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正秋 赵美岚

[摘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在新时代为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促进形成新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中国方案。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逻辑，全面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世界背景，深刻把握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对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全面贯彻、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逻辑;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0）06—0011—05

[作者简介]郭正秋，江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赵美岚，江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思想政治教育。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依据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人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世界发展大趋势，又着眼于解决日趋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具有十分鲜明的国际政治视角和国际问题导向。从中国与世界关系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着眼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使命担当的生动体现。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不是随心所欲提出来的，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内外形势，合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已有的丰富的外交经验所提出的。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

作为中华民族最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5000多年的历史中体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治理，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使“和而不同”“天下为公”“仁义”“天下大同”等传统文化精华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意味着承认不同，尊重差异，并将分歧与差异加以协调，使之达到和谐一致。“不同”，则是允许差异，而要求不完全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精神，使之成為我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能够学习和采用的一种智慧。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蕴涵的和而不同，不仅强调尊重和保护文明的多样性，更强调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阻碍各国之间实现合作共赢、导致各国之间冲突与误解的因素。

“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仁”“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绝不将中国的意志强加给别国，更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仅表态不称霸、不扩张，还会在外交实践中平等对待各国，更多承担大国责任。二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要始终将“义”放在“利”之前，要将正确的义利观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风向标，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尊重和保护他国利益，寻找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结合的方法和途径，力求实现惠及世界人民的大利。大同思想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直影响着中国人民，“大同社会”更是体现着古代中国人民对一种理想社会的向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探寻一种通往理想社会的可行之路，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大同思想之间存在一致的价值追求。在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儒家大同思想，旨在希望用大同思想突破西方价值观的局限，用全人类的价值代替自诩为“普适化”的西方价值，从而更好地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实现世界的全面进步。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考察与审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突破资本逻辑制约下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价值观的束缚，从而深刻反映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深切愿望。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倡导，既是中国向世界传达的一种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又是为世界提供的一种更好的发展方案，还是为世界人民指明的一条实现美好生活得更好路径。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合理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体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深刻的理论底色。[2]

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的重要因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同体应该分为本源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种形式。本源共同体是一种自然而简单的原始联合形式的共同体，即是一种前资本主义共同体。个人是集体规则的奴隶，个人的生产、生活以及思想都被局限在很小的范围是本源共同体的弊端，因此，本源共同体这种形式必然被扬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虽然人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的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是“虚假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少数人的自由平等，因而也是虚假的。显然，在这种虚幻共同体中无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其只能是历史的存在，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情况下，私有制被消灭，国家就会走向消亡，自由人联合体才将被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只有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命运共同体，才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也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的自我解放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这些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要实现的目标。

（三）新中国外交理论的继承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在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并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包括“和平共处”“国际新秩序”“和谐世界”等。随着许多国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外交原则，其影响力就不断扩大并逐渐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纳入双边声明和双边协定，由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而且也成为世界各国认可和支持的国际关系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所体现的关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丰富了主权原则的内涵;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延续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利益发声的立场，恰当地阐明了发展中国家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政治主张，为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独立发展、追求自身利益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利原则，提倡合作共赢的“发展观”。

随着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关系呈现出民主化的新趋势。为适应国际关系发生的变化，世界各大国都提出了关于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的构想。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外交实践中积极推动建设国际新秩序。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主张。作为世界上最早倡导新型国际秩序的国家，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以后全面分析国际局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重要判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兼顾了命运趋同和利益驱动两个维度，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纽带作用。在此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淡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产生的矛盾，使各国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良性互动。进入21世纪，依靠单一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处于变化中的世界局势，更无法满足不同国家的要求和实现和平与发展，因此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理念，即和谐世界理念应运而生。“和谐世界”理念对于促进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了“和谐世界”从理念向现实的转变，对解决目前国际社会存在的一系列现实性问题具有实践性意义。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和完善了“和谐世界”理念的话语体系，更有力地回击了“中国霸权论”和“中国威胁论”。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逻辑

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变化，一些涉及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的不符合和平与发展要求的现象此起彼伏，使全球治理格局发生改变并面临新的困境和挑战。深入了解和观察这些新困境是提高全球治理水平，更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一）全球治理面临的新困境

首先是相互依存且挑戰频发的人类层面。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既充满难得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是当今时代具有两重性的最直接的体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存在，普遍化和全球化才是当今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真实写照。同时，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程度的加深，地区纷争、文明冲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零和心理”、核扩散、极端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单边主义等带来的“和平赤字”，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不平衡不确定性问题突出，全球发展鸿沟不断拉大，增长与分配、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更加凸显导致的“发展赤字”，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对全球“善治”的普遍需求与充分、有效、优致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3]引发的“治理赤字”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地球村里，这里的“历史”和“现实”分别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历时性存在和人类相互依存的共时性存在，意味着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一种在全方位、宽领域相互联系和扩展的现实运动。所以，相互依存的客观趋势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理性选择。

其次是权势转移且风险叠加的国际层面。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快速发展，促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4]，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5]，构成“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内涵。一方面，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持续强劲增长给传统发达国家造成压力，而这种压力被一些发达国家看作威胁;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导致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趋向保守，保守主义日渐盛行，所以，各国在发展道路、发展方式方面的分歧在不断增加。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图谱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权力秩序论”，其理论实质是依托大国权力建立并维持国际秩序。当前，世界权势发生有利于非西方世界的变化，西方世界的战略焦虑已经显现，错误认知和战略误判的风险也在加剧。几乎所有国家都意识到必须调整和变革当前的国际秩序，但国际秩序何去何从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此同时，“霸权稳定论”“全球治理论”“普世价值论”等理论被相继提出，然而，这些理论并不能解决近年来持续的经济低迷、地缘动荡、恐怖危机、文明冲突等现实问题。所以，大国猜忌和战略竞争态势加剧，国际秩序之争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多元风险叠加。

（二）推动构建全球治理新秩序

如何克服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弊端，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推动世界经济更好地发展，共创人类的美好未来，是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坚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坚持走合作共赢之路是中国面对时代命题的坚定立场。具体而言，中国坚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与金融等方面的合作，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中国贡献，为世界各国提供广阔的市场，也有力反驳了逆全球化思潮。在世界经济相对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均衡问题，中国提出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创更多发展机会、共享更多发展成果。共建“一带一路”、创办“亚投行”等方式就是中国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做出的实质性努力。所以，通过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开放、通过以发展为导向增进世界人民的福祉，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要求各国间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处理全球事务，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更为民主的全球治理规则。尽管在当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下各国的平等关系仍未完全建立起来，中国不仅从未侵略过任何国家，也从来不以强凌弱，相反，还长期致力于支持和帮助落后国家的发展，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实现各国的平等发展，主张各国之间建立平等互信的关系，并在国际交往中积极践行这一主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这就导致“中国威胁论”“中国挑战论”等声音的出现，这些声音故意夸大国家间的差异，企图利用这些差异挑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警惕、批评和怀疑。然而，中国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中国家搭建了更大平台，提供了更多帮助，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南北对话。所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加快推动各国间平等关系的形成和不断增强国家间的政治互信。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逻辑

从中国与世界关系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的提出，是中国在新时代对全球问题的探索与解答，是为应对全球性问题、促进形成新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生动体现，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的集中体现。立足当前国际形势，中国提出这一宏大倡议，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时代价值

首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发展。现行的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许多制度设计越来越难以适应变化发展的国际局势，也无法满足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因此，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倡导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既是对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继承与升华，也是中国外交理论的新发展和中国外交实践的智慧所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基础上，对中国外事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为中央外事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从两次会议所确定的外事工作宗旨来看，2014年提出的“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升级为2018年的“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外交工作参与、实现全球治理，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的新举措。发起创办亚投行、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具体措施都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确性、可行性和合理性，证明了中国用实际行动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更具可信度和说服力，对提升我国国家形象、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加深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具有促进作用。

其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动力。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中国无疑是当前和平国际环境与全球化的受益者。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经济更是获得了长足发展，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公平的投资环境，而且还需要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所以，通过参与全球治理进而维持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世界格局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意味着“全球治理”正在从西方主导发展为东西方、南北方共同参与、合作，国际社会需要新的以公平正义为前提条件、以互利共赢为价值目标的增长观、合作观、竞争观、义利观。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到全球治理的革新之中，成为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参与者、引领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致力于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表明中国语境中的全球治理，不只是一种国际事务或外交战略，更是一种机制和制度，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全球治理是基于人类公共事务的治理，国家治理则是基于国内事务的治理，两者之间有诸多契合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扶贫、卫生、禁毒、环保等领域开展了多层次的跨国合作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些合作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对我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的治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就充分体现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契合。所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世界意义

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组织建设，在经济、教育、科技、安全、交通、能源等领域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推动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和信任。所以，中国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积极主动搭建平臺、寻求机会，促进与各发展中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建立与发展中国家互帮互助的区域合作体制，通过互惠发展增强彼此的经济实力，从而把发展中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

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中国智慧。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势头并未减弱，而是以文化霸权主义的形式开始了新一轮的殖民。国际清算银行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首要风险，整个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包括经济危机、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等诸多问题，从本质上讲都是由资本主义制度、资本逻辑运演所导致的。因此，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寻找全球化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全盘否定全球化，也不是盲目采取逆全球化措施。针对全球问题，不同的国家给出了不同的方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始终坚持以世情国情为一切工作依据的中国连续多年以超过30%的贡献率助力全球经济复苏。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中国将继续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坚持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解决全球问题的贡献不仅在于正确认识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还在于对全球性问题的正确评价和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已经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说明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美好愿望已经转化成为国家发展的政策、方针，已经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落实和践行。然而，面对中国迅速崛起，国际社会出现了以“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为代表的论调。显然，要消除这些论调，中国就要用实际行动打破西方大国依靠扩张实现崛起的老路，走出自己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与各民族国家共享全球市场，共享科技进步，共享信息网络，共同推进科技进步，共创美好未来。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设立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亚投行”等机构，为推动落后国家发展提供加油站，从而为世界和平提供有力保障和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2]马俊峰，马乔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81.

[3]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9）：7.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2.

[5]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15-10-14.

责任编辑：杨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