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花 刘云霞 单百灵

（琼台师范学院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37）

20 世纪80 年代，张爱玲作家重新被发现，并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 张爱玲被称为天才性的作家，她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张爱玲作品自有它迷人而独特之处。笔者认为，张爱玲独特之处在于她写作不被当时主流文学所左右，都是出于她内心的强烈呼唤，同时，作品也彰显了她自身独特生命体验。张爱玲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创作出自成一格的文学作品。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她诞生了一个爱情缺席的荒原，无爱的女性形象彷徨并徘徊在没有出口的迷宫，这些女性既不同于晚清时鸳鸯蝴蝶派小说中为寻爱情而陷于现世的缠绵悱恻，也消逝了二三十年代丁玲、庐隐笔下女性意识的觉醒，更不同于“五四”时期冲破家庭、社会的藩篱执著追求爱情、事业的“娜拉”式的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这些女性生活在一个半新半旧的封建社会里，她们刚刚入世时对纯真爱情的渴望突兀在现实的铁锤之下，被无情的敲击扁平之后，只能把生存寄托于假面的爱情，在畸形的婚姻中维持自身的存在。“五四”前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被重新编码。

人们透过不同主流文学的《金锁记》，看见了在凡人琐事中女性人格的演变过程，塑造了一个“三我斗争”的女性悲剧形象——曹七巧。以往的分析多是从女性被封建礼教社会制度戕害的角度来分析曹七巧的悲剧命运，显然是忽视了女性作为“人”的人格主体意识。本文试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角度，通过审视曹七巧人格中“三我”的成长与斗争来阐释其人格失衡导致的悲剧命运。

20 世纪20 年代，奥地利精神病医生、著名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继两分法的人类心理结构之后又提出了“三部人格结构学说”。他认为，人格由三个部分构成：“伊德”（id，又译本我）、“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本我是人类人格中与生俱来并且最原始的、潜意识的非理性的心理结构部分。它由先天的本能、基本欲望所组成，如饥、渴、性等，它是心理能量储存的地方。弗洛伊德形容本我为“如果采用形象化可以为说明之助，我们便可称之为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伊德（本我）当然不知道价值、善恶和道德。与唯乐原则有密切关系的经济的或数量的因素支配了它的各种历程。”[1]按照“快乐原则”活动，追求快乐与满足。“本能发泄总在寻找出路，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伊德的全部内容。”[2]所谓自我，是意识的结构部分，是“现实化了的本能”。它就是代表了理智和谨慎，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它处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是本我与外部世界、欲望与满足之间的居中者。它按照“现实原则”活动与运作，充当仲裁者，监督着本我，适当给予满足。“每个个人都有一个心理过程的连贯组织；我们称之为他的自我。”[3]弗洛伊德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伊德”是匹马，“自我”是骑手；骑手给马指出方向。[4]而自我“须伺候三个残酷的主人（即伊德、超我、外界），且须尽力调和此三人的主张和要求”。[5]可以说，自我是内部与外部之间、超我与本我之间的过滤器。超我，是指人格的最文明、最道德的部分，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处于人格的最高层。它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并限制本能冲动，按照“至善原则”活动。“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活动的较高行动的主体。”[6]是对社会规范的效仿，是接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理想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伊德、超我、外在世界之间是相互关联，有时背道而驰甚至水火不容，自我充当了人格结构中的调节器，调和这三者的矛盾和冲突。当个人的人格处于正常健康情况下，这三者是和谐共生的。反之，就会产生人格的畸形与分裂，进而导致精神和神经病症。

一

在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看来，《金锁记》做到了一个大小说家将“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境界。若要对主人公曹七巧进行彻底的分析，笔者认为就要从她“三我”人格的发展和斗争角度出发，才能真正认识这个“极端病态的疯女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根本上都是有我们所说的性欲本能促动的。他把这种根本的精神力量称做“力比多”，即性能量。曹七巧悲剧命运的开始就源于“力比多”的受压抑，在七巧被作为交易嫁入姜家，许配给残废的姜二少爷之前她是这样一个具有健康人格的女性：在这个人生阶段，她的心理是健康纯洁的，犹如一只美丽的鲜艳的“蝴蝶”。此时，七巧的“本我”在整个人格中是适度发展的，像每一个少女一样有爱情有梦想，她追求快乐、满足，但是有所节制。同时，由于出身在麻油铺的家庭，与其他贫苦阶级的女孩子相比，这时的曹七巧对于金钱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她还不知道金钱是可以让人生、催人疯的“黄金枷锁”。因此，“自我”“超我”处于稳定的成长，维持着人格的平衡渐进。种种事件的接踵而至的慢慢改变了七巧，但是一切还是要从“力比多”说起。

对于曹七巧来说，走入姜家的日子是难熬的，一个花季少女被推入了这样的一个无法改变的境地，内心的人格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一，情爱的缺失。丈夫是个“骨痨”患者，没有给予爱与性的能力，而七巧是需要正常情爱生活的，“快乐原则”得不到满足，“本我是力比多的贮存库，是一切精神能量的最初源泉”[7]，弗洛伊德认为，本我受压抑是性快乐受到抑制的结果。但是尖刻的玳珍说：“怎么你孩子也有了两个？”[8]难道七巧真的是在谎称自己性爱的不如意？七巧是这样说的：“真的，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不明白！”[9]细细品味，这样的回答是多么的心酸，充满了被羞辱之后的逃避。丈夫是没有性能力的，“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能够拥有两个孩子不仅是因为七巧需要满足自己的性欲而且也是她改变自己生存地位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子嗣，她连丫鬟也不如，丈夫再一死，她将一辈子贫穷。面对现实的生存状况，自我意识开始独自生长，使七巧明白金钱与地位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是上方宝剑。“自我”在告诉她只有传宗接代她才有在姜家活下去的保护伞。第二，地位的卑下。在《金锁记》开头两个丫鬟的对话中可以得知，七巧嫁到姜家中是受到鄙视的，原因是她是“麻油铺的活招牌”[10]，出身在卑微的家庭，就连丫鬟也是瞧不起这样的主子。七巧是有觉察的。如果稍加留心便可以发现她对于家里的每一个丫鬟、老妈子的态度都是及其刻薄的。七巧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境遇？她心里明白正是因为自己的出身不好才受这样的苦。此时，金钱的好处便深深的记在心里。隐藏在内心里的“自我”在悄悄的生长，并且开始与“本我”开战。第三，亲情的冷漠。那家里没有一个应该尊重她这个照顾瘫痪的丈夫，承担传宗接代任务的女人吗？照理说婆婆应该可怜她，给她一些生活的尊严，实际是怎样的呢？七巧的哥嫂来了，“三爷趴在窗口看野景，就大门口来了客。老太太问是谁，三爷仔细看了看，说不知是不是曹家舅爷，老太太就没追问下去。”可见，她对于七巧这个“有功无过”的人也是不领情的。我们知道“超我的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它是道德检查媒介，是良心与自尊心的储藏库。”[11]她是想融入这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维系基本的社会规范、道德标准，但是在姜家没有人给她一点点尊重，甚至起码的尊严。“超我”的作用是压抑本能冲动，调节自我与现实的关系，阻挡社会不能接受的那些快乐冲动。现实的冷酷使七巧人格中的“超我”渐渐失去了功能，萎靡的瘫软在人格的角落中，再也没有精神来压抑那些过激的本能冲动。

没有了“超我”的道德规范控制，本我中的“力比多”便疯了似的开始扩张。曹七巧的人生走上了悬崖的边缘。她忘乎所以的徘徊在这里，任由小叔季泽堂而皇之的走入她幻想中情人的位置。

二

姜季泽在哪些方面深深吸引了七巧，使她能够不顾二嫂的身份与社会道德的约束去铤而走险？是他作为一个男人拥有严谨、绅士的作风，还是他对七巧有割舍不断的真情？都不是。他是啃食家里公款的寄生虫，游荡于花天酒地、毫无责任感的浪子。当谈及对于七巧的感情，他是这样想的：“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12]他把玩弄这样一个女性会产生的后果仔仔细细考虑了一番之后，认为自己这样做没有必要，毕竟没有真的感情。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分析：纯粹是七巧主动的想接近季泽得到他的可怜与情爱，当然其中也包括对于性爱的渴望。本我是一切侵犯心理和欲望的根源，是力比多的仓库。七巧对于爱情、性的渴望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因此如果没有季泽的存在她也是会找寻到其他的男人来作为自己情欲寄托的对象，无视封建规范秩序的存在。弗洛伊德说：“本我是没有价值观念的，不分善恶，也不讲道德”，可以看出七巧人格中的“本我”在受到长期的压抑而不得喷发，再加上“超我”的无能闲置，失去了对“本我”的道德约束，最终导致本我这口大锅旁若无人的激情沸腾起来。

命运似乎没有让七巧的“本我”得意多久，当丈夫和婆婆过世之后，曹七巧的“自我”意识在苦苦的等待中突然苏醒，“今天是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这些年了，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13]她要开始争，拼命夺取她能拿到手一切金钱，什么都阻挡不了她！这个关键时刻，决定今后生存状况的黄金时刻，“自我”大步出场，它决定一定要打败“本我”，赢得最终的胜利。即，七巧虽然在感情上寄托于姜季泽，但是面临分家、分财产的时刻，面对多年来生存的焦虑与不安全感的层层包围，使她狠心的放下了感情，“黄金”的诱惑使她急红了脸，乱了心。“自我”的指挥她即使与姜季泽结仇，失去颜面的耍赖撒泼也要多抠出一点利益。曹七巧在利益上的分配中看到了多年酸楚换来产业，凄苦的心总算有了一些安慰。

“自我”对现实生活的满足使它能够暂时在保持警觉的状态下观看“本我”的表演，但是只要“本我”有一点越界的侵犯欲望，警觉性马上就会使“自我”暴跳如雷。分家后的几个月，姜季泽的突然拜访使七巧的防范心理马上出席，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她心里对小叔子仍然还是寄托了希望的，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她也要去尝试，毕竟她的心还是没有风干的“标本”。当姜季泽说出那番富于感情的话语时，七巧瞬间幸福的陷入了眩晕之中，“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14]也许这是七巧一生之中唯一真正快乐、满足的时刻了，但是“仅仅这一转念”所有的快慰顿时消散，后来通过理性的试探得知季泽的用意之后，愤怒的“自我”与“本我”再次开战，这时的七巧马上又转换了自己的角色，她是自己财产的守护者，决不允许任何人心怀鬼胎的打她用青春换来得家产的主意。“本我”在七巧的人格结构中被一次次的挤压，正如易卜生的戏剧中的主人公所说：“当世界上的一切幸福向我迎来时，我恰恰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自己的过去挡住了通向幸福的路。”[15]曹七巧是多么的失望啊，对眼前的这个自己唯一一个寄托着爱的希望的男人又恨又舍不得他离去，“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16]但是最终曹七巧选择保住自己的财产，这份家产多么不易。那是她用生下两个儿女、压抑青春的情欲、受尽世间的白眼换来的，是她用来维持生存、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救命稻草。“超我”以道德伦理原则警告自我不能答应“本我”的要求，七巧的“自我”在这两方面的自我纠葛和压力下，根据面临的环境的需要应做出调和“超我”与“本我”的行为决定。“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17]窗帘外是象征正常“力比多”下的情感世界，也就是平衡的“本我”状态；窗帘后是曹七巧淌着眼泪、冰冷的脸，她是一只失去了原先鲜艳颜色饿“蝴蝶标本”，七巧生命里的生机、华彩随着风中渐行渐远的姜季泽的背影彻底褪尽。正如张爱玲所说，“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18]

三

小叔姜季泽的离开绝对可以说是曹七巧人格结构中的的巨大鸿沟，它分裂了“本我”“自我”“超我”的存在秩序，“超我”一直都是强大而无形的统治着这个半新半旧社会下的女人，她违背过道德试图乱伦，这是“本我”作为“心中的魔鬼”挣破秩序牢笼的后果，最终以“自我”的求实原则所俘虏。但是顽强的“本我”是不会承受长久压抑的，它可以寻觅其他的生长途径，本我领域内不存在对自身与他人安全的考虑。长白、长安都是曹七巧的“本我”意识狂飙突长的受害者。

弗洛伊德曾经讲到：“释放压抑在无意识深处的力比多通常至少有三个途径：一是经自身心理结构内部的调整，如自我和超我对本我的抑制作用，逐步在力比多释放之前就克服之；二是将压抑的欲望投射到异性对象上去，以实现欲望的满足；三是将投射目标移向他方。”[19]在曹七巧的人生当中有三个男人，丈夫死去，姜季泽离开，只有儿子长白。但是长白是否能在“超我”的监视之下，在现实的生活中成为七巧的情欲对象呢？答案是否定的。七巧被受压抑的“力比多”只有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它的“快乐”。对于此点她是有认识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20]，“超我”的道德伦理规范要求必须为儿子娶亲，媳妇芝寿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在现实意义上她作为传宗接代的机器，在七巧的人格秩序里，芝寿就是与她争夺情欲对象的情敌，所以曹七巧一面尽其能势去打听她的闺阁隐私，嘲讽戏弄媳妇的性欲之事；一面又用鸦片把儿子整夜的留在身边去填补她内心对于男性情爱的渴求。当自我再也不能压抑本我的升级演变时，“超我”变的束手无策，因为本我领域内不存在对自身与他人安全的考虑。她这种变相的性欲需求破坏了儿子家庭的幸福，给儿媳的名誉蒙上了羞耻的面纱，使她在“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的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挣扎的死去。这样就能把儿子留在身边了吗？毕竟长白需要的情爱也是受“超我”与“自我”约束的，他的情欲对象指向家门之外的女性，所以为长白娶第二房媳妇完全是七巧为了把他留在家门之内供自己得到性欲上变相满足罢了。儿子长白被这样霸占，成为曹七巧失去姜季泽之后压抑“力比多”的发泄对象，长安则是七巧捏制的“自我分身”，是她人格结构中“自我”的投射对象。长安的日子难道好过吗？

“每逢她单叉着裤子，揸开了两腿坐着，两只手按在胯间露出的凳子上，歪着头，下巴搁在心口上凄凄惨惨瞅住了对面的人说道：‘一家有一家的苦处呀，表嫂——一家有一家的苦处！’——谁都说她是活脱的一个七巧。”[21]“本我”不仅仅是力比多的储存库，它也是人类所有本能情感的收容所。曹七巧把受压抑的“本我”形象影射到了女儿身上，长安就是她自己，在七巧看来长安理所应当的要走她曹七巧的人生路线，不能有任何的偏差。但是局限于“超我”的道德原则支配，她又不能光明正大的出面阻止长安去得到“本我”的满足（实际上七巧要把自己本我的压抑之苦转嫁给长安），她不断的提醒长安的两件事，一是男人都是无情无义的。“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混帐。”[22]二是她的家产得来不容易，想和长安接近的男人都是在打钱的主意。“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23]这两件事都是“自我”对于经历过的残酷现实的认识，也是对“本我”进行压抑的理由。曹七巧期望通过这样的教导为长安树立起她作为母亲自创的“超我”规范，她这种行为其实是把女儿作为自己的分身纳入到自我的统治范围之内。她自己没有过自由的爱情，她的分身怎么能够被判主人呢？于是七巧想尽各种荒诞的办法来隔断长安与童世舫之间自由的爱情。长安“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24]她同长白一样逃不出母亲的枷锁，作为七巧的财产一样被管制，被随意蹂躏。她的命运只是“一个美丽而苍白的手势”[25]，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那个在“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后面“淌着眼泪”的苍白的脸… …

“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26]几分惆怅，几分哀怨，几分悲凉，这就是凡世中一个女人的一生。正如张爱玲所说“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27]，这样的故事没有规定在特定的时间范围，这样的人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有着三重人格结构的普通人。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窥视到了女性作为“人”的人格主体性，创作出了这部优秀的女性人格剖析小说，她的创作是与世界文学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