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晶晶 张浩

中央深改委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7月，中办、国办印发“双减”意见。“双减”政策的出台，是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从“人民满意”出发，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义务教育学生负担治理的坚定决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这一论断坚强有力、掷地有声。教育各主体均应坚持独立担责，适当扩大担责界限，避免协而不同，才能真正形成呵护下一代成长的合力。

一、面对“双减”，家校社政均有困惑

目前，通过堵疏结合、标本兼治，“双减”工作成效显著。同时也应该看到，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一些深层、多变因素还需要高度重视。

对于固有政策轨道的快速转向需要一定适应周期，部分家長也确实表现出了手足无措和迷茫困惑，甚至产生对抗和消极情绪。多数家长在内心深处认可“双减”初衷的同时，对配套政策到位情况尚存疑惑和忧虑，担心“雷声大雨点小”，风口一过仍将回归原有竞赛轨道。少部分家长甚至与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利益捆绑，形成共同体，寻求所谓的“应对方案”，通过“一对一”家教、拼团家教等方式自我加压，企图在政策消化期采取非正常手段弯道超车。

对于“双减”的落实，学校冲在第一线，更具主动权，也更需积极性。长期以来，家长深陷教育的囚徒困境，坚信追求文凭就是最好的教育，部分学校顺势将教学责任转移至家庭，进而转移至培训机构，造成家庭对学校教育信任度打折。信任的重建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教师对政策的高度认可和快速转变。事实上，部分地区学校还存在管理者无法准确阐释政策意图，一线教师对国家意志和下一步计划了解度不高、参与度不强，对教学内容和模式变化被动接受等情况。

“双减”力度之大、速度之快激起前所未有的讨论热度，社会舆论众说纷纭，教育瞬间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高频话题。减负不是目的，教育也不应是哪一方的责任，但是多数人将自身置于事外“指点江山”，将育人责任全部推给教育部门，以旁观者身份提出诸多质疑和非理性诉求。部分网民在缺乏基本教育常识和科学论证的情况下，盲目轻信网络谣言，甚至参与传谣造谣，恶意营造恐慌气氛。例如，对中考分流恶意解读，对家长和学生进行错误引导，对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危害。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双减”的落地实施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一次大考。面对纷繁复杂的政策反馈，最后一公里仍需逐步畅通，政策补丁仍需筑牢。面对极强的舆论热度，特别是高流量媒体的反对声音，部分不理智家长甚至敌对势力的舆论干扰，缺乏权威应答和快速回击。政策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引导、惩戒、监督等政策工具的综合利用水平参差不齐。例如，部分地域将校外培训治理纳入了扫黑除恶专项监管，一时间调侃声四起，不得不承受舆论高压。

多年来，校外培训已逐渐被资本视为规模巨大、潜力无限的产业，无论已经深耕多年的机构，抑或刚刚疯狂斥巨资投入的机构，都未必心甘情愿完全退出，而是试图穿透政策防线。一些培训机构通过改变形式、转移阵地、“抓大放小”等方式不断试探政策红线。一些机构化整为零，把大班变成小班，把课堂变成“奶茶店”，一些小机构老师认为，监管机构对正规机构查得越严，小机构的课时费反而越高。

二、重构家校社政多方关系需各方独立尽责，更需协同推进

落实“双减”政策，改革人才培养，应强调协同，更应强调各担主责。政、家、校、社必须分清责任，各自延展责任边界，才能实现真协同，才能解决现实问题。教育各主体都应扪心自问，是否已经独立尽责。

（一）政策主体不松懈，在“堵、疏、破、立”中坚决改革

从中央到地方，教育等有关部门协同一致，推动“双减”政策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未来，一方面，继续强化目前的政策力度，持续堵住缝隙，防止校外培训机构口是心非、避重就轻、换汤不换药，规避监管;持续做实疏导通道，压紧学校责任，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继续破除落后观念，引导社会从崇尚分数到崇尚能力;坚决立起未来预期，在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之下，不断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和幸福指数。另一方面，学生负担沉重，非一日之寒，彻底消减，还需政策持续固化，不仅要形成制度，而且要上升到法律，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规相关条款及细则。不仅要对校外培训机构有监管，对家长、学校、传媒都应有更加细致、明确、可执行的罚则。面对成人社会，未成年人十分弱势，需要更加精心入微地保护，否则在各方为了保证自己的有利处境、减轻现实压力、减轻内心焦虑的情况下，不断突破政策防线，政策效果可能日渐打折、削弱甚至消失，学生负担卷土重来，减负与增负陷入轮回。

（二）育人主体不等待，在课堂内外自我革新

社会对顶流学校的膜拜，使学校与家长同样陷入“内卷”。学校不得不为升学率与社会声望努力，似乎成为一种必然。但作为教育主阵地，学校不能坚决执行法律规定及政策要求，不能耐住寂寞，急切地追求学生成绩，心安理得地违背百年树人的教育规律，不得不说是在推卸本应承担的责任。政府固然需要作好顶层设计，但学校应当主动做好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学校管理层应果断放弃短期政绩观，创造不谋己利、为国育人的校园氛围;学校应改进教学科研，学习掌握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方法，用更加科学合理的学习、复习、思考、升华方法体系，取代简单依靠增加作业量、延长课堂时间的“懒教”方法;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尤其应提高职业能力，增强职业精神，勇于承认不足，拓宽视野，深入了解学生，对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传统教育理念知而行之，摒弃简单粗暴的职业习惯。作为育人主体，学校上下不可等待政府改变一切，不可等待社会环境先行变化，而应从既定职责出发，做为时代育人的引领者。

（三）监护主体不盲目，在利益与风险中理性取舍

面对“双减”政策，部分家长叶公好龙。子女学业负担重时，大喊减负，减负政策一出，又双手一摊，说成绩不好、考不上好大学怎么办，却太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找出路。作为监护主体，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下，家长有着双重责任。对于这种责任，家长为避免子女未来的生活水平、社会阶层下降风险，更多选择用简单直接却不科学的方式承担，比如满足物质要求，在额外学习方面提供经济、时间、精神的支持。承担监护主体责任，首先，家长必须有责任意识，不管社会氛围如何，家长都应承担子女教育的主责，而不是怨天尤人;其次，家长必须系统学习教育知识，避免被碎片信息误导，避免人云亦云，避免盲目从众，尤其要学习如何了解子女，接受子女的独特性，并帮助其规划独特人生;最后，家长必须克服急功近利心态，对于教育，高投入不能持续带来高收益，满负荷、超负荷学习，只会抹杀孩子的创造力，牺牲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成长符合科学规律，静待花开，才能最大限度规避未来风险。对此，政府可以提供适当支持，比如“开学第一课”先给家长上，编写发放官方家庭教育手册等。

（四）承载主体不走偏，在引导与服务中凝心笃行

其他各类社会机构（相对于政府、学校、家庭），从教育中获得人才，享受教育事业发展的成果，却缺少承担教育责任的主动意识和行动。社会文化机构面向教育的利用率应当提高。图书馆、博物馆、少年宫、文化站等机构应改进传统工作方式，由“等在家里”向主动吸引、服务向外拓展转变，由强调人手、经费、区域局限性向创新工作方法转变，利用志愿者、社区等社会力量，为青少年及其家长既提供学习机会，也提供锻炼能力的机会;既拓展服务对象知识面，又提升服务意识。媒体舆论尤其应放弃旁观者姿态，转而主动营造科学教育、理性教育氛围。在教育问题上，媒体不能只说“正反话”，不能既强调学生负担重，又为各方找理由，应摒弃“第三方”身份，从所谓的“客观”报道转向科学引导，旗帜鲜明地反对什么、赞同什么，主动融入人才培养的千秋大计。科研院所、大学等教育科研机构，应多务实、少务虚，做好研究与成果推广，为人才培养提供科学、完善、高效的方法体系。应尽心竭力从科学作业量、课堂教学法、师生沟通原则等方面，充分挖掘既有知识，结合中国特色，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能够“板上钉钉”的科研成果。通过研究推广，澄清社会上流传太多的似是而非、片面的，甚至有害的教育理念，给学校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输“营养液”，给家长稳定心理预期吃“定心丸”。

【赵晶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浩，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社会承担教育责任的机制研究”（BGA190049）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