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6.11

构建我国煤炭行业特色的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

近日，国家煤矿安监局制定出台了《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考核定级办法（试行）》（简称《定级办法》）和《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体系》），统称为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2017年颁布的《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定级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国家煤矿安监局行管司负责人对《定级办法》和《管理体系》进行了解读。

◆构建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答：构建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目的，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强化煤矿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推动煤矿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建设进一步深化和加强；二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构建一套具有我国煤炭行业特色的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模式，实现静态达标与动态达标、硬件达标和软件达标、内容达标和形式达标、过程达标和结果达标、制度设计和现场管理、考核检查和信息化的有机统一。

《管理体系》将推动煤矿安全基础管理由侧重质量管理向构建管理体系转变，进一步突出煤矿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煤矿领导作用的发挥、管理制度的现场落实、体系建设与安全管理的有机融合等，提升煤矿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同时，这也为煤矿安全生产实现根本好转并持续保持良好状态、为我国煤矿安全管理体系与国际通用标准体系接轨奠定了基础。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核心内容中增设和调整了“理念目标和矿长安全承诺”“组织机构”“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素质”和“持续改进”5项要素，同原有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质量控制”3 项要素，共同形成具有8 项要素的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主要特点体现在6个方面。

一是强化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管理体系》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作为一项体系要素，对煤矿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与考核、各项管理制度的建立、执行与考核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是突出煤矿领导作用的发挥。《管理体系》的8 项要素中，“理念目标和矿长安全承诺”“组织机构”“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素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改进”7 项要素主要由煤矿领导推动实施，对矿长和管理层职责提出了明确要求。

三是完善煤矿安全风险预防控制体系。将重大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相结合，把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作为隐患排查的内容，实现了二者有机衔接。将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向煤矿基层延伸。明确了区队、科室的风险管控责任，将重大风险的管控措施落实延伸到区队、班组，岗位作业人员在作业前进行安全风险辨识和安全确认，逐步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风险管控。

四是推动煤矿建立完善安全承诺制度。《管理体系》将“矿长安全承诺”作为一项考核要素，明确煤矿矿长承诺的内容、方式、兑现考核等要求。

五是强化管理制度落地和实操考核。一方面，从煤矿矿长到岗位作业人员实施现场考试考核，在考核煤矿责任制、制度有无的同时，抽查责任制是否落实，抽查制度是否有效执行；另一方面，从煤矿矿长到岗位作业人员实施现场考试考核，推动检查考核由查资料向查现场转变，使理念目标、风险、制度措施等各项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六是推动煤矿“一优三减”和人员素质提升。推动煤矿采用“一井一面”“一井两面”生产模式。推动煤矿逐步取消调度绞车，鼓励在掘进工作面采用锚杆锚固质量无损检测技术、综掘机装备机载支护装置；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鼓励煤矿建设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和智能化综合掘进系统；严把煤矿从业人员准入关口，对矿长、副矿长、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专业技术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普通从业人员素质提出明确要求，并要求井下不得违规使用劳务派遣工。

◆《定级办法》有哪些变化？

答：一是进一步严格达标条件。《定级办法》将同一等级的各部分得分统一分值，取消差异，要求更加严格。

二是实行煤矿承诺，等级直接延期。对运用《管理体系》考核确定为一级的煤矿，满足一定条件的，在3 年期满时，煤矿做出承诺，可以自动延期。同时，强化对自动延期煤矿的动态抽查，现场发现达不到一级要求的，及时降级和撤消等级，被降级的1 年内不得再申报一级，被撤消等级的2 年内不得再申报一级。

三是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创建。各个等级煤矿的自查自评、等级申报、考核定级、公示公告、动态检查、撤消降级全部通过系统完成。同时，提高考核检查中的信息化水平，设置检查终端功能，现场检查的问题直接录入系统，升井后自动汇总得出考核结果，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

◆对今后煤矿考核定级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答：一是增加了基本条件。申报标准化等级的煤矿所具备的基本条件，由原来的4 项调整为8项，达不到8 项基本条件要求的煤矿不得参与考核定级。

二是强化隐患问题的整改。《定级办法》明确了考核合格的煤矿进行隐患整改的要求，煤矿考核通过后，应及时整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隐患整改到位后初审部门才能申报考核定级，定级部门方可进行公示公告。

三是增加了一级、二级煤矿否决条件。除得分达到要求外，从入井人数超员、发生事故、考核未通过、被降级或撤消等级、露天煤矿采剥工程外包、安全诚信和违规使用劳务派遣工等方面，分别明确了一级、二级煤矿的否决条件。

◆煤矿企业应把握哪些关键点？

答：一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是对原有安全生产标准化的继承与发展，是一次管理要素的补充完善，将推动煤矿安全管理进一步走上正轨。煤矿企业要充分认识到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重要作用，消除畏难情绪，积极开展新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

二要切实发挥领导作用。矿长、副矿长、总工程师等矿领导是“关键人”。特别是矿长，要切实发挥“一把手”的带头作用，将煤矿理念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安全承诺的实施和兑现，组织机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的完善与运行，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和从业人员素质提升等工作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做到带头抓、亲自抓、持续抓，真正发挥头雁效应，推动安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三要抓好各项制度落实。抓住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创建契机，将本矿各项管理制度全面梳理，构建一套既符合政策法规要求，又符合本矿实际、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同时，要抓好制度落实，用制度规范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形成自主运行、持续改进的内生机制。

四要掌握本岗位的应知应会内容。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推行“逢查必考”，从矿长到普通作业人员全部设置了考试内容。这就要求作业人员要掌握本岗位的相关知识和要点，做到入脑入心。

五要运用好信息化手段。国家煤矿安监局正在对现有的“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将实现煤矿从自评、申报、初审、考核、公示、公告、抽查到撤消降级全流程的信息化管理，煤矿要用好信息化手段，将各项资料数字化，将更多的精力用在落实制度要求、提升管理水平上来。

◆相关部门如何抓好贯彻落实？

答：一是加强宣传贯彻。国家煤矿安监局将组织开展新体系的宣贯培训工作，各省级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做好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宣传贯彻，用好网络视频、微博微信等手段，将培训工作覆盖到所有煤矿。

二是开展试点先行。各省要组织选拔一批试点煤矿，在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实施前，先行先试，为全省煤矿全面推行新体系筑牢基础。

三是严格检查考核。国家煤矿安监局将继续对申报一级的煤矿开展全覆盖的现场检查考核，确保一级煤矿的达标质量。各省级主管部门要组织对二级、三级煤矿严格考核，推动煤矿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四是研究出台激励政策。在国家煤矿安监局公布的激励政策的基础上，各省级主管部门要积极研究适合本地区煤矿的激励政策，对达到一级、二级的煤矿进行激励，推动煤矿积极创建高水平的标准化管理体系，实现煤矿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稳定好转。

（来源：中国煤炭报）

西北五省“一省一企”煤电重组是“电改”倒退吗？

国资委近日下发的《关于印发中央企业煤电资源区域整合第一批试点首批划转企业名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华能、大唐、华电、国家电投和国家能源集团5 家主要发电央企下属的西北5 省（区）48 户煤电企业已就整合达成一致。《通知》列出的划转名单显示，此次整合后，每个省的煤电只有1 家牵头央企，另外4 家央企在该省的煤电企业划转至牵头央企，即华能牵头甘肃，大唐牵头陕西（国家能源集团除外），华电牵头新疆，国家电投牵头青海，国家能源集团牵头宁夏。

此次煤电重组引发行业热议，那么，西北煤电是否有整合必要？是否意味着电改倒退？整合后“一省一企”对西北电力市场会否产生影响？

◆整合初衷何在？

2019 年底，国资委未公开印发的《中央企业煤电资源区域整合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曾流传网络，一度掀起巨大争议。时隔半年，发电央企西北煤电重组“靴子”落地。

对此，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冯永晟介绍，西北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且发展迅速，其与煤电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同时，西北又是能源净输出地区，包括央企在内的各类投资者“跑马圈地”开发电源，加之电力需求低速增长，各种原因加剧了西北煤电的生存困境。

冯永晟表示：“大唐国际连城电厂破产，已经预示了西北火电‘苦日子’的到来，直接原因似乎是可再生能源的不断挤压。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投资运营缺乏市场信号的引导。”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8 年末，上述5 家电力央企负债总额1.1 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73.1%，亏损面54.2%，累计亏损379.6亿元，平均资产负债额88.6%。西北、西南、东北区域15个省的央企煤电业务2018年整体亏损。近两年，西北地区煤电经营业绩未见好转。

有业内人士认为，作为主管部门，国资委希望通过此举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缓解煤电经营困难，减少亏损并降低煤电企业资产负债率，淘汰落后产能，最终实现压减煤电产能，提高设备利用率的目的。

对于本次整合能否救西北煤电，上述业内人士表示：“整合后，西北地区煤电外部矛盾将转为央企内部消化。哪些是优质资产、哪些是‘僵尸企业’，以及如何处理不良资产，发电企业会有自己的考量，当然也会面临更大的考验。”

◆西北电力市场会否受影响？

关于《通知》的又一争论在于，“一省一企”是否会形成垄断市场，继而影响西北5省电力市场发展。

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智库中心主任夏清认为：“虽然各省还有其他火电企业，但占比不大。整合之后，各省出现一家独大的市场主体，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很难保证没有‘店大欺客’的现象。”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电力市场建设需要主体多元化，西北地区电力市场如何发展现在难下结论。“但可以预见，整合后必然加剧5省之间外送电市场的竞争。”

公开信息显示，甘肃2019 年累计发电1656.38亿kWh，其中外送电量422.11 亿kWh，同比增长约30%，其余4省情况类似，外送电占“大头”。

在冯永晟看来，说“垄断”，其实并不准确。“整合主要是央企的煤电，其他电源类型（包括煤电）的地方国企、民企等仍是重要的竞争力量，基本竞争格局仍在。值得注意的是，西北电力市场现在最大的挑战在于，各省不具备单独构建省级电力市场的条件，互相之间难协调，与受端省区协调也存在难度。相比之下，此次重组甚至可能会对区域市场有所帮助，因为减少了省内企业间的协调难度，如果按区域市场来推进西北电力市场建设，那么此次重组的影响会更小。”

◆按下了电改“暂停键”？

围绕此次整合的最大争议，是对电改进退的讨论。有观点认为此举按下了电改“暂停键”，也有观点认为，西北5 省装机占不到绝对控盘，无需过分担忧。

夏清认为，“市场力”为本次西北煤电整合后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市场前四的主体份额之和超过65%，就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会存在市场力问题。而当前西北煤电企业整合之后，无论在省内还是外送市场，都会有此风险。”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西北可再生能源占比较高，即使煤电一家独大，受政策保障、优先发电且出力不可控的可再生能源，也会让煤电市场力大打折扣。“同时，参与电力市场竞争的主要为煤电企业，西北5 省煤电占比远小于清洁能源发电占比，整合前后价格相差无几。”

冯永晟认为，某种意义上讲，此次整合不是对市场的否定，而是对市场的呼唤。央企整合是别无选择的必然选择，任何企业的资产优化，最理想的当然是受市场信号引导。“但等市场等到‘花儿也谢了’，资源优化配置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尽管这并不是最优的。”

“说暂停是言过其实，但自2015 年以来的市场建设缓慢却是不争的事实。近两年来，电改深层矛盾不断暴露，其实是在引导我们更深刻地反思电改的顶层设计，从而科学确定电改方向和路径。但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发展，还是体制改革的形势，都给电力行业传递了很明确的信号——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冯永晟补充道。

（来源：中国能源报）

“十四五”氢能行业发展的5个基本判断

氢能产业的发展，正迎来政策性利好。在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任务中，首次提出要制定国家氢能产业发展战略规划。

氢能以其清洁、零排放、高热量等自身优势，作为“能源”正在获得业界的认可。过去几年间，我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氢能热，数10个地方政府出台了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规划。

面对“十四五”，下一个五年氢能产业会迎来怎样的发展态势？制约氢能产业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

一、氢能产业处于风口期，“十四五”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近几年来，氢能产业在中国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相比于10 多年前，氢气的制备成本大幅下降，化工副产氢提纯技术的进步，可再生能源度电成本的大幅下降，让氢能产业发展具备了规模化的物质基础。二是日、韩等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快速进步，让业界看到了氢能在交通领域应用的巨大发展空间。

在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氢能产业在中国获得了自下而上的发展态势，即产业、地方政府和二级市场积极性非常强，这也是推动氢能产业较快发展的最大因素。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把该产业在区域布局的竞争格局进一步确立。

但是氢能目前发展的态势，地方政府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制约因素：一方面是部分地方政府盲目布局氢能产业，对氢能源了解不足，未来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氢能在中短期内需要地方政府大量财政补贴，疫情影响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尤其是部分经济较差的省份，短期内不适合大规模发展氢能产业。

二、氢能在交通领域的应用，未来5-10 年将迎来较快增速，但爆发式增长还有较多制约因素

新一轮氢能之所以迎来发展风口，一个巨大的推动力源自于氢能在交通领域的应用，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在乘用车市场上的表现，打开了氢能汽车产业的想象空间。

当前日本丰田、本田为主的汽车厂商，韩国现代等车企，已经将乘用车规模化生产，尤其是丰田汽车，旗下mirai 燃料电池汽车市场销量总量超过了1 万台，二代mirai 正在推向市场，而其产能拟在两年内扩大10倍，更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关注。

未来5-10 年内，燃料电池汽车在全球范围内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美国、日本、中国、欧洲等区域将是氢燃料电池汽车的重点区域，中国目前以商用车为主，主要应用在物流、公交和大巴等领域，在各地政策的支持下有望获得较快发展。

但氢能汽车能否获得爆发式增长，还有以下制约因素亟待突破：

一是氢成本的下降速度。目前北京及周边市场上，终端的氢能市场价格在70 元/kg，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价格在80～120元/kg。以北京区域大巴车为例，每百公里氢能耗8kg，即每百公里需560元，与汽柴油车相比竞争力严重不足。

二是补贴政策能否延续。目前氢燃料电池汽车有较高的财政补贴，一般大巴车而言，行程满2万km，获得补贴约100 万元。在氢能加注环节，北京及周边地区，每公斤氢气政府补贴约30 元，上述补贴未来能否继续，将直接关系到氢能源汽车的普及和运用程度。

三、加氢站将在“十四五”期间大规模建设，国有资本将是投资加氢站的主力

氢能源汽车的发展，最重要的环节是加氢站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布局能否快速启动。截至2019 年底，我国加氢站超过50 座，在建10 多座，规划中的加氢站数10座，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若氢能方面的政策支持强度不退坡，到“十四五”末，我国加氢站数量可能超过150 座，未来的投资主体将以中石油、中石化、国家能源、三峡集团等中央企业为主，民营和合营为辅。

当前1 座35MP 加氢站的投资成本在1800～2500万元之间，政府补贴300～500万元不等，按照当前的氢气价格，每天约加注400 辆氢燃料汽车可以实现收支平衡，但从目前车辆情况看，国内在运的加氢站几乎均处于亏损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中石化、中石油等传统油气销售企业建设的油氢混合站，将大幅减少加氢站的运营成本。目前，为鼓励加氢站投资，部分地区采取加氢站和加油站捆绑的模式，即企业在该地投资1座加氢站，可以获批1座加油站，再以加油站盈利补贴加氢站运营。

四、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上，未来5-10 年电堆等主要零部件国产化比例将大幅提高，燃料电池整车的价格会继续下降

燃料电池汽车目前成本高企，1 辆燃料电池大巴车的售价是同类型汽油车的2～3 倍，价格高企的主要原因是燃料电池及其核心部件电堆价格较高，且主要依赖于国外技术。

目前，我国80%以上的电堆采用国外技术，其主要生产商国鸿氢能、潍柴动力技术均来自于加拿大巴拉德公司，国内自主研发的电堆技术正在逐步完善和成熟，未来国产化的比例将会大幅下降。

以明天氢能为代表的自主技术目前正在投入运营，该技术来自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和同济大学，被认为是电堆自主化的代表，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燃料电池汽车的成本有望获得进一步下降。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燃料电池的出货量还较小，但布局的产能已经超出需求量的几十倍。

2019 年，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产量仅为3018辆，而当前我国燃料电池的整体产能已高达15 万块/年，因此，未来燃料电池产业将面临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价格也会随之大幅下降。

五、随着氢能产业的发展，氢能的应用场景会大幅增加，未来几年，氢能在天然气等其他领域的应用将会更受重视

目前市场对氢能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交通领域，以乘用车、商用车和氢能船舶等为主，但氢能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据相关专家介绍，氢能与天然气混合燃烧未来将会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天然气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清洁能源，但近期研究发现，天然气燃烧带来巨大的氮氧化物污染，已经成为大气污染物和气候变暖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而天然气加氢燃烧，可以大幅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如在CNG 汽车中加入20%的氢气，可以将氮氧化物的排放减少4 倍，而在天然气管道中加入少于5%的氢气，也会大幅减少燃烧过程中氮氧化物的排放量。

从中长期看（2050年），由于能源转型大趋势及氢能独特的优势，氢能产业继续被看好，但近期能否获得快速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政策补贴是否会延续，或是否会进一步增加补贴；第二是产业链成本下降的速度。

（来源：能源杂志）

突发事件下制造业企业复工复产的科技保障能力亟待提升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企业复工复产有序开展，科技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支撑与保障。但与此同时，在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比如数据共建共享程度不足、企业智能化改造滞后、应急决策咨询支撑不力等，亟需各界共同努力加以解决，以协同提升科技保障能力。

一、重大突发事件下制造业企业复工复产要经受三大考验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制造业冲击巨大，不少企业被迫停工甚至破产，对产业生态造成了难以预估的破坏性和长期性影响。随着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复工安全、生产效率、市场对接成为企业必须应对的三大严峻考验。

复工安全考验：用工与生产双重安全需要保障。经过封闭期，复工复产后员工思想极易懈怠，企业在做好精准防控疫情的同时，必须防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风险。一方面，员工健康安全需要保障，企业需注重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和安全保护以及人员的健康监测，避免出现诸如传染病疫情下员工交叉感染，或特殊情况下员工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另一方面，安全生产同样不容忽视。在设备检验检测、风险管控、应急安全预案制定等方面，企业应加大力度，避免因相关配套保障不足引发安全生产事故。

生产效率考验：生产成本与技术能力制约明显。在重大突发事件下，制造业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交通运输体系受到影响，提高生产效率成为复工复产的关键。一方面，受重大突发事件影响，企业用工、原材料及物流成本大幅提高，在较长时间内将影响到产能与效率。另一方面，特殊产品的市场需求激增，对企业生产流程和技术提出更高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生产能力。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市场对医疗器械的需求大幅度提升，大多数生产企业不仅无法快速扩充产能，而且在超负荷运转过程中极易出现设备故障问题，从而极大限制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市场对接考验：产品种类及产量需求波动剧烈。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市场整体反应异常，不同种类产品的市场需求波动明显，制造业企业面临着复工时间提前或延后、订单量骤升或骤降、库存过剩或不足等一系列不确定性。企业不仅要对当下的产品需求做出判断，同时也需结合生产周期、原材料供应、物流效率等因素综合调整生产计划。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传统服装生产、汽车制造、家电家具等行业需求影响巨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2月份，家电、家具、汽车等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超过30%。因此，复工复产的制造业企业亟需通过科技手段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波动，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面对上述三大考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和深度应用，使科技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的能力得到不断提升。一方面，智能化、数字化的工作方式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效率和安全双重保障。针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复工面临的人员不能满负荷生产、员工健康难以保障等问题，智能化、数字化生产工作方式成为一条重要解决途径。办公电子化、分离化和灵活化的方式，可有效降低疫情条件下人员聚集办公的交叉感染风险。针对中小企业的转产需求，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开发并推广低成本、标准化、模块化解决方案，协助企业完成自动化产线改造、信息系统集成、生产质量管控等需求，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大数据分析、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生产提供了与市场精准对接及智能供应链管理。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数据分析，能够协助企业精准对接原材料供应及产品市场需求，为其重构供应链提供助力。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和精准数据分析进行供应链的智能化管理，企业自身生产制造流程和生产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实现了降本增效。通过跨部门、跨行业数据互通，企业能够根据上下游供需变化精准组织生产。同时，上下游企业组成的供应网可提供更多信息资源，有效降低应急条件下供应链断裂所带来的风险。

二、科技保障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存在3 个问题

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提升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生产水平，但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我国科技保障能力仍然存在不足，即数据共建共享、技术改造应用以及应急决策咨询对企业平稳实现复工复产支撑乏力。

制造业数据共建共享程度不高，不利于企业及时对接市场需求。目前，数据流引领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人才流的趋势愈加明显。从此次疫情来看，数据分析已成为制造业企业产销决策的有力支撑，但在重大突发事件下跨行业、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不够健全，大大降低了企业复工复产效率。一方面，现有数据基础对重大突发事件下的企业决策支撑不足。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已积累了大量的行业数据信息，但由于我国数据中心硬基建建设相对滞后、数据资产管理落后，制造业部门数据资源统筹运用能力不足，难以对企业复工复产所需的数据分析和市场判断提供数据基础支撑。另一方面，制造业数据应急共享机制尚未建立，重大突发事件下数据流通受阻。尽管部分企业在工业数据整理应用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我国制造业数据共享仍面临观念未形成、机制未建立、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特殊时期企业对制造业数据共享的及时性、准确性以及公益性需求更为突出，导致大量中小企业难以在重大突发事件下及时、准确、低成本地获取行业数据和市场需求，影响企业复工复产计划。

生产线智能化改造亟待加强，重大突发事件下生产需求响应不足。比之于高精尖的基础研究，重大突发事件下制造业企业更需要以提高产能为导向的应用型技术，因此，基础薄弱的智能化改造积累及政策保障体系建设影响到企业的复工复产。一方面，企业生产线智能化改造积累不足，复工复产受人员制约严重。疫情期间，像富士康这样智能化生产水平较高的大企业，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组织生产或转产，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由于智能化改造积累不足，生产线过度依赖人员到岗，在人员短缺情况下，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复工复产进程。另一方面，在突发情况下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政策体系缺失，企业复工复产成本加剧。在疫情期间，大量制造业企业亟需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转产，全国范围内仅有上海市对应急征用企业的技术改造给予了50%～80%的财政补贴。由于政策体系缺失，很多企业难以承担技术改造成本，致使口罩、防护服等重点行业产量难以实现短期提升。

应急决策咨询支撑体系建设滞后，企业应急决策缺乏科学性。重大突发事件需要应急决策，受限于灾情信息匮乏和失真、决策环境复杂多变、决策时间紧迫等因素，企业如何准确判断复工复产时机做出果断决策成为重点和难点。当前，我国尚未形成成熟的制造业企业应急决策咨询支撑体系，企业在突发情况下难以进行科学决策。一方面，政府技术服务咨询组织协调机制尚不健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缺少全国范围内的技术服务协调机制，政府难以通过科技特派员服务企业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问题，比如智能生产技术缺乏、装备维护效率偏低，以及专业应急保障人员不足等问题。同时，由于对中小企业缺少疫情知识普及和安全复工指导，一些地方对复工优惠政策传达不及时，致使不少中小企业对复工复产缺乏有效认识和正确判断。另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缺乏第三方机构提供科学决策的保障支撑。应急条件下中小企业的决策不再局限于产品、产量以及投资、雇工、发薪等问题，而是需综合突发事件的影响范围和深度，准确研判企业近期的复工复产计划及未来发展方向。目前国内缺少专业的第三方咨询机构在应急条件下对企业复工时间、生产计划、市场风险等因素进行研判，为制造业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应急决策支撑。

三、几点思考

加强制造业数据体系建设，推动重大突发事件下数据共建共享能力建设。一是利用国家重点工业领域统计数据，汇集第三方机构的产业监测数据，建设覆盖产业、企业、产品、技术等多个维度的国家工业领域数据库，为国家层面指导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数据保障。二是加强制造业大数据标准化管理。结合实际应用条件和背景，加强数据标准的制定、发布、实施、检查、监督、修订、评估和废止等管理工作，及时纠正和处理标准应用不规范、不按标准进行落实等问题。三是推动重大突发事件下数据共享能力建设。探索建立以第三方数据机构为主体，政府全程监管的制造业数据共享平台，完善重大突发事件下数据共享激励保障和监督问责机制，明确数据共享权责，保障数据安全。

推动中小企业智能化积累，提升重大突发事件下的技术改造保障能力。一是推动制造业小微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构建政府牵头的项目诊断咨询专家团队，为中小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提供技术支撑和专业服务。鼓励中小企业通过更新设备、改进技术等手段反复迭代，推动生产线实现从自动化到数据化再到智能化的升级，提升企业在重大突发事件下的抗风险能力。二是完善重大突发事件下保障企业技术改造的政策体系。针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情景下重点领域的技术改造需求，探索建立包含金融、司法、市政、财税等领域应急条件下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政策保障体系。鼓励利用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手段，支持重点领域企业通过“短平快”技术改造、增补设备等方式迅速扩产扩能。

加强政府技术咨询力量，培育企业第三方决策咨询支撑能力。一是提升重大突发事件下政府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的能力。鼓励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下对企业开展精准的“问诊把脉”，为复工企业提供产线运行应急保障、技术研发支持，以及技术故障诊断等服务。二是培育第三方咨询决策支撑体系。鼓励第三方咨询机构为制造业企业提供重大突发事件下的应急风险咨询、信息化咨询，以及商业咨询等服务，提升应急状况下企业复工复产决策的合理性。三是充分发挥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工作专班作用。政府通过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方式，推动解决龙头企业及核心配套企业复工复产中在跨部门、跨地区方面存在的问题，促使企业复工复产顺利推进。

（来源：中国工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