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妍妍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徽马鞍山 243041)

翻译是一门学科，产生于上世纪后半叶。翻译并非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随着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翻译功能理论备受重视，其中目的论的出现推动了译者的主体研究的深入。译者联结原文和译作，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具备的人文主义精神，必然会贯穿于翻译过程，也必然会对其翻译作品产生深远影响。

1 翻译目的论概述

上世纪70年代，翻译目的论成为功能学派重要理论，是由德国翻译理论家弗米尔所提出，已成为翻译理论中的经典，对译者的翻译研究起到了关键性、启发性作用，并不断指导着译者的实践工作。翻译目的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译文的目的语，探讨从目的语的角度出发，对翻译的过程和译文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以目的语为导向，使得译文以实际应用为主，更加注重译文的功能和效果。在翻译过程中，受目的语功能的影响，译文的形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文学性或实用性将会使目的语存在语言形式上的差异。将翻译目的论作为理论依据来审视当下的跨文化背景、译作时，翻译将不再是简单的语言间切换，而是文化间的传递。翻译目的论必须确立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其主体地位，主观能动性包括译者的人文素养和翻译时采用的策略和方法。由此产生的翻译的目的、连贯和忠实构成了翻译目的论的三大原则[1]。翻译目的论之前，翻译常被误解为是字对字，词对词的翻译，文章在形式上受限于原文所采用的的语言形式。这就是对所谓“忠实”的一种误解。翻译目的论里的“忠实”则是对原文文化、语义的贴合，译者可根据翻译使用的目的采取相应的译法，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在灵与魂上保持与原文的“忠实”。由此可见，翻译目的论视域下的“忠实”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形式的对等，而是将是否达到翻译的目的作为译文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译者受益于该理论，极大提高了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不再受偏见。在该理论的支撑下，译者发挥各自独有的特色，在翻译中挥洒汗水，施展才华，成为翻译过程中的主导者。在翻译的实施过程中，译者的人文素养影响了译文的风格走向，译者按照自身的经历、教育、审美，将自我特征隐藏于译文之中。亦或，译者充分理解读者的心理预期，按照读者所期盼的译文形式对原文进行修饰改造，这都体现了译者根据不同的目的，采取不同的翻译方式。译者搭建的交流模式，既体现了译者的独立性，又体现了其目的性，是对原文再创造、再赋予的过程，突出了译者的重要作用。

2 翻译过程中的人文主义体现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理查兹曾经说过：“翻译很可能是整个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一种活动”[2]。译者兼具原文读者和译文作者两个角色，其重要性毋庸讳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很自然的结合自己的时代背景、文化政治特征、审美情趣和语言喜好等因素，力求完美的将翻译作品呈现给读者。影响翻译的变量很多，译者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重要因素之一，也必将影响作品的翻译。伴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发展，涌现出一批拥有独立翻译理念的人文主义翻译家，他们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创作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使得翻译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有灵魂。

2.1 《圣经》翻译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经典。文艺复兴以前，《圣经》长期以拉丁文形式存在，语言的障碍使得天主教会可以通过曲解其意来统治教众。中世纪后期，一批新的圣经译本相继问世，动摇了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的地位，推动了宗教改革的产生。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严反对教会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威，他强调通过准确解读《圣经》来帮助教众摆脱教会腐朽统治，他率先翻译了德文版的《圣经》。威廉·延代尔受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版的《圣经》启发，翻译了英文版的《圣经》，并产生巨大影响。威廉·延代尔在大学学习任教的成长历程，使其思想不断得以解放，并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解救处于教会残忍压迫中的教众。他翻译的英文版的《圣经》融入了人文主义思想，译本在语言上通俗易懂，便于交流， 使得教众可以很容易了解圣经本源。威廉·延代尔遭到了教会的迫害，但是他的译本却对后世影响深远，教众在阅读他的读本中也感受到了译作中宣扬的人本主义思想。

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深入，翻译家转变了以神为中心的理念，打破了只做原文思想传递者的认识，注重反映译者对自身价值和自由观的认知，更加突出译者的中心位置和对译作的创造性，翻译过程中不断融入自身的人文主义思想，使译作更加鲜活灵动。通过《圣经》译本，可以看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多采用华丽的翻译语言，充满着人文主义精神，展现出译者的才华和作品的精妙[3]。

2.2 《天演论》翻译

除了国外人文主义翻译者外，国内也涌现出一批人文主义翻译家。19 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中国内忧外患。严复作为中国近代人文主义翻译家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之一，就是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和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试图通过翻译《天演论》，用进化论去警醒世人，救国于危难。该书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与甲午海战后的国家危亡状况相联系，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该译作的出版，成功实现了预期目标，使当时的知识界如获至宝，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掀起了学习新思想的热潮。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对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发出了“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其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胡适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严复的翻译不拘泥于原文，而是首先明确翻译目的，将自己一腔爱国热血融入到作品的翻译之中，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需要，灵活使用翻译方法和策略，对原文进行选择性的加工处理[4]。《天演论》的翻译，来源于原文，又并非逐字逐句展开，恰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论的需要，发挥译者能动性的作用，并将自己浓浓的人文主义情怀化作文字，最终形成了影响几代人的不可多得的一部优秀译作。

2.3 《论语》翻译

《论语》是中国儒家经典之一，成书于战国前期，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文集，集中体现了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道德伦理等思想。《论语》内容博大精深，主要包括了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和认识方法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仁”“礼”“中庸”，其中“仁”的思想居《论语》思想的核心地位。《论语》在叙事方式上既言简意赅，又用意深远，既浅显易懂，又雍容和顺。辜鸿铭是清末大儒，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9国语言。他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三部中国儒家经典，开创了国人翻译儒学经典的先河，向西方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影响深远[5]。辜鸿铭翻译《论语》的目的是将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传播到世界各地，发挥其“良民宗教”的作用，拯救世界各国免于水深火热之中。辜鸿铭的人文主义思想集中反映在其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救世思想上，他认为之前西方翻译家对《论语》的翻译有失偏颇，甚至积字成句，很难体现出中国文化精奥所在，容易引起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而他试图通过他所要翻译的《论语》，纠正西方人眼中的偏狭印象，让西方人了解并尊重中国文化，进而促进世界各国文明共同发展。

辜鸿铭翻译的《论语》在语言上和内容上都更加贴近读者。在语言上，他注意采用高度归化的手法，即意译法，不追求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机械性转换，而强调两者在表达思想上的协同一致，从而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内容上，他常常在译作中以诗译诗，善于引用歌德、卡莱尔、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话语来译注经典原文，通过中西方哲学文化思想的类比，寻找到不同思想文化的共同点，引起读者的共鸣，使其潜移默化的接受中国儒学思想的熏陶，这也是儒学经典翻译的一大创举。

3 结语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明确目的才能有效开展翻译工作。在翻译目的明确的前提下，译者在从原文选择到翻译输出的整个翻译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译者在尊重原文化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重视译作在目标群体中的功能实现。因此，译者不会只做原文的傀儡，而是对译作进行再创作，译者的人文主义思想也会融入翻译作品的创作之中，而这样创作出来译作往往是符合时代特征，满足翻译理论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