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峰宇

摘 要：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中抨击时弊，揭示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力图在反对王权、神权及诸多特权的过程中建构一种新社会制度。其中，机械唯物论与经验论和理性主义构成启蒙时代重要的哲学理路。在法国启蒙思想盛行的时代，空想社会主义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的。在分析法国启蒙思想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质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只是一场“市民社会的革命”，它不具有普遍性承诺，因而需要进行具有普遍性的人类解放。马克思在人类解放理论中提出了政治哲学的总问题。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6-0040-06

关键词：法国启蒙运动;法国唯物主义;法国革命政治学;空想社会主义;人类解放理论

Abstract： French enlightenment thinkers attacked the disadvantages in their deep insight into social reality， revealed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human inequality， and tried to construct a new social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opposing royalty， theocracy and many privileges. Among them， mechanistic materialism，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way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utopian socialism “started directly from French materialism”.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essence of French enlightenment thought and utopian socialism， Marx pointed out that political liberation was only a “revolution of civil society”， which had no universal commitment， so it wa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universal human liberation. Marx raised the general proble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his theory of human liberation.

在法國大革命的前夜，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反封建主义、反蒙昧主义的笔触照亮当时的法国社会。他们在对法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中抨击时弊，揭示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强调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集道德与政治于一体的公意。与同时代的唯物主义以理性方式发现社会运行规律一样，机械唯物主义与经验论和理性主义在反对王权、神权和诸多特权的过程中成为法国启蒙时代重要的哲学理路。无疑，以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同时设想了一种更合乎人性的理想的社会结构，他们希望以平等和知性的思路建构和谐的社会共同体。然而，青年马克思并未直接接受这些见解，他认真研读了法国启蒙思想文本并做出了独到评价，在批判借鉴法国启蒙思想、法国唯物主义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渐生成了更具现实性的关乎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理念。

一、法国启蒙思想的知性维度与激进维度

随着近代欧洲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兴起，崇尚科学知识逐渐成为时代潮流。笛卡尔开创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哲学理路为法国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石，这种17世纪的形而上学倡导普遍怀疑，并提出对“我”的主体性理解，从诞生起就遭到伽桑狄、霍布斯、爱尔维修等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抵制。体现这一时期对传统和偏见的质疑，同时兼具整理科学知识的风尚，最典型的莫过于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这套包括35卷、至1780年才全部出版的辞典汇聚了一个“百科全书派”，他们强调理性能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彰显了法国启蒙思想的知性维度。

法国当时是一个封建农业国，约2300万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5%，全国40%的土地由僧侣和贵族占有。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享有不纳税等特权，第三等级和城市平民负担沉重，在思想观念上还受到封建神权的统治。受苏格兰启蒙运动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意识到探索真理与归纳经验知识的重要性。达朗贝尔在《哲学原理》开篇就将其所处的世纪称为“哲学世纪”，孔狄亚克在《人类知识起源论》中试图证明新兴的科学知识何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同样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爱尔维修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一致，强调由理性决定的法律决定一个民族的风俗和道德。至于曾被免除军医职务并被迫逃往荷兰和德国的拉美特利在《人是机器》《人是植物》中的观点显然受到笛卡尔的“世界是机器”“动物是机器”等观点的影响，他基于大量解剖学实验表明，物质是自然界唯一的物体，认识能力是人体的机能，思维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显然，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人是植物》与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都实现了英法唯物主义的结合。

此时，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代表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高度，他们形成了一种反思辨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体系，从物质本体论角度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摒弃了一切超自然的观念。霍尔巴赫在近代哲学史特别是认识论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物质一般地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1]216，这几乎是哲学家第一次对物质作出规定。总体而言，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以及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世间万物是普遍联系的，生活中各种现象汇成一个系统，生命处于进化过程中，事物的发展体现了一种具有必然性的秩序，理智是以感性的理解为基础的。这些观念使唯物主义和唯灵论的差别昭然若揭。

由此，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宗教批判中形成了无神论主张，例如，狄德罗将神看作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不可理解的字”[2]124，他进而主张地上的王权和天上的神权是一对孪生兄弟。在拉美特利看来，无神论的宇宙是快乐的。爱尔维修揭露了世俗宗教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强调美德不应在宗教而应在实际利益中得到体现。霍尔巴赫则写道：“在每个国家里都树立了两种不同的权力，以神本身为依据的宗教权力，几乎永远驾凌于君主的权力之上。”[3]557这些宗教批判思想理性而激烈，恩格斯对其给予高度评价：“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4]361

在此基础上，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强调哲学的现实性，他们将幸福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力图实现“社会中人们的利益”，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为此向往人人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例如，爱尔维修认为劳动是实现幸福生活的手段，需要是人类的老师，人们为了生存，必须结为社会。因而，他反对专制统治及其教育模式，将道德和政治立法结合起来，认为只有在遵循良法的国家，人们才能养成精神上的勇敢和坚定。在霍尔巴赫看来，“人从本性上说既不善也不恶。他在一生之中的任何时刻都寻求幸福，他的一切能力都用在取得快乐和逃避痛苦上面”。[3]644“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为自己的幸福所需要的别人的幸福而工作”。[3]649霍尔巴赫强调情感的作用和自利的合理性，论证了合理的社会环境之重要性，认为自利应当与公共福利相结合。

同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对科学知识的关注逐渐扩展到宗教和政治领域，他们开始用理性来审视现实、批判传统，由以启发民智，使理性的自然光亮照向这个哲学的时代，从而彰显了启蒙思想的激进维度。

在推动激进启蒙思想的过程中，产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法国大革命。随着路易十四统治后的法国由盛转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新生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获得经济实力的同时，日益具有分享政治权力的愿望。“无知和迷信的王国正越来越走向崩溃，启蒙的光芒取得越来越大的进步，黑夜的产物在黎明时分嚎叫，他们那种痉挛的姿势足够清楚地表明：他们自己对胜利感到绝望，只是在振作精神做一次最终的疯狂反攻。然后，在法国的混乱突然爆发，现在他们又高耸起他们空洞的头颅，高声尖叫：瞧瞧启蒙的骇人听闻的结果！瞧瞧哲学家，这些煽动暴乱的布道者！每个人都逮住这个堂皇的机会来对启蒙的支持者喷溅毒药。”[5]12上述话语从反启蒙角度表明法国启蒙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性力量，旧制度被启蒙思想指导的行动摧毁了，社会契约和现代民主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法国启蒙思想家确立了一种革命政治学，对后世影响深远。

毋庸置疑，法国启蒙思想家普遍反对君主专制，强调人生而自由和平等。例如，孟德斯鸠撰写《论法的精神》，希望形成一种三权分立的开明君主制;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抨击法国专制现象，从自然法角度赞扬英国资产阶级政体;狄德罗主张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爱尔维修认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基本的人权——这些思想无疑影响了西哀耶斯、米拉波、拉法叶特、布里索、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马拉、丹东、肖美特等一众法国革命者，开启了以攻陷巴士底狱为开端的法国大革命。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们形成了著名的“1789年原则”，即一种以自然权利学说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原则，这个原则以宣言的方式为众所周知。法国启蒙思想家还提出了一种历史进步观念，例如，伏尔泰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以进步的方式向前的，其中伴随善与恶的无尽的斗争。卢梭认为发展是一种向新质的过渡，不能“原路而返”，而体现为一种对立面的转化。这种历史进步观念彰显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体现了一种在实践中展开的辩证逻辑。

在理解法国启蒙思想的知性维度和激进维度时，不难看出，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类似，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家族歧异性相当明显，他们对社会政体、理性社会的形式、科学的社会作用等方面的观点有很多差别。当然，其中的“公约数”也是相当明显的，可见一个时代的启蒙气质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值得提及的是，其中以盖奈和杜尔哥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提出建立一种重农的现代经济秩序的启蒙观念，被马克思称为“资本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当法国唯物主义思想进入社会维度，成为一种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探究生产力现状及其发展规律等的社会唯物主义，就促进了法国国势学的形成和发展。

其实，无论以知性维度抑或激进维度，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工业的重大意义、教育的重要价值以及对社会利益的阐述，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国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联系。从中可见，马克思对法国革命政治学的借鉴体现在诸多方面。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非现实性

空想社会主义是17—19世纪在欧洲流行的乌托邦思潮。在空想社會主义思想谱系中，法国思想家的群像颇为耀眼，德尼·维拉斯在1675年出版的《塞瓦兰人的历史》中体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初设想，至19世纪达至高潮。在法国启蒙思想盛行的时代，空想社会主义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的[4]525，或曰法国唯物主义是“直接汇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6]334。

总体来看，17—18世纪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普遍强调平等。处于启蒙时代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描述了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前景，强调提高社会福利，平均满足人们的需要。例如，马布利在《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描述了这种“黄金时代”，他肯定一种斯巴达式的幸福，即通过“贫困、自制、节制和勇敢自豪”来实现的幸福。在他看来，财富的不平等导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阶级是在社会冲突中分化的。在维拉斯描述的塞瓦兰人的世界中，“没有穷人，没有人缺乏生活必需品和生活用品”[7]158，“无需为饮食、衣服、住房而操心，甚至无需为赡养妻子、抚养儿女而操心”。[7]136在摩莱里关于未来社会的蓝图中，“每个部落占一个街区，每个家庭住一所宽敞舒适的房屋。所有这些房屋形状划一”。[8]111-112他们主张对消费品平均分配，提出确立一种使人们的衣着和住宅都相同的法规，当物质不能满足需求时“减少供应”。

此外，他们认为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违背理性原则，并提出以革命反抗压迫的主张，打倒一切压迫者。在启蒙时代，他们提出反对蒙昧主义的无神论，希望通过理性教育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制定完善的法律，倡导科技进步。但是，在确定具体实现路径时，他们往往倾向于到荒岛上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共和国，这种思路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他们还往往采取平均主义或禁欲主义的思路，实际上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发展进程。对此，恩格斯深刻指出，这“是一批相当‘粗暴的人。他们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一切精致的东西，即科学、美术等等，都当作无益的、危险的东西，当作贵族式的奢侈品加以消灭;这是由于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而必然产生的一种偏见”。[9]480

启蒙时代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在19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作为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达兰贝尔的学生、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的圣西门，以“新基督教”的方式开创“实业”，以期发挥全体社会成员的才华，认为资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结”。他借用数学概念表明历史阶段，认为资本主义这个“数列”终将“过去”。他以概括和总结法国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认识到生产的重要性，强调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认为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其实还在将来。圣西门还强调历史研究应当向自然科学那样，这样才能成为一门历史科学。但与法国唯物主义者不同，他要建构的这种社会具有一种合乎理性的社会主义特征，他的社会构想基本上都立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希望人们的劳动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

19世纪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圣西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通向未来社会的一个“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10]252;出身于富商家族的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产生了“温和的监狱”，他企盼男女平等、经济协作、共享公共产品和教育的时代到来;在卡贝设想的未来新社会中，“人民就是主权者，主权是属于人民的”[11]52。新社会制度应当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实现“内在的和外在的奢侈的平衡或个人或产业的全面发展”[12]545。

与此同时，他们对法国启蒙思想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认为这些描述人类美好愿景的启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成为现实，即法国启蒙思想家没有兑现诺言。进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刻揭露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现实状况，将平等视为人类正义的象征。他们还强调全民劳动，认为劳动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们几乎都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因而正当的制度环境对人的发展是有益的。

从人性角度思考如何改變社会弊端，是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鲜明特征。例如，傅立叶“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6]335，试图建构一种合乎“人性”的社会制度，从中可见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思想印记。他从“情欲”角度思考社会发展动力，认为人具有12种情欲和3种分歧，统一欲是情欲的中心，“是人们使自己的幸福和自己周围一切人的幸福、全人类的幸福相协调的意向，这就是无限的博爱，普遍的善心”[13]112。几乎在同一时期，罗伯特·欧文以企业家的身份试图改善工人的生产和住宅状况，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建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正如马克思后来指出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基于自然本性的观念不是“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只是体现了法国市民阶层的理想，为了实现广泛的自由和平等，必须“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6]335

总体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很多社会理想如今在世界多国已经不同程度地实现。之所以将他们的思想称为“空想”，并非因为这些理想毫无实现的可能性，而主要因为他们的理想缺乏实现的合理路径。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有良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超越剥削的不可能性，他们没有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没有可以依赖的革命主体，因而成为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这与马克思将希望付诸于无产阶级的现实运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相比而言，马克思有一个像“地道的18世纪法国人”[14]53的父亲，从小便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他认为在空想社会主义家的思想中包含着现实社会主义的萌芽。但是，马克思更看重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平等，认为“‘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9]275-276，脱离人类经济生活的历史视域，没有真正的平等可言，只有通过扬弃私有制，消除“资本的统治”带来的人的异化与社会发展的停滞，即当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平等才能够成为现实。当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主要问题就在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即如何确认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如何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

因此，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需要深刻理解其人类解放理论，这一理论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总问题。在考察现代政治解放的基础上，马克思认识到这种指向资产阶级解放的解放只是一场“市民社会的革命”。它不具有普遍性承诺，因而切中了解放的普遍性本质：政治解放不能将人的世界与人的关系彻底还给人本身，参与这场解放的无产阶级实际上在解放之外，而普遍的解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而彰显了其政治哲学的超越性特质。

三、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践超越品格

之所以强调人类解放的超越性特质，并非因为马克思没有意识到政治解放的历史价值，相反，马克思对政治解放给予高度评价。正如他所指出的：“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6]32政治解放不仅是一种现代性解放，而且实现了思想启蒙，但它的历史限度也是明显的。马克思深刻指出，政治解放实际上是使一种同质替代性方案成为现实，而非实现社会形态更迭的本质性解放，“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6]33为此，要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使解放进入一种高阶状态。

与政治解放比较而言，人类解放是“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的总体性解放，它往往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当然，深入思考这场解放的政治哲学内涵无疑是必要的，而且要通过对其内涵的揭示激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因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207。这表明人类解放不仅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还意味着人们要扬弃以往的政治观念。因此，必然要构建一种为人类解放提供理论指导的政治哲学，它是实践的、批判的。

这种以人类解放为总问题的政治哲学产生于世界历史中，世界历史是人类解放的现实环境，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形成的。这种变革使时代发生了变化，“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5]34-35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权力运行方式等的更新，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超越政治解放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开始具备。

实现人类解放，要使社会从资本逻辑和私人财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无产阶级从各种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在马克思看来，“‘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6]527这种普遍性的解放必须在现实的世界中使用现实的手段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提出过“人类解放”的口号，但马克思真正在揭示社会历史规律的语境中使其具有现实可能性。这也是马克思肯定政治解放的意义的合理性所在，因为解放的程度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当人们还普遍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当剥削制度和资本逻辑还普遍存在，就必然存在于人类解放的前夜。倡导人们在实践中前行的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政治哲学主张。

这种主张的关键在于指明实现解放的路径。一方面，解放的主体即无产阶级要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旧式分工的束缚，摆脱旧形而上学和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认识到这是一种社会的解放，人们在其中推翻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现实的个人在经验生活与具体的劳动关系中成为类存在物。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在解放的过程中深刻理解劳动的本质及其实践逻辑，深刻理解人的劳动的实践主体性和公共性，深刻理解劳动何以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这就需要把握人在劳动中成为主人的辩证法，把握劳动的生活本质化内涵，以劳动逻辑取代资本逻辑，将人类解放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其终极目标是建构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践超越品格，它不仅在市民社会的地基上切实把握现代政治的本质，而且全面检索了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家关于需要、劳动、财产权、正义、商业等的阐释，并在實质性层面对现代政治制度加以质疑和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按其所愿、尽其所能来保全自己”这种霍布斯式的现代构想不具有普遍性，事实上，脱离共同体的个体——这些无财产者不可能获得起码的人身保护，这必然导致现代货币共同体的撕裂。正是因为重审现代社会中人的所有权、社会差别和实际生活境遇，马克思走出了市民社会解放的苑囿，不将纯粹的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视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而努力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真正把握了颠覆资本逻辑的社会经济基础，他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4]226正是从经济基础上确认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作为解放的立足点，其目标在于建构人类社会，开启人类“真正的历史”。也正是在这场解放中，人们开始真正理解其类本质，使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力得到一种社会性确认：“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6]46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新政治哲学的人类解放理论不仅要扬弃资本逻辑和剥削制度，而且要改变利己的原子式个人的境遇。它既致力于解析现代市民社会的公共性问题，以实践的思维方式超越货币共同体的鄙俗，也致力于倡导人们在社会性劳动中否定一切奴役人的关系，创造互利共享的社会共同体。新政治哲学是这场解放的头脑，而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一种彻底否定资本统治的社会主体。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的重叠，因而就理论而言，它是一种新政治哲学;就实践而言，它是一种行动的思维方式。这种理论与实践统一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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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钱果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