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华南

摘 要：大宋开国近百年时间里，天下学校废顿，儒释道的创造力萎靡，饮酒担当起为众生提供生存理由与动力的重任。太祖开始，皇帝每日带头宴饮。国家为宴饮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于是百官乐此不疲，士大夫积极参与，整个大宋掀起了狂热的饮酒之风。酒榷制度、引导饮酒消费政令等措施推动了大宋的社会经济繁荣。长期宴饮也推进了对酒的理论思考，饮酒人之常情、人生不饮何为、酒味多于泪等深沉的哲思标志着大宋酒精神的深度，《酒经》等大量理论性著作的出现则表明对酒已经达到高度的理论自觉。百年浮华宴饮生活带来人欲的放纵与心灵的堕落等精神难题，这为理学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刺激。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6-0032-08

关键词：北宋;饮酒;精神生活

Abstract： During the nearly 10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schools had been abolished， and the creativity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was weak while drinking became a source of survival and impetus. From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zu， the emperors took the lead in feasting every day. The state provided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banquet， so Baiguanle never tired， and the bureaucrats actively participated， and the entire Song Dynasty set off a frenzy of drinking. Measures such as the liquor questioning system and the guidance of drinking and consumption decree promot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long-term feast also promoted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alcohol. Deep philosophies such as drinking as a normal life， drinking as the major life purpose， and the taste of liquor more than tears， marked the depth of the drinking spirit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appearance of the works showed that people had reached a high degree of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for drinking. The centuries of flashy banquet life brought spiritual difficulties such as indulgence of the human desire and depravity of the soul， which provided a powerful stimulus for the rise of Confucianism.

大宋建国之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1巩固了赵家天下。一场酒获取了意想不到的权力，这一象征性事件也向大宋臣民做出了重大允诺：权力不可觊觎，美酒可以共享。太祖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诺言，每日与众臣共饮。据司马光记载，太祖曾曰：“朕每日宴会，承欢致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1]7每日宴饮至醉，第二天就会后悔。为何“自悔”？因為宴饮伤财？伤身？还是后悔当初做出的允诺？后人难以得知，但饮酒已经成为大宋的要事，此却无疑。

宋建国之初，学校废顿，儒释道三教的创造力萎靡，人们的精神生活处于苍莽之中，贫瘠又浅陋。饮酒可以满足欲望、愉悦情志、和乐人群，与诗文乐舞天然结盟。因此，它具有强大的精神功能，被时人当作精神生活之依靠与最重要的展开方式。皇帝带头宴饮，百官乐此不疲，士大夫积极参与，政府刺激鼓励，自上而下地掀起了浓厚的饮酒之风。饮酒主导并支撑起世人的精神生活，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从潜意识层面看，北方强邻在侧，从皇帝到士大夫都由强大对手之压迫而感受到了自身的有限性。外在紧张造就内在紧张，如何化解精神紧张？缓解、消除对手带来的压迫感，以及有限身的沮丧与无奈，饮酒也是个很好的答案。从实际考虑，大量宴饮可以带动、促进社会的繁荣。凡此等等，都将饮酒推到了时代聚光灯下。

一、饮酒人之常情

大宋建立，政府开始尝试统一管理酒、曲。宋太宗淳化五年，朝廷“诏征天下酒榷”。宋真宗景德四年，确立了“榷酤之法”，榷酤制度正式施行。

消费是经济运转的必要环节，也是促进经济、社会繁荣的保障。宋人深谙此道。为了刺激民众消费，政府煞费苦心，甚至使用最古老、最粗俗的方法——色诱。据载：“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2]23中央政府出面引诱民众饮酒，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鼓励民众饮酒，这首先表明大宋对酒的价值认同。

除了引诱民众饮酒，大宋政府更是皇帝以身作则，带头饮酒，自上而下地引导国民饮酒。首先，大宋在制度层面规定了国家的宴饮的仪式。

宋制，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天圣后，大宴率于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则不拘常制。凡大宴，……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阁门通唱，致辞讫，宰相升殿进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举酒，群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举酒;或传旨命酹，即搢笏起饮，再拜。或上寿朝会，止令满酌，不劝。中饮更衣，赐花有差。宴讫，蹈舞拜谢而退。[3]2683-2684

“国有大庆皆大宴”，这保证了大宴的频率。国家层面的宴饮每年有春秋季、仲、圣节、郊祀、籍田礼（祭祀农神）、饮福大宴等数个。宴有大小，分置于不同地点，有不同规模，或酒九行，或酒七行，或酒五行。大宴之时，按照等级从皇帝、宰相到百官分别举酒而饮。宴饮皆有歌舞配合，助酒兴，成礼仪。另外，皇帝幸苑囿、池御，观稼、畋猎，暮春后苑赏花、钓鱼、赏雪等，以及所至皆设宴，谓之曲宴。每次宴饮，都会极欢而罢。如《宋史·礼志》记载：“大雨雪，帝喜，御玉华殿，召宰臣及近臣谓曰：‘春夏以来，未尝饮酒，今得此嘉雪，思与卿等同醉。又出御制《雪诗》，令侍臣属和。后凡曲宴不尽载。……嘉祐七上十二月，……复宴群玉殿，酒行，上曰：‘天下久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复辞。……出禁中名花，金盘贮香药，令各持归，莫不沾醉，至暮而罢。”[3]2692-2693皇帝鼓励饮而醉，于是参饮者“莫不沾醉”。有时兴起，皇帝甚至会逼迫大臣狂饮，如酒量超绝群臣的宋真宗劝李宗谔酒：“寇准在中书，多召两制会饮私第，酒酣气盛，必闭关苛留之，往往侵夜，畏谨者甚惮焉。（李）宗谔尝预会，日既夕矣，而关不可启，遂于门扉下窃出，得马以走。于是上劝宗谔酒，宗谔坚辞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语云：‘此间不须从门扉下出。宗谔皇恐致谢，上笑而颔之。”[4]1738又如宋徽宗对蔡攸灌酒：“蔡攸尝赐饮禁中，徽宗频以巨觥宣劝之。攸恳辞不任杯杓，将至颠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马光也。”[5]298以权势迫使臣下狂饮，甚至不管大臣死活，酒场何啻战场！饮酒本为和乐，无约束反坠入不祥，这在宋初司空见惯。不过，在此狂野饮酒风气下，众臣亦多见怪不怪。

除了朝廷宴饮，大宋还为官僚宴饮专门设置相关经费。官僚之间有公费公宴，其中包括公款接待上级巡视、同级公差、本地官员节日举行宴会、出差践行宴会、升迁贺喜宴会，等等。官僚工作宴饮需要“公使钱”，范仲淹还特别为此上奏：“切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4]3384有行役之劳者，国家理当以酒食犒劳。这是古礼，也是范仲淹特别力主恢复的古代传统。“富而好礼”，这是孔子以来士人的理想。其时，经济繁荣，文化疲敝，范仲淹以“礼”为念而不忧贫，实不足怪。

官僚办公时公费宴饮，其居家日常也频繁宴饮。有条件的在自家官邸宴饮，如名臣寇准特好在自家摆宴豪饮。“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云是寇莱公烛法。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6]15国家重臣好夜宴剧饮，每每欢饮达旦，烛泪成堆。酒风之盛，可见一斑。

无条件在家宴饮的官员也有办法，那就是在条件齐备的酒肆进行。此类史籍亦多有记述，如鲁宗道：

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谕德，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中使遽先入白，乃与公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幸先见教，冀不异同。”公曰：“但以实告。”中使曰：“然则当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叹而去。真宗果问，使者具如公对。真宗问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备具，宾至如归。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自此奇公，以为可大用。[6]1-2

鲁宗道所描述的百物备具，宾至如归的酒肆在当时汴京实属寻常。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京师汴梁酒楼众多，且环境、服务都高端大气。所谓“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7]71酒楼硬件齐备，布置奢华，通宵达旦服务齐全，在此接待宾客确是方便。

在酒肆招待宾客并不奇怪，让人诧异的是宋真宗对饮酒的态度。鲁宗道知真宗对饮酒的态度，也可以说尽人皆知真宗对酒的态度，那就是将饮酒视为“人之常情”。饮酒需备果蔬、乐妓1，所以，宴饮消费巨大。从积极方面看，消费带动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但另一后果，就是攀比消费走向奢靡，人心浮夸而颓废。这种现象也为当时有识之士注意，如司马光不无忧虑地写道：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量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嗟乎！风俗颓弊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8]806

从高层到农夫走卒，奢靡可谓全民风尚。世间虚华多“为目”——做给他人看而不“为腹”——满足自己需要。“为目”比如走向攀比，宴饮中酒、果、器皿的使用遂不断水涨船高。奢靡日起，风俗颓弊。然而，饮酒被视为人之常情，不饮，情何以堪？

二、人生不饮何为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古来宴饮与女乐就结伴而行。大量宴饮不仅促进了大宋酒业的繁荣，也同时推动着文化的复兴。在大宋文化复兴过程中，晏殊当居首功。《宋史》评价晏殊：“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3]10196他不仅有“兴学之功”，而且自觉以宴饮推动词学勃兴。当然，他对饮酒意义的领悟也不同凡响。

晏殊身居高位，为当时词坛盟主，喜宴饮，开一代文采风流。他终生好学不倦，兴学而培养、举荐了大量人才。其为人“性刚简，奉养清俭”。[3]10197刚直节俭，但在崇尚宴饮的时代风尚熏染下，亦不厌宴饮。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当他的同事都去嬉游宴赏时，晏殊与他的弟弟却一直在读书。皇上觉得晏殊谨厚，就让他去东宫教太子读书。任命之后，皇上与他面谈，他回答说：“臣非不乐宴游，直以贪无可为。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也。”皇上觉得他很诚实，就更加喜欢他了。这段为人称道的典故道出了晏殊爱宴饮的本性。

在其获得高官厚禄之后，晏殊果然践行“若有钱，亦须往”之说，放开宴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载：

晏元献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粲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毕，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与比。”[9]127

值得注意的是，晏殊一方面“奉养极约”，另一方面又“未尝一日不燕饮”。如果这是事实，这只能说明北宋高官生活之奢靡。晏殊每天的宴饮，有宾客，有蔬果，有美酒，有歌乐，还有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晏殊的宴饮发挥着聚集人才，绍续华夏慧命的作用。“稍阑，即罢遣歌乐……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饮而不淫，以此助诗兴，直接推动着宋词的繁荣，也间接主导着思想文化的勃兴。

晏殊的宴饮在其大量词作中有反映，最出名的是这阙《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这是晏殊首次被贬谪后的作品。当时他由枢密副使（掌管军事的副丞相）谪降为宋州知州。原本一帆风顺的仕途，无端受挫。这让晏殊的感受力受到了极大的磨练。宦海沉浮对官僚或许是常态，但对个人却意味深长。上升的欲望折回自身，光阴去似飞，燕子又归来，此身如落花，注定老去，思之惟有无可奈何。身与境中美好事物留不住，又如何慰藉這千古之无可奈何？“酒一杯”或许是晏殊为代表的宋初人所能想到的最好解决办法。

酒无法止住春花落去，也不能让欢会不散。但是饮酒却可以改易饮者的心境，首先，酒可解忧。所谓“一杯销尽两眉愁”（《浣溪沙》），以酒消愁，这是人类古老的办法。晏殊一生勤于政务，遇到的问题自然不少，一时之烦闷愁苦更是寻常。他也深谙饮酒消愁之理，频繁饮酒大都基于此。“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浣溪沙》）频频饮酒，他也多能得酒之趣。比如，在酒中重温昔日欢好，也可以唤起人对眼前人事物的珍爱。

身是有限身，“不死”（道教）与“再生”（佛教）为虚幻。让有限身充实丰裕最好的办法就是饮酒，所谓“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清平乐》）。“人生不饮何为？”这对常人来说是个问题，对晏殊则是答案，尽管包含着深深的无奈。把饮酒当作对抗老去的唯一方法，不管是被倏忽的生命流逝所逼迫，还是出自对酒的真诚热爱，单单把“饮酒”与“人生”直接关联，已经让饮酒获得了深沉的生存论意义。人生中还有比饮酒更重要的事情吗？还有比饮酒更有意义的活法吗？这些问题一旦问出，酒对精神生活的意义就立马呈现出来。由此不难理解，“酒筵歌席莫辞频”会成为他一贯的态度与主张。酒后寂寥愁苦，意兴阑珊，物事萧瑟，依旧有酒宴相招，这都不成其为问题。

人生的悖论很多，人们会一方面感慨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另一方面，生虽有限，但日常生活之单调却让生身乏味难耐。饮酒赋予了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以情趣，从而使平庸的日常增添了生命厚度。“雪藏梅，烟著柳。依约上春时候。初送雁，欲闻莺。绿池波浪生。探花开，留客醉。忆得去年情味。金盏酒，玉炉香。任他红日长。”（《更漏子》）花开时节，宾客共饮，推杯把盏，在花酒间消磨平庸时日，留得无穷情味。初春过后，夜短日长，花酒间的日常生活有了情味，也不用担心无聊白昼如何过的问题了。“任他红日长”道出的正是晏殊在获得意义的日常生活之后之欣慰与从容。漫漫长夜对于古往今来的愁人亦是个问题，与嘉宾共饮不失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座有嘉宾尊有桂。莫辞终夕醉。”（《谒金门》）与嘉宾同醉，共同沉浸在昏暗的黑夜。没有烦恼与恐惧，这份幸福只属于愿意终夕醉的人。

秋日肃杀，情意萧条，饮新熟之酒却可调适心境。“菊花残，梨叶堕。可惜良辰虚过。新酒熟，绮筵开。不辞红玉杯。蜀弦高，羌管脆。慢飐舞娥香袂。君莫笑，醉乡人。熙熙长似春。”（《更漏子》）红玉杯对着蜀弦羌管与舞娥香袂，和乐似春归。以饮酒应对季节变换，这是远古的生活智慧，醉乡人可谓醉得有道。

以饮酒消遣情怀，晏殊的门生多有承继。其中，文采风流最近其师的是欧阳修。他的“人生何处似尊前”（《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显然继承了“人生不饮何为”的信条。“尊”即“樽”，流连“樽前”在他乃人生最美之处，也是人生最好的选择。欧阳修以“醉翁”自号，似乎其一生值得标持的仅仅是醉酒。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有欧阳修饮酒佳话：“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余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携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戴月而归。”[9]102携客游，伎乐相伴，传花饮酒，戴月而归，饮酒被装点得如此高雅，足见其雅兴高致。

在《醉翁亭记》中，欧阳修着力描述了宴饮之盛：“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熟悉的官宴——太守宴，热闹的觥觚交错，宴酣而乐，乐而醉。官员不仅不避讳宴酣，还极力美化，惟恐天下不知。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当然，记忆的选择总是基于记痕的深度，由放松享乐的宴饮而获得的精神满足深刻难忘，在其人生中亦属难得，故有此记。

三、酒味多于泪

晏殊仕途虽有波折，然一直位居高位，其饮以高朋满座之宴饮为主。相较而言，苏轼仕途坎坷，享受高朋满座宴饮的时光主要在度过黄州之劫后。如宋人记载：“元佑七年正月，东坡先生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诗耶！这真诗家语耳。遂相召，与二欧饮。”[10]120据其晚年贬居惠州时所记：“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者……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者。”（《书东皋子后传》）东坡年少时不饮，后入仕，为宴饮风气所染才开始喝酒。东坡酒量不行，但爱饮，且爱与客同饮。此时东坡及其家人都已经习惯了充满诗意的宾客宴饮，好像其一直生在诗酒之中一般。

其实不然！东坡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离京，在杭州任通判，在密州任知州，后调任徐州知州、湖州知州。其间时有欢饮。如作于神宗熙宁九年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所述：“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当时苏轼在密州做太守，中秋之夜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天亮，甚是欢乐。在“乌台诗案”后，先坐牢百日。出狱后，被贬为职位低微的黄州团练副使。其间，苏轼生活窘迫。但他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学会了酿酒，能够时常饮酒——多为独饮。苏轼在《蜜酒歌并叙》中提及他跟随道士杨世昌学会了作蜜酒，并以诗记下酿造过程：“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虽然穷困，但自耕东坡，有余粮还能酿酒、饮酒，这给了东坡莫大的精神安慰。

精神安顿下来，苏轼恢复了往日的洒脱，频繁携友出游，当然每次总有美酒相随。或醉在黄州乡间酒家，如：“顷在黃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由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西江月·顷在黄州》）或饮酒赤壁，如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及“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前赤壁赋》）“‘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后赤壁赋》）无酒不游，无酒不欢，酒成为游赏欢聚的必要条件。。

其实，苏轼在其诗篇中从不同角度都谈到了酒之真味，比如“酒中真复有何好，孟生虽贤未闻道。醉时万虑一扫空，醒后纷纷如宿草。十年揩洗见真妄，石女无儿焦谷槁……”（《孔毅父以诗戒饮酒，问买田，且乞墨竹，次其韵》）饮酒不仅可以“万虑一扫空”，而且可以“见真妄”。“真妄”问题即“道”的问题，以饮酒领悟“真妄”无疑是对秦汉发展起来的“味道”方法论的继承与发展。人生虽如梦幻泡影（《洞庭春色赋》），达观一些看，有生之年亦有不少乐趣。酿酒、饮酒之神奇，足以散痹顽、洗愁颜。更有甚者，饮酒可“逃天刑”：“曾日饮之几何，觉天刑之可逃。”（《中山松醪赋》）有限之身，寿夭有定，多病多愁，这是天之所命。清醒者对于“天刑”多有无可奈何之感。饮酒移易人的心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适愁病。东坡多饮之后，信念增强，以致于“觉天刑之可逃”。“觉”一时情绪语也，东坡亦自知。时过境迁，东坡的看法又会随情绪而改易。如：“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一来空。”（《薄薄酒二首》）将“达”归结为“达人”，而否定“酒之功”，最终又陷入空幻之中。不过，换个角度看，在真幻之间流转，正可谓以人生来实证“酒味多于泪”之真义。

四、饮而在

魏晋士人追求“醉”，其目的性很强，那就是逃避名教（如刘伶），或拒绝与当权者合作（如阮籍）。宋代士人的“醉”，其目的性较弱，一部分人因一时之失意而解忧（如苏轼、欧阳修），更多的人是因为喜欢饮酒而醉（如寇准等）。

对于石延年来说，饮酒即他的存在方式。他不断探究饮酒之法，翻新他的存在方式，如“囚饮”——露发跣足，着械而坐;“巢饮”——饮于木杪;“鳖饮”——以槀束之，引首出饮，复就束;“徒饮”——夜置酒空中;“鬼饮”——匿于四旁，一时入出饮，饮已复匿，等等。[11]421-422这些饮法奇怪至极，不仅不合礼仪，甚至越出常情。

爱饮者多喜呼朋唤友，享受酒席间热闹气氛。石延年有酒即可，至于饮酒环境如何，他并不在意。据《宋史·石延年传》载：

延年喜剧饮，尝与刘潜造王氏酒楼对饮，终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饮多，以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饮啖自若，至夕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传王氏酒楼有二仙来饮，已乃知刘、石也。延年虽酣放，若不可撄以世务，然与人论天下事，是非无不当。[3]13071

对饮而不交一言，让酒直接作用于饮者，各自享受酒味，这在常人看来是怪异。石延年专注于酒本身，拒绝在酒与人之间夹杂多余者，包括语言、他人的目光。饮酒就是饮酒，而不是其他。饮酒本身价值自足，不能将饮酒附着其他目的。这种对酒之痴迷具有传奇色彩，宋人为此生出不少传奇故事来，如：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邻有一豪家，……曼卿即著帽往，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头巾，系勒帛，不具衣冠。见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礼。……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亦翩然而逝，略不知揖客。曼卿独步而出，言豪者之状，懵然不分菽麦。他日试使人通郑重，则闭门不纳。问其近邻，云其人未尝与人通往还，邻家亦不识面。古人谓之钱痴，信有之。[12]91

这个故事颇具魔幻色彩。按照戏家之言，石延年因“痴”（酒）而生（对酒之）“情”，因“情”而生“幻（梦）”。“幻（梦）”生出“主人”，“主人”依照“幻（梦）者”而生。所生非世俗可见之人，或只存在于延年的思想世界。凡俗虽不可见，然却有迹可循。首先，“主人”喜饮酒，与延年同类。其次，“不具衣冠”亦“全不知拱揖之礼”，乃专注于饮酒的纯粹的饮酒人。第三，二人相交只为一饮，饮完即不相干，所谓“翩然而逝”“闭门不纳”是也。

痴情于酒，酒与身同在，酒没则人亦不在矣。石延年之卒正因不饮：“仁宗爱其才，尝对辅臣言，欲其戒酒，延年闻之，因不饮，遂成疾而卒。”[12]98对常人而言，戒酒会使身体更健康。对真正的饮者，不饮则失去存在的理由，成疾而卒乃饮者必然的归宿。在大宋，皇帝之言为法令。皇帝欲其戒酒，实以外在之法禁饮者之身家性命。对石延年个人，此乃悲剧。

五、酒近于道

随着饮酒之风兴起，酿酒技术不断提高，北宋也出现了大量关于酒的著作。对于酒的酿造过程，苏轼《东坡酒经》描述最为详细：

南方之氓，以糯与秔，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麫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汁，蒸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既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操以饼麴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润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者也。劲正合为五斗，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猛也。篘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13]1987-1988

好酒需要良饼、精麴等上等的原料，更需要精细的手艺进行量的控制、时间火候的把握。当然，以性味正为指标的美酒更依赖制作者的味觉，所谓“以舌为权衡”是也。水质、冷暖、火候、水米的比例等多重不断随权衡而调整的因素决定了酒之性味，或微苦，或少劲，或和而猛，或醇而丰。东坡对酒艺的描述反映了宋代制酒技术之精良，当然也与东坡本人长期用心于酒有关。

就理论水平说，最高的当数窦苹的《酒谱》与朱肱的《北山酒经》。这些著作不仅总结了酒的制作工艺，还对酒的特性，酒对人的意义等主题做了深入的考察。这些著作的出现，表明宋人对酒精神已经达到高度的理论自觉。

窦苹《酒谱》对酒源、酒之功过、性味等问题做了细致的考察。

第一，对酒源的考辩。驳斥了仪狄、神农、黄帝作酒等无稽之说，以及人类作酒与天有酒星相关等附会之说。窦苹认为，酒是“智者作之，天下后世循之”。[14]9但酒之作不晚于《夏书》《孟子》时代，这种谨慎的态度值得称道。

第二，对酒之功过做了相对辩证的说明。首先，酒有大功于建功立业。如勾践与士同醉，秦穆公投醪于河，三军共饮而告捷，等等。人们以礼饮酒，或以德将酒，温克而事美。其次，沉湎于酒，误事乱德。从商纣王以酒亡国以来，不乏前赴后继者。因此可以理解，历代多有酒诫，以警醒世人。

第三，对酒之性味的总结。《酒谱》引用《本草》之说认为“酒味苦、甘辛，大热，有毒”。[14]159自先秦以来，对酒的性味的认识大都是“甘”，如《战国策·魏策二》：“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联系酿酒流程，这比较好理解。酿酒过程中，谷物发酵所得的酒，酒精含量低，味甘。欲得“辛”味，必须将这些酒多次发酵。到了宋代，酿酒技术已经高度发达。宋人已经掌握了先“甘”后“辛”的酿酒工艺，对酒的性味的认识也相应推进。

第四，对宋代困于酒原因的揭示。对个人来说，酒可疗疾，也可致疾。致疾的原因是酒性热，过量饮酒，热气破坏了身体平衡。人们过量饮酒的思想根源是放纵欲望，由此导致理智的紊乱。所谓“今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14]159“以酒为浆”是把酒当饮料解渴，“醉以入房”是说酒色同时不知节制。“以妄为常”则是说执迷于醉后幻相，理智迷失。这些都可以说是“酒气独胜”的表现。

朱肱的《北山酒经》在对酒的性味、功过等方面的看法与《酒谱》一致，“酒味甘辛，大热，有毒。虽能忘忧，然能作疾。……酒所以醉人者，曲孽气之故尔”。[15]6对酒的性味的看法，朱肱没有像窦苹那样说明其出处，“甘辛，大热，有毒”或许是窦苹、朱肱那代人的通行看法。“曲孽气之故”即“酒气独胜”，表述不同，实质为一。但朱肱著《北山酒经》，其对酒的看法亦有独特之处。

第一，他强调了酒对人类的必要性。所谓“礼天地，事鬼神，射乡之饮，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自搢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渔父樵夫，无一可以缺此”。[15]19“无一可以缺此”表明酒对各个阶层民众都是必要的。基于此，他批评了佛教戒酒观念，而竭力为酒辩护。“惟胡人禅律，以此为戒，嗜者至于濡首败性，失理伤生，往往屏爵弃卮，焚罍折榼，终身不复知其味者，酒复何过耶？”[15]19过度饮酒，伤身乱性，但此非酒之过。将酒的价值与人的行为分割，这是对汉人（如孔融）观念的承袭。

第二，朱肱明确提出“酒之功力，其近于道”的观点，饮酒亦是精神的修炼。具体说，饮酒可以满足人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平居无事，污尊斗酒，发狂荡之思，助江山之兴，亦未足以知曲蘖之力、稻米之功。至于流离放逐，秋声暮雨，朝登糟丘，暮游曲封，御魑魅于烟岚，转炎荒为净土。酒之功力，其近于道耶？与酒游者，死生惊惧交于前而不知，其视穷泰违顺，特戏事尔。彼饥饿其身、焦劳其思，牛衣发儿女之感，泽畔有可怜之色，又乌足以议此哉？鸱夷丈夫以酒为名，含垢受侮，与世浮沉。”[15]23-24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生活（“平居”）是平庸的，饮酒能够为平庸的生活带来不平凡的惊奇。对于失意落拓之人，灰暗的心态需靠饮酒完成转换。死生、穷泰等人身际遇亦需要饮酒来调节。进言之，不管处境如何，飲酒都可以充当精神生活之依靠。在此意义上，朱肱将“酒”与“道”并提。

第三，酒近于道是因为酒可以“移人”。饮酒不仅可以作用于人的身体，而且能够变化人的气质情性。“善乎，酒之移人也。惨舒阴阳，平治险阻。刚愎者熏然而慈仁，懦弱者感慨而激烈。陵轹王公，绐玩妻妾，滑稽不穷，斟酌自如，识量之高、风味之媺，足以还浇薄而发猥琐。”[15]31酒以热力贯通血脉，使人胆气豪发，性情移易。人在酒的作用下“变形”，存在的多重可能性由此转化为现实。

六、余 論

大量宴饮，浮华腐化着人心，而人欲的放纵往往导致人性的堕落。宴饮等繁华的世俗生活带来诸多思想文化问题，也刺激、推动着理学的兴起。反对“苦教”的理学家对宴饮并不拒绝。周敦颐将饮酒视作远离、超越俗尘的生活方式1;邵雍则以微醺来通达造化之原2;程颢时而会“莫辞盏酒十分醉”。3通过饮酒来肯定、重建世间的美好生活，这是理学家的一项使命。随着“苦”意淡化，升天入地的诗酒激情下落到世俗生活。世间的功业——名利——成为美好生活的核心内涵，这直接造就了人欲的放纵，心灵的堕落。饮酒是精神秩序的突破者，并不能充当精神秩序的构建者。理学家提出所以然、所当然、必然相统一的“天理”来收拾人欲的放纵与心灵的堕落，正是对大宋近百年浮华世俗生活所带来问题的回应。当然，规训饮酒乃天理题中应有之义。看起来，理学的兴起与北宋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出现，但显然，二者并非前因与后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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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朱肱.北山酒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9.

责任编辑：钱果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