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永飞

摘 要：忠奸模式的传统归因，导致近代中国依然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不是改革舊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可谓南辕北辙，最终迟迟没有开启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大门。教师需要科学的思想、理性的思维来破除传统思维的迷信、愚昧和非理性，正确地分析失败的原因，然后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之法，最后走上正确的道路。

关键词：归因;忠奸;社会转型

古人修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给后人以鉴戒，所以中国传统史学非常注重品评历史人物，即所谓盖棺定论。而品评的关键是看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否符合大义名分，气节操守如何，以此为基础来进行褒贬。比如君主的谥号，武、明、睿都是褒扬，厉、灵、炀皆是贬抑。《佞幸列传》《奸臣传》《贰臣传》更是对后人的警示，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古人更注重这个人做的是否对，而不是他是否成功，即以是非而非成败论英雄，所以《史记》把项羽也列入了本纪，将伯夷叔齐置于列传之首。

史书中，王朝兴衰的规律，往往是明君起用忠臣良将，王朝兴盛;昏君听信奸佞小人，国家败亡。所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贤的教导不绝于耳。民间的小说、话本、传说更是几乎将之套路化、脸谱化。那些演义当中，总是能够找到干坏事的奸臣和扶大厦于将倾的忠臣，成功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迫害忠臣，如果是前朝旧事，那还要加上个昏君在背后推波助澜。比如，北宋的忠臣杨家将，奸臣潘仁美;南宋的忠臣岳飞，奸臣秦桧……

虽然多属后人演义传说，但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鸦片战争的失败，民间归因于千百年来沿袭的传统思维：皇帝任用奸臣，而疏远忠臣。三元里抗英发布的檄文中说：“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此次由奸相受尔笼络，主款撤防，故尔得乘虚深入。倘再犯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艘舰，歼尔丑类者，我等即非大清国之子民。”[1]

“在民间叙事中，林则徐是忠臣，洋人们都怕林则徐，穆彰阿、琦善他们则是奸臣，专在后方捣乱，如果没有他们，鸦片战争的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2]

林则徐、魏源等少数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军事上的落后，建议朝廷用关税的十分之一制造炮船，以抵抗英国侵略者。道光皇帝对林则徐建议的朱批是：“无理！可恶！”“一派胡言”。传统观点是华夏怎可学习夷狄呢？

由于历史上华夏文明长期领先于周边民族，华夏文明的对外交往就变成了不断向外辐射、同化异族的过程。华夏文明是这个辐射的中心源。因此，又称之为“中华”“中国”。而居于中华周边的民族就是文化落后的蛮夷之民，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所谓华夏“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蛮夷是中华的藩属、化外臣民，是一种不平等的君臣关系。

在文化上，中国是开化文明的，蛮夷是不开化、野蛮的，中国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责任，而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

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富，从不假外夷以通有无”，而外夷无中国则难以活命。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换，而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

这就是中国的“天下体系”“华夷秩序”。在这种“贵华夏，贱夷狄”的观念之下，使中国朝野上下认为中华文明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

华夷秩序建立的前提条件是华夏文明领先于周边民族。而从16世纪开始，华夏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欧洲，但是闭关锁国、闭目塞听的中国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华夷观念、天下体系，认为这些 “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与以往的蛮夷没有什么区别，把无幸沾浸华夏教化的西洋诸国看为化外夷狄。

所以，向西方夷狄学习简直就是自我沉沦，是“无理！可恶！”“一派胡言”。道光皇帝也将此次战败归因于底下的人未能尽心办事，因此将与鸦片战争有牵连的官员、将领统统问罪，琦善、耆英、伊里布、奕山等处以斩监候。之前的是林则徐被贬新疆伊犁。措施是督促臣下尽心办事，尽忠朝廷。

鸦片战争的失败，到底是因为中国的落后，还是琦善等奸臣的卖国？当时中国的应对之策，究竟是改弦更张的改革，还是走传统的“亲贤臣，远小人”老路。归因不同，结果迥异。

“前者从中国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困难。后者似更注重于人物的褒贬，对策又似明快简单。两者之间，有着认识深度上的差异。”[3]

历史的惯性和惰性，国民的愚昧和感性，推动我们还是寻找传统的归因，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琦善等奸臣卖国，林则徐等忠臣不得重用使然，所以只需要罢黜奸佞小人、重用忠臣贤臣即可，无须改弦更张的社会改革。

为了使正义伸张、奸邪不生，必须强化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建设，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3]

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哀，古代传统的归因很难推动近代社会的转型，我们需要科学的思想、理性的思维来破除传统思维的迷信、愚昧和非理性，正确地分析失败的原因，然后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之法，最后走上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姚薇元.鸦片战争实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张鸣.重说近代史[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4.

[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