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素燕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1]，是“曾门四弟子”之一。薛福成自小熟读经史，“于二十一史因革损益，成败得失，了了胸中”[2]。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因势而变的历史观和史学经世思想，并对一些历史人物有其独特的看法。目前学界对薛福成在西学、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及文学方面关注较多，而对其史学思想方面则鲜有论及。

一、因势而变的变易史观

薛福成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列强环伺，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对此，薛福成有着清醒的认识：“方今俄人西踞伊犁，东割黑龙江以北，包络外盟蒙古与安岭，绵亘二万里，周匝三垂，蓄锐观衅；法人蚕食越南，取其东京以为外府，撤我滇粤之藩篱；英人由印度规缅甸，尽削其滨海膏腴地，以窥我云南西鄙；日本虽自台湾旋师，而睨隙思逞，今又有事朝鲜矣，朝鲜固中国之外蔽也。夫以我疆圉如是之广，而四与寇邻，譬诸厝火积薪，廪然不可终日。”[3]353-354

面对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薛福成认为必须要因势而变，“与时变通，以释近患，非得以也，势也”。[3]56“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惟是通变方能持久，因时所以制宜。”[3]423在薛福成看来，变是时势使然，历史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上古的时候，人和世间的其他万物没有区别，但后来发生了变化，“自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相继御世，教之火化，教之宫室，教之网罟、耒耨，教之舟楫、弧矢、衣裳、书契，积群圣人之经营，以启唐虞，无虑数千年，于是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讫夏商周，最称治平。洎乎秦始皇帝吞灭六国，废诸侯，坏井田，大泯先王之法，其去尧舜也，盖二千年，于是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嬴秦以降，虽盛衰分合不常，然汉、唐、宋、明之外患，不过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纥、吐蕃，曰契丹、蒙古，总之不离西北塞外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履垓埏若户庭，御风霆如指臂，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3]184

既然历史一直在变化，而如今的变化更甚，时人该如何应付？薛福成提出变法，“稍变则弊去而法存，不变则弊存而法亡。”[3]184要变法以图自强致富，“中国地博物阜，甲于五大洲。欲图自治，先谋自强；欲谋自强，先求致富。致富之术，莫如兴利除弊。”[4]866而要自强致富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3]185在薛福成看来，只有学习西方的商政矿务、机器制造、交通电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甚至胜过先进的西方国家，“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非兀然端坐而可以胜人者也。”[3]185薛福成认为，讲求西法乃是宇宙大势，亚洲仿效西法的国家有日本和暹罗，而暹罗能够自立，原因就在于讲求西法，“南洋各邦，若缅甸，若越南，若南掌，或亡或弱矣；而暹罗竟能自立，不失为地球三等之国，殆西法有以辅之。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大势使然也。”[5]170

薛福成的变易史观不仅仅体现在寻求自强致富，他还主张借鉴西方国家的养民、教民之法，他说：“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4]818薛福成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西国养民之法，“按西国养民最要之新法，条目凡二十有一：一曰造机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铁路，以省运费；三曰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约、通商以广商权；五曰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六曰通各国电线，以捷音信；七曰筹国家公帑，以助商贾；八曰立商务局，以资讲求；九曰设博物馆，以备考究；十曰举正副商董，以赖匡襄；十一曰设机器局，以教闾阎；十二曰定关口税，以平货价；十三曰垦荒地，以崇本业；十四曰开矿政，以富民财；十五曰行钞票，以济钱法；十六曰讲化学，以精格致精制造以兴工艺；十七曰选贤能，以任庶事；十八曰变漕法，以利转输；十九曰清帐项，以免拖累；二十曰开银行，以生利息；二十一曰求新法，以致富强。”[4]733薛福成希望中国能借鉴此法养民，发展矿务、商务和工务，以摆脱穷困，走上致富之路。

在教民之法上，薛福成指出西方各国非常重视教育的普及，教育体制完备，“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疾聋瞽暗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4]607而中国的科举制度积弊丛生，士子们只专注于制艺，不问实学，“驱天下数十百万操觚之士，敝精惫神于制艺之中，不研经术，不考史事，辨性理之微言，则惊为河汉，讲经世之要务，则诧若望洋。”[3]291因此，薛福成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提出“教育立国”的思想，积极构设近代教育制度，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6]。

薛福成论因势而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才在历史变化中的作用。薛福成认为历史盛衰变化的关键在人才的消长，“世运之所以为隆替者何在乎？在贤才之消长而已。”[3]3而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人才多出一分，即于时事补救一分”。[3]742-743在薛福成看来，日本能渐渐富强的原因，就在于人才的奋兴，“是故国不在大小，而在人才之奋兴；才不限方隅，而惟识时务者斯谓之俊杰。”[4]642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人才？识时务者谓之俊杰，即通西法，研求时务的人，“今欲人才之奋起，必使聪明才杰之士，研求时务而后可。”[3]13

薛福成因势而变的变易史观，突破了传统天命循环史观的藩篱，具有了初步的进化史观。他认为世界是进化的，人类的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盖世事递变而益奇，昔之幻者今皆实矣。夫古圣人制作以来，不过四千数百年，而世变已若是；若再设想四五千年或万年以后，吾不知战具之用枪炮，变而益猛者为何物？行具之用火轮舟车，变而益速者为何物？但就轻气球而论，果能体制日精，升降顺逆，使球如使舟车，吾知行师者水战、陆战之外有添云战者矣，行路者水程、陆程之外有改云程者矣。此外，御风、御云、御电、御火、御水之法，更当百出而不穷，殆未可以意计测也。”[5]17-18此外，薛福成提倡的讲求西法，突破了洋务派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层面，而扩充到养民教民之法的社会层面，虽不如后来严复等人的进化史观深刻，但其开风气之先，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

二、为学期于有用的史学经世思想

经世致用在明清之际形成了一种思潮，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史学的根本宗旨是经世致用[7]。桐城派一直有着经世致用的传统，姚莹、曾国藩等是晚清史学经世思潮的倡导者。薛福成继承了晚清桐城派史学经世的传统，早在少年时就立志经世，“往在十二三岁时，强寇窃发岭外，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3]337综观薛福成的一生，都在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改良，并身体力行，力图挽救中国的危亡。他早期担任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协助二人办理洋务，处理了许多重大事件，如处理“马嘉理案”、抵制英人赫德为总海防司、定计平定朝鲜内战等。1884年任浙江宁绍台道，筹防浙东军务，创办洋务，创建崇实书院，培养实学经世人才。1890年，薛福成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出使四国，被钱基博赞誉为“数十年来，称使才者并推薛曾云”[8]。

薛福成认为君子为学，应致力于有用之学，在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作序时写道：“君子之为学也，期于有用而不托诸空言。”[3]829薛福成的文章，不管是奏疏、书牍、政论，还是日记、笔记，甚至连书后、传记等都立意深远，均为经世之学，黎庶昌曾评价道：“并世不乏才人学人，若论经世之文，当于作者首屈一指。”[9]而其中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及笔记中的史料、人物传记等均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构成了他史学经世的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撰写出使日记，留下重要史料。薛福成于1890年至1894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在此期间，他对沿途亚洲、非洲、澳洲和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科技、风俗人情、法律、军事、宗教、教育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写成了《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及《出使日记续刻》。薛福成在为出使日记作的《跋》中写道：“凡舟车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强立国之要，细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笔之于书，以为日记。”[10]在日记中，他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物质文明，还分析欧洲各国富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教育，“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5]147，“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为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贾，何独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国，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5]230薛福成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呼吁中国要向西方学习，进行改良。

除此之外，薛福成还将与中国相关的事宜一一记录在日记里，“是以此书于四国之外，所闻关系中国之事，必详记之。”[11]如英俄侵略朝鲜之事、英法等国对中国态度的改变、罗马尼亚、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中英滇缅界务商务的谈判、中英关于会立坎巨提头目的谈判等等。并详细记录华人、华侨在南洋各国的情况。另外，薛福成为保护华侨，与英国进行谈判，要求在英领地设领事，出使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中英交涉的全过程。

出使日记不仅来源于薛福成的亲身经历，还有的来自于新闻或旧牍，“本大使奉使之余，据所亲历，笔之于书。或采新闻，或稽旧牍。”[12]并将自己的见闻与前人的相关著作相对照，如《瀛寰志略》《海国图志》《乘槎笔记》《职方外纪》《使西日记》等，力求记载准确无误。正是由于薛福成的细致观察及长于思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这正如曾光光所言，薛福成与黎庶昌、郭嵩焘等人对西方政治历史文化的全面介绍，“突破了传统史学以本国历史为中心的局限，促进了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转换”[13]。

第二，善恶并书，以有利于经世之学。薛福成在《庸庵笔记·凡例》中写道：“昌黎韩子有云‘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兹编亦颇存此意，虽不过随时涉笔，而所以挽回世道人心者，未尝不兢兢焉。其次亦有裨经世之学，惟所书善恶，务得其实。”[3]839

《庸庵笔记》共有六卷，前三卷《史料》《逸闻》，记载的都是薛福成所亲历亲闻的真人真事，尤其是两卷《史料》，“涉笔严谨，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参私见”[3]839。《史料》《逸闻》记载了当朝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奇闻趣事，其中有不少是正史中所未记载的，这也是薛福成撰写《庸庵笔记》的原则之一，“是书所记，务求戛戛独造，不拾前人牙慧。固有当时得之耳闻，而其后复见于他书者，则随手删去。”[3]839如《张忠武公逸事》一文，薛福成重点描写了晚清名将张国梁少年时做盗魁的逸事，而不再写其已经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其奇勋伟杰，彪炳史册，无待余之赘述。若其年少时逸事，有人所未尽知者，兹特采辑一二，以著英雄之气概焉。”[3]848因此《庸庵笔记》弥补了正史的不足，影响很大，近代掌故大家徐一士就将其作为自己研究近代掌故史实的张本，他说：“笔记之属，吾父曾为讲《庸庵笔记》等，甚感兴味，亦后来研究近代史实掌故之张本。”[14]

除了弥补正史之不足以外，薛福成记载大事件及人物事迹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彰善贬恶，以挽回世道人心。他认为《左氏春秋传》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善恶并书，功罪互见，“所以示后人法戒也”[3]478。但是近世的国史立传及人物传记，“意主揄扬其贤者，而摈绝其不肖者，由是关系绝大之事，后人但有所取法，无所取戒。”[3]478在薛福成看来，戒应先于法，“虽有志之士，抗希曩哲，力补时艰，必有所戒，乃能有所法也。”[3]478因此他记载了不少耽误时局之事，如《书沔阳陆帅失江宁事》《书昆明何帅失陷苏常事》《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等，让后人引以为戒。

薛福成也描述了很多正人君子的形象，其目的在于以君子之行迹劝谏后人。如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详细描写了曾国藩灭“粤贼”、治军治吏、办洋务等忠勋事迹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及其“专务躬行，进德尤猛”、“知人之鉴，超轶古今”[3]21的为人，并认为曾国藩“似汉臣诸葛亮”。薛福成写此文的目的一方面是不忍“令其苦心孤诣，湮没不彰”，另一方面则是用曾国藩的德行，“以彰先帝知人之明，而示后世人臣之法”[3]22。他在《萧母黄太淑人八十晋一寿序》中，写黄太淑人“仁孝慈俭，约己厚人”，虽然家贫，但“振人缓急，如恐不逮，里中惸独者、孤寡者、衰且癃者、殁无棺者，必获所求以去”[3]375。她的善行挽回了当地的世道人心，“尝使鬻妻者将离而获全，不肖者感德而思改。”因此薛福成为其写寿序时说：“不敢以寻常颂祷之辞相溷，故撮举太淑人积累致福之由，与其艰苦历尝之境，以视其后之人，俾知所镜焉。”[3]375

薛福成还通过对清廉官员与世不同做法的描述，来对当时社会的不正之风进行批评。他在《道衔奉天府治中蒋君家传》中写道：“奉天，陪都也，官多，俸尤俭。率仰赡州县吏，州县地旷瘠，困于积耗，皆浚民侵公以偿所费。又与旗员错治，政令歧出。其下缘为奸利，上官力不能禁，滋相容隐，货赂公行。”[3]78指出了奉天府吏道的黑暗，而蒋大镛任奉天府治中时，不与当地官员同流合污，洁身自好，“吏道益刓不肃，君独皦然自振厉。上官讽以稍去崖岸，毋自苦。君正色谢不敏。”[3]78

三、论其世、重道德的人物观

薛福成熟读史书，对当朝掌故也十分熟悉，他对不少人物进行了评价。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他提出“尚论古人者，先论其世”，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设身处地地去进行评价。同时，他评价人物时注重道德品评，体现出他在道德上的价值取向。

第一，“尚论古人者，先论其世”

薛福成在《李德裕纳维州降将论》一文中说：“然后知尚论古人者，先论其世，而玩尚论古人者之言，亦必先论其世。”[3]449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注意其所处时代的情势，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设身处地地去进行评价。

后世对于唐朝政治家李德裕的评价比较高，但对他与牛僧孺关于维州取舍的孰是孰非，有着不同的看法。宋司马光以义利为辩，认为牛僧孺对而李德裕错。对于司马光的看法，薛福成并不赞同，他从当时唐朝的时局入手进行分析，认为：“吐蕃为患于唐，犹猛兽、盗贼也，素无信义，以和款唐，侵暴不已。浑瑊与盟平凉，即谋执瑊以侵唐。其后屡和屡入寇。为唐计者，当绝和议，筹全局，甄拔贤将分布关中诸镇，威制吐蕃，策之上也。”[3]448-449因此，他认为李德裕是对的，对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德裕之心，在张国势，巩边防，人所共知也。……且文宗果忧吐蕃，倘召德裕而相之，必能运筹决胜，制驭四夷，于其相武宗知之矣。”[3]449而对牛僧孺，薛福成认为他阻拦李德裕收回维州，是自私自利、误国殃民的表现，“僧孺之心，不过齮龁德裕，欲沮其入相之路，置国计军谋于不恤，亦人所共知也。……僧孺雍容高论，玩愒岁月，妨贤病国，于其相穆宗、文宗知之矣。”[3]449

薛福成对明相叶向高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明史》中说：“帝心重向高，体貌优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15]薛福成则认为明神宗在位之时，天下事已大不可为，但叶向高“随事补救，搘持一二，又能调剂群情，辑和异同，与东林诸君子往来，不激不随，而以时左右之”[3]296，可谓之贤。但有人对叶向高存疑，“然尚有疑之者曰：‘向高既致仕而去，泰昌、天启之间，可以不出。出而值客、魏用事，既不能抗章力争，与廷臣内外合谋，翦除巨蠹，厥后林汝翥之事，卒受群阉困辱以去。’”[3]296薛福成对此论进行了批驳，认为叶向高受明神宗殊遇，而当时主幼国危，其应召而出，为有义，复出时正值客、魏势力根深蒂固，不可能将其猝去。“且攻之过激，彼将铤而走险，故不如与之委蛇，犹可从中挽回，潜移默夺。且向高在阁，忠贤必不能大肆其恶，他日因势利导，未尝不可乘机之去。此则向高之志也。”[3]297叶向高再次请辞，是因为熹宗昏庸，魏广微等阁臣甘做魏忠贤的鹰犬，因此“向高决意求去，而明事遂不可为矣”[3]297。

西汉惠帝刘盈向来被评价为仁弱，司马迁说他“为人仁弱”[16]，班固虽赞他为“宽仁之主”，但是悲其“遭吕太后亏损至德”[17]。世人以惠帝不能防闲太后，作为他仁弱的证明。而薛福成则认为此“误矣”，他认为汉惠帝的遭遇是天定，非人所能为，“夫太后佐高帝定天下，制韩彭辈如缚婴儿，谲诈悍戾，用事已久。为之子者，欲力制之，必受奇祸；欲婉谏之，又不见听。”[3]315就算是汉文帝遇到这种情况，也只能养晦避祸。而且汉惠帝在位期间，也对吕太后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帝怒辟阳侯行不正，则下之狱，而太后惭不能言也。在位七年，诸吕未尝用事，及帝甫崩，而台、通、产、禄相继封王，高帝诸子相继幽死，辟阳侯且为右丞相，居宫中矣。则知惠帝在时，太后犹有所严惮而不敢逞。其维持匡救之苦心，后世所不尽知者也。”[3]315在薛福成看来，汉惠帝在位七年之治不在汉文帝之下，且汉惠帝“天资仁厚，殆非文帝黄老之学所及也”，“实三代下守成令主”[3]315。

第二，注重道德品评

薛福成十分重视道德，认为一心向善即为天堂，心向恶则为地狱，“天堂地狱之辨，在乎一心：心之善者，其阶级之多，岂止佛氏所称三十三天也；心之恶者，其等差之众，岂止佛氏所云十八层狱也。”[3]310在薛福成看来，天下如果善人多，则天下可治，“有一乡之善士出焉，好行其善而一乡治，积而至于县、于郡、于行省，莫不皆然，而后天下可治。”[3]378因此薛福成在评论人物时，以善恶为标准，彰善贬恶，以明人伦、正风俗。

薛福成对恶人不遗余力地进行鞭笞，他在《山东某生梦游地狱》一文中，将恶人分为以下几类：一为暴贼，即历史上杀人如麻之人，如朱粲、黄巢、李自成等；二是逆子，如弑父的商臣、弑叔母朱太后的孙皓等；三是逆臣，如王莽、朱温、石敬瑭等；四是谗佞奸臣，如江充、主父偃、来俊臣、李林甫等；五是淫妒悍逆妇人，如妺喜、妲己、赵合德等。另外还有酷吏、贪夫、陋医、奸商，等等。薛福成信奉善恶报应说，他在文中写道：“殊不知造物之理，因人善恶以为报施，铢两悉称。或前世有善恶，而今世报之。或今世有善恶，而来世报之。其他善恶，或本身受其报，或子孙受其报。”[3]959因此，他将这些恶人全部下了地狱，身受各种酷刑。

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薛福成对造反篡位之人深恶痛绝，尤以隋文帝、明永乐皇帝为甚。历史上对隋文帝的评价以肯定为主，如《隋书·帝纪第二高祖下》认为隋文帝“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王”[18]。而薛福成则认为隋文帝毫无功德，“欺外甥以篡其国，而杀机深险，至尽灭宇文氏之族。”[3]961他将隋文帝下了第十八层地狱，并使其坐在针棘之上，只要一动就痛彻心骨。而永乐皇帝朱棣，“不过吴王濞、赵王伦之徒，侥幸篡夺，而屠戮忠良，用心惨刻，绝无人理。”[3]961薛福成对其的惩罚是在他的牢狱中放一百缸粪，将其万古置于恶臭之中。

恶人下地狱，善人则入天堂。薛福成将天堂分为三层，人品绝佳，毫无渣滓之人在第一层天，如三皇五帝、商汤、盘庚、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汉惠帝、北魏孝文帝、唐高祖、宋太祖、金世宗、明孝宗等皇帝，孔子、孟子、朱熹、程颢、程颐等大儒，伯夷、管仲、张良、房玄龄、范仲淹等古皇辅佐之人，娥皇、女英、周宣姜后、孝惠张皇后、班婕妤等品行高洁之后妃，以及孝子、贤母、节妇、贞女、孝女等。其余在道德上有瑕疵之人在第二层、第三层天，如元太祖、明太祖，薛福成认为元太祖“杀伐过重，上干天和”，明太祖“屠戮功臣、淫刑以逞”，二人“皆降在第三层天矣”[3]968。

薛福成曾在日记中对光绪初年以来的出洋使臣一一进行评论，评价的标准除了事功，最看重的就是道德。他将曾纪泽排在第一，郭嵩焘排在第二，“侍郎虽力战清议，以至声名败坏，然其心实矢公忠。且他人必无此毅力，无此戇气，故居第二。”排在第三、第四的是郑玉轩、黎庶昌，“玉轩、莼斋，皆君子人也；居心稍悫，所值又非可以见功之地，以至无建树，故居第三、第四。”陈兰彬又次之，“荔秋虽不失为君子，而胆量更小于郑黎，实非干事之材，故居第五”。在薛福成看来，这几人都是君子，就算陈兰彬没有干事之才，排名仍然靠前。排在最后的几位皆人品有问题，李凤苞“才力有余，西学亦精，一旦得志，器小易盈，其所为颇近于小人”，排在第十四位。刘锡鸿“以气节自矜，居心实其巧诈，建议亦多纰谬，足以贻误大局，故居第十五”。崇厚“以头等公使自夸，与俄人商定约章，误国病民，为世大戮，故居第十六”。排在最末的是徐承祖，薛福成认为其“身居使职，而以赃败，风斯下亦，故以垫焉”[4]826。

综观薛福成的史学思想，不管是提倡因势而变的变易史观，还是他的史学经世思想及对人物的道德品评，其目的都在于要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因此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遗余力地批评社会的不正之风，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评价，彰善贬恶，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在他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