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华 高芮

摘要：数字乡村战略是促进我国农业转型、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有力途径，是实现乡村信息化与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举措，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文章着眼于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及其特点，深层次剖析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方面存在的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基础设施供需错位、文化空间管理失范、运营机制权责模糊等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数字乡村；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

分类号：G273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Field of Public Archiv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Village Strategy

Zhang Donghua， Gao Rui

（School of Humanities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Abstract：Digital village strategy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a powerful way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hat we take advantage of digital village strategy to realize rural informat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It also figure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Digital China.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field of public archiv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village strategy. After that， it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field of public archiv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village strategy， such as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digital gap， the dislocation of infrastructural supply and demand， the anomie of cultural space management and the ambiguity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operation mechanism. Besides， it rai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Keywords：Digital Village； Public Archives； Cultural Field

數字经济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乡村经济、文化发展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提高了乡村数字技术的普及率，还渐渐改变着乡村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为乡村现代化发展与文化场域建构提供了历史性契机。2020年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农村网民规模达 2.55亿，占网民整体数量的28.2%，我国非网民规模为4.96亿，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59.8%[1]。随着乡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日益信息化与数字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并逐步向乡村居民覆盖。为更好促进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近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均提出了“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十项重点任务、五项保障措施及分四步走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的战略目标[3]。2020年7月，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并提出，做好数字乡村整体规划设计，以地区试点的形式向全国推广，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发展奠定基础。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湖南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陕西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陕西省加快数字乡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等。

笔者以“乡村”并“档案”进行篇名检索，将时间跨度调整为2000年9月至2020年9月，在中国知网（CNKI）中跨库检索得到241条结果，经人工筛选，得到有效检索结果224条。再以“数字乡村”并“档案文化”为主题检索条件，在中国知网（CNKI）中跨库索得0条结果。综合检索结果发现，现阶段档案学界主要以乡村振兴[4-5]、精准扶贫[6-7]、乡村治理[8-9]为视角，对乡村档案信息服务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乡村档案信息资源、乡村档案文化与乡村档案记忆等方面的研究起着积极作用，为改进乡村档案工作与乡村信息化服务等方面提供了真知灼见；但专门从数字乡村角度，探讨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方面的研究还未有过。

数字乡村建设蕴含着多种辅助性功能，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乡村治理等方面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公共档案馆是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阵地，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可通过对传统档案文化服务模式的升级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并将对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文化场域影响着公共档案馆参与乡村文化的有序建构、发展以及关联性的生成，因而文化场域的结构化与秩序化建设则将成为公共档案馆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路线。文章探讨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的实施路径，以期为我国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提供参考。

1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的建构及其特点

数字乡村是依托现代信息网络、数字经济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创新，通过提高乡村居民的现代信息技能以及乡村传统产业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水平，以实现乡村生活、生产与治理的数字化，从而加速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10]。文化场域则是人们在相互联系过程中利用多角度的思想文化交织，通过文化力线发生作用的心理场，处于同一文化场域中的人们持有共同的场域价值观与道德情感[11]。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是指档案馆在与乡村居民文化需求充分对接的前提下，通过文化资源与信息服务的有效供给，丰富乡村居民精神文化的价值取向，拓展文化场域的空间形态，以推进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发展目标的逐步实现。

公共档案馆作为我国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机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成分，对乡村社会风尚起着一定的引导作用，对文化场域的建构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公共档案馆是数字乡村智力支持的重要载体。公共档案馆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广大乡村中的重要服务站点，以其拥有的海量档案资源向乡村居民提供知识服务，为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的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其次，公共档案馆是数字乡村文化创新的重要阵地。乡村文化承载了乡村居民在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蕴含着大量弥足珍貴的文化元素。档案馆自身具有文化属性与文化休闲功能，通过提供文化性突出的服务，可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12]。尤其公共档案馆依托数字媒体创新乡村文化传播形式，便可助力于文化场域的进一步建构。最后，公共档案馆是数字乡村信息均等化的重要保障。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在乡村普及范围的扩大，为档案馆提升服务供给效能、推进数字乡村信息均等化提供了全新路径。档案馆利用档案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充分发挥档案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阐释能力，弘扬核心价值观[13]，通过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促进数字乡村信息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并进一步推进文化场域的建构，打造共建共享、互通互联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有以下特点。

1.1实现公共对话的普适性

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的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显现出多元性与包容性，蕴含着去中心化、多中心化特征。依托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而发展的数字乡村，追求公共对话与交流的普适性，改变了传统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单一力量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结构，逐步建构出一个多中心、扁平化与开放化的文化发展形态。通过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调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努力，辅之以技术，在公共对话中寻求稳定的平衡点，使得不同参与主体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达成共识，激发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给数字乡村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以实现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的可持续发展。

1.2克服信息传播的单向性

在传统乡村文化场域建设中，乡村居民往往处于被动获取信息的边缘地位。移动互联网与自媒体的飞速发展，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文化场域建构能够克服信息传播的单向性，拓宽信息资源传播的渠道。档案信息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实现了快速、广泛地传递与扩散，传播效率迅速提升，面向用户群体不断扩大，并为其提供自由的交互环境。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居民话语权的回归，他们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可随时利用移动设备在网站、微博及微信等新媒体上获取信息、发布评论并表达思想，乡村居民可登录官方网站同政府部门进行交流和对话，对涉及自身利益或感兴趣的公共事务及时发表意见、参与讨论。

1.3拓展乡村空间的公共性

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的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是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于一体的乡村空间共同体，具有鲜明的公共性。以充分融入档案元素、蕴含丰富档案资源为内涵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认同、强化共同体意识，提升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凝聚力[14]。互联网技术在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中的嵌入，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化场域的公共性得到进一步延伸与拓展。公共档案馆参与文化场域建构能满足乡村居民的精神需求，可作为特定人群的文化场域载体。可以说数字乡村建设拓展了文化场域的公共性，增强了乡村居民的归属感，为多元主体参与到文化场域的建构提供了博弈合作的公共空间。

2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的问题分析

2.1数字鸿沟的持续扩大

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需要与乡村居民的文化需求充分对接，数字乡村的发展也对乡村居民的文化素养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要求。尽管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日渐普及为乡村居民了解世界提供了便利，但城乡居民间的数字鸿沟仍在持续扩大。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非网民用户所在地仍以农村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整体比重59.8%。整体非网民群体中，因技能缺乏而不上网的占比51.6%，因文化程度限制而不上网的占比19.5%[15]。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影响着乡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认知与学历水平，而部分乡村网民群体因其受教育程度较低、信息意识薄弱、文化传播主动性不足、对信息的识别与理性判断能力不高，易迷失在互联网海量的信息资源中，对信息的利用能力也远不及城市网民，致使城乡间数字鸿沟持续扩大。且受落后的信息发展条件以及薄弱的档案意识限制，乡村居民对档案信息资源的重视程度及关注力度与档案工作的实际发展情况不匹配，居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以发展乡村文化的能力有待提升，普遍缺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热情，因而对公共档案馆提供的文化服务往往缺乏有效回应，难以对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的建构起到积极的助力作用。

2.2基础设施的供需错位

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的建构离不开软硬件条件的支持，互联网全方位覆盖、无线局域网建设、智能终端等数字技术的普及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条件。近年来，乡村信息化建设整体上取得较大进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善，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46.2%[16]。江苏省多个地区，因数字化基础设施趋于完善，互联网覆盖程度较高，无线网络站点增多，网络传输速度加快，乡村特有的微信公众号注册完成，线上淘宝、抖音、快手等热门平台直播销售本地特色农产品，增加了乡村居民收入，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丰富了其精神文化生活。但在中西部等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仍存在信息化基础设施不够健全等问题。在数字乡村战略实施过程中，部分乡村虽已接入互联网，建立了移动电话基站，但未得到充分利用。部分乡村的发展中心聚焦于脱贫、改善乡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传承等方面工作则无力顾及。在全面信息化的推进过程中，由于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供需错位，相对滞后和非均衡的信息化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共档案馆信息资源的输入。

2.3文化空间的管理失范

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的建构是基于乡村文化空间的公共性，而在现代化发展与文化大变迁的现实背景下，乡村居民的流动性增强，乡村文化空间逐渐空心化。我国乡村社会的文化与价值体系渐渐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乡村文化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面临巨大的压力与生存危机[17]。乡村文化秩序受到来自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的破坏，乡村传统公共文化活动日益式微。如传统民俗节日渐渐不被重视，往日的庆祝仪式与氛围弱化，传统手工艺面临失传危机，具有鲜明特色、反映家族兴衰发展的家谱随着乡村人口的流动面临存续危机等。乡村文化正面临老龄化、空心化、边缘化的危机，乡村居民的文化认同感降低，原有的伦理价值体系逐步被消解，这造成了乡村道德伦理的衰落及乡村文化空间的管理失范。同时，以公共档案馆为代表的基层文化机构所提供的文化服务较为单薄，与乡村居民的文化需求间仍存在较大差异，文化服务缺乏精准性，难以有效匹配乡村居民特定的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文化危机的深层表现即乡村价值标准的边缘化，其过度依赖公共档案馆等基层文化机构的输血式送文化行为，造成了文化场域建构过程中一部分文化资源相对不足，而另一部分相对过剩的现象，直接导致了公共档案馆的文化服务水平效能较低，适应现代乡村社会场景的公共文化形态与文化场域未得到有效形塑。

2.4运营机制的有待完善

由于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现处于起步阶段，因而在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的建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运营机制权责模糊问题。基层文化组织、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政府部门在选择是否参与及如何参与文化场域的建构等问题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具有不同的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倾向。如图书馆通过建立农家书屋、村图书室等方式输送文化资源，却存在馆藏文献内容陈旧、部分地区资源储备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扶贫部门通过建立基层文化站，修建多功能乡村文化社区等方式，丰富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也存在缺少规范的运营监督管理机制与经费不足等问题；企业自主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但缺乏乡村文化内核与地域特色；公共档案馆则通过打造属于乡村的档案信息资源，依托数字技术参与公共文化场域的建构。然而现阶段，文化场域的建构仍停留在宏观传统路径上，公共档案馆仅靠单方面的调研极易造成研究视角泛化等问题。另外，在数据传输和资源共享等环节更缺乏规范的管理制度。因此，需要加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利用不同部门特有的文化资源优势，多角度、多方式地对文化资源进行优势调配，弥补档案部门自身力量的不足。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下，正是由于公共档案馆等基层文化机构在文化场域建构过程中的参与度不够充分，后续的管理运行、服务效能不配套，各服务主体之间的合作未具规模，基层服务点的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才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3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的路径

3.1“数字化+文化引导”，弥合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内用户档案素养差异

数字乡村建设的稳步推进，为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内用户的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对乡村居民进行素养教育，是实现其自身行为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的核心在于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素养，通过加强文化引导，培养出有文化、懂信息、了解数字技术的新型乡村居民。我国乡村档案资源丰富、文化类型多样、乡村内部复杂，公共档案馆在建构文化场域时应针对不同区域乡村居民的特点，对其进行差异化考量，切实推进乡村居民文化素养教育培训工作的落实。首先，公共档案馆应充分认识到乡村居民文化素养提升的必要性，通过宣传引导、教育培训等方式，鼓励乡村居民亲身实践，真正实现将数字技术融入乡村文化建设，为文化场域建构奠定群众思想基础。其次，公共档案馆应重视城乡间居民文化素养鸿沟的问题。城乡间数字鸿沟的焦点问题，已由技术问题转向居民文化素养的差异层面。公共档案馆应以足够的热情与人文关怀为乡村居民提供针对性的文化服务，满足其个性化的文化需求，并充分考虑城乡居民各自具有的特定习惯与需求，兼顾城乡现状，适时进行调整，以真正凸显公共档案馆在文化场域建构时积极响应国家数字乡村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功能。最后，公共档案馆应注重增强乡村居民的信息意识与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提高乡村居民主动获取档案文化资源、服务自身生活的能力。乡村居民对本地文化特有的了解与认知是档案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达成的，公共档案馆可以在文化场域的建构过程中，对乡村居民进行精准培训，充分吸纳具备一定信息技术能力与文化素养的人才参与到乡村档案资源的选材编纂、收集整理等环节中，为文化场域的建构拓宽思路、充实内容。

3.2“数字化+平台建设”，助力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档案资源共享

根据数字乡村以及互联网技术的特点，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与文化资源共享的技术路径在于对数字化平台的搭建。建立数字化共享平台是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的重要条件，为档案文化资源共享与传播提供平台。数字乡村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的构建重在融合，将不同类型的平台整合成一个集资源、管理、服务及征信为一体的智慧服务平台。一方面，公共档案馆在建设数字化平台时应坚持在丰富档案资源总量的同时突出特色文化资源内容，增加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更新与推送频率，坚持数字技术开发与文化资源共享并重，实现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在乡村地区的全覆盖、零死角与个性化；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建设应在保证乡村居民信息安全的基础上进行乡村文化场域建构，融入统一、有效的乡村居民征信基础数据库，并实现不同平台之间的对接与数据共享，运用数字科技手段创新应用模式和风控手段，突破乡村居民征信数据积累不足等诸多瓶颈，为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过程中的文化资源共享过程提供安全保障。此外，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公共档案馆可通过引导乡村居民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微媒体平台，便捷地获取其它领域的信息资源和文化服务。乡村居民通过视觉图片、时评简文和微视频等简易方式接收信息资源，及時了解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政策及各种类型的村务信息，促进乡村文化资源的共享。数字化平台搭建与外部微媒体平台的结合利用，便于乡村居民主动传播文化资源，积极参与到乡村文化共建共享的大环境中，助力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的建构与文化资源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