原子间的电子会共用合作，电子也不再简单依附于某一个原子核，而是在多个原子核间存在，发挥着保持更大体系稳定的作用。一方面，由于需求主导，共同体间自主融合，以阶段性或长期性合作产生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存在基础，这一类情况多产生于以企业活动为代表的经济领域中，在社会公共服务中更多体现在应急情况和群体性矛盾里面。另一方面，由于在地方性公共政策或权力引导的带动下多元主体能够实施框架性行动并在某一维度开展合作，这往往体现出明显的条件效用。小型共同体间交流融合渠道和动力的缺乏导致共同体的扩大受到限制，“原子”的互动环境依旧有待优化改善。共建共治共享倡导的是多层级而非单一层面的互动共有，这需要更为健全的制度机制和引导动力，以公共利益需求为方向营造更为良好的共同体发展环境。

（三）“反应机理”的培育与规范

国家层面讲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是要实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由复杂社会关系综合形成的网络结构中，社会协同力对于社会性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作用。要实现数量足够大的共同体合作需要在自有动力基础上特别加入强大源动力，使之形成更大的向心力，在社会治理里面这就往往需要全国性政策和民族性文化的助力，甚至是世界各国间共识的推力。“公共政策是一种调适性的治理活动”。通过人为活动调节社会发展需求，以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和价值的分配和平衡，在我国，公共政策是公共治理格局形成的强大推动力，也是“反应机理”生成的必要程序。原子团之间的反应往往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需要外界的条件变换，同样人为的行动需要建立在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才能具有价值性和可推广性，这是无序中寻找有序的共性方向。同时，我们看到文化对于共同体的形成和建设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在新时期, 如何构建现代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其中的难点问题是：如何将单位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体系转化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我国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为代表的文化共融体系并隐形溶解为民族道德，但现阶段将文化培育和倡导的思维与社会治理相融合还需加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文化的内涵仍要不断丰富。

我们看到，社会原子化是一种现实问题，更是社会发展机遇，在原子化社会中的社会治理不能仅简单强调中间社会组织的壮大和发展，还得从元个体和元共同体入手，以根源性特征和共识性合作为依据，以公共政策为抓手，加强多层面多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平衡，依托新时代网络治理等数据工具加强精细化信息分析与治理调控，逐步实现更高目标和更大效能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