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以降的西方文学批评总体上经历了从社会历史批评到文本批评再到当下文化分析这一范式轮回的过程。新近问世的《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摆脱具体流派和文论家观点的纠缠，从“战略的”高度回顾了20世纪以来西方英语世界文学批评的范式转换，重点剖析了新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特点及由来，审慎地呼吁回归旨在培养读者审美能力和加强其主体性的批评范式，并大胆地预测了文学批评的未来走向。在评析该著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论述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范式转换的基础上，分析指出，文学批评应该综合考虑文本内外多重因素，但必须从文本出发并回到文本。

中图分类号：I1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6-0135-08

关键词：文学批评的范式转换;反思;约瑟夫·诺思;《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历史主义/语境主义

Abstract： Western literary study has generally undergone a circulating process of paradigm shift since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ocio-historical examination to textual analysis and further to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today. Newly published Literary Criticism： A Concise Political History breaks away from the entanglement of specific critical schools and particular critics viewpoints， strategically overviews the paradigmatic shift of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focusing on the currently dominant historicist / contextualist approach， judiciously appeals to returning to “criticism” which aims at cultivating readers aesthetic judgment and enhancing their subjectivity， and boldly predicts the future trend of literary studies. Based on the critique of the chief arguments and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paradigmatic shif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literary criticism should comprehensively embrace a variety of elements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literary texts， but must start from texts and finally return to them.

在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言必称“主义”的当下，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批评纷纷登场。不可否认，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的确为我们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也能阐释出一些新意。但吊诡的是，在这一片“繁荣”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却常常发现文本分析的缺失以及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虚空，批评成了批评者自说自话的梦呓，或取悦于同好的妄语，既无助于文学批评自身的精进，也难以给读者带来任何积极的审美体验和教益，往往一经发表便被扔进故纸堆里。按说，文学批评理所当然是文学文本的分析和解读;“主义”必然与历史脱不了干系，它本身更是意识形态的同义语，因为它是理论、学说和观点，与社会制度或政治经济体系密切相关。文学研究界的这种悖论现象值得注意，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重新审视当下的批评实践。本文旨在结合一部文学批评史新作，梳理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学术史，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找寻更加合理的文学批评途径提供参考。

文学批评方法历来存在两种看似相互抵牾的倾向，从西方文论的源头上看，柏拉图关注文学所表达的“普遍真理”，即内容和主题，而亚里士多德对文学的运作机制更感兴趣。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文学研究始终在“形式与内容（matter）、技巧与意义”这两极间摆动。[1]1二者的指向明显不同，“内容”和“意义”是关于世界和生活的，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外部指涉性，如传记批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形式”和“技巧”是关于文学自身的，聚焦于文学作品的自足性和艺术完整性，如文学文本的叙事学研究、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等研究方法。这两种研究方法的根本分歧在于艺术作品是“關于生活”的还是“关于它自身”的。但跳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我们会发现，文学既关涉“生活”，反映社会现实，也凸显它“自身”，试图构建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可以说，小说、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作品“既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载体，又是高度自治、具有独特结构形式和美学价值的艺术品”，因此，它“既可以再现一个现实的世界，也可以凭借作家的想象力创造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2]15-16 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翻新始终围绕着这两极转动，无非就是视角不同、侧重点有异而已。从19与20世纪之交的传记批评和社会历史考察，到世纪初的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经由世纪中叶前后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读者反映批评，再到20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直至当下方兴未艾的文化批评等，虽有时略有发散，如期间开启读者接受批评和互文性批评等新视角，但大体上无不围绕着“内容”和“形式”这两极转动。因此，回顾与反思这一学科史有助于我们认清过去走过的路，了解当下的景象，甚至构想未来的大致走向，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术史回顾分析得失利弊。

201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约瑟夫·诺思（Joseph North）撰写的《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Literary Criticism： A Concise Political History，以下简称《文学批评》）就是这样的一种回顾与反思性的著作。这是一部风格独特、高屋建瓴的当代英美文学批评史。作者突破传统上对20世纪西方历史的二分法，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据此对20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范式转换做了全新的综述和诠释，重点分析了80年代以来最新的文学研究态势，并颇有说服力地预测了文学批评的未来走向，呼吁回到文本这一关注美学教育和强化读者主体性的文学批评范式，以复兴文学研究，重新加强其与社会和政治生活之间的联系。因此，它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反思自身的研究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尤其对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学者具有实践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

一、20世纪以降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及未来走向

当前，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总体上表现为一种文化批评的倾向，同时借用空间和生态批评等各种新理论阐释文学作品，部分权威学术期刊更倾向于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研究具体文本。如何看待这种研究现状需要我们将其置于国际大背景下来考察，毕竟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从事的又是对国外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学术动态的影响。因此，跳出自己的圈子，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看清自身。《文学批评》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观察的一个便利的窗口，因为此著不拘泥于具体的文论家和流派，以超然的姿态，从更高的层面俯瞰20世纪及当下文学批评的范式转换，以便读者能清晰地体察到文学批评变化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趋势，这是本书的重要特色和学术价值所在。下文重点梳理和评述作者是如何勾勒这种范式转换的。

为给自己的立论提供依据和历史背景，作者打破了几十年来学界对20世纪西方历史的二分法，如以1945年为界切分的战前和战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60年代向左转产生的断裂等，进而将之细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大约1914年或1917年前后至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这一时期西方不断受到自由主义终结这个幽灵的困扰，被俄国革命、1929年股市崩盘和两次世界大战撕裂而感到困惑;第二个时期为1945年至70年代早期，这是一个较为稳定，容易区分的时期，但其根源可追溯到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治，期间，劳资两股力量达成一种凯恩斯主义或福利国家主义的妥协，这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压力不无关系;第三个时期为70年代晚期或80年代早期至2008年左右，这一或可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时期是由70年代的十年危机引发的，此后是尚待化解的进一步危机。[3]12-13与这一历史分期相对应，文学研究也大致分为三个历史时期。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讨论与自由主义决裂和真正转向激进主义的可能性，但不了了之。其次是世纪中叶至70年代，期间在凯恩斯主义内部“批评”（criticism）和“研究”（scholarship）两种范式真正发挥着上层建筑的功能。最后，凯恩斯主义时期进入70年代的危机，这场危机表现为学科内关于“理论”的一场著名的混乱论争，而这一论争实际上掩盖的是两种范式向一种范式的隐形转移，其结果是70年代晚期或80年代早期确立的一种新的秩序，即史无前例地完全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模式——歷史主义/语境主义（historicist / contextualist）范式。这种一致性也说明了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演进与社会秩序潜在的变化是大致同步的。[3]17以此为据，作者对20世纪以降英美文学批评的范式轮回做了全景式扫描。

20世纪中叶前后几十年，西方文学批评从最初的唯物主义或外部研究向唯心/理想主义（idealism）或内部研究转化。20年代至70年代早期，“文学批评”更多地体现为“细读”和“实践批评”。[3]5用“现代”眼光来打量这种文学批评的话，它的突出特点就是通过“细读”和“实践批评”来评价具体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literary merits），但实际上当时的文学批评远不止这点，呈现出多元杂陈的景观，既开发了新的阐释和解读方法，也涵盖了对当时文化状况的社会学研究，先进的教育理论，对教育体制本质的延伸研究，对“文学”“美学”“语言”“文化”自身作哲学探究等。换言之，当时“文学批评”的范式是各种要素杂陈且时而相互交织的模式。将上述多元要素聚拢在一起的就是“文学批评”这一概念，它是一项以文学作品为工具的“体制性美学教育工程”，旨在“直接通过培育感受力的新领域，主观性的新模式，体验的新能力来丰富文化”。[3]6这种对“文学批评”的界定令人耳目一新，有正名的意味，一扫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内部研究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也为作者后面的论述作了铺垫。

作为一种对内部研究的反弹，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起，文学研究开始向左转，转向政治批评，这似乎是一种必然，因为这一转向是在英美总体左倾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右派斥之为“授予了60年代激进分子的终身职位”（the tenuring of 60s radicals），而左派则颂之为“逆流中的文化”（Culture in Contraflow），其总体倾向是民主化的，文学研究中提出的许多基本问题都是政治的。[3]57虽然这种转向在一开始似乎并不明显，因为当时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并存，但紧随其后的70年代的危机为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跃居统治地位扫清了障碍。

诺思认为，20世纪前75年，即直至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危机年代”，文学研究并非单一的范式一统天下，而是被分割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范式，这两个范式有时被认为是互相竞争的，有时又被认为是互相补充的。这一领域争论的“中心轴”处于文学“学者”（scholars）和文学“批评者”（critics）之间，其关键区分在于，前者把文学研究看作分析文化的“一种工具”，而后者则把文学研究当作干预文化的“机会”。到70年代晚期或80年代早期，文学研究“学者”派，即认为文学是“分析文化”工具的人占了上风，文学研究“批评”派相对缺席，这被作者称为“学者转向”（scholarly turn）。“学者”派将文学文本当作文化和历史分析的手段，而“批评者”则将文本视为培养读者审美敏感力的工具。正是这种“学者转向”以及相应的“批评”终结或死亡才造成了当下“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的兴起，[3]1-3至此，文学批评的“英雄时代”已然失落。我们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受此影响，一些主要外国文学期刊重点刊载的多为在大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考察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章，注重文本细读的文章遇冷，甚至遭遇不屑。也就是说，当下国内部分重要学术期刊俨然将文学作品视为“文化分析”的工具，文学研究的目的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本背后的文化史乃至社会史，以致不明就里的读者如果仅看目录和内容，不看杂志名称的话，很难判断这是一本文学杂志。只不过，国内的这种转向比国外晚了半拍，迟到了约20年，因为在英语国家发生“学者转向”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正热衷于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现在这种批评范式是新世纪以来才逐渐形成的。

20世纪80、9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右翼采取“文化战争”的策略，特别将英语学科作为中心目标，谴责其遭到进步主义、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人士的劫持，这些人被认为拒绝扮演恰当的角色，即通过“伟大的经典”（Great Books）来传播传统西方文化的优点。屈服于这种攻击的自由主义左翼也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倾向于把质疑世纪中叶的批评，转向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分析视为自由主义进步的标志。因此，这一时期，左翼自由主义学科的核心就是把历史主义/语境主义的各种原理颂扬为文学研究更广泛民主化的可喜迹象，尤其是开放经典，抵制突出培养美学判断能力这一传统做法，降低“文学的”门槛，以及由此带来的分析对象的扩大。这样一来，自由主义的两翼，即美国词典里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双方，都认为转向当下的范式是左翼自由主义的一种胜利。实际上，这也是致力于平等的左派自身，甚至是那些激进左派的胜利。他们的核心人物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进而察之，其主要人物是各种形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威廉斯本人，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贾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由此异军突起，有可能用来指导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主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文化和社会分析。[3]8-9例如，伊格尔顿在其《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2012）中分析指出，20世纪70或80年代，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等术语十分时兴，但30年后，“这些词汇已经被后殖民研究、族群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这四大关怀推搡到了一边”，他认为这种“取而代之”是“一种值得欢迎的演进”——“从话语过渡到文化的趋势”。他形象地说，这是“从抽象、纯如处子的观念转向所谓的真实世界（real world）研究”。[4]I-II显然，伊格尔顿对这种转向持褒奖的态度。这种国际大趋势也得到了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的呼应。

20世纪80年代以来，批评和“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即伊格尔顿所说的“文化分析”）这两个术语都被纳入了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分析这一工程中，二者几乎可以互换。今天的“文学批评者”阅读文本为的是理解社会，并使其理论化，而在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它们还是清晰可辨的。[3]10从80年代开始，文学批评已经变成了社会理论或文化分析，其操作模式便是“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文学研究中几乎所有最有影响的运动都是按照这样一种假设行事，就学术目的而言，文学作品主要是作为确定文化状态的诊断工具而让人感兴趣，人们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创作或阅读作品的。”[3]1至此，文学研究的一种趋势是跳出纯文本分析，转而探究文本以外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

诺思的分析不无道理，卡勒对20世纪60年代至世纪末的西方文学理论态势也做过类似的高度概括，所不同的是，卡勒是就具體批评流派而言的。卡勒认为这一时期有三种最有影响的理论模式：一是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对“语言、再现和批评思想范畴（the categories of critical thought）”所作的“广泛反思”;二是女权主义以及后来的性别研究和酷儿理论在文学和批评各个方面对“性别”（gender）和“性倾向”（sexuality）所作的分析;三是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等历史导向的文化批评的发展，此模式对包括身体、家庭和种族等先前被认为并无历史的多重对象展开广泛的研究。[5]121卡勒对此虽没有展开论述，但如果我们以诺思的“战略”眼光来看，我们也可窥见6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外部研究，亦即诺思所说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上述后两种模式自不待言，即便是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对语言和再现的研究主要指涉的也是社会、历史和文化。例如，解构主义对文本中二元对立的颠覆更多反映的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质疑。

难能可贵的是，诺思并没有被主流批评范式遮蔽双眼，他敏锐地捕捉到了90年代出现的“新唯美主义”（new aestheticism）及此后取而代之的“新形式主义”（new formalism）。他用一句话概括了新唯美主义的观点：“左翼文学研究的政治化走得太远了。” [3]134他认为，除了学者，现在很少有人读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作品主要是为了更多地了解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文化生活。非专业人士读文学作品是为了在其中寻找有助于他们生活的东西。[3]6在此，作者主张文学干预文化和生活的意味已十分明显。他还提醒读者注意几十年来发自边缘的一种呼声，即学界一直有人呼唤人们关注“文学批评本身的缺失”以及没有文学批评的“文学研究之贫乏”（the poverty of literary scholarship）。[3]191

基于上述，诺思对未来文学研究的方向作了如下预言：继续沿着现行轨道前行，“如有可能，这一学科持干涉主义的一翼（the interventionist wing of the discipline）将被更加彻底地掏空，我们将看到剩下的会进一步科学化和社会学化。尽管诸如‘文学批评和‘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名称还会被保留下来，但通过系统培养寻求价值的能力来形成新的主体性和集体性这一批评大业将会被弃之为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新科学和社会科学，呈现新的事实、理论化、历史记录和分析”。[3]204不过，作者同时也承认，“没有任何范式永恒持续”，学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剧烈变化，文学研究内部许多人会寻求改变的途径。一个稍显积极的设想是，在保持文化历史、文化理论和文化分析这些基本趋向的同时，改造现有的范式，在学科内获得某种“中心性”（centrality）。即坚持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这一基本定位，但会增加一些新的维度，如加强对形式、情感的研究，积极关涉文本的愉悦，突出“广泛的超越历史和超越文化的分析方法”，而不是“一定要受制于单一、具体的地点和时期”。要实现这最后一点，部分方法是不仅要关注“生产语境”，还要关注“接受语境”，即兼顾作者创作和读者阅读这两种背景。这可能是一种积极的“现代主义”（presentism），意即，不是纯粹细究过去本身，而是详细论述“与当今至关重要的问题相关的历史和文化事件”。由此可见，作者实际上就是在预言或主张一种综合的文学研究方法，尤其是那种与当今现实相联系的研究方法，即前文所说的“干涉主义”——通过文学研究干预当下文化状况，而不是单纯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研究。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才是“一种本质上的新范式”。[3]205

二、《文学批评》之批评

诺思在《文学批评》中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大而重要的问题”展开论述，那就是，“文学研究如何逐渐背弃‘美学教育这一体制性工程并信奉起他称之为‘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的？”[6]180实际上，再扩大一点范围，他应该问的是，文学研究是如何回归“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这种范式的，因为如前所述，19、20世纪之交的传记批评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本质上也属于“历史主义/语境主义”的批评。

文学研究史家告诉我们，一直以来文学研究这一学科内部争论的“中心轴”就在“批评与研究”之间。[3]18文学“批评”指的是对文学文本本身作价值判断，关注美学欣赏，而文学“研究”指知识生产，重在分析历史和文化。《文学批评》在深入探讨产生于60年代的各种政治批评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当下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失落的“批评”范式以及取而代之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这一“学术”（scholarly）范式。对于文学研究领域内部争论的“批评和研究”，作者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一方已设法统治了这一领域，那便是“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这一当今的主导学术模式。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尽管它得到左派的支持，但由于新自由主义力量在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扩散，已呈现出向文化分析退却的去政治化倾向。[3]18作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永远历史化”这个旧口号已失效，当今的批评范式就是要阻止我们采取行动，它试图解释这个世界，而不是改变这个世界，因此，它是一种退却。作者旨在寻找或呼吁一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系统方法，以便在新时期文学研究能够有所贡献。[3]20诺思的这种观点有几点值得商榷，一是如前所述，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并非“史无前例”;二是文化分析并非全然是“去政治化”的，因为它必然带有分析者的意识形态倾向;三是“永远历史化”并未过时，这是因为文化分析离不开历史语境，就拿作者自己的例子来说，虽然普通读者在阅读伍尔夫的作品时多半是为了寻找生活指导，但学者分析伍尔夫作品中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文化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语境中的学术活动。

《文学批评》不仅要考察历史主义/语境主义批评范式，而且要探讨被它取代的那种完全不同的批评范式，作者希望这样做能对那些试图反思文学研究的人有所裨益，这些反思者重新思考的问题是，新时期超越“学术转向”的文学研究可能会做出怎样有益的贡献，从而努力争取一个更好的社会。[3]4他认为，文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判例”（test case），因为它涉及到许多人视为“中心”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如何且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我们养成更深沉的生活方式（modes of life）。” [3]vii由此可见，作者十分在意文学研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即他实际上主张文学及其研究对文化的干预，显然，他对现有的批评范式持批判的态度。因此，他直言自己的这本书并非没有“政治因素”，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尽管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转换总体上被理解为是左派对世纪中叶精英主义批评的胜利，但这基本上是一个错误”。[3]3

针对目前文学研究界的现状，《文学批评》抱持三个学术目的和两个实用目的。从学术层面来说，本书一是要说明“学术”范式上升为目前主导批评方法的原因;二是对这种范式的“政治品格”（political character）提供“预估”（preliminary assessment）;三是建议那些正在寻求可替代批评模式的人可首先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继承来的那些有关旧有批评模式政治品格的观点。[3]3从实用层面来说，作者一是要为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提供一个有用的综述，概述最近一个时期说英语的主体世界在对文学作严肃的集体思考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二是主要为文学专业的教授和学生就这个学科的现状提供一个新的描述。[3]xi总之，这是一部关涉政治的文学批评史，一部高度简明、政治视角的文学批评史。

本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它的研究方法上。作者称自己试图写“一部战略史”（a strategic history）——“对当下现存的趋势做一个可行的分析”，通过回顾过去更多的是为了发现主要的“力线”（lines of force）。[3]viii所以，他的方法是从具体的人物和运动当中后退一步，以便使“贯穿英美文学研究历史的基本范式”变得更清楚，也因此有可能确定未来可能的发展线索。[3]ix作者也许预料到这种写法可能会招致批评，所以他在前言中就声称，如果批评他说这本书的骨架（skeleton）上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血肉（flesh），那么，这是在按照另一个标准衡量他的作品。更严肃的批判应该是就“骨架模式本身”进行评价。[3]viii尽管作者这种跳出“庐山”以识其“真面目”的研究方法的确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简易而清晰的文学批评学术地图，但由于其缺少“血肉”——少有对具体文论家及其主要观点的剖析，因而显得论据不够扎实，也难免露出破绽。不过，公允地说，这部著作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批评发展路径的梳理乃至对未来走势的分析大体上还是可信的，具有启示意义。

三、作为镜子的文学：对当下文学研究现状的反思

通过条分缕析的论证，诺思谨慎地表明，追求知识生产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批评者并不能带来文化的变革，相反，那些旨在培养读者审美情趣、强化其想象力的批评者或可能达到改变文化状况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今，原先的文学批评方法遭到排斥，被斥之为必然是“精英主义的”（elitist）、去历史化和去政治化的，相应的美学思想被认为必然是康德式的、理想/唯心主义的和普泛化的（universalizing），而细读和实践批评等核心方法则转化为建立在小文本单位上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的生产。现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原本一直与文学“批评”相伴的文学“研究”逐渐取代前者，越來越被用来界定整个学科的工作。[3]16在笔者看来，这种“学术”型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方法才是真正的精英化倾向。这种研究方法得到了威廉斯、布尔迪厄和福柯等左翼思想家的理论支持，尽管他们的观点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批评的、美学的文学研究方法必须被摒弃，这种对传统批评方法的摒弃为后来众多重要研究范式的盛行清除了障碍，如文化研究、文化唯物主义、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新近的“数字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和定量文学研究等。[3]16威廉斯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他强调文学研究的文化分析，认为“任何分析以及从分析回到理论的关键是对准确形势的识别（the recognition of precise situations）”。[7]157这种文化分析的归宿是理论，与行动无涉，也与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到实践的认识论背道而驰。威廉斯深受利维斯影响，并经由利维斯受到理查兹的影响。威廉斯与理查兹都反对唯心主义美学，但二者反对的方式不同。理查兹认为唯心主义美学缺乏实用性，不能训练读者，培养敏感性，无助于形成一个受教育的大众群体。而威廉斯则认为唯心主义美学不是一个精确的文化分析工具，所以他所主张的把文学作品作为历史来分析实际上是主张文学的“学术”研究，即有关语言和语言运用的精确的知识生产。[3]69-70他还认为，“批评”统治文学理论成了理解理论和实践的主要障碍。文化学者的研究是分析文化，而不是干预文化。威廉斯的学术实践是分析实践，但他的文学研究实际上不是实践，而是对实践的理解，最终沦为关于实践的知识生产。文学批评干预文化始于理查兹，后被利维斯和新批评派所采纳。威廉斯等文化分析学者与这一传统的决裂实际上就是将文学研究从直接的文化干预导向文化分析。威廉斯反复强调的实践其实是文化分析实践，或者说是对文化分析实践的理解，他的“文学理论”也就是“作为文化分析的研究”;他的“批评理论”指的是“作为判断功能训练场的文学研究”，他试图将文学研究变成“文化诊断”的一种实践。因此，他主张将批评的整个工程及其哲学美学基础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应该被完全学术性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取代。[3]72威廉斯的弟子特里·伊格尔顿则更进一步，他声称，“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3]184他批评说将文学视为美学范畴是精英式的神秘化，其实践——文学“批评”——是利维斯式的或新批评式的，认为文学研究领域现存的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这一学科本身的界定问题。因此，他建议要重组大学里的文学系科，这种重组的中心目标就是从事“各种文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的教育”。[3]186他的这一主张很快成了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排斥文学批评，转向学术性文化分析，是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的核心主张，这也成了当下国内外文学研究的主要范式。而“历史—语境主义统治之下，文学研究只不过成了了解政治或经济史的另一种途径罢了”。[6]180笔者认为，此论很值得玩味，因为它直指当下主流批评范式的要害。人们不禁要问：历史—语境主义批评范式主导下的文学研究与周边学科（如从事历史、政治和文化等研究的学科）的边界在哪里？从学术的性质来看，文学研究理应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其“相对”性突出的是其研究角度和侧面与众不同，其“独立”性更使其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当下的研究范式正使文学研究面临着特色丧失，逾越界限或被其他学科取代的危险。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学界（包括诺思在内）对头衔为“文学理论家和政治批评家”的伊格尔顿多有误解，认为他从事的只是政治批评和文化分析。事实上，伊格尔顿近年来一直试图重构文学理论，回归文学本位，他的《如何读诗》（How to Read a Poem，2007）、《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2012）、《文学阅读指南》（How to Read Literature，2013）等著作集中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在《文学阅读指南》中他感叹道：“文学分析这个行当，就像穿着木鞋跳舞，快要跳不动了。代代相传、被尼采称为‘慢读（slow reading）的传统，已经迹近湮没。本书企图借助对文学形式和技巧的细察，在驰援的队伍里凑个数。”这明显表达了他对文本细读的支持立场，至于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政治批评家的伊格尔顿，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没有涉及政治和理论，他对此解释道，“如果人对作品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敏感度，那么既提不出政治问题，也提不出理论问题”，并认为“分析可以是快乐的”。[8]前言由此可见，他不仅主张文本细读，还认为文学具有愉悦和教育功能，并身体力行地做示范和指导。在《如何读诗》中，他尖锐地批评了一些文学教师存在的问题，他认为部分教师因为自己没有接受过文学批评的培养，因此，他们“并不从事文学批评”，他们的学生——其中有许多“其实还相当有才华和能力”——自然也无法得到文学批评的实践。他还破除了批评论争中“巨大的神话或未经验证的陈词滥调”：“难道不正是文学理论，以它了无生气的抽象和空洞乏味的普遍性，首先摧毁了细读的习惯？”针对这种“愚钝的批评滥调”，伊格尔顿指出，“事实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理论家，都从事细致认真的细读”。[9]1总之，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批评不仅要评述文学作品的内容，还要关注文学的形式和语言本身。凡是真正研读过他作品的人，无论是读他的文学理论还是政治批评，抑或是文化分析著作，更不用说上述专论文学阅读技巧的书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伊格尔顿会不时地在论述中引用文学作品中的细节来做精妙的分析，包括剖析句子，甚至单词的含义。为此，《悦读经典》的作者迈克·德达称伊格尔顿在文本分析方面具有“福尔摩斯般的造诣”。[8]封底 闻此，那些鄙视文本分析的“大家”不知作何感想。

文学批评范式转换其实是常态，它大致呈钟摆式运动轨迹，在文本与社会这两极间运动。最近一次范式轮回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政治批评，到70、80年代历史主义/语境主义批评方法成为主流，但到90年代已出现了新的动向，即涌现出一批研究者从事所谓新唯美主义和新形式主义的批评实践。这一新动向很快引起批评家们的关注，于是，他们纷纷发表评论。1999年，帕尔德森（Timothy Peltason）指出，“眼下没有人在提倡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但这个专业的钟摆逻辑也有可能会导向它”。2007年阿尔佩斯（Paul J. Alpers）说，“随着新历史主义的到来，批评的钟摆从形式摆向语境。有许多迹象表明，它现在正在回摆”。在同一年，科恩（Stephen Cohen）也说，“历史上的形式主义应该复兴，作为一种理论创新来源的新历史主义，通过与特定时期形式的复杂性建立密切联系，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通过产生一种在历史和意识形态上敏感的形式主义来阻止形式—历史的钟摆”。2013年，布尔玛（Rachel Sagner Buurma）和赫弗南（Laura Heffernan）则恰如其分地评论说，“那些把这些新方法贴上形式主义标签的人明白，在历史主义及其所谓最强表达，意识形态批评，处于支配地位几十年之后，它们作为一种学科钟摆又向文本回摆了”。[3]141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上述各种钟摆论表明，文学研究自身似乎有一种自发的调节机制在悄然发挥作用，或者说，它天然地具有某种纠偏功能，钟摆两极——文本与社会、历史或文化等——的任何一极都无法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到一定时候钟摆必然回摆。文学批评的这种钟摆运动规律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极端的批评行为和主张都行之不远。文学批评要素中的文本和社会就如同势均力敌的两颗恒星，它们始终牵引着批评者的主张和行为。当他们受一种力量的吸引走向一端时，另一种力量必然产生制衡作用，并逐渐发力，将他们引向己方，反之亦然。文学批评史一再顯示了这一轮回现象，因此，我们必须思考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因素，并据此确立更加合理的批评范式。这种合理的范式或许就是以文本为中心展开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内外结合的批评，从文本出发，又回归文本。这就如同镜中观像，我们首先得拿起一面合适的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镜中的人像，但我们必须清楚，这镜中的“我”并非真实的“我”，镜中之像无论怎么逼真，它毕竟不是真“我”，它的近似度如何取决于镜子的品质。因此，观者还得回到镜子，对此审视一番。亦即，观察者心中始终要有这面镜子。这种镜子意识也就是文本意识，文学研究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文本，也不该脱离文本。

参考文献：

[1] Michael Ryan. Literary Theory：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7.

[2] 孙胜忠. 西方成长小说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3] Joseph North. Literary Criticism： A Concise Political Histor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4] 特里·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M]. 阴志科，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5]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6] Marco Roth. Tokens of Ruined Method [J]. N+1， Fall， 2017（29）： 179-189.

[7]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8] 特里·伊格尔顿. 文学阅读指南[M]. 范浩，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9] 特里·伊格尔顿. 如何读诗[M].陈太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荣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