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姣

（东北石油大学人文科学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000）

一、逆全球化概述

“逆全球化，就是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再呈现出不同水平和不同模式的市场再分割现象，由全面开放到有条件开放甚至是贸易保护主义般的封闭，然后将权利重新赋予国家和地方层面的一种思潮。”[1]全球化始于新航路开辟，英国通过其强大的海军和英镑金本位制度迅速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美国又通过其美元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支撑资本、技术、贸易等在全球流动。这些发达国家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巨大收益，而发展中国家于全球化机遇的夹缝中生存。全球化发展至今，由于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问题的日趋严重，逆全球化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如今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由而采取逆全球化的政策，诸如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孤立等，这些昔日在全球范围活动的国家的一系列行为都表明“实质上在动摇全球化进程的主角，正是其缔造者和传播者。”[2]。

对于逆全球化兴起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国家之间的商品自由流动对各国的工业生活水平以及人口流动对各国内人员就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往往会激起人们对自由贸易和移民的强烈政治反弹。”[3]因为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将其自身早先资本主义发展就造成了的环境问题归咎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将因为产业转移而造成的本国失业率上升甚而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以及社会上新移民或非法移民带来的各种困扰，等等，都归咎于全球化。逆全球化反映了那些未能在全球化福祉中获益的群体对现实的不满。

2019年年末暴发延续至今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使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都遭受重创，为经济全球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各国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反而都各自为政，这种“政府权力的回归”，更是被一些人理解为逆全球化的助推，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加剧了“逆全球化”的思潮。

二、逆全球化下中国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缩写。“一带一路”借鉴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同时以现有的多区域合作平台为发展点，通过中国及其邻国的双边和多边机制，来积极发展与各国的经贸合作。沿着这条路线，建立国家间的经济相融、政治信任和文化宽容。“一带”穿越中亚、西亚、俄罗斯、东欧到西欧；“一路”穿越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地中海，与西欧相连。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共商、共享、共建的对话机制，打造“包容式全球化”。

1.“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挑战

（2）经济方面的挑战：邻国的依赖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发展中国家，而且多数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国家与中国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依托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与投资市场等来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以满足沿线国家的发展需要作为出发点，降低了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门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沿线国家积极广泛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是从另一面来看，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推动者的角色，是以自身资金、技术和人员等方面为推动基础，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中国单方面需要承担的资源是有限的，邻国的经济依赖，和中国的付出相比较，是不对等的，极有可能使中国遭遇后劲不足的危险，这将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首要挑战。而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处于将各项政策，诸如“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好处直接给予沿线国家以吸引各国的积极加入，各国一直是作为政策效益的获得者而不是政策效益的经营者。

（2）政治方面的挑战：他国的猜忌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众多，国家间政治制度不同，立场不同，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褒贬不一。一些学者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马歇尔计划”类比，认为中国利用经济实力实现外交目标而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为了解决产能剩余的经济发展需要；还有学者指出是中国为了摆脱“马六甲困境”，获得各大的海上运输自由。以上观点不乏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度解读，对于一直想争夺地区优势领导的美国、印度等国来说，“一带一路”建设虽是一种经济战略，却使其感受到严重的政治危机。

（3）文化认识的差异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被称作是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一带一路”倡议连起了100多个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会形成不同的认识。我们理解这些文化之间的差异，就需要文化包容。“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描述的，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强弱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原来的西方文明核心正在向亚洲文明转移，国际关系的非西方化特征将更加明显。国际关系的非西方化，势必会引起美欧作为世界中心的担忧，文明的冲突是否将会主导全球政治，在变换莫测的国际社会尚无法定论。

（4）地区冲突的影响

自有国家以来，冲突是国际关系的主导对象，而国家间的关系就是以冲突为主轴的关系。地区冲突，中东地区的战乱热点尤为突出，但经济贸易合作，需要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未来中东局势发展具有复杂性、动荡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4]这样将会创造一种区域的不稳定，势必会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同时国家内部政局的不稳定，如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内存在严重的政治分裂问题，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这也会造成经贸合作的困难，为“一带一路”的推行带来阻碍。

2.应对挑战的策略

（1）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以渔

中国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先期投入海陆空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往来运输的便利，改善了沿线国家的基建，但耗资巨大，长此以往，中国也难以承担。因此，“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以渔”。在保证国家核心技术不外泄的情况下，通过技术交流，同时共享各国家间自有的资源。如“2015年的世界化石能源生产有113.9亿吨油当量，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世界化石能源中心，这些沿线国家生产69.27亿吨油当量，就贡献了60.81%”[5]。这些国家若实现资源的有效共享，也是国家间相互助长的机会。

（2）搁置争议，求同存异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是导致国际冲突的必然，再加上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传统差异，国际利益面前，国际体系的丛林法则使得各国会不择手段地寻求本国利益。与此同时“再加上国际间意识形态的对立，诸如法西斯的种族优劣会引发种族冲突，儒家思想等级规范会引发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冲突，马克思主张平等的社会制度也会引发不同政治制度国家的冲突”[6]。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着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甚至是战争冲突。这些沿线国家与中国也存在着领土争端，但国家之间的“共同点是基本的，分歧是局部的，可以求同存异”。而且要实现经济的相互发展繁荣，极端贸易战抑或关税贸易壁垒等隔阂猜忌是不利于相互间的交流发展的。中国与各个国家有寻求经济发展的共同点，也有意识方面的冲突抑或领土上的冲突存在，保留不同意见，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经济所需才是共同的利益所在。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意义

1.摆脱美国主导的四面环绕的包围态势

中国与14个国家领土接壤，还有6个海上邻国。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相处得也不尽太平，中日由于历史恩怨至今互不信任，中印之间一直存在领土纠纷问题，而中越之间也因为南海问题而有所防备，中韩因为朝核问题的分歧已经使经贸合作热度有所降低，印度尼西亚的排华事件使两国之间存在芥蒂之心。还有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与中国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美国一直以世界拯救者的身份自居，跨越太平洋，在中国东南沿海边境，以实现所谓亚太再平衡围堵中国，遂干涉放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问题，使中国疲于应付周边外交，无余力顾及与美国的争端而处于被动。

“一带一路”借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在中国的东南边境处于虎视眈眈的包围状态时，寻求向西北方向做出突破的战略尝试，“一带”的北半弧和“一路”的南半弧，使中国从西向东至西欧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合，中国探索另一种方式来实现与世界交流，在逆全球化的趋势下，既满足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也为中国政治外交提供了新的探索路径。

2.提升与合作国家的政治互信度

“一带一路”倡议虽是国家层面的倡议，但是直接实施时还是涉及民间个人以及社会组织企业等，“一带一路”效益的直接获得者也是沿线国家的企业和个人，通过民间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国家政治层面的交流，并且“经济外交实质上被看得更重，每个国家都重视经济利益，国家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都依赖于经济”[7]。在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相互需要才是最为实在的，经济关系会成为维系政治关系的重要纽带。在经济信任层面之外，首先会发生变化的就是政治政策协议的商议签订，然后放开民间的交流，如20世纪70年代的乒乓外交就轰动了国际舆论，可见有时民间交往比直接的政治对弈更能达到效果，因此共建“一带一路”所带动的民间经贸交流，或许更能有效地达到国家间政治信任的目的。

3.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指的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8]。我们往回拨转时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万隆会议上周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能让当时虎视眈眈的各方接受并写进公报，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能被世界认可，中国能在冷战期间的美苏博弈中确立自己的发言权，等等。然而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实力增强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对中国最大的敌意。

冷战结束至今，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国家话语权却并未根据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增强而相应地提升，反而是出现了诸多的“中国崩溃论” “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崛起似乎并未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所提升，反而使中国陷入了话语权的困境。一个国家的崛起，势必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猜忌，这种零和博弈思维，改变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转向对竞争对手的敌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尝试与世界接轨，全方位地融入了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的世界，这其中的一个弊端就是西方话语大范围进入中国的各个领域，西方的概念、数据、逻辑以及话语体系等早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成为一种国际标准，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发言，也需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之下，但是我们在逐渐习惯各种西方标准之后，争取中国自己的话语权可想而知有多艰难。

在已经固有化的概念逻辑体系里，中国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在逆全球化迅速蔓延之际，美欧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主导优势相对减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先后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9]，使“一带一路”倡议逐渐上升为联合国战略，这当然体现了中国的自信心，也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团结自身发展与人类发展的大国的负责担当。面对共同的发展利益和机遇，引起世界各国强烈的认同感相对容易，中国在类似的事务中也能占据主动的地位。以此看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维护各国相同的国家利益的方式，确能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4.平衡国内各地方的发展优势

通过“一带一路”两条线，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各地方的优势，借助沿海发达的经济优势，再以内陆重点经济区域为腹地，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沿海可以通过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范围辐射度，港澳地区可以利用特别行政区的独特优势，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内陆地区可以在重庆、成都等为中心的城市群区域开展经济合作，建设“中欧班列”等运输通道；西北和东北地区，借用新疆这一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强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的交流合作；同时发挥陕甘宁等地的人文优势，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发展；同时根据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的边境优势，完善与俄罗斯的合作链；广西、云南及西藏等地发挥位于中国西南的地理优势，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一带一路”建设能将国内各个区域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特别是在东西差异发展的当下为西部地区发展开拓了新的途径。以沿海经济优势和内陆中部的腹地优势，加强东中西的合作，平衡国内地方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5.战略机遇期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都遭受重创，波及政治上各国政府主权回移，更甚影响全球国际政治格局，对“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都造成新的重大影响。“一带一路”进入一个“历史调适期或间歇期，正是作出新的适应性、战略性调试的‘战略机遇期’”[10]。

在一定的时期里，就像人性自私一样，国家之间互不信任、追求自我保护的封闭政策在国际社会一直会是客观存在，但是这并不是证明全球化趋势“终结”的证据。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凸显了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现实，让全世界的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积极推进全球新态势的认知，使世界各国认识到到亟需加强合作来应对困难、共同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基于这种意识，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也应该成为未来社会中国家关系的一种新常态，这是中国应该把握的“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中国在此次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是一次在国际社会上形象“再塑造”的机会，也“是‘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的大好时机”[11]。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针对逆全球化而提出的中国解决方案，更是攸关世界未来经济的盛衰，同时也与中国未来地缘博弈战略的成败密切相关。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传递到沿线的各个国家；从政治博弈来看，“一带一路”自西向东形成的地理形势上的闭合，中国作为倡议的提出者，在这个闭合圈中较为容易掌握自己的重心所在；从军事策略角度来看，美国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竞争区域转向美国掌控较弱的地区，向西推进获得突破发展。历史进程中所遇到的全球化滞缓或者逆全球化浪潮都是正常现象，全球化仍然是人类历史的主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