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阳 刘慧婷

摘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档案学话语体系是当前档案学界努力的重要方向，唯有厘清档案学话语的核心概念，方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出档案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文章首先对档案学话语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分析；继而指出了档案学话语构成的三个面向，即档案话语文本、档案话语实践及档案社会实践；最后，从三个方面对档案学话语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包括科学性与普适性、规范性与实践性、共时性与历时性。

关键词：档案学活语；学术话语；话语实践

分类号：G270

Discusses the Concept， Constitution and Features of Archival Academic Discourse

Lu Yang， Liu Huiting

（Department of library of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an archives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archives academic community. Only by clarifying the core concepts of archival discourse can we further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rchival discourse system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archival discourse； then points out the three aspects of archival discourse， including discourse text， discourse practice， and social practice of archives.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val discourse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scientific and universal， normative and practical，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etc.

Keywords：ArchivalAcademicDiscourse；AcademicDiscourse；DiscoursePractice

自从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共中央便十分重视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构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强化我国各类话语体系的建设工作，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1]这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必须打造专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2]档案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一员，有必要关注档案学话语的基本问题，进而明确档案学话语的建构原理与方向。事实上，目前档案学界围绕这一问题已形成部分学术成果，这些成果虽然数量有限，但对于进一步开展中国档案学话语研究有良好的启发作用。其中张斌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是引领当代中国档案学现实发展的必需，而且是引领当代中国档案学走向世界的必需。[3]董雪雯则从档案学话语权角度出发，在对中国档案学话语衰落的历史源流进行了回顾之后，提出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应该是我国档案学话语权提升的前提。[4]相关研究对于档案学界认识档案学话语体系起了指引作用，但对于档案学话语是什么、其构成与特征如何，相关研究尚未明确。为此，文章尝试从概念、构成与特征三方面对档案学话语进行解读，希望借此建立学界对档案学话语的基本认识框架。

1档案学话语的概念与内涵

1.1话语

一般来说，“话语”一词在英语中与“Discourse”相对应，指论述、话语和谈话。但从学理意义上来讲，“话语”的含义在各个学科都有不同的阐释。语言学家夏中华认为，话语实际就指说出或写出来的东西，也被称为言语作品。[5]社会学家谢立中所持观点与此相似，他指出，“话语”就是已经用声音说出来的、用符号写出来的“文本”。[6]相较于国内学者，国外学者对话语的定义抽象程度更高。后现代大师米歇尔·福柯把话语放大为信息传递的现象，将人类社会中所有有形或無形知识讯息的传达现象都视为话语。[7]而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从两个层面概括了他对“话语”的理解。一个层面为，话语是表现形式与行为形式的集合体，这种形式使得人们可以和世界相互作用；另一个层面为，话语与社会结构是相互作用的，话语既受制于社会结构，也参与社会结构的建构。[8]从上述各学科背景的学者对“话语”的定义可以看出，其概念“包罗万象”，但相关定义根据其抽象程度不同大致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狭义的“话语”，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对“话语”进行界定，这类定义相对明确、具象。另一类是广义的“话语”，主要将“话语”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将其放置到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定义比较抽象。可以说，话语是一种“文本”和“言语”，从纵向的时间轴来看，这种“文本”和“言语”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从横向的空间范围来看，话语反映了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文化、社会结构、言语体系等。

1.2档案学话语

档案学话语属于学术话语的一类，既具备话语的一般形式，更具有学术话语的基本特征。如谢伏瞻曾言：“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网的纽结，主要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9]又如杨保军指出：“学术话语是主体依托研究对象和社会实践形成的，由术语、概念、范畴构成的表达方式和表述体系”。[10]之所以把概念、范畴作为学术话语的具象核心指标，还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术语的革命”思想中获得启发，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1]托马思？库恩也曾提出过相近观点，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12]

因此，档案学话语可以依据上述有关学术话语的相关认识进行延伸，并进行以下归纳：档案学话语是档案学研究和实践主体在进行档案学研究与档案工作过程中围绕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现象的理性总结和归纳，包含概念、范畴、阐释等在内的表达方式与表述体系。进一步说，可将这一层次的概念理解为，它是档案学研究与实践主体对于与档案、档案工作以及与档案现象相关的客观现实的抽象表征系统。如果说将概念、范畴、表述视为档案学话语概念的形式定义，即具象层次的定义，那么，档案学话语概念的深层内涵则更值得人们关注。

论及档案学话语的深层内涵，不得不提及福柯的“话语观”。在他看来，话语是理解世界的框架和确定知识可能性的准则，是对可陈述、可谈论事情和内容进行界定的规则系统。[13]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档案学话语，则前述由概念和范畴构成的表达系统不仅呈现出档案学科对于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现象的客观描述，更规定着档案学科的基本特征、边界和价值基准。档案学话语因而成为理解档案现象的规则系统或价值立场，它规定或引导档案学科、档案实践观察与表达的可能性的知识系统。档案知识与档案实践受到档案学话语的制约，同时档案学话语又是档案知识生产与档案实践操演的建构性资源。

2档案学话语的构成

档案学话语由哪些要素组成，应基于哪些层面对档案学话语进行分析与研究，是在明确档案学话语的概念与内涵后亟须解决的问题。

批评话语分析是话语研究领域近几十年来影响最大的方法论之一，对档案学话语构成的分解可以从这一方法中获得理论支持。费尔克拉夫是批评话语分析的领军人物，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三维话语分析向度指出，话语分析应在三个向度上展开：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因而对档案学话语的分析构面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着手。

2.1文本向度

“文本向度是对文本内容和形式的语言学分析，主要分析词汇、语法、语义以及语篇组织中的连贯性和话轮转换”。[14]对于档案学话语而言，档案学“文本”这一向度可对档案学话语所涉及的言语内容和表达形式进行分析，如分析档案学论述的表达主题、组织方式、关键词等。因而把握档案学话语，应当从掌握这一基本表达范畴入手，通过对档案学话语的全面梳理，了解档案学话语有什么的问题，从而明确档案学话语的基本表征符号系统，把握档案学话语所涵盖的基本内容范围，尤其要聚焦档案学术话语表述的变迁，分析其核心概念、范畴的总体及具体变化等。

2.2话语实践向度

“话语实践分析注重文本生产者如何利用已有的话语和体裁来创作文本，以及文本接受者如何运用已有的话语和体裁知识来消费、解读文本，它关系对文本生产和解释的社会认知”。[15]对于档案学话语来说，这一向度要求我们关注档案学话语的生产背景、动机、过程和目的，以及受众对于档案学话语的理解、解读过程和诠释结果。比如，“后现代档案学”这一崭新的档案学话语在何种背景下产生？是如何在档案学话语系统中扩散的？扩散的途径与方式如何？学术研究主体、档案实践操演者以及普通大众是如何解读和运用这一概念？阐释的背景及动机如何且诠释过程是怎样的？

2.3社会实践向度

“社会实践向度关注社会分析，将话语置于意识形态关系中，分析话语实践是否再生产或重塑已有的话语秩序，及其对于社会实践产生了什么后果”。[16]对档案学话语社会实践向度而言，这一向度则与一段时间以来档案学界关心的档案与权力的关系有密切联系。这一向度提示我们，档案学话语如同档案一般，受到了来自权力、社会结构、文化框架等复杂因素的深刻影响。深入分析档案学话语需要对这些领域与档案学话语的互动进行探究，才能洞察档案学话语何以存在，何以以这种而不是其他语言形式存在，何以包含这些而不是其他概念范畴，何以研究这些而不是其他问题，何以得到这样而非其他的结论等。

通过对档案学话语以上三个层次构成的分析，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档案学话语当下所呈现的表达方式和涉及内涵的复杂、来源的多样，进而在三个构面上理解未来档案学话语可能的走向，从而摆脱仅从话语形式或专业背景的单一层面去理解与认知档案学话语的问题，转而将档案学话语置于微观与宏观共同作用的环境中加以认知。

3档案学话语的特征

档案学话语作为一门独立的、专属于档案领域的學术话语，既有普通学术话语的一般特征，也有档案领域的专属特性。这一专属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科学性与普适性、规范性与实践性、共时性和历时性。

3.1档案学话语的科学性与普适性

实际上，档案学话语自产生以来追寻的目标之一就是科学性与普适性。经过多年来的发展，档案学科已具备了独立性。任何学科的独立性都有赖于该学科自身特有、能较完备概括本学科领域现象的可验证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源于准确的描述及精确的概括与抽象化。如“全宗”这一概念便是基于准确观察到文件形成过程中，围绕某一机构主体所形成的全部档案作为档案馆首要面临的分类和管理单位，对此进行抽象概括后提炼出的档案学话语中的概念，从而在档案学研究与实践领域简化并固定了对所有同类档案组合的认识。这类概念既符合对档案现象的准确映射，又能在档案实践领域被反复验证，具有明确的科学性特质。目前，档案学已建立起以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并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由独特的档案学话语表述的完备、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这套档案学知识体系便是遵循科学性原则建构起来的。

档案学话语的普适性是指，档案学话语不仅在档案学研究者间传递，也在档案工作者、档案用户乃至大众群体中进行传播与使用。档案学话语一方面通过档案实践直接渗透至档案工作者与档案用户群体中，如“民生档案”“公共档案馆”“社群档案”等话语形式伴随档案实践在不断地传播与扩散。另一方面，档案学话语通过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潜移默化地嵌入大众的话语系统，如大众耳熟能详的学籍档案、病历档案、人事档案等。

3.2档案学话语的规范性与实践性

档案学话语的规范性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方面，每个社会都有专属的语言体系和语法规则，档案学话语的构成必须符合所在社会系统的语言规范，从这个层面来考虑，档案学话语从建构出的那一刻起就具备了话语系统的一般规范性。另一方面，档案学话语的规范性还表现在它是档案理论与实践领域表述系统的标准，档案学话语内某范畴相关的讨论都要通过使用该范畴内的标准概念、术语进行表达，否则会降低该论述的合法性地位从而难以取得档案专业领域的认同。

固然，任何学科的学术话语都不应脱离其所在学科的实践土壤，因此，实践面向对于学术话语而言，既是普遍特征又是特殊特征。普遍即所有学术话语都应面向实践，特殊指档案学面向的是特殊的档案与档案现象。在费尔克拉夫的三维话语分析层次中有两个层次都谈到了实践面向，以表明话语本身就是实践面向的。而对于档案学话语而言，无论是在微观的档案学话语生产、传播、阐释过程中创造者与受众的互动，还是档案学话语与社会历史文化所涵盖的权力、结构、制度等更宏大的背景的互动，都能充分证明这一点。且档案学话语还对同步乃至未来的档案实践活动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正如阿德里娜·S·尚邦等人所言：“我们是通过概念及由概念发展而来的理论等这些特别的方法来看待事物的。即我们如何命名一种事物，对其进行范畴化、解释和预测……除非我们对一种事物进行命名，否则这个事物便是不存在的”[17]。如“民生档案”这一概念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文化与档案实践背景中产生的，源于对中国档案实践的观察、描述与解释，同时深深嵌入了对我国国家治理转型要求的呼应中，从而创造出档案实践领域这一特殊的范畴，并进而在这一话语范畴引导下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档案管理实践。

3.3档案学话语的共时性与历时性

语言符号存在不变性和可变性，因此，在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看来，语言学应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18]共时语言学主要指在一定的时间内语言符号总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历时语言学指语言符号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化。索绪尔更关心共时语言学，认为“真正反映语言要义的则是在这些千变万化的言语现象背后制约着它们的共时的结构。这意味着世上纵使有千百种语言，但语言学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它们外在的实际发生的历史演变，而在于研究内在于所有这些言语中的共时语音、语词和句法的结构和规则”。[19]

鉴于话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分析框架，档案学话语同样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如果说历时性的档案学话语代表世界范围内各种地方性档案学话语的区别与历史变迁，那么共时性的档案学话语则代表贯穿于所有历时性档案学话语中的一般规则与结构。

档案学话语的历时性指档案学话语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不断变化且动态的，即跟随社会发展一同变迁。档案学话语的历时性可從旧概念向新概念的变迁来理解，如“文件生命周期”向“文件连续体”的变化，“实体来源”向“概念来源”的更新，“双重价值”向“可持续价值”的迁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公众主体意识的觉醒，互联网技术推动国家与社会互动方式的变化，进而改变了互联网时代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格局，出现了参与、共享、协同等一系列新兴关键词。[20]档案学话语在历时的变化中呈现出“下沉式”趋势，如档案治理、档案共同形成者等概念的涌现。

档案学话语的共时性作为贯穿于各类地方性档案学话语的一般规则与结构，更值得我们加以重视。档案学话语的共时性提醒我们应关注更广大地理范围中，某些共同拥有且被认可的话语规则，其表现就是不同国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地域中档案学话语中的共性概念及范畴，这意味着面对档案实践，已形成了跨越历史、文化、制度的共性结构。在其规定与引导下，档案学话语生产出了通用的话语产品，如“电子文件”“后保管范式”“权力与档案”“档案与认同”等概念与范畴。那么，档案学话语的共识结构来自何处？是哪些综合因素的集成？这些是档案学话语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它们将引导我们发现档案学话语呈现的深层奥秘。

4小结

档案学话语是一套具有内在逻辑的抽象符号系统，是一套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现象描述、分析、判断的概念、范畴等表征系统，同时也是具有价值立场的规则系统。本文在借鉴索绪尔、福柯、费尔克拉夫等学者有关“话语”的经典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档案学话语三个维度的构成和档案学话语的科学性与普适性、规范性与实践性、共时性与历时性六个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希冀将档案学话语的研究引入纵深方向，为未来对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提供认识基础。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功能、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9BTQ09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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