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 布乃静

摘要：日本“华北交通写真”档案数据库一经公开即引发世人关注，其中不乏与大运河相关的照片。苏北地区因大运河和铁路交通优势，而成为日本侵华期间重点关注的对象。大运河苏北段的照片档案涉及河道、水闸、航船、码头、城镇等，对于了解当时的运河状况具有价值。

关键词：大运河苏北段；华北交通写真；照片档案

2019年2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将所藏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华北交通”）在日本侵华时期拍摄的照片档案，在网上予以全部公开[1]，名为“华北交通写真”。华北交通于1939年4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为避开关东军的影响，不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管理，而直接归属于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华北交通主要负责基础建设，以及管理铁路、公路、运河和港湾。1945年4月以后，华北交通改组为“北支那交通团”军事组织，其公共基础设施运用管理的职能也随之终结。

“华北交通写真”是华北交通用于宣传报道的库存照片，其中有数十张大运河苏北段的，可以在该档案数据库中按名称进行检索。苏北地区因大运河和铁路交通优势，而成为日本重点关注的对象。照片主要涉及运河河道、码头、水闸、桥梁、渡口、城镇等，也有少量反映沿岸人们活动的图像。这些照片档案有拍摄场所、拍摄时间、文字说明、编号和拍摄者。这批照片十分珍贵，能够让人了解八十年前大运河苏北段的景观。本文选取有关大运河苏北段的照片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所用照片题名有的并未沿用原档案的题名，而是进行了相应改动。

一、运河河道及苏北段特点

大运河在江苏境内从徐州到苏州全长约700千米。民国时期，水利工程专家汪胡桢经过实地踏勘，将大运河分为六段：“平津段，起自北平之东便门，南迄天津之海河”；“津黄段，起自天津南迄黄河”；“黄淮段，起自黄河南迄淮阴”；“淮江段，起自淮阴南迄扬子江”；“镇苏段，起自镇江迄苏州之吴淞江口”；“苏杭段，起自吴淞江口南迄杭州”[2]。时至今日，大运河仍能通航的河段分别为山东段、江苏段和浙江段，而江苏段通航里程最长，其又可分为苏北运河和苏南运河，占据运河总航运里程的75%以上[3]。

早在明清时期，大运河纵贯苏北地区，里下河则贯穿其腹地，因而苏北是南漕北运的必经之地。历史上，因黄河、淮河、运河在此交汇，许多河工集中修建于此，苏北的区位优势自不待言。大运河苏北段主要由徐州、淮安和扬州三段运道组成，它们在整个大运河体系中的地位都十分重要。其中，淮安位居运道中部，成为关键的漕运枢纽。“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车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4]。

华北交通公布的题名《苏北运河里的流水》照片，便是此段运道重要组成部分的“之”字形河道，拍摄时间为1940年1月。这一区域因三河交汇，经常面临水患之忧，在分流与束流、防淤与控湍、蓄水与航船等方面，矛盾异常尖锐突出。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治漕专家们绞尽脑汁想出许多办法。自明朝万历初年始，总理河漕潘季驯创行了“蓄清刷黄”之策[5]，并在诸河交汇处的码头镇惠济祠旁创建“之”字形河道，迄至清代的“治河、導淮、济运”皆群萃于此。

二、运河上的水闸及其构造

由于地势和地形复杂多变，大运河的南北贯通离不开水利工程的大量修建，运河上的水闸便是其中重要的控水工程。元人揭傒斯云：“地高平则水疾泄，故为堨以蓄之；水积则立机引绳以挽其舟之下上，谓之坝；地下迤则水疾涸，故为防以节之；水溢则绳其悬板以通其舟之往来，谓之闸。”[6]京杭运河纵贯南北，两堤可建闸，又有单闸、复闸等之分[7]。自元代以来，大运河上已出现成系列的单闸，用以克服地形坡降较大带来的航运困难。单闸是古代常用的闸型，使用时间也最长。闸门一般采用名为“板”的木叠梁，以启板多少为准来控制闸上下塘水。

华北交通公布的这组水闸照片是有着“漕运锁钥”之誉的“码头三闸”，拍摄时间均为1940年1月。“三闸”位于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是“惠济”“通济”“福兴”三闸的总称，它们按照自南向北的顺序排列，又俗称“头闸”“二闸”“三闸”。码头镇之得名，即源于历史上运、黄、淮等河在此交汇，形成水上码头。这三闸建立于“之”字形河道上，共同组成一项复杂艰巨的水利工程。昔时，每座闸都包括正闸和越闸，二者可以互为备用，既能防事故又利于维修。

当时拍摄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三座水闸进行了拍摄，能够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形制基本相同，主要由两侧石砌燕翅以及闸口组成。燕翅由长方形青条石砌筑，进出口八字条石墙与闸身岸墙相连，一直伸向运河两岸。闸身中部设置两道插板槽，相距约2米。闸体的护堤当为在三合土基础上加铺条石。以二闸照片中站立在绞关石旁边的人们作为参照物，可以估算闸高约10米以上，闸口宽约8米。照片中还有载人船只正在过闸的场景，船上的人们正在奋力摇橹使船前行。三闸之间各相距约三四里。由于处于众水交汇之地，上下游水位相差较大，水流湍急，船只过闸还要用绳索绞关。华北交通也收藏了拖船用的石头墩子、石板之间相连铁楔的照片，拍摄场所均位于三闸。

20世纪30年代，张煦侯记载了当时舟船过码头三闸时的情景：“盖水势束怒，航途艰险，故下闸须善为把舵，上闸又须用力绞关。当绞关时，爆屑纷飞，锣声轰发，一时岸上居民，无老无幼，悉受闸夫雇用，为之邪许，随锣声之紧慢，为用力之缓急。下闸亦不易，迎溜尤为大忌，斯时船主，或因自身无此经验，或见船中人手不齐，每多雇用积年闸夫，为之管舵。故上闸需力，下闸需用巧。”[8]由于从运口进入清口的水位落差较大，人们一般还会到水闸旁边的天妃庙里烧香，以祈求天妃娘娘保佑平安。1959年，废黄河（原淮河）杨庄活动坝建成后，惠济闸、通济闸、福兴闸逐渐失去作用，至1970年前后被拆除。[9]如今，码头三闸遗址尚存，成为非常重要的水工遗产点。

三、运河码头及两岸的城镇

大运河的畅通带动了沿线众多城镇的兴起，如繁星般簇拥在运河两岸，熠熠生辉。大运河与沿岸城镇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大运河对沿岸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而且还体现为运河城镇对大运河体系的反向形塑作用。正如傅崇兰指出：“没有运河沿岸的城市，南北大运河的形成和发展就没有动力了。反之，没有南北大运河的畅通，运河沿岸某些城市的形成和所有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10]一部完整的运河城镇发展史，也是运河码头的成长史。码头是市井文化繁荣之所在，成为附近城镇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皂河镇位于大运河西岸、今宿迁市宿豫区西部，因境内有皂河而得名。运河航道紧邻镇区，在骆马湖水域内穿行而过。题为《苏北运河皂河镇》的这张照片自北而南拍摄，时间为1940年1月。房屋错落有致地临河而建，河道中舟船整齐地排列成3排，数量大约有30多只，另有几只船散落停泊在近岸之处，人们正在搬运货物。照片里的船只多为木帆船，主要依靠人力来操作，停泊时收起了船帆。以机械作为动力的轮船，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才开始出现在苏北运河上。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行驶在运河线上的船只仍以木帆船为主，“木帆船的机动化和拖带化始于1958、1959年”[11]。

皂河镇因大运河而生，清朝开凿中运河与皂河口相衔接，此地遂成为南北漕运要道，商賈往来络绎不绝。皂河镇与窑湾镇、新安镇、洋河镇，为1949年前宿迁县四大名镇。题名为《皂河镇码头》的照片，拍摄时间为1940年1月。前景为码头上来往渡河的人们，一位肩挑柴禾的农民占据画面主要部分，他正由远及近地走来。码头为块石垒砌，彰显出古朴的面貌，沿着大堤向运河延伸近20米，并逐渐降低。中景为大运河，河道非常宽阔，两只载人的舟船正驶向对岸。远景为对面河岸上一片低矮的房屋。皂河镇有御码头遗址，位于大运河的右岸，相传为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的御用码头，如今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乾隆行宫的重要配套部分。乾隆行宫始建于清朝顺治年间，附有御码头和御马路。

1938年11月，宿迁县城被日军侵占。因境内北部马陵山石英砂矿资源丰富，加上宿迁水路交通便捷，日本人在此建立了玻璃厂。华北交通收藏了两张有关宿迁玻璃厂的照片，一张是玻璃厂附近登船的民众，另一张是驶往玻璃厂方向即县城方向的船只，拍摄时间均为1940年11月。宿迁境内的石英砂矿是江苏省玻璃工业主要原料基地，早在1903年，南通的张謇、宿迁的黄以霖等人发起创办了耀徐玻璃有限公司，但因经营管理不善于1912年便宣告停办。[12]日军侵占宿迁后，厂内所剩设备被掠夺一空。这两张照片虽在说明处注明“玻璃厂”，但未能得见该厂的样貌，而是有意突出大运河上乘船民众有条不紊地贩货乘船的状态，有几位正悠闲地坐在船上注视着拍摄者。

四、结语

华北交通公布的这些照片，着重从物产资源、风土人情、日常生活等方面，“记录”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苏北地区的人文风貌。照片没有反映战争场景，而是刻意营造日军占领区的秩序性与日常性，因为“对于日占区而言，真正有效的战争宣传，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反而是去政治化的、充满诗意的日常生活场景展示”[13]。拍摄者的行为属于对大运河苏北段的实地调查，是为日军政治宣传服务的。不过，这些照片在客观上也成为大运河的历史资料。

*本文系2020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临清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与内涵式发展研究”（ZD20200828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华北交通写真档案》，http：//codh.rois.ac.jp/north-china-railway/。

[2]汪胡桢：《整理南北大运河工程计划》，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3页。

[3]姚乐、王健：《试论大运河江苏段的特性与文化带建设要点》，《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4]（清）孙云锦、吴昆田等：《光绪淮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4）》，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5]《明史》卷223《潘季驯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870页。

[6]（元）揭傒斯：《揭文安公文粹》，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

[7]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8]张煦侯：《淮阴风土记》，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369— 370页。

[9]淮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淮阴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石学金主编：《淮阴县水利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

[10]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

[11]徐从法主编：《京杭运河志（苏北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491页。

[12]宿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宿迁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45页。

[13]袁一丹：《战争与图像：华北交通写真档案（1939—1945）》，https：//www.sohu.com/a/297939277_120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