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华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现代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包括整体的社会变动。传统农业社会的主体是农民群体，因而现代化转型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农民群体。秦晖认为：“前工业化时代，农民是我们这个星球的主要居民，农民社会是一切类型的现代社会的共祖，现代化的力量，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归根结底也都是从农民群体或农民等级中产生的。”[1]这一观点恰恰证实了农民群体与现代化转型的密切联系。但深受传统文明浸染的农民群体如何融入现代社会，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的经验值得借鉴。英国农民融入现代社会的方式在于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但其中存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爱尔兰农民在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并非直接进行永久性迁移，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过程，而是在英爱两岛间进行季节性迁移。本文试图对大饥荒前爱尔兰农民的季节性迁移现象进行探究，分析其进行大规模季节性迁徙的形成机理，以及这一迁移活动对爱尔兰农民及乡村社会造成的影响，以期加深对农民群体现代化过程的认识。

一、爱尔兰农民季节性迁移的概况

历史上，一区域人口进行季节性迁移以帮助异地人口发展生产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历史现象，这在爱尔兰经济史上同样存在。早期这种人口流动更多盛行于爱尔兰内部各郡，如在农业收割时节，爱尔兰戈尔韦（Galway）、凯里（Kerry）各郡的山区农民会迁往利默里克郡（Limerick）的低地，参与当地的农业收割，待收割工作完成后便会返乡。随着近代英爱政治、经济、社会联系的不断增强，这种季节性迁移运动进一步扩展，爱尔兰农民的迁移运动发展到英爱两岛之间。

早在18世纪初，爱尔兰季节性劳工就已出现在不列颠，他们主要是来自社会下层的青壮年劳动力，包括小农、租佃农及农业工人。到19世纪上半叶，爱尔兰农民的季节性迁移运动发展到相当规模，人数不断上涨。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爱尔兰内部农业生产及军事服役所需劳动力的增长，这一迁移运动尚且发展缓慢。1815年以后，季节性移民的规模不断上涨，到大饥荒前达到顶峰。据统计，19世纪30年代中期，大约有35 000～40 000名爱尔兰人迁移到不列颠从事季节性收割工作。到1841年，春夏两季从爱尔兰港口进入不列颠的爱尔兰农业工人达到近60 000人[2]。由此可见，农民的大规模季节性迁移已成为19世纪上半叶爱尔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特征。

从移民的区域来源看，这批进行季节性迁移的农民群体来源广泛，包括康诺特（Connacht）、阿尔斯特（Ulster）、芒斯特各省，其中最主要的来源地是爱尔兰西部的康诺特省。有数据显示，1841年，迁往不列颠的爱尔兰季节性移民有近一半的人来自康诺特省。在该省的梅奥郡（Mayo），总人口中有2.7%的人是季节性移民，罗斯康芒郡（Roscommon）的总人口中则有2.1%的居民是季节性移民。而南部的芒斯特省（Munster）季节性移民占该区域总人口的比重低于1%，伦斯特省（Leinster）的情况与其相似[3]。不难看出，康诺特省提供了大部分的季节性移民。爱尔兰内部季节性移民区域性差异显著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各地农民土地保有的情况不同。相较伦斯特、芒斯特等省，康诺特省的农民往往能够保有一小块土地种植土豆，他们不愿放弃它而永久性地迁移。例如在爱尔兰的西部和北部各郡，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失地者，而在南部的科克郡，失地人口的比重超过50%[3]36-37。

就迁移过程而言，爱尔兰农民向不列颠的季节性迁移主要有三条路线。第一条路线从爱尔兰南部、西南部各郡（凯里郡、利默里克郡、科克郡）汇集到科克港（Cork），经海路到达布里斯托尔及其他威尔士南部港口，进而向东进入伦敦及其周边地区。第二条路线从爱尔兰西部的梅奥郡、罗斯康芒郡、斯莱戈郡（Sligo）、戈尔韦郡等地出发，经海路登陆利物浦港，最终流入兰开夏郡、林肯郡、约克郡及诺丁汉郡等地。第三条路线从爱尔兰北部的多尼戈尔郡（Donegal）、伦敦德里郡（Londonderry）、蒂龙郡（Tyrone）经格里诺克、格拉斯哥进入苏格兰低地。进入不列颠各地后，爱尔兰农民往往在此度过夏秋两季，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生产。在农业区，他们帮助不列颠的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包括收割谷物、土豆、芜菁及干草，同时也协助城市周边的商品农业，参与啤酒花、蔬菜等经济作物的收割活动。此外，他们也在农村从事一些非技术工作，如圈围旷地、疏浚沼泽、挖沟开渠、修剪羊毛等。进入城市，他们主要从事一些非技术性工作，如建筑小工、码头搬运工、修路工、手工织布工等。总之，爱尔兰农民积极参与了英国的社会生产，并为工业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正如E.P.汤普森所言，渡过海峡后，爱尔兰劳工成了勤劳和进取的模范[17]509。

二、爱尔兰农民季节性迁移的形成机理

关于移民动因的分析，涉及多种因素的作用，既包括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也包括个人意愿等微观因素，不同群体的迁移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同。就爱尔兰农民季节性迁移的成因来看，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爱尔兰内部社会经济环境恶化是爱尔兰农民进行季节性迁移的重要推力。17世纪以来，英国殖民统治使得爱尔兰农民遭受严重剥削。作为爱尔兰人口主体的天主教徒无权拥有土地，土地逐步被英国统治者及爱尔兰新教地主侵占，广大爱尔兰民众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有数据显示：1641年，天主教徒占有爱尔兰土地的59%，随后这一数据不断下降。1688年22%，1695年14%，1714年7%，到 1780年，进一步降至5%[4]。上述农业生产方式导致财富分配上的极端不平等，爱尔兰农民仅能获得有限的劳动成果。根据1835年爱尔兰济贫法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全爱尔兰农产物的总产值为3 600万英磅，其中有1 000万镑成了地租，2 000万磅成了赋税、什一税以及经纪人和商人的利润，其余不到600万磅属于实际的生产者，即小土地经营者和农业工人。农民种植小麦以缴付地租，种植马铃薯则供他自己和他的家庭食用。”[5]由此可见，大部分社会财富落入地主和商人手中，农民群体生活窘困。到19世纪上半叶，经济危机导致该群体生存处境进一步恶化。

经济危机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爱尔兰家庭纺织业的衰败。18世纪以来，爱尔兰发展出发达的亚麻纺织业，农民群体可通过种植、制造亚麻织品获得现金收入改善生活。但1801年英爱合并后，英国机械工业生产的纺织品严重冲击了爱尔兰的纺织业，爱尔兰农村家庭纺织业被摧毁，农民群体用以补贴家庭收入的副业不复存在，“许多家庭除了用来维持生活的小块种植马铃薯的土地外，便一无所有了。”[6]另一方面是商品谷物农业的萧条。18世纪下半叶以来，爱尔兰已成为英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但拿破仑战争后对谷物的旺盛需求不再，利润下降。面对市场困境，爱尔兰地主积极进行改革，改善经营模式，阻止土地分割，推进农业生产资本化运营。地产合并、引入农业机械、耕地转变为牧场等一系列举措导致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减少，小农、租佃农失去土地，农业工人失业。

社会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得爱尔兰农民在贫困线上挣扎，他们还不时遭受马铃薯饥荒的威胁。这些生存危机又进一步加剧阶级矛盾，爱尔兰农民组成秘密社团反抗地主的剥削。然而农民的抗争遭到英国政府政治高压的打击，爱尔兰农民当何去何从？斯科特认为：“当国家的强制权力预防了乡村社会的造反，农民可能的一种选择便是进行半永久性模式的短期迁移——侵入现金经济模式……它不是彻底的迁移和完全融入现代社会生活，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当地生存资源不足的个人努力。”[7]这正是部分爱尔兰农民在生存危机及政治高压下的选择，即季节性地迁移到不列颠，在当地寻找就业机会以获得现金收入，从而应对爱尔兰本地日益增长的生存压力。皮特·格雷就认为：“1815年之后，经济衰退使这样的农民沦为乞丐或者以偷猎为生，其他农民则成为散布在英国或苏格兰的季节性工人或者运河以及铁路建筑工地上的雇工。”[5]26爱尔兰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确实推动了爱尔兰农民的季节性迁移。

第二，特殊的身份认同促成爱尔兰农民季节性迁移模式的形成。社会经济环境的恶化揭示出爱尔兰农民迁移的部分原因，但却难以解释爱尔兰农民的回流。爱尔兰农民为何不进行永久性的迁移？这与该群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及其归属的认知、赞同和接纳，包含内在的自我观点和外在的他人看法。个体或群体身份的多样性，决定了身份认同的内容和范围会有所不同。就跨境族群而言，其身份认同一般包含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两个层面，前者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后者多基于血缘、文化等根基性特质[8]104。进行季节性迁移的爱尔兰农民群体作为跨境族群，其身份认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1801年爱尔兰并入英国，组成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尽管爱尔兰人与不列颠各民族一起组成统一民族国家，但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都未实现统一，尤其是跨境的爱尔兰农民在不列颠并未获得认同及归属感。其缘由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方面，爱尔兰人原本就与不列颠各族群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包括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例如，爱尔兰人主要信奉天主教，不列颠民众主要信奉新教，这种差异自然而然地使不列颠各族群将爱尔兰人看做他者，双方在民族认同上难以实现统一。另一方面，当时英国主流社会对爱尔兰人存在偏见，对其采取排斥态度。英国学者琳达·科利（Linda Colley）认为，19世纪初，在大不列颠的一些地区，因为爱尔兰移民的大量涌入，传统的偏见（对天主教及其教徒）甚至变得更加强烈……爱尔兰移民集中的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城市……所有这些城市都在1829年请愿，强烈反对天主教解放[9]。爱尔兰移民成为不列颠民众反天主教、宣扬爱国情绪的标靶，联合王国内部各族群之间矛盾重重，要实现各方统一的国家认同更是虚论浮谈。

经济上的冲突也加剧了爱尔兰移民与不列颠民众的对立，双方时常爆发冲突。如1826年在莱诺山谷的布特炼铁厂，雇主用低工资雇佣一群爱尔兰人建造新高炉，引起当地工人不满。19世纪30年代的庞蒂浦炼铁厂，爱尔兰人因被怀疑拉低当地的工资而遭到驱逐[10]。在上述社会环境下，不列颠民众并未真正将爱尔兰人视为“英国人”，季节性迁移的爱尔兰农民渴望在新社会获得认同的愿望难以得到满足。随之而来的结果很可能是，部分爱尔兰移民更加认同其原本的生活环境，选择回到爱尔兰。但该群体又不得不通过向外移民的方式获得现金收入，用以租种地主的土地。由此客观的经济环境加上爱尔兰农民特殊的身份认同促成了该群体年复一年的季节性迁移。一位研究爱尔兰经济史的学者就曾表达过类似观点：这些源自康诺特省（Connacht）的季节性移民本可留在不列颠，但他们大多数人仍选择将收割工资带回爱尔兰，以补贴从租种土地、打渔和家庭手工业中所得的有限收入。这些季节性移民群体不离开爱尔兰的决心恰恰可以解释以下现象，与英语区域的密切联系并不能迫使移民放弃爱尔兰语，那些提供季节性移民的大多数区域仍保持其母语在沟通交流领域的主导地位[11]。因此，季节性迁移的爱尔兰农民更多对爱尔兰的语言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产生认同，其离开爱尔兰的最终目的在于回到爱尔兰，这是爱尔兰农民季节性迁移模式形成的关键。

第三，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为爱尔兰农民的季节性迁移创造客观条件。交通是促成人口迁移的重要客观条件之一，交通运输条件是否便利、运费是否低廉决定着迁移者的流向及规模。在大饥荒前爱尔兰农民的季节性迁移运动中，交通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9世纪上半叶，得益于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爱尔兰人向不列颠迁移的交通运输条件大为改观。

从两岛间的交通情况看，交通革命使得英国的海上运输进入蒸汽时代。早在1816年，蒸汽轮船首次被用于海上客运，同年贝尔法斯特与格里诺克间就开通了第一班定期的汽船通航服务。到1821年，贝尔法斯特到格拉斯哥、利物浦，都柏林到利物浦、霍利黑德等地的航线相继开通[12]。与此同时不列颠内部的交通运输也变得越发通畅，公路和铁路网络日趋完善。到1820年，英国约有21000英里的税道，19世纪30年代则是收费公路的顶峰期。铁路方面，自1825年英国第一条铁路建成到1840年，已有约1 500英里的铁道投入使用，到1846年，英国新增铁路近6 000英里[13]。不仅如此，从爱尔兰岛到不列颠岛的客运费也在不断下降。以贝尔法斯特到格拉斯哥的航线为例，19世纪上半叶，其客运费一度高达14先令，相当于一位农业工人好几周的工资。但由于各轮船公司之间的竞争，客运费快速下降，到1824年，已下降至5～6便士，有些轮船公司为打倒竞争对手甚至提供免费的运输服务[14]。

便捷的交通、廉价的运费能够增强移民的流动性。张培刚认为：在“长期的”职业转移之外，各种生产部门之间还有“季节性的”（seasonal）及“周期性的”（cyclical）劳动转换……甚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也有季节性的移民。在欧洲大陆和大不列颠，运输的便利使这种移民成为可能[15]。爱尔兰的季节性移民恰恰得益于这种运输条件的便利，这是其进行长距离季节性迁移的坚实基础。正如柯林斯（Brenda Collins）所言，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铁路交通网络发展迅速，进行季节性迁移的爱尔兰农民的流动性因此而增强[16]。

19世纪上半叶英爱两岛间及两地内部海陆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为爱尔兰农民的季节性迁移提供了便利，这不仅使爱尔兰农民进行长距离跨区域迁移所受的阻力变小，也降低了他们进行迁移的成本。爱尔兰农民的收入本就有限，迁移成本的降低可以提高其移民的动力，进而增加迁移所带来的收益。

三、爱尔兰农民季节性迁移的影响

爱尔兰农民的季节性迁移运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也是爱尔兰人对外进行信息文化交流的途径。因此，季节性迁移运动所带来的影响较为复杂，涉及多个层面。从影响所涉及的对象看，这包括迁移者本身及迁出地社会、迁入地及迁入地社会。本文关注的是农民群体的现代化转型，因此影响层面的分析更多聚焦于季节性迁移运动对爱尔兰农民及其乡村社会的影响。

爱尔兰农民群体向不列颠的季节性迁移对其本身及爱尔兰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从积极层面看，季节性迁移运动可以帮助爱尔兰农民群体从外部获得工资收入渡过生存危机，甚至改善生活水平，进而促进爱尔兰乡村社会的稳定。如前所述，长期以来爱尔兰农民群体处于贫困状态，19世纪上半叶，其生活境况因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不时遭受失业、饥荒等问题的威胁。与此同时，不列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革命，新兴工业如纺织、交通、钢铁、煤炭等工业的发展都需要劳动力，不列颠的农业也因圈地运动的推进资本化运营加强，对季节性劳工的需求更加旺盛，而爱尔兰劳工正是其招募对象。据1811年的地方报道，林肯郡的自耕农几年来一直公开用广告吸引爱尔兰收割工的到来[17]。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不列颠的就业机会都比较丰富。

爱尔兰农民向不列颠的季节性迁移运动能够带来两大益处。其一，不列颠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有助于解决在爱尔兰乡村无活可干的问题。其二，爱尔兰农民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借此生活境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19世纪上半叶不列颠的工资水平普遍比爱尔兰的更高，季节性的迁移能为爱尔兰农民带来一笔不少的收益。麦克雷尔德（Donald M.MacRaild）认为，爱尔兰人夏季向不列颠的季节性性收割运动带来的收入大约在10～12磅之间，对于许多穷人而言，这是唯一的现金收入，它足够用来支付土地租金及购买部分消费品，这些消费品是家庭手工劳作不能制作的[2]22。而克尔（Barbara M.Kerr）则认为，迁移带来的收入不定，因时、因地不同，一般而言农民若能从中获得5镑收入就是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曾经一度工作在林肯郡的季节性收割工能够获得10～15镑的收入[18]377。无论如何，季节性迁移运动在不耽误既有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为农民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及额外收入，这为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柯林斯所言：“季节性的农业劳动为那些失业的爱尔兰农民提供了重要的生计，同时又可挣得足够的现金收入用以支付土地租金和补贴家用。”[15]369

更为重要的是，季节性迁移降低了爱尔兰农民反叛的可能性。斯科特认为：“农民可以得到的边际机会事实上缓和了短期的生存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这些机会往往减少了采取较为直接的暴力手段的可能性。”[6]262事实上，爱尔兰农民的季节性迁移运动是一种试图引入外部资源弥补本地生存资源不足的努力，这种从外部获得的现金收入可使农民应对爱尔兰农村经济的萧条及地主的剥削。只有当农民群体实在走投无路之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因此可以说季节性迁移运动促进了爱尔兰乡村社会的稳定。

从另一层面看，季节性迁移运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季节性的迁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爱尔兰乡村社会固有的矛盾，即地主土地所有制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有学者就表示，每年的季节性迁移获益更多的是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地主阶级，地主通过将租金提高至土地的实际价值之上来剥削农民[17]380。这样，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收益分配制）使得地主可以一直剥削农民，只要农民想继续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变而不是彻底地沦为工资劳动者，地主与农民的对立关系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而爱尔兰农业收成的不稳定、土豆饥荒、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会加剧这种紧张关系。因此，季节性迁移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爱尔兰农民的反叛问题，在为求得生存做出最后一丝努力后，农民群体的反抗将更加强烈。

更有甚者，季节性迁移会加剧爱尔兰乡村社会的衰败。生存环境越是恶化，爱尔兰农民会越发地依靠从外部获得资源维持生活，即季节性迁移带来的可能更多是日益的离心倾向，由季节性迁移转变为永久性迁移。19世纪上半叶爱尔兰向海外移民规模的日益增长恰恰可以证明这一点。约翰逊（J.H.Johnson）认为：“收割移民对人口变化的影响是双方面的……反向来看，随着季节性移民对外部世界越发地熟悉，其在陌生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也不断增强，由此，爱尔兰农民往往会由季节性移民转变成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移民；后一层面的影响会鼓励爱尔兰青壮年劳动力进行永久性迁移，并加剧爱尔兰人口结构的不均衡发展。”[19]110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会导致乡村失去活力，乡村既有的互惠网络瓦解，乡村社会将逐步凋敝。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季节性移民也不可能成为爱尔兰农民解决生存危机的长期手段。爱尔兰农民更多进入的是不列颠劳动力市场的底层，从事非技术行业。这些行业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爱尔兰农民群体通过季节性迁移获得的收入相当不稳定。随着不列颠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本地劳工排外倾向增强、迁移收入减少，移民季节性迁移的规模便会下降，这正是大饥荒后爱尔兰农民季节性迁移规模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之一。据统计，19世纪后半叶，爱尔兰收割移民在不列颠的数量从1846年的约7.5万下降到4万人左右[20]。

四、结 语

现代化转型伴随而来的是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然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并不仅仅是农业劳动者从农村到城市的简单线性位移，历史的进程往往更为复杂。英国现代化历程中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爱尔兰农民在爱尔兰岛与不列颠岛之间进行长距离的季节性迁移，这一群体并不完全融入现代，但却与现代社会紧密相连，在身份与职业上更是呈现出半工半农的特征。事实上，这种季节性迁移模式是农民群体融入现代社会的过渡性阶段，尽管其试图帮助农民借助现代社会的资源维持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存在反现代化的趋向，但它对农民群体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缓解了农民群体在经历现代化转型时所遭受的阵痛，更为农民群体融入现代社会提供窗口。正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人口压力和农业结构性变革，可能使得这种模式不仅仅成为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前奏，而且是乡村解决生存问题的相当长远的特点。”[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