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晓慧， 王秋扬， 任兆昌

（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精准扶贫是中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大政策。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在2020年彻底消除中国农村的贫困。

笔者深入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县坝洒农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前场镇木署村、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乡等，调查精准扶贫问题，对以下诸问题进行分析。

一、 贫困定义：谁是贫困者

精准扶贫的要点，首先就是识别谁是真正的贫困者，因何致贫，以此找到扶贫的正确方法。2019年1月，在姚安县前场镇木暑村遇上了“争当贫困户”的一个典型案例。

马克思主义小分队成员在木署村入户做问卷和访谈。这一天上午10点左右，调查小组来到一户农家大院。这一户村民盖了占地三间的一层楼砖混结构住房，外墙贴着瓷砖，有一个大院子，总占地约在300 m2以上。

“我家一年要损失一万多”。“隔壁XX家和XX家比我家还好，因为有‘关系’，被确定为贫困户后，每年都可以多得一些。”“这就是看不起我家”。经过男女主人的交叉复述，笔者了解到这户人家有6口人。大儿子结婚，生有一个男孩；小儿子未婚。女主人认为她家应该是贫困户的理由是：（1）全家只有0.1 hm2可种水稻的平田，山地虽然有0.4 hm2，但是种植收益极低，已经抛荒；（2）男主人在家种地，收益不佳；（3）两个儿子在省外打工，工资不高；（4）儿媳生了孩子之后在家照看孩子，不能挣钱；（5）两年前她因生病在楚雄住院花了不少钱。

课题组与他们一起对女主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一，确定总收入。笔者逐一地帮她算账：地里的收成、养牲畜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两个儿子打工的净收入。第二，确定支出。细算一家人的生活费、看病花费和农村“人情费”等。女主人对儿子的生活花销有很多意见，又提出两年前医病花了很多钱。但是，都不能提供“花费”的相关凭证，包括治病。因此，她家不能被确定为贫困户是因为她家的帐是一笔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糊涂账”。

怎样精准识别并帮助贫困户找出贫困的根本原因，是过去扶贫工作中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这一轮有别于历史的扶贫工作开展，首先就需要“精”“准”地分析可能成为扶贫对象的具体情况与问题，现实的争执焦点主要来自于：（1）不会记账。如果一个家庭能把收入和支出逐一记录下来，事实上也才能分析出一个家庭收支的合理性。这不仅仅是用来争取政策性支持，也是把一个家庭当做经营性单位应该认真思考的财务性问题，这样方能分析与管理家庭的经济效益，自己也才能发现家庭收支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2）不会算账。在农民的生活与生产里，其实他们很少计算过基本的成本，比如生产的成本，但是木署村世代以种地为生活来源的农民学会“山地抛荒”，这就是在机会成本诱导之下的一种行为选择，同时，也是对市场变化的一种感知与回应。但是他们距离现代经营的“算账”能力，还是比较远的，例如这一家人总收入必须扣除看病的花销、人情费、儿子外出打工生活费、饲养牲畜的成本费用以及务农的成本费用等，其余不能再被扣除。将所有余下的收入除以6口人，如果2018年人均少于3 050元，她就可以此凭证来申请被确定为贫困户。这样看似复杂的算账，其实是家庭财务管理的一方面，在这一点上，他们距离现代经营思维尚远。（3）“攀比”习惯依然成为农村发展的障碍。这种攀比既有生活上的攀比，例如请客花费要超过前面一家争面子；但是这一次是与村邻“攀比”而争当贫困户—因为这是每年可增加收入的指标，因此，他们开始争夺指标。其实，他们对政策的理解不是太清楚，甚至抱怀疑态度，担心这样的“好事会随着时间消失”，他们不相信在2020年之前，只要他家能证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国家或云南省划定的最低标准，可随时提出申报。

从其他的诸多报道可看出，精准识别贫困户是一大难题，行动者很难量化后确定“谁是贫困者”，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冒充贫困者、“拉关系”积极争当贫困户的现象等。只有能精准地确定需扶贫对象的真实情况，才能实现精确帮扶。

二、 扩展交际圈：彻底消除贫困的一种可能

鲁茸那吉是德钦县奔子栏镇的村民，一个壮实的藏族男子，三十出头，很健谈。鲁茸那吉14岁初中毕业时，没有考上高中，就随村里人到了昆明梁家河打工。在建筑工地上，搬砖、挑沙灰、砌砖、守工地、接电线、安装下水管······其实他也记不清楚自己究竟干过多少工种，也记不清自己到过多少个工地。十余年过去了，在社会大学的打拼使这位藏族男子在这几个方面有了新的能力：（1）正确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不会因为自己与他人的地位、财富存在差距，而藐视或仰视他人；（2）热心帮助别人，能从别人的立场考虑周边人的需求，包括在村里的邻居或自身亲友，不计较利益得失。

正因为他的正确处世方式，他的交际圈跃出了奔子栏的村子。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增长见识，在各工种的劳动中扩展了自己的技术能力。后来他成为一名安装工程的承包者，驰骋于工程管理、施工技术之中，从而获得了远超过诸多人的成绩。

如果假设：（1）初中毕业时鲁茸那吉就回家种地，不远走他乡；（2）或每天虚度光阴；（3）或自私自利，自以为是；（4）或“发展动力不足”等等。这些假设之下，鲁茸那吉肯定就是那个村子里的贫困户，等待着扶贫政策的到来。而他所选择的是跳出固有的生活圈，主动适应社会，在新环境中不断自我学习新技术和处世知识，从而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内化，最终消除了出生环境和周围条件可能留给自己的贫困。

有个段子是这样说交际圈的，一根稻草扔在稻田里，一分钱都不值；捆在白菜上就是一元一斤；捆在大闸蟹上，就是五十元一斤。由此可看出，个人的交际圈基本决定着自身价值。相应地，马云之所以成为阿里巴巴创始人，是因为他放弃了杭州电子工业学校的英语教职，进入一个新的“圈子”；哲学家之所以成为哲学家，是因为他每天都在研究哲学。

如果中国农村的贫困者天天逗留于他原来的“交际圈”内，等待着他的，更多的可能还是贫困与扶贫。在奔子栏镇、木暑村、坝洒农场以及其他地方，既可见到像鲁茸那吉这样从贫困村走出来后主动适应社会变化的人物，当然也能看到长久滞留于村庄内的村民，还有不少数量的“内生动力不足”者。固然，这些未走出村庄的村民可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禁锢着他们迈出村庄的步伐，但是一旦自己的交际圈被限制在村庄内，依赖于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时，他们很难求变革，甚至很难找到合理诉求的基准，只能等待着现代化的浪潮为他们带来一些现代的气息。

三、 双赢：消除合作困境的路径

为消除木暑村72户家庭的贫困，政府、村委会与扶贫的科技驻村单位在政策、资金、项目、技术等方面给予贫困村民最大可能的帮助。这既有来自人文关怀的成分，也有压力体制①压力型体制概念来自于荣敬本的著作《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的转变》。主要指“各级地方党政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和其他目标，采取任务数量化分解和高度物质化奖惩相结合的一套管理手段和方式。为了完成任务与指标，地方各级政治组织（以党委政府为核心）把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落实到下级组织以及个人，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情况给予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主要任务和指标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未达标，即视其全年成绩为零，取消奖励资格），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零和博弈’式的评价体系的压迫下运行的。”下“一票否决”的压力[1]。科技驻村单位为村民的种养殖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种养殖难题基本解决了；农民也比较相信政府、村委会和专家的政策解释与引导。但是，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时代，这些高产的农产品存在着滞销的现象。

于是，经多方协调商议，由村委会与科技驻村单位组建一个合作社运营，村民将农产品交合作社输送到市场变现。考察这个合作社时发现，合作社除了新建房屋和少许设备外，“合作”并未发生。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物化平台主要是缺少交易关系，因此合作社只有外形，而无合作关系的真正内涵。

试想，招10名有一定交往能力的村民进合作社，预先垫付他们的工资，由他们去发现市场，开发市场。他们的任务就是将当地生产的农产品送到域外的市场售卖。以常见蔬菜为例，昆明东三环的大白菜批发价大约是0.7元/kg，青椒2～3元/kg，土豆1～1.4元/kg，每天销售量约为2 500吨②昆明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王旗营蔬菜批发市场2019年7月25日与26日的蔬菜成交量分别是2 494 t和2 636 t。参阅昆明景臻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王旗营2019年7月26日蔬菜综合批发平均价格统计[EB/OL]. http://nyj.km.gov.cn/c/2019-07-26/3071066.shtml.，就木暑村那一小小的产量，在这大市场中就如一滴水，分到一杯羹，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有这样的销售队伍，可以快速实现市场出清。还可以假设，半年期过去后，这些村民中有3～5人能锻炼成合格的经营者，他们可以把蔬菜运到楚雄或者昆明变现，保证了木暑村农产品有可靠的销售渠道，这样就确保了村民源源不断的产出可以变现；同时，因为这些农民销售队伍得到了市场的锤炼，逐步成长为一批专门售卖农副产品的商人。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合作社的组织运行实现以下目标：第一，赢利，确保这些销售人员有自我造血功能；第二，把村子里面的农副产品售卖到市场上变现，使生产与销售环节能对接；第三，培育了一批能够销售农副产品的“农民商人”。他们甚至能够起到带头作用，把很多人带着走出村庄，扩大交际圈，使这些人逐步脱离传统农业模式。

这并非不可行，在经济学家舒尔茨著作《改造传统农业》[2]、法国H·孟德拉斯的著作《农民的终结》[3]等，都阐述了这一症结的解除理论。在中国，最好的榜样是中国温州农民的“消失”，从这个典型案例中可发现其规律就是：在一部分人的带领之下，在有利可图的市场诱导下，“洗脚上岸”的温州农民纷纷改变交易圈成为工商业者，温州农民在三十年内全部消失。再仔细观察我国家族式的经商成功经验，都是先富一个人带动一群人，逐步走向市场，最后成功地实现了职业转型。

目前，在精准扶贫案例中，都会出现类似木暑村一样，积极建立各种平台—但是，这些专家教授、政府官员都没有张五常卖桔①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在1983年12月25日在香港街头卖桔，考察市场交易和价格，后来写下经济学名著《卖桔者言》。经历的观察与领悟[4]，很多人甚至缺少市场经验，他们更多的是技术或协调服务功能，也很少对这场交易的财务负责，因此，就会主观地认为建立合作社就可以解决难题。事实上，任何经济行为都需要靠市场来解决，没有利益做导向，人为制造的机构很有可能不成功。合作社，如果不能给参与者带来直接利益，合作行为将很难发生。

四、 结束语

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这里仅仅列举常见的三个问题。精准识别是比较容易引起村民相互关系紧张的一个行为，因为获得“扶贫建档立卡户”资格的农户，就意味着有额外增加收入的可能。所有的推选等各种办法，固然有其快速特性，但更合理的是要教会农民记账。在2020年彻底消除中国农村的贫困时，不能有一户人家掉队。

扶贫应该有三种层面，第一种是村民一时遇上困难，扶一把，这是当前农村当中最多的，通过走市场化道路可以解决。第二种是由于缺乏劳力、鳏寡孤独、或者因病致贫，这需要政府来保底。第三种是由于家庭积累太少，需要修改新的房屋或自然灾害，如果没有外力帮忙，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就需要用给予的办法来确保脱贫。但归根结底，扶贫应该从输血到自我造血，这才是消除贫困的根本出路。