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0日，39岁的眼科医生陶勇在门诊出诊时被一名男子持刀砍伤，这让谁也没有想到。在牛人辈出的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年纪轻轻的他就已经是主任医师了，前途不可限量。更何况，他虽然少年得志，却从不张狂，白白净净的脸上总是挂着温文尔雅的笑容，给人的感觉很舒服。很多患者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斯文、温和、眼神清澈”，一如当年那个刚刚来到北京追求医学梦的少年。

114天后，陶勇重回诊室，他的左手依然没有知觉，“像握了半年的冰块”，他再也无法拿起手术刀了。在休养的日子里，他写出了自己的首部随笔集《目光》，里面有他对医学初心的坚持、生死病痛的认识、善恶世相的思辨，以及他的心愿：希望有朝一日，天下无疾，医护卸甲。

“我要给中国的穷人做白内障手术”

1980年，陶勇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的一个小县城。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但良好的家教培养了他温柔的性格。后来许多患者回忆，都说陶勇医生对患者很耐心，总是轻言细语，却能让“嘈杂的诊室瞬间静谧下来”。

陶勇7岁那年，母亲患上沙眼，密密麻麻的结石铺满了眼底。小地方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只能用针将结石一粒一粒挑出来。尽管过程原始甚至有些暴力，但母亲的眼睛终于康复了。从那时起，做一名眼科医生，便成了陶勇童年的梦想。

1997年9月，陶勇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部。那是他第一次出省，为了节省开支，只买了火车站票，站了两天才来到北京。看到天安门时，陶勇激动地哭了，童年的梦想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大学时他成绩优异，师从中国“眼科四把刀”之首的黎晓新教授，是黎老门下最得意的弟子。后来出去留学，德国导师想让他留在德国，但他坚持回国，因为他要回来给中国的穷人做白内障手术。

回国后，陶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公立医院。不少朋友曾劝他，以他的资历，应该选择赚钱多、工作轻松的私立医院。但他却说这不是钱的问题，私立医院的病例有限，公立医院收治的无数普通病人更需要他。

在医院，陶勇出了名地爱出诊，爱对付疑难杂症。自从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养成了积攒每个病人案例的习惯。他认为，病人不但是他的战友，更是他的知识宝库。从业13年，陶勇做过15000多台手术，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有86台手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2000台手术是免费为贫穷患者提供的白内障复明手术。他践行了自己的初心。

陶勇35岁时被破格提拔为主任医师，37岁时担任博士生导师，毫无疑问，他在眼科领域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这一切都源于对初心的坚守，那就是为黑暗中的人，尤其是像当年他母亲一样的穷人，送上打开光明的钥匙。

“希望通过目光，把希望和光明带给所有人”

在陶勇身上，比仁术更难得的是他那颗赤诚的仁心。

2009年，刚刚走上医生岗位的陶勇，跟随医疗队到江西做公益活动，遇到了患有晚期白内障的王阿婆。陶勇至今都记得她的样子：驼背近90度，不但失明多年，腹部还有一个巨大的肿块。

因为老人年纪大了，手术的风险极高，加上当时的义诊是在火车上，条件不好，让手术难上加难。身边的人都劝他，没必要冒这样的风险。但王阿婆的一句话让他下了决心，她说：“我想亲手为自己做一件寿衣。”

陶勇也是江西人，他知道按照江西风俗，一个人只有穿着自己亲手做的寿衣，去世后才能见到亲人。“王阿婆已经在黑暗中度过了那么多年，做寿衣可能是她唯一一点小小的心愿了，她不希望自己永远无法和亲人在一起。”陶勇决定立刻为她安排手术。

他垫了三床被子把王阿婆的驼背放平，站着完成了手术。简陋的医治环境，让他回想起童年时医生用针一粒一粒将结石从母亲眼睛里挑出的那天。

王阿婆的手术很成功，视力恢复到了0.6。三个月后，陶勇收到一封来自江西的信。信里写道，王阿婆在手术后7天便去世了，但她就是用那7天的时间给自己做了一件寿衣，还将丈夫和儿子的照片缝在寿衣的口袋里。临终前，她托人给陶勇带话，说自己这些年什么也看不见，在黑暗中很孤单，很想“回家”，她很感谢陶勇帮她找到了“回家”的路。

“王阿婆这件事后，我变得更勇敢了。”陶勇为此下定决心，选择了研究“葡萄膜炎”这个冷门又难攻克的领域，他说：“希望通过目光，把希望和光明带给所有人。”

陶勇并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就是许多患者的希望。有一次，他听说一位白内障患者无法承担全部的医疗费，还是为对方安排了手术。他说：“不够我自己给他贴，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瞎。”还有一次，他收治了一位没有劳动能力的患者，患者的妻子在宾馆为人洗床单，因为一次意外伤了手，也丢了工作。陶勇听说后，立刻给患者免了300块钱挂号费。钱虽然不多，但能帮一点是一点，否则他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

那些支撑他穿过黑暗的光

作为国内顶尖的眼科专家，陶勇收治的大多是其他医生眼中棘手甚至直接放弃的病人。他几乎来者不拒。

他会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他会自费给排队的患者买面包，每天早上五六点发放。因为根据多年的从医经验，他知道患者排队很久才能看病，不吃东西往往会情绪烦躁，不利于医患沟通。他的门诊经常开到夜里十一二点，因为他心疼那些从外地来看病的患者，多等一天，就要多花一份吃饭住宿的钱，他宁愿自己累一点。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温暖的医生，还是遭遇了最寒冷的时刻。被砍成重伤的那一天，距离过年还有四天，陶勇的预约挂号信息里，显示有1532名患者在等待他的救治。

面对至暗时刻，如果换成别人，恐怕早就心如死灰，但他记得的，却是那些黑暗中宝贵的亮光。

一束亮光来自危难时的仗义。陶勇被砍时，同事杨医生第一时间抱住凶手，因此被生生削掉了一半耳朵；一位患者的妈妈见凶手举刀向陶勇头上砍去，更是直接伸手挡刀；还有一位小护士不顾安危把躺在血泊中的陶勇拖进诊室藏起来，众人的仗义相助最终让他逃过一死。

还有一束亮光来自平凡人的善意。陶勇曾收治过一个家境十分贫困的小女孩，康复后，女孩拿出绘画比赛奖金中的1000元，捐给了同病房的另一个小患者。陶勇受伤后，曾经得到捐助的那位小患者的父亲找到陶勇，要把这1000元再捐给他。善意是相互的，陶勇释放的温暖，兜兜转转传到了自己手中。

直到现在，每次出诊，陶勇总会收到素不相识的人送来的鲜花。曾经有一位4岁的小患者学着大人的样子，摇摇晃晃地抱着迷你花束来到诊室，对着陶勇开心地大笑。看着孩童的笑容，陶勇觉得，他做的一切都值了，正是这些光亮支撑着他穿过了没有尽头的黑暗。

经历过一次次痛苦的治疗和复健，陶勇那双做过上万台手术的手，再也没有办法给病人做手术了。但他并没有告别热爱的眼科医学领域。现在他每周三下午为患者看病，其余时间则在专业研究领域继续深耕。他培养新人，推进盲童公益计划，还在2020年11月发起成立了“红十字彩虹志愿服务队”，为患者提供导诊、挂号、取号、送检、维持秩序等服务。“究竟有什么办法能让每一个到医院就诊的患者有特别温暖的感受，让医生和患者能在一个更和谐的环境中沟通？”这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不论身处何地，他都从未停止用力所能及的方式为患者守护光明。

“初心放在最大的诱惑和最深的伤害里才能检验其珍贵——我不是神，但愿意继续发出我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