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洁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并蔓延全球，再一次将人们的视角对焦于公共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野生动物保护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对环境的毫无节制意识的索取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危机，生态环境危机带来的系列问题也将人们的关注焦点以及研究视野转向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平衡的讨论。其中，在传统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的基础上，融合了生态维度的公民身份，使生态公民理论成为环境问题研究新的视角。生态公民的概念来源于西方，但是西方背景下的生态公民与我国所应培育的生态公民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态公民理念。除了具备权利与义务统一的法理性特征，应更加强调公民的德性和道德义务，注重对公民生态道德的培育，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主体性支撑。

一、生态公民内涵界定

《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关“公民”概念的解释，强调的是公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檀传宝教授以公民的“公”与“私”做比较，区分了传统的“私民”与“臣民”身份，阐明“私”有两层内涵：“私有”的“私”和“私人”的“私”。“私有”意味着对他人的人身依附关系，“私民”也就是“为别人所有的人”；“私人”则意味着与公共相对应的私人领域。因此，作为与“臣民”相对的“公民”，主张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所拥有的天然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作为与“私民”相对的“公民”，则强调公共共同体中的个体对共同体发展的责任和义务。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狭隘的概念，强调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在传统的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更应强调生态的维度。“生态公民”一词最早出现于1990年加拿大政府出台的“环境加拿大”文件中。它鼓励人们加深对环境的了解，做生态公民，同时要采取相关负责任的环保行动。目前，关于生态公民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生态公民三个派别。强调公民义务的共和主义生态公民派别，其代表人物斯廷博根认为，环境运动与其他解放运动的区别在于人们对责任概念的界定。所以，这一派别的生态公民概念更加强调人们对他人的环境责任，并且要积极地参与到环保事业中去。自由主义生态公民则更加强调权利的概念，其代表人物肖尔顿，阐明了权利与环境相结合的方式：一是在人类现已有的权利基础上，寻求环境对人类保护的权利；二是在基本人权的基础上，拓展反对环境遭受污染和环境质量下降的权利；三是认为环境自身也拥有权利，但权利由生态公民代为行使。世界主义生态公民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拓展到世界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国家，其代表人物多布森则认为生态公民概念提出的直接缘由是为了克服公民个体行为和态度在实现生态可持续上的不一致问题，因此，他认为生态公民应该拥有绿色价值观和态度，并将这些观念和态度在日常生活和行动中体现出来，以创建可持续的社会为目标。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公民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但是我国的生态公民应该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动力源泉，是生态文明建设能动主体。因此，在借鉴其他流派的生态公民理论时，应以传统的道德为基础，以培育我国的生态公民为根本的目标。生态公民将公民的生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树立世界主义的生态意识，在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上，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体现环境德性和环境美德，并积极履行环境的道德义务。

二、野生动物保护问题

纳什在《大自然权利》的一书中，绘制了图表展示了人的道德观念发展变化的过程，指出随着时间推移，动植物甚至是岩石、生态系统等等都可以成为道德关怀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野生动物也应在人的道德关怀范围内，而且这体现了人们道德观念的进步。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作为社会公正的标准的差别原则，这一原则指出社会的基本制度应该最大限度地提高最不利者的生活前景。人在认识、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并将自然赋予“人化”的特征，而在这样的过程中，野生动物成了最不利的一方。因此，作为生态环境中能动的主体，有必要保护自然界生存中为不利者的野生动物，给予它们关怀，履行正义的义务，体现道德意义上善的观念。而人类在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的过程中，也体现了生态文明的尺度。所以，从文明的维度来看，关怀野生动物不是所谓的“同情心泛滥”，而是在更深层意义上体现人们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之心，彰显了人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中的伦理关怀。

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命权及其生存空间。保罗·泰勒在他的书《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中强调，尊重是应该一种态度，将“尊重自然”看作最根本的道德态度，指出将尊重作为一种态度时，这就会成为他道德的自主行为，并且愿意以及要求自己遵守他所坚持的规则，并做出相应的行为。也就是说，泰勒认为人们树立了尊重自然的态度时，他的行为和品质也体现了尊重自然的态度，那么他所做出的行为就是正确的，以及他所具备的自然品质就是好的。泰勒提出了关于尊重自然的四个行为规范，其中要求我们不伤害动物，不干涉个体生物的自由以及生态系统。所以，对于野生动物保护而言，首要的是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命权及其生存空间，不去人为地杀害野生动物与破坏其栖息地。

其次，履行野生动物保护的道德义务。有学者指出，在优先保护野生动物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段，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食用野生动物由合法变为非法；二是从道德转变为保护不道德；三是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为野生以及由保护野生动物个体转为整个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观念也由人类中心主义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

道德义务作为人类生活中的社会调节方式，它依靠习俗、舆论等各种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维护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和环境。对野生动物履行道德义务，意味着人们作为在生态环境占据主体地位的人类，在面对野生动物时，可从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出发，将道德关怀诉诸野生动物，约束自己的行为，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已有了法律层面的明确规定，但是人们在道德义务上却认知欠缺，以至于滥杀、滥食野生动物的问题时有发生。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违法行为，也是有违道德的。我们对于野生动物也应具有道德上的义务，并在实际行动中也应履行野生动物保护的道德义务。

最后，探索保护野生动物的新视角。在探索野生动物保护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寻求新的视角—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等所有生命体本就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人类生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生命共同体是将地球上所有具有生命的个体视为共处于同一个集体中，其中，既包括了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类，也包括具有生命权的其他自然生命个体。生命共同体是比生态共同体又更为复杂的共同体，因为人是道德主体，故生命共同体不仅是生态的共同体，也是道德的共同体。野生生物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成员，意味着人与野生动物在生命共同体中是相互依存，相互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在保护我们人类。因而，生命共同体有别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它不是简单地以人或自然为中心，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思想内核，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径。

三、生态道德培育路径

生态道德将道德关怀从人、社会拓展到自然，认为自然与人类享有平等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并促使公民去认识自然应有的权利，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具有道德情怀，并将道德观念运用到生态环境中，同时也要承担对自然的道德责任。

生态道德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探讨了人对环境的责任以及确定了环境道德价值的目标，有助于从道德上培育生态公民，从而促进生态公民观念的发展。以生态道德在培育生态公民，有助于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观念，改善人们“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有助于明确人在自然界中所承担的角色，积极承担对环境的道德义务，有助于约束人对环境的行为，从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要注重生态公民道德的培育。坚持培育生态公民的生态环境道德，将抽象的道德观念、思想具体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并以行动贯之。

（一）培育内容

（1）培育生态道德观念。生态公民应树立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道德观念。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大自然的供给，但是人在追求物质利益时，应尊重自然环境运行的规律，对自然生物保持应有的敬畏之心，尊重其生命生存的权利，不滥杀、滥食，坚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

（2）培育生态道德义务。人作为能动的环境主体，应履行环境保护的道德义务。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开发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开发，打破了生态环境的平衡，因此人必须积极参与到改善生态环境的行动中，自觉补偿自然、保护自然。人作为能够通过智慧、能动性改善生态环境的生物，对环境具有道德义务和责任。

（3）培育生态道德行为。生态公民应坚持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做到真正的保护环境行动。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不能伤害生物，还必须把人类的道德关怀和道德观念投射到日常行为之中，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引导。只有将生态道德落实到行动中，积极做到保护环境，才能达到公民生态道德培育有效性的最终目的。

（二）培育途径

（1）教育手段。对生态公民的道德培育可以通过基本的教育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各种生态资源和教育资源对公民进行生态道德的培育。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一方面向学生系统的传授各种生态环保知识，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生态道德的引导，从而发挥教育育人的作用，也促进生态公民的培育。

（2）网络手段。利用网络手段，进行生态道德理念的宣传和传播。运用网络建立相关的生态主题网站，以及利用各种新媒体，如微信、微博、公众号，推送环境保护的文章等等，将生态环保意识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促进对公民环境道德意识的培育，并有助于监督公民的行为。

（3）社区管理手段。社区是社会成员聚集地，联结了人们生活各方面，是一个大集体。因此，它可以运用多种生动形式，更大程度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宣传的力量，倡导人们积极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增强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也可以更好地参与和管理公民的日常生活，帮助公民养成环保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