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小 鹏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中国共产党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党的建设理论视域的宽广性和深远性。只有将党建理论置于宏阔视域之中，构建起具有深厚理论基础、强大生命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才能成为可能。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提供了总的理论指导和理论本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场域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政党学说及列宁建党学说、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亡党的教训启示、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治理智慧理应被纳入到党建理论的理论视域之中。

一、理论源流：马克思恩格斯政党学说及列宁建党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政党学说及列宁建党学说从理论上回答了“共产党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并对党的建设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理论源流。

(一)马克思恩格斯政党学说回答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政党置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体框架下，从根本上回答了“共产党是什么”这一党的建设的前置性、本源性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政党学说建立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只要科学社会主义未完全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定性就不会过时。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无产阶级政党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并非某一宗派或理论的产物。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是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173因而，“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1]173-174。无产阶级要独立自主地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阶级来行动，要实现自己的阶级使命，就必须建立能代表并能领导自己的政党。而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应始终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描述了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的性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核心议题，共产党承载着整个无产阶级的特性、使命和任务。第一，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这一阶级基础决定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413。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其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决定了无产阶级和人类整体利益的统一性。共产党是而且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是共产党得以存在的母体。恩格斯强调，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发生问题“是绝对的界限”[3]593。第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能领导无产阶级的关键在于其先进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413。因而，在实践上，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并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上，共产党人相对于无产阶级群众的优越性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及一般结果。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在实践中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马克思、恩格斯从未从单纯理论规定性上来认识和界定共产党的性质，而是明确共产党的性质养成以及其在无产阶级运动之中的彰显，共产党在与其他政党结成联盟时必须保持自身独立性和阶级性。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对党员成分和党的性质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一方面，党内不能出现代表非无产阶级的利益集团，恩格斯就指出，“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3]365。另一方面，如果非无产阶级参加无产阶级运动，就必须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1]739。共产党决不能让党内的“冒牌货”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在最后必须把他们分离出党。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共产党以新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4]。这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产党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其理论的过程中一再强调要有正确的理论态度，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僵化的教条，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恩格斯强调，“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3]595教条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其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策略。恩格斯指出，“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1]350科学的纲领能为工人政党提供明确的奋斗方向和目的，是工人政党拥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恩格斯强调，“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5]共产党的最近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党的纲领就必须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策略是实现纲领的具体手段、方式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只要不违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一切有益的手段和方式都可采用。这些策略包括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暴力手段与和平方式的结合、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结成联盟、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既团结又斗争，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进行了初步论述。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必须与纲领和策略原则相一致，组织建设必须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第二，无产阶级政党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而建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但对民主和集中进行了初步阐述。无产阶级政党是“完全民主”的政治组织，必须坚持民主制原则。民主制原则包括平等原则、公开原则、集体领导原则、民主选举原则、民主讨论原则等。恩格斯指出，“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3]500。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无产阶级政党为了保持自身战斗力，就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第三，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一定的纪律。马克思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6]第四，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团结统一，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组织团结是无产阶级政党拥有强大力量的重要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不是形式上的，不是拿原则做交易换来的。恩格斯指出，“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7]无产阶级政党内必然存在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就需要进行党内斗争。

(二)列宁创立了完整的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学说

“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8]。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建立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创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政党学说。

无产阶级政党是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列宁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及其属性，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9]153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伟大的认识工具”。“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9]312。无产阶级政党要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列宁进一步明确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强调党与阶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党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是阶级的先锋队，是阶级中的先进的有觉悟的阶层。党不是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拥有严密组织、统一意志的整体。

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列宁通过对专制集中制和民主集中制的比较，明确民主集中制应当成为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党章，规定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来处理党内一切事物，党的领导人员和所有机构都由选举产生，并要对全体党员负责。为了保持党的战斗力就需要集中，集中意味着需要有全党最高的领导机关，需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各个组织服从中央。

党必须要有铁一般的纪律。列宁突出强调纪律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性，“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10]154。他指出，“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10]155。党的纪律的保持并非简单建立在强制基础上，而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意识和革命精神，靠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靠党正确的政治领导并被人民所信服的战略及策略。

党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列宁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在党和非党组织的关系上，党对其他非党组织要实行政治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者，党要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10]474。无产阶级在完成革命任务后其阶级使命并未完成，还需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就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因此，共产党肩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10]624。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要地位。为此，党要善于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学习经济管理知识，成为领导经济建设的内行。

党要高度重视党员质量。列宁在建党初期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所以我反对马尔托夫的条文”[11]。党在执政以后，列宁更加强调党员质量的重要性，他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10]51。工人阶级的执政党才不会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是要提高党员质量，把“混进党里来的人”清洗出党。要严格党员入党条件，慎重发展党员。党的执政地位自然会使一些投机者加入共产党，对此要有清晰认识，要“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12]。同时，党在和平环境下执政，党员干部掌握一定权力，容易出现懈怠。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会滋生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情绪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对这些现象要保持警惕，防止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蜕变。

党要正确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10]646。对于共产党而言，“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10]626。要处理好工人阶级的领袖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领袖是在群众斗争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并被群众所认可。不能神化领袖，把领袖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13]。要树立起正确的群众观，制定和落实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要深入群众之中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愿，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问题。列宁始终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他告诫全党：“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4]。为此，他指出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努力来消除官僚主义。

除以上之外，列宁还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行了阐述，对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如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价值的思想和观点。

二、理论镜鉴：苏共亡党的教训启示

苏共亡党的教训启示能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构建提供深厚的理论资源。苏共亡党原因异常复杂，亡党教训异常惨痛，但苏共亡党作为鲜活的反面教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却极其珍贵。党建理论必须以苏共为鉴，全面剖析并深刻吸取苏共在党的建设方面的教训启示。

(一)厘清苏联解体与苏共亡党的内在逻辑关系

苏联解体与苏共亡党的历史事件作为鲜活的实践案例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持久的警示作用和研究价值。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指出，“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学得的知识可能是进步的最有效的工具”[15]。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各种研究得出了十多种不同结论[16]。从不同视角出发，依据的资料不同，必然会得出不同结论，但苏联解体有其根本原因。作为唯一执政党的苏共对于苏联解体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分析苏联解体与苏共亡党就必须首先揭示出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内在关联。

苏联解体是历史必然抑或是主观因素，这个问题必须澄清。历史必然说认为，就客观因素分析，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苏联模式存在的“先天不足”导致苏联最终解体。深入分析和理性判断便可得知，这种说法既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悖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将苏联解体的历史责任推卸给历史本身或外在力量是不合理且极为有害的。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是完全被动的、从属性的。“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17]。人们在遵循客观历史规律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能动作用，必然会产生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显然，不能把人类的发展命运寄托于外在力量，而应回归于并交给人本身。如果说“先天不足”，那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底子”更薄，搞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18]225，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却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可见，苏联解体绝非历史必然，而是有深层的主观因素，这种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是联系在一起的。

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相伴而生，究竟是苏联解体导致苏共亡党，还是苏共亡党导致苏联解体？两种分析方式会得出不同结论。毫无疑问，苏联和苏共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无论是国家出现问题还是苏共出现问题，都必然会牵连彼此。苏联和苏共“绑定”在一起，这是苏联模式不争的事实，苏联解体，苏共必然难以独善其身，苏共亡党，苏联也必然解体。这种“绑定”既隐含着潜在的不稳定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共产党在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决定性、关键性作用。苏共是苏联模式的领导核心，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决策者、引导者和推动者。苏共对于苏联解体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是苏联解体的责任主体。纵览各种原因，几乎都与苏共分不开。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8]380。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对于解释苏联解体也是适用的。因而，“从苏共亡党到苏联解体”这一逻辑时序和分析理路符合历史事实。概言之，苏联解体原因应归于苏共，苏共亡党导致苏联解体。正如有学者指出，在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种种原因中，苏共本身的蜕化变质是主要的，起着主导、决定作用的因素[19]。李慎明也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逐步蜕化变质”①[20]。可以说，苏共对苏联社会建设缺乏自觉的、主体性的使命和责任意识。苏联解体原因分析及教训总结要落脚于苏共，揭示苏共亡党原因、吸取苏共亡党教训才是最为关键的。当然，这绝非线性的单向思维，而是一种主体性维度的分析。

(二)苏共亡党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的警示作用

中国命运之所以不同于苏联，关键在于中国对于苏联模式的超越、在于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建设。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保持政治连续性、稳定性的奥秘在于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之弊端的超越与克服”[21]。但吸取苏共亡党教训绝非一蹴而就，中国共产党也尚未完全根除身上存在的苏共痕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必须将苏共亡党作为典型案例，深刻揭示其内在原因，积极汲取其党建教训。尽管关于苏共亡党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相对于这一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启示价值而言，既有研究还远远不够，总结苏共亡党教训还需理性地分析一些根本性问题。

共产党的性质绝非简单地“自我规定”“自我宣扬”，而是一种根本性的实践塑造。革命的实践是应然和实然的根本中介，是共产党得以延存的根本。分析苏共亡党首先要有总体性视角，即把苏共作为一个客观整体来探讨“苏共是什么”这一问题。应然中的“是”和实然中的“是”即理论之“是”和现实之“是”必须同一，共产党的本质并不在于理论上的界定，而在于实践中的保全、展现和塑造。党的性质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宣扬代表无产阶级和苏联人民的苏共却抛弃了无产阶级和人民，最终被无产阶级、人民所抛弃。实践和理论的背离使得苏共在“双重自我”的分裂中丧失了共产党的性质。苏共亡党的根本在于其丧失了共产党的性质，正如黄苇町指出，“苏共在很多老百姓的心中早已死了，已经变得只有共产党之名，而无共产党之实了”[22]。苏共变质的实质在于对自我利益的维护及演变为非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苏共的亡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苏共官僚集团为了既得利益的合法延续，主观上放弃了社会主义，实现自我转轨”[23]。进而言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任何时候都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削弱自己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性质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决不能将人民性置换为“全民”，放弃阶级性、背离人民无疑于自毁长城。苏共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和《苏联共产党章程》中宣称，苏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社会主义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共产党，工人阶级的党，现在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党”[24]。而后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宣布，“苏联共产党已成为全民的党”[25]。

分析了“苏共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由此便会引申出其他问题，从而进一步总结苏共亡党教训。一方面，从性质出发的外联性分析，即苏共与所代表的阶级、人民的关系维度；另一方面，从苏共内视的角度分析，即通过分析苏共自身而寻求苏共亡党之因。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服务于人民是统一的。就外联性分析而言，除了以苏共与阶级、人民的关系为重点，也可以引申出苏共与社会主义、苏共与国家体制、苏共与改革、苏共与经济发展等关系。在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上，人民必须始终处于理论和实际上的主体地位，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苏共亡党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面临“民主失真”困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民主的关系，真正使人民拥有民主的权利和能力、具有监督政党的权利和途径。从苏共与苏联模式来看，社会主义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远不能定位为固化的、成型的、完善的模式。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和原则前提下持续不断地改革。改革既可兴党也可亡党，关键在于实行正确的改革。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牢牢掌握改革领导权、坚守住改革底线、坚定改革方向、明确改革归属。从苏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看，无产阶级政党尤其要在意识形态上引导人民，决不能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不断发展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在虚空的理论王国中重复马克思主义教条，不仅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欺欺人，正如伊格尔顿指出，“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是，斯大林主义不仅不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反而是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最佳证明”[26]。总之，以苏共性质为逻辑起点进行外联性分析就会发现，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就必须落实民主、造福于民，在改革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显然，外联性分析还不足以揭示苏共亡党的原因和教训，这就需要从苏共政党本身进行分析。苏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着异变和僵化双重危险，这两种危险同时存在并在特定情况下相互交织，苏共正是在这两种危险中亡党的。揭示异变、僵化的深层原因以及探寻克服这两种危险的根本动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现实价值。苏共异变与阶级斗争的影响密不可分。苏共在内部出现了为集团利益及个人利益而存在的权贵阶层。美国学者弗兰克·奇福德指出，“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27]。公仆变质为牟取私利的蛀虫，这既归因于权力自我变异也离不开外在资本的侵蚀，权力的私有化与资本的政治化相结合，使得苏共政权变质。苏共异化过程伴随着私有化过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并非意味着永久消灭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内会一直存在，并在特定时期还可能演化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政党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不能放弃阶级斗争。“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敢搞、不主动搞、不会搞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就一定会失败”[28]。夸大阶级斗争或否定阶级斗争都是极其有害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在于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如何客观地分析和把握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政党应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决不能把资本主义复辟和阶级斗争作为过时的东西而放进历史博物馆。

苏共亡党与苏共僵化密不可分。僵化的反面就是革新，共产主义运动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必须不断革命。自我革命应该伴随无产阶级政党的始终，而苏共丧失了自我革命的精神，丧失了自我调适、自我纠错的能力。从思想与制度进一步分析，苏共丧失自我调适和纠错能力不仅与僵化的意识形态相关联，而且与苏共的建党、治党体制相关联。苏共缺少自我管党治党的主体自觉和行为，在体制设计上未能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苏共作为政治组织成为了封闭的生命体，个体和作为整体的政党难以保持相对分离的张力，使得政党命运寄托于个体，个体能力和生命的有限性必然危及政党生命。苏共最后演变为少数人主导、多数人隐身的松散组织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苏联共产党执政以后，一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养尊处优，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关心的只是如何维护既得利益”[29]。特权阶层必然会阻挠政党自我革命。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优越性不能仅仅体现在理论上，而且也必须体现在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上。

三、理论比较：西方的政党政治理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中国特色是由中国社会革命的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及其党的建设的客观实际所决定，同时，这种特色也需要在与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的比较中得以彰显。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既要防止用西方政党政治理论来框制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也要防止蜷缩于意识形态牢笼而压缩中国共产党党建的理论空间。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必须超越西方政党理论

超越西方政党理论就需要对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框架进行深入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能超越西方政党理论的现实基础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所展现出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在本质属性、价值追求、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制度环境和实践逻辑上具有根本区别。中西政党差异源于中西的时空条件、社会形态、历史传统的不同。西方政党根植于资产主义发展，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是单纯的民主工具。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中国特定国情。“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兼反内外(民主革命的反封建、民族革命的反帝)的彻底‘革命党’的身份，通过创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开启与主导社会现代化的进程”[30]。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开创者，担负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任务。政党产生的历史场域和肩负任务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西政党的本质差异，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须更加重视党的建设。

不能以西方政党理论引导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西方政党理论符合西方国家的实践逻辑，隐藏着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西方式民主政治。党建理论如果简单套用西方政党理论，不仅会解构整个理论架构而且会偏离正确方向。因而，要防止夹杂着意识形态企图、以科学客观理性为名的西方政党理论的侵扰。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及党的实践形态已远远超出西方政党理论的解释框架，接受西方政党理论思想殖民，不是理论上的无知就是现实中的包藏私心。要在话语体系的对视中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党建解释框架，在中西方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政党运行逻辑的整体比较中提炼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党建理论分析框架。要在理论上揭示国外学者套用西方政党政治理论解释中国共产党的荒谬性，证明中国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

要在分析鉴别基础上吸收西方政党理论的合理成分以及国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有益理论成果。国外一些政要和学者能以“他者”视角较为客观地认识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对此，我们应以包容、理性的态度来进行鉴别和借鉴。如国外一些政要和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经验进行分析，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政党力量和中央政府力量强大，关键是坚持走符合国情的中国道路，动力源于改革开放，基础在于坚持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独特之处是通过“选贤任能”培养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发动机是善于学习，活力在于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创新，重要原因是具有强大的软实力[31]。尽管有些观点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但其中一些有价值的分析值得思考和学习，国外学者分析中国共产党的逻辑架构、问题把握、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其对重点问题的把握，研究方法的运用，研究结论的提炼大都有其独到之处，相对于我们目前党建研究中诠释性研究仍处于主流的情况来说，其借鉴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务实和有针对性”[32]。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具有一定相似性，在特定情况下也面临着一些共同问题，如关于执政能力提高问题、组织治理问题，等等。我们要保持党建理论的开放性，积极吸收西方政党在管党治党中的成功经验。

(二)要在比较中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要将政党自信转变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33]36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罕见的成就，党的建设走过了近百年的伟大历程，这种宏大的实践历程、实践成就为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素材和鲜活范本。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就必须将实践形态的自信和成就转变为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证明党的建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33]344。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的社会变革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蕴含着独特的实践理论和发展规律。西方政治理论解释不了中国，西方政党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独特生成逻辑、组织形态、治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统领中国发展、超越利益牵绊、扬弃资本主义文明、探寻人间正道、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体制本质上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受资本逻辑支配、以资本为母体的政党及政治体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为问题导向。不能从理论规定性出发来理解党的建设，理论到理论，必然难以解决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而且也必须体现在实践层面。“历史表明，一个党的实际活动与党的自我认定不相符，因而被其所代表的集团抛弃的情况，是并不罕见的”[34]。对党建根本性问题的分析要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动态过程中进行。不仅如此，突出党建理论的中国特色，要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对比分析中把握政党运行的整体逻辑。

四、理论延展：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治理智慧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屹立不倒，必然有其深层文化因素。“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35]。优秀传统文化深烙于中华民族身上，植根于中国人民内心之中，承载着民族的精神支撑和特质，形成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延续的文明密码，任何时期都有其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创新者和引领者。夯实党建理论基础就必须疏通党建文化和传统治理智慧之间的关系，总体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基因。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必须探求文明延续的奥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并没有隔断中华文明的延续，而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延续性。党建理论就是要挖掘中华文明传承和延续背后的奥秘。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36]533-534中华优秀文化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宝库，值得中国共产党不断学习、吸收。

党建理论要厘清中华文明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是统一的，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某种程度上是中华文明在更高层次的延续。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延续统一于中国特定的时空场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目标，同时以民族复兴为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中是“同构”的，也正是在“同构”的实践逻辑中，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强大生命力，民族复兴也找到了现实路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民族复兴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明延续发展的坚定领导者。只有奠基于中华文明延续的宏大使命中，中国共产党才能拥有更深远的历史视野和更宽广的大党胸怀，才有可能超越自身作为政治组织的组织局限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文明的继承绝非简单照搬，而是在科学批判前提下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式发展。

中国共产党要在深刻分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理性地认知自我、把握自我，更科学地推进党的建设。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哲学，党要在揭示这种生存哲学过程中更好地认识和定位自我。中华民族是在历史的连贯性中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37]。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宝贵思想及品质赋予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自觉，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自我认知能力和自我延续精神。挖掘这种思想及品质才能使党更好地肩负起民族使命，更好地明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存在哲学。中国共产党建党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以谋求民族独立和复兴为使命。中国共产党应自觉将自身存在与民族复兴统一起来，中华民族是古老而年轻的民族，只有在促使中华民族焕发蓬勃生机的过程中，党才能始终保持自身年轻。另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隐藏着中华文明延续的奥秘，中国共产党要在揭示和把握这种奥秘中不断塑造和提升自我。中国在历史上经历过许多次改朝换代，但中华民族作为完整实体却始终存在。尽管民族和政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但党可以从中国文明不断延续的奥秘探索中获取党的建设的启示。因此，除了分析改朝换代的历史原因外，党建理论还应尽可能地探索和分析中国文明延续的内在奥秘，并尽可能地将这种价值和精神内核植入党的政治文化之中。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必须汲取传统的治理智慧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着丰富的治理智慧，这种治理智慧对于党的建设具有现实价值。伏尔泰曾指出，中华民族“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38]。党建理论不应放弃对传统治理智慧的挖掘和汲取。马克思主义是党建理论的总体性理论视域，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民族化，党建理论也应该积极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

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批判性、创造性地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有学者指出，可以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价值理念进行现代性和创造性转化而使其有效服务于执政党执政目标的实现[39]。对于学习中国历史遗产，毛泽东曾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6]534。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挖掘中国历史遗产尤其是传统的治理智慧，党建理论的发展也始终伴随着对传统治理智慧的总结和创造性转化，如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结合而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吸取“贤人政治”思想,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组织路线，遵循“满招损，谦受益”教导而提出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进取的精神，等等。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具体的治理传统，也对传统的治理智慧进行了总体性升华，如对历史传统中守成与变革思想的批判性吸收而提出在党建实践中要保持党的本质和生机活力；吸取“中和”的思想精髓而强调党既要防左、又要警惕右；秉承“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精神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等。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在此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当下，党对历史传统中的治理智慧已开始系统性地总结②。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就必须进一步提炼和梳理传统的治理智慧，用以指导党的建设。

五、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政党学说及列宁建党学说、苏共亡党教训启示、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治理智慧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视域中的地位及作用价值是有区别的，四者并未穷尽党建理论视域，只是构建起党建理论视域的基本维度③。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强大自我塑造能力的伟大政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具有开放性的科学理论。创新和发展党建理论不是在狭隘的理论视域中进行的，只有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宏阔的理论视域中把握好理论源流、理论镜鉴、理论比较和理论延展，构筑起党建理论发展的立体空间，党建理论才能呈现出科学的、革命的、开放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态。

注释：

①李慎明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证。参见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②如习近平多次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在讲话中不断引用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名句。另可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习小组”：《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从修身、为学、民本、官德、治理、天下等方面深入发掘和阐发了中国古典治理智慧的思想精髓，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解读，从而梳理出了中国古典治理智慧的基本内容。

③此外，关于对当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研究、发展中国家民族性政党的研究、新型微型政党的研究、非政党的政治组织的研究等，都可以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理论视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